《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大序》曰：「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论诗之正变，千古尽此数语。后世说诗不得其道，则有支离疑误漫衍而无所归心者矣。宋人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支离之说也。夫诗以理性情，性情者，人人所具，圣凡所齐同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为五常之一，恻隐之心，犹言恻隐之情也。人能扩而充之，则恻隐之情，可合于五常之仁。舜得八元八恺以为相，虞书不言其才，所可知者，元为善之长，恺悌君子见于诗，必有仁德者也。郑子产之当国，民不能欺，列国不敢加兵于郑，其才可知。而传称为古之遗爱，亦可谓为仁之一族。是才者，未尝不在仁之中，而亦未尝出于性情之外者也。千古圣贤，教人为仁者也。今之后生，学圣人为仁者也。温柔敦厚，诗之教，亦仁之教也。今曰诗有别才非关学，则是先王之泽可忽，礼义之懿德不可好乎？且孔子明言：「小子何莫学乎诗矣，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盖本有粲然之理矣。至过武城而笑弦歌，与点而同乎风雩浴沂，此圣人天趣之洋溢，非不衷于理也。孔子教人以兴观群怨之诗理，而亦同情于弦歌风浴之趣致，是趣者，未尝不在理之中，而同归于诗教者也。而必曰诗有别趣非关理，是支离之说也。宋自庆历以后，天下治韵语者皆宗杜甫，而有为之颂说者，曰老杜诗外，大有事在。夫言事者，如志虑忠纯，殷忧黎元，奔走不忘行在，是可贵也。而必曰在于诗外，是以诗与事为二本也。周公，千古之诗人也。尹吉甫，亦千古之诗人也。有其诗发于中，自亦可有其事业验于外，特事业之见与不见，则有幸有不幸耳。盖古之所谓诗人者，温柔敦厚，达于权变，根柢情性，感召人群，止乎礼义，怀其旧俗，岂有不能办天下之大事者乎？今人见稷契无诗传于后，以为以民饥溺为怀者，决不当作诗，遂谓杜甫自比稷契为妄，而为之宽假者则曰老杜诗外大有事在，疑误后学，莫此为甚。不知诗根于道而不根于艺，稷契不害其无诗，周公、尹吉甫不害其有诗，杜甫不害其自比稷契。今必分事于诗外，是其志亦不广矣。宋儒朱熹尝有「荒于诗」之戒，而惑者味道之深，遂曰，口中之诗不必有，胸中之诗不可无。黠者张之，以为吾道矣，吾胸中有诗矣，三百首皆如吾诗之存于天壤间，阮陶李杜，特文人不知道而徒为诗者尔。则予圣自居，以矇瞽之献箴诵诗者待人，温柔敦厚之道何存？呜呼！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则其人殆亦纵横诡辩之不入道者耳，其言亦漫衍而无所归心矣。予治诗已二十馀年，诗无所进。原知诗之所以为诗，自谓贤于昔者。挽近说诗，更有援泰西诗篇以绳吾华韵语者。故喻其体，必曰以旧瓶贮新酒，自序所诣，则但丁、莎士比亚、弥儿敦之名字满纸，其惑与上述之事正同。盖中国自有中国之国民性，衷乎才性，发乎情理，自可发皇光大中国之国诗。乌在学步邯郸，失其国能，断鹤续凫，自取其悲忧乎？民国癸未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初刊予《培风楼诗》，今夏复当重版，因益以近二年之作二百四十馀首埤附其后，属当自序其原委，因成诗说一首以代自序，庶海内知言之君子，共諟正其失焉。民国乙酉年五月邵祖平自识于成都国立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