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宗法桐城而有变化发展，选编《经史百家杂钞》以为文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总名《曾文正公全集》。

昔元遗山有「诗到苏黄尽」之叹，诗果无尽乎？自三百篇而汉魏，而唐而宋，涂径则既尽开，国土则既尽辟，生千岁后，而欲自树壁垒于古人范围以外，譬犹居今世而思求荒原于五大部洲中，以别建国族，夫安可得？诗果有尽乎？人类之识想若有限域，则其所发宜有限域；世法之对境若一成不变，则其所受宜一成不变。而不然者，则文章千古，其运无涯，谓一切悉已函孕于古人，譬言今之新艺新器可以无作，宁有是处？大抵文学之事，必经国家百数十年之平和发育，然后所积受者厚，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间。而所谓大家者，必其天才之绝特，其性情之笃挚，其学力之深博，斯无论已。又必其身世所遭值，有以异于群众，甚且为人生所莫能堪之境，其振奇磊落之气，百无所寄泄，而壹以迸集于此一途，其身所经历、心所接搆，复有无量之异象，以为之资，以此为诗，而诗乃千古矣。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欧西之莎士比亚、戛狄尔，皆其人也。余尝怪前清一代，历康雍乾嘉百馀岁之承平，蕴蓄深厚，中更滔天大难，波诡云谲，一治一乱，皆极有史之大观，宜于其间有文学界之健者异军特起，以与一时之事功相辉映。然求诸当时之作者，未敢或许也。及读金亚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乃无涯畔。吾于诗所学至浅，岂敢妄有所论列？吾惟觉其格律无一不轨于古，而意境、气象、魄力，求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比诸远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呜呼！得此而清之诗史为不寥寂也已。集初为排印本，余校读既竟，辄以意有所删选，既复从令子仍珠假得先生手写稿帙，增录如干首为今本。仍珠乃付精椠，以永其传。先生自序述其友束季符之言，谓其诗他日必有知者。夫启超则何足以知先生？然以李杜万丈光燄，韩公犹有群儿多毁之叹，岂文章真价，必易世而始章也？噫嘻！乙卯十月，新会梁启超。

谨案：先君诗集，粤匪乱后所作，自题曰「秋蟪吟馆诗钞」。捐馆以后，丹阳束季符先生允泰垂念金石至契，力图传播，属仁和谭仲脩先生献选成一本，于光绪戊辰序刊杭州，用先君自署词稿之名，题曰「来云阁诗」。板存金陵书局，经辛亥、癸丑两次兵事，不可踪迹。嗣还与家兄遗商定，仍用「秋蟪吟馆诗钞」旧题，覆印束本，加入词稿、文稿，以活字板排行，以饷世之欲读先人遗著者。时与新会梁任公启超同客京师，承于先集有「诗史」之目，详加釐订。复以纪事钜篇，谭选尚有未尽，加入数首，属还付手民精刻，并许刻后覆勘。会梁君南返不果，还敬捡手稿及束本校读，并就仁和吴伯宛昌绶、长洲章式之钰一再商榷，是为今七卷本。告成有日，用志颠末。丙辰五月，第二男还敬记。

亚匏先生生二子，长名遗，字是珠，次名还，字仍珠。仍珠与余交最密。光绪乙酉科举人，入河东运使幕，由佐贰保升知县，分山西补用，委办归化城教案，为晋抚岑春煊所赏，调充抚院文案。光绪壬寅秋，赵尚书由山西布政使护理巡抚，余就其聘为内书记，始与仍珠朝夕相见。

癸卯，尚书调任湘抚，余与仍珠同案奏调，同充抚院文案，余司财政、商矿、教育，仍珠司吏治、刑律、军务、交涉。旋出署澧州知州，政声卓然。未半年，调回文案。桂事起，湘边吃紧，仍珠筹画防剿事宜，因应悉当。力保黄忠浩熟娴韬略，可以专任，尚书深韪其言。尚书奉召入都陛见，陆元鼎继任，仍珠仍留文案。陆过武昌时，张之洞痛诋黄忠浩与革党通，不可再予兵权，意欲以张彪代之。陆与仍珠疏，初颇疑金、黄句结，后黄军所向有功，仍珠善于料事，又长辞令，陆大信任之。时尚书已拜盛京将军之命，奏调仍珠赴奉。余本以文案总办兼财政局会办，仍珠至，以文案总办让之，仍令余会办，又令仍珠会办财政局。未几，又令会办农工商局。终尚书之任，仍珠未离文案。尤长于交涉案件，日、俄战后，收回各项已失主权，皆其襄赞之力。嗣因营口开埠，章程草案与直督幕府刘燕翼龃龉，大为袁世凯所恶。尚书内调，徐世昌继任，竟以财政案与余同时革职，实则仍珠仅会衔而不问事，乃同被其谤，冤矣。

余二人既同去官，同回上海閒居，旋为端方招入两江幕府，又为锡良调至奉天，委办锦瑷铁路交涉，锡又委以奉天官银号会办。尚书二次出关，仍珠仍任文案总办，兼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武昌事起，清室动摇，尚书委署奉天度支司，辞不就任；且侦知奉省有潜谋革命者，张作霖势力渐张，力劝尚书归隐，尚书犹豫，同官亦设计阻挠，延至共和诏下，方得去位。然以袁世凯之雄猜，尚书之忠厚，竟能绝交不恶，从容入关，皆仍珠擘画之功也。

入民国后，在京蒙古王公，组织蒙古实业公司，公举仍珠为协理，移家北京，入进步党为基金监。梁任公为财政总长，同党公举仍珠为次长，欲藉其深沈谙练之力，为任公补偏救弊，任公甚信赖之。民国十一年，中国银行股东会举为总裁，张嘉璈副之，仍珠能尽张之长而匡其短，维持之功颇大。十四年，在总裁任以积劳得中风疾辞职。由是右偏不仁，神思颠倒，如狂癫之症，逾年忽然清醒，自言如梦初觉，但仍偏废在床。十八年，卒于家，年仅七十三。

仍珠少受业于冯蒿庵，为律赋甚工，未留稿。入政界后，长于公牍、章奏，周密而有断制，能弭患于未形，又深悉社会情伪，善为人谋，有疑难事，咸就商取决焉。余生平受益极多，仍珠亦引余为益友也。弱冠孤贫，笔耕不给，饥驱谋食，事畜增繁，操守甚谨严，虽屡近膏腴而积赀有限。病中以遗嘱付托，不过数万金，身后分给二子及诸孙，陆续耗用，未及一年，已艰窘不能支柱。读亚匏先生之诗，其命宫殆世世磨蝎也欤？是珠尤不善治生，沈于痼习，家居营口，为商人司笔札，潦倒于身，时仗仍珠周济。遗嘱内有分给是珠二子之学费，顷闻读书颇有成，差足喜也。

仍珠殁，余方在南，事后凭棺一恸，怆感万端，有挽诗云：「平生益友惟君最，又到吞声死别时。病里笑谈仍隔阂，梦中魂气忽迷离。已无笔势铭贞曜，祗有琴心殉子期。一恸傥随冥契逝，神州残命况如丝。」「卅年形影相追逐，君病而今四载强。平旦东方神已敞，浮云游子意何长。焚琴燕寝花无主，（侍婢阿琴他适。）啜茗公园树久荒。（余至京，每日在公园老树下茗话。）遗著未编遗嘱在，含悲郑重付诸郎。」庚辰十月初九日追记。

此书初刻成，仍珠以最精印本见赠，展诵数过，藏庋有年。庚辰十月，检书作记，距仍珠之死已一星终矣。仍珠遗稿，百无一存，读者见余所记，可略悉其生平，盖非一人之私言也。景葵。（录入：顾青翎）

孙家（1827年—1909年），字燮臣，号容卿、蛰生，别号澹静老人，安徽省凤阳府寿州（今淮南市寿县）人，晚清状元、政治家。咸丰九年（1859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出湖北学政，升侍讲、侍读。入值上书房。光绪四年（1878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翁同龢同任光绪帝师。历升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郎等职。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家鼐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与李鸿章的见解不谋而合。二十四年，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任第一任管学大臣。三十三年，与溥伦同任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筹画立宪事宜。 戊戌变法期间，孙家鼐主张向欧美学习，指出「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变法乃维护清廷统治的工具，固有制度不可打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不同。二十四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停止新政，囚禁光绪帝，杀「戊戌六君子」。孙家鼐变法立场较温和，遂未被追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帝后西行陕西，孙家鼐被启用为礼部尚书。还京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注重实学，并与张百熙等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开展教育改革。后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总责核定改革官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赏太子太傅。宣统元年，孙家鼐病逝，晋赠太傅，谥文正。《清史稿》有传。

翁同龢（1830年5月19日—1904年7月4日），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人称翁帝师、翁师傅，江苏常熟人，清末大臣、书法家、状元。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翁同龢幼年时的国学教育系由其母亲与姐姐教导完成。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参加科举得恩贡，咸丰二年（1852）壬子顺天乡试中举，咸丰六年（1856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任陕西学政，因病回京。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翁同龢发现诸多疑窦，同治帝下令重审此案，其中涉及“两湖派”与“江浙派”的权力斗争。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四月，慈禧太后命教授光绪帝读书。不久，迁户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历任刑部、工部尚书。光绪五年十一月，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通商十八条，六年八月十八日，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面对两宫皇太后，翁认为伊犁可以割走，但十八条不能应允，特别是在西安、汉中设立通商口岸以及在松花江上行船等两条不可许。光绪八年（1882年），充任军机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主张进兵结合谈判，不可一味依仗刘永福之黑旗军。不久，罢直军机。历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翁同龢对于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推行的洋务运动颇为排斥，对于该运动也有所批评，并影响往后光绪帝亲政后的举措。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以反腐等各理由刁难北洋水师，光绪十七年，暂停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两年。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无能：「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次年，清军战败，中日和议期间，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指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又联合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最终情势无法挽回。次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开始后，6月15日，翁同龢突然遭光绪帝将其开缺回籍。传统说法认为翁支持维新变法，推荐康有为，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故遭到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之名加以罢黜；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在于翁同龢对于北洋舰队的武器更新百般刁难所致，有次恭亲王奕䜣病重，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前往探望，光绪皇帝曾询问恭亲王奕䜣翁同龢是否值得重用，恭亲王奕䜣对光绪帝表达反对意见，最后光绪皇帝在与慈禧讨论后决定忍痛罢黜翁同龢。戊戌政变后又遭严厉斥责，将其罢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先到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署中暂住，然后回常熟故乡。光绪三十年（1904年）病逝于故乡。死后康有为誉之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然而，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说道：「那拉氏（慈禧太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此朱谕实那拉氏与荣禄最毒之计，闻系出于荣禄私人李盛铎所拟云。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然后可以为所欲为也。」可见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为「荣禄私人」李盛铎所草拟。但是康有为在《自编年谱》却记载翁同龢被罢前夕，康有为「为御史李盛铎草译书、游历及明赏罚、辨新旧摺，李上之。」可见康有为替李盛铎草拟之「明赏罚、辨新旧」的奏摺，即是弹劾翁同龢的奏摺，将翁同龢视为「旧」而加之以「罚」。变法派领袖康有为竟然帮「荣禄私人」李盛铎草拟奏摺，岂非怪事？因此，李盛铎不但非「荣禄私人」，而且可能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与拟稿之下，上书弹劾翁同龢。翁同龢的被罢，不是「那拉氏与荣禄最毒之计」，而是康有为「除旧布新」的结果。宣统元年（1909年），翁同龢获得官方「平反」，追复官衔，并追加谥号为文恭。著作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

【生卒】：1833—1907 【介绍】： 清贵州贵筑人，字苾园。同治二年进士，官编修，出督云南学政。光绪间累擢内阁学士，迁刑部侍郎。典试广东，赏梁启超才，以从妹妻之。尝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于光绪帝，擢礼部尚书。戊戌政变，诏褫职，戍新疆。寻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

孙思敬（1843-1891），字伯肃，又字俨若，无锡人。并沿袭了他父亲的堂号意园。廪贡生。文章道德见重当时，以设帐授徒为生，吴稚晖，丁云轩，俞仲还等皆其高足。去世时年仅48岁。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其幼女孙卓如（画家，尤工花卉）搜集了他部分诗、书、画，编辑成《意园遗集》。

胡从简（1844年—1895年），字敬亭，四川省成都府新津县人，清代著名经师大家，著名礼学大师、进士。新津胡氏祖籍安徽绩溪，后迁江西庐陵。综合吴克让的《新津县乡土志》及新津胡氏族谱载，新津胡氏一世祖为宋末元初胡受，从湖北麻城迁入川西。四世祖为胡通海，元末进士，四川昌州知州，后定居永川九龙滩。 时昌州辖大足、荣昌、永川等地。五世祖为胡复初，元末庠生，不仕后充任蜀之荣县东川书院教授。六世祖为明初刑部侍郎，兵部左侍郎胡子昭，与方孝孺同日殉难。明朝传至胡应这一代始迁新津。清初胡氏另一脉相传到十六代胡大斌。又一支传到二十一代胡文魁。这两支也迁到新津。清初至清末，胡氏又相传约十代。胡从简1844年出生于新津。由于明末清初四川的连续兵灾，当时胡家已经式微。胡从简人穷志不穷，“编屦得钱为活。年十九，始读书，刻苦自励。”吴克让《新津县乡土志》说， “胡从简亦岳公再传子弟，邃于古义。” 这里所说的岳公即岳逢阳，字丹崖，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1832）进士。 岳逢阳是清代新津县四位进士中的第二位。岳逢阳家在新津县安西镇月花村，是岳飞第二十三世嫡孙。后来胡从简考上锦江书院邑庠生（秀才）。1874年胡从简肄业锦江书院，时年三十。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建立尊经书院，在全蜀学生三万人中选拔百名入学，录取率0.003。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计划通过尊经书院，以“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方式为蜀中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 为给尊经书院选拔高才生，张之洞在蜀中主持考试，题为周礼社制考。试毕，胡从简被张之洞选拔为第一，入选为尊经书院上舍生，即今天的高年级研究生。据记载，胡从简“融贯礼经，《周礼》、《大小戴记》并注疏皆成诵。”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中，有与胡从简同时第一批考入尊经书院的杨锐，宋育仁，廖平等人。他们虽比胡从简小五到十岁上下，但即使在学术上他们人人皆非等闲之辈。胡从简能在考试中从这批人中脱颖而出，可见其学力之深厚。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 （校长）。王闿运学问深厚，尤注重通经致用。他担任尊经书院山长期间，重振了著名的“蜀学”，使蜀学派一跃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的顶峰，因而在晚清及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名垂千古。钱基博曾指出“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 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足见王闿运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地位。王闿运来到尊经书院后立即考试学生，题目是“玄端，冠端所用。”学生们答题大多依据乾嘉学派大师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流行著作。唯独胡从简“取证经记，曲折旁通，”立即受到王闿运的器重，提拔为斋长。古代的学院分院斋两级管理，相当于现在的校院两级。按国子监的传统，斋长在日常教学管理甚至是寝室管理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斋长既起着维持正常秩序的作用, 也发挥着课后协助教官监督学生言行的作用。斋长有权对违规的学生进行惩处。清末薛福成《庸庵笔记》说，在王闿运指导下，胡从简治《礼》，戴光治《书》，廖平治《公羊》、《榖梁》、《春秋》，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成为蜀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杰出代表。廖平的学说也为后来的变法奠定了学术基础。而杨锐，宋育仁则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政治领袖人物。胡从简终成清代礼学大师。清史资料《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特别将胡从简传附于王闿运传之后，显然是视他为王闿运之得意门生。1892年胡从简考取进士。按梁启超的说法来算，清代的一个童生历经逐次科举考试，最后取得进士功名的几率小于万分之一。社会和朝廷对进士都很重视。按朝廷惯例，胡从简被授予知县即用。七品知县，年俸45到60两白银，禄米45斛（一斛等于五斗或50 升或约为现在200斤），养廉银1200两白银。相比之下，一户农家一年的收入平均才40两白银。胡从简被授予知县，也就是说，凭正常合法收入，他一年的经济收入可以是一般人的十几倍。对于曾在青年时期经历过贫困的胡从简来说，做官无疑是改善家庭物质生活的机会。清史资料《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胡从简传》，《清代学人列传·胡从简传》记载胡从简弃官不做，“乞病归，家居治学，竟不复出。” 胡从简治学极为刻苦，“恒以夜分就灯下纂录，五十而瞽。 ”“所著书有《礼经考》，《礼经释例》，《周礼句读》，《大戴礼记笺》，《读礼管窥》，累六百余万言，蔚若继曲台之后。” 只可惜这些著作今天恐怕已经毁损。查遍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除《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和《尊经书院三集》以外，有关尊经书院的档案和资料现在全部不知所终，其中包括胡从简的巨著。就连尊经书院各位进士的朱卷也都在文献中没有了踪影，只有宋育仁的还在。鉴于尊经书院与戊戍变法的密切关系，这个现象与戊戍变法失败直接有关。西汉学者后苍开创《礼》学以后，两千年以降，研究《礼》学的大家为数众多，其中还包括朱熹等人。由于上古历史文献流传下来的很少，文义考据及其艰难，历代学者在《礼》学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多为论文，专著较少，而胡从简的礼学却有五部专著，六百余万言之巨。通盘比较《清代学人列传》对各位入传学者的学术地位评价，“蔚若继曲台之后”之语的确是极高赞誉。其意为，胡从简是继西汉经学大家后苍著《后氏曲台记》，开创《礼》学以后，两千年来成就最是蔚为大观的《礼》学大师。《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和《清代学人列传》王闿运传一文中还指出，胡从简“蔚为经师，咸守家法，较之诂经、学海所造就者殆有过无不及焉。” 这句评语也是对胡从简的很高评价。清代是历史文献研究考证学的黄金时代和顶峰。清代这方面的大家有许多。光是乾隆到嘉庆年间形成的乾嘉学派就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乾嘉学派奠基人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著述丰富。整个清代考据学学海中有造就者光是出现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中的著名学者就有370余人。胡从简能得到“有过无不及”的盖棺定论，绝对是极大的荣誉。胡从简无嗣，收侄儿胡念祖为子，传其学。胡念祖在学术上得胡从简真传，在尊经书院就读时也是廪生，后又任书院东斋斋长。现存于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尊经书局出版物《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和《尊经书院三集》中刊有胡从简，胡念祖他们两人的论文共15篇。其中胡从简七篇，胡念祖八篇。这三部珍贵典籍是尊经书院留传下来的现存唯一学术书籍。不幸中的万幸，这15篇论文就成了今人了解胡氏礼学的窥豹之管。1895年胡从简逝世，享年54岁。

【生卒】：1844—1918 【介绍】： 清江苏宜兴人，字子静。光绪二年进士。授编修。胶州湾事件后上疏请明定国是以变法图强。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百日维新间擢礼部侍郎。政变后夺职监禁。二十六年出狱，赴杭定居，别字仅叟。

徐致靖（1844年—1918年），字子静，号仅叟，清末高官，维新派人士。江苏宜兴人，寄籍宛平。徐致靖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徐家杰之子。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年），官拜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戊戌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启动。变法开始后，上《密保人才摺》，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变法中多次上书，主张废八股，开书局，裁冗官，上摺保举袁世凯等。变法失败后，在上斜街寓所被捕。徐家认为他必死无疑，备好棺材。后经李鸿章（与徐父为同年故交）疏通，荣禄力保，被判绞监候（死缓）。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八国联军入京，刑部大牢无人职守，请徐致靖回家。慈禧回京后，下诏赦免。后归隐杭州姚园寺巷直至病逝。他被称为“六君子”之外的七君子，参与变法最早最深，逃生后曾劝康有为不要参加复辟。著有《上虞县志》、《奏议》、《仅叟诗文》若干卷，《论语解》（未完稿）。

杨崇伊（1850年—1909年），字莘伯，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人。进士出身。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九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考授广西道监察御史，到任第一疏即弹劾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师创设强学会，导致朝廷将其封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纠内阁侍读学士文廷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丁忧回籍，寄寓扬州，因争抢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澄参劾，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后来，杨崇伊之子杨云史为父平反，正值光绪、慈禧先后逝世，事被搁置，最后于民国十一年为杨崇伊平反，并颁发“含谟吐忠”的祠额。杨家在得到祠额后，重新建造新杨家祠堂，该祠堂直至一九九五年才被常熟地方拆除。

1852-1927 字孟符，渭城区正阳乡庇李村人。自幼跟刘古愚读书。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次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迁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办铁路矿务事。“戊戌维新”期间，负责接奉传旨要务，同宋伯鲁一起组织关西学会，积极参加保国会的活动，也是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之间进行联络的重要人物。维新变法期间，常把朝廷重要情况转告维新派人士及国闻报馆，通过该报宣传变法维新主张，主动承担《时务报》在北京的募捐收款和发行工作。扩大维新思想的宣传。李把《时务报》每期给刘古愚寄100份，扩大在陕西和西北影响。变法失败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0月被革职。遂回咸阳家巾赋闲。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张济远邀请，赴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辛亥革命后，一直任清史馆编修，参与编纂《清吏稿》。晚年回归故乡，著有《春冰室野乘》三卷等。

廖平（1852年—1932年），初名登廷，字旭陔，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后改名廖平，字季平。晚号六译。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清末至民国时期学者、思想家。廖平一生治经学，融合古今中外多种学说，形成一套独特的经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廖平出身于贫困之家，父亲曾为地主放牧，后靠卖茶水为生。廖平早年学习宋学和八股文，昼夜苦读，成年后，仍勤学不倦。同治十年（1873年），补县学生（秀才），三年后参加科试，受到四川学政张之洞奖掖，以学识拔之，入尊经书院，自经解与经学历史省思经今古学。光绪五年（1879年），师从王闿运治今文经学，常就王闿运请业，每至深夜，尤重《春秋》，光绪七年（1881年），注《谷梁春秋》。光绪十一年（1885年）著《何氏公羊春秋续十论》，次年又著《何氏公羊春秋再续十论》。光绪十二年（1886年），刊印《古学考》（本名《辟刘篇》）与《知圣篇》，康有为的作品《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皆受其影响，廖平多次指责康抄袭自己，康始终讳言莫深，不予表态。梁启超承认其师受廖平影响为“不可诬”。皮锡瑞也指出：“康学出于廖”。张之洞甚至认为康有为为廖平的嫡传弟子。钱穆以为康有为剽窃廖平的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道：“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季平范围”。但也有学者指出两人是同时发明，没有抄袭问题。光绪十五年（1889年），廖平赴京应礼部春闱，中贡士。次年补殿试，名列二甲，赐进士出身。朝考三等，授知县。以高堂亲老，不欲远出，改为龙安府儒学教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成都创办《蜀学报》。宣统三年（1911年）担任《铁路月刊》主笔。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赴成都洽谈出版事业，至乐山时，忽发大病，其子廖成励将之抬回，半途卒于河坎场。章太炎撰写《清故龙安府教授廖君墓志铭》。廖平之女廖幼平编有《廖季平年谱》。

曾廉（1856-1928），字伯隅，湖南宝庆邵阳县石牛山（今湖南邵东县汪塘乡境内）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翌年会试后，任国子监助教，参与编修《大清会典》，为大学士徐桐赏识。戊戌维新运动中，曾上书朝廷，指责康有为、梁启超为“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时雀塘铺（今新邵县境内）人樊锥在邵阳组织“南学会”反旧教，倡新学。曾于邵阳学宫会集群儒斥樊“倡邪说，背圣教”，将其驱逐出邵阳。清末，列强入侵，日寇占琉球，蚀高丽（朝鲜），进而图犯辽边，“国将不国”。曾慷慨陈词，反对乞和，主张启用刚正忠义将帅，力拒外敌，以固边疆。八国联军侵华（1900），曾随李秉衡出兵抗击。兵败，李自杀，曾投江为部卒营救。后调任陕西候补道，继续支持义和团保卫北京、天津的反帝爱国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曾因支持义和团而获罪，遂隐居贵州锦屏县的梅屏山下，筑“掘阅园”从事教学与著述。1902年客居贵州后从事于改编元史，著成《元书》102卷，1911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卷。他虽取同乡先贤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而宗旨却与魏源以来诸家致力于广搜中外史料、考订史实以补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称欲继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纲常大义。宣统二年（1910），曾返故乡，长杨塘书院。其时已废科举，兴学堂，曾仍力倡旧学，尚孔孟之道，以“仁学”自勉。民国2年（1913）邀同仁筹募钱粮，建立“岩畔村积谷会”，解饥民之困。民国17年农历六月初三日逝世。著有《元书》等书传世。有《瓠庵集》、《瓠庵续集》。

康有为（1858—1927） 近代改良派领袖、思想家。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授工部主事。1898年与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逃亡国外，归国后主张君主立宪。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溯江西上，游览武昌、汉阳，登临黄鹤楼故址，作七律《登黄鹤楼》诗一首，用“百战山川扼势雄”的诗句来概括此地险要形势，描述黄鹤楼曾见证身经百战、碧血芳草的历史侧面，表达了对时局的关注之情。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清末维新变法派主要发起者，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通缉而出逃。1912年宣统退位后，康有为继续反对共和，1917年曾与张勋合作，发动兵变，拥立宣统帝，是为丁巳复辟，但四日之内就被段祺瑞讨平。1927年在一场宴会后病逝。

陈三立（1859-1940），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九江修水）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光绪15年己丑（1889）进士，官吏部主事，期间曾参加强学会。光绪21年（1895），弃吏部主事官职，往湖南协助其父推行新政，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罗致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戊戌（1898）政变后，以“招引奸邪”之罪革职，移居于江西南昌西山峥庐。后出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清亡后以遗老自居，1937年卢沟桥事变，绝食五日而死。其诗宗尚黄庭坚，风格清奇拗涩，是近代同光体赣派的领袖，梁启超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有《散原精舍诗》、《散原精舍诗续集》、《散原精舍诗别集》。

陈三立（1858-1937） 字伯严，一字敬原，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晚清维新名臣陈宝箴长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近代同光体重要代表人物。年少博学，不拘世俗，因深恶"八股文"，应乡试不遵八股文体，初选遭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1924年４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邀至杭州，泰戈尔特地到净慈寺拜晤陈三立。1937年芦沟桥事变，曾言"我决不逃难。"平津继陷，日军欲招致三立，不应，侦探日伺其门，三立怒，呼佣持帚驱逐，自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有《散原精舍诗》及《散原精舍诗续集》、《散原精舍别集》，又有《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史学家。

【生卒】：1860—1911 【介绍】： 清浙江钱塘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光绪二十年进士。官内阁中书。甲午战后，在沪入强学会，办《时务报》，延梁启超任主编，鼓吹维新。后改办《昌言报》，自任主编。二十四年，办《中外日报》，拥护新政。三十三年，在京办《京报》。宣统二年，又办《刍言报》。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

严修（1860年4月2日—1929年3月14日），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漏生，天津府天津县（今天津市）人。严修是中国清末民初时期创办新学的教育思想家、改革家和实践家，他主张教育救国，致力于教育变革。严修在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实践，他循序渐进办教育，对外国教育进行了广泛考察，取法西方、立足本土办教育的理念。1882年，严修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1894年，严修任贵州学政，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任内曾捐资办学。1897年，严修上奏朝廷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之为“新政最初之起点”。戊戌变法失败后，严修弃政从教回到天津与张伯苓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先后共同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被尊称为“南开校父”。同时，严修也是书法家，在近代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并称天津书法四大家。

吴筠孙（1861年—1917年），字竹楼，江苏扬州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光绪十四年（1888年），吴筠孙中式顺天乡试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二月，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奉旨记名。光绪二十年（1894年），吴筠孙考中甲午恩科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由内阁中书，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山东登州府、泰安府、济南府知府。为政以清慎务实著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升直隶永定河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因治理永定河有功，调任天津兵备道，兼督理钞关。同年，因母丧丁忧辞官。宣统二年（1910年）服阙，授湖南岳常澧道。八月，简调湖北荆宜兵备道，次年三月方到任。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放弃抵抗，隐居上海。民国初年，吴筠孙加入汤化龙、梁启超组建的进步党。民国二年（1913年）复出，任赣北观察使，改浔阳道尹等职。民国六年（1917年）在江西任所突发脑溢血逝世。

夏曾佑（1863年—1924年），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清末民初学者。夏鸾翔之子。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夏曾佑中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五月，散馆，著以部属用，授礼部主事。后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来往密切，并参加了维新派的活动。1895年，居于上海，发表评论于《时务报》。1895年底，到天津，和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戊戌变法失败后，奉派赴安徽祁门县任知县，后因母亲去世，转而在家居丧。其间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根据历史进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中的“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1905年，清朝为实行预备立宪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夏曾佑任随员。考察完毕归国后，历任泗州知州、两江总督署文案。辛亥革命后，1912年5月至1915年7月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后改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1924年，夏曾佑逝世。

丘逢甲（1864年12月26日—1912年2月25日），谱名秉渊，字仙根，号蛰仙，晚号仓海君，一作沧海君，清朝官员、诗人和教育家，台湾府淡水厅铜锣湾（今苗栗县铜锣乡竹森村）客家人，祖籍广东嘉应府镇平县（今梅州市蕉岭县）。光绪十五年进士，曾参与台湾民主国抗日运动，擅长诗文，有《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钞》。

因父亲丘龙章受聘讲授汉文，丘逢甲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福建省台湾府淡水厅后垄堡铜锣湾（今台湾苗栗县铜锣乡竹森村）出生。光绪十五年（1889年），丘逢甲至燕京赴试，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但丘逢甲无意在京师做官，以「亲老需侍」为由返台，受台湾望族，原籍漳州的筱云吕氏（今称神冈吕家）礼聘讲授汉文。其兄丘先甲也因办理乡勇团练、开垦土地等因素，举家迁往台中。

丘逢甲曾到台中「衡文书院」任主讲，后又于台南和嘉义举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奉旨督办团练。次年，清军战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人民激愤，丘逢甲呈文，反对割台。条约生效后，丘逢甲倡立民主国，率绅民奉旗、玺及总统印，献于巡抚唐景崧，并声援义军反抗。5月23日，唐景崧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年号“永清”，唐景崧出任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李秉瑞为军务大臣，丘逢甲为义勇军统领。唐景崧驻守台北，丘逢甲奉命驻兵南崁策应。

5月29日，日军登台，进佔基隆，守军不敌。6月4日，总统唐景崧弃职，乘德商轮船逃往厦门。丘逢甲见局势不可为，便返回台中，携家眷内渡广东嘉应州。离台前有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传颂一时。

丘逢甲内渡唐山后，先后主讲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并与三弟树甲共同成立岭东同文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赴广州，任广东学务公所参议。三十二年（1906年），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三十四年（1908年），被推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宣统元年（1909年），广东咨议局成立，丘逢甲当选议员，既而被推举为副议长。

丘逢甲积极支持姚雨平、邹鲁等人的反清革命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省响应，广东宣布独立，推胡汉民为都督。丘逢甲被选为代表，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民国元年（1912年），丘逢甲因积劳成疾，请假南返。2月25日，卒于广东镇平员山里门第，遗言「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丘逢甲出殡时，“执绋而哭者数千人”，有挽联曰：“忆当年，祸水滔天，空拼九死余生，双手难支新建国；病今日，大星坠地，只剩二三遗老，背面同哭故将军。”

正面评价

丘逢甲少年得志，却弃官返台从事教育工作；乙未割台时，他首倡独立抗日；内渡大陆后则献身推广新式教育，为国家培养元气。终其一生始终对国家抱有高度的期望，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

丘逢甲的诗文曾获得诸多学者高度的评价：钱仲联曾评其《岭云海日楼诗钞》曰「七律一种，开满劲弓，吹裂铁笛，真成义军旧将之诗。」柳亚子谓「时流竟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梁启超则誉为「诗界革命钜子」、「天下健者」

负面评价

反割台运动期间，丘逢甲虽首先刺血上书，反对割台，尔后却提前内渡，其前后言行不一，后人颇有微词。连雅堂在《台湾通史》便作总评为「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 丘氏内渡之际，传闻其贪污，挟带十万两白银之巨额公款而行；但因无实据，亦有持不同意见者，其贪污之事，迄今尚有争议。

陈汝康（1865年—1899年），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州古城（现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人，清朝官员。系出海宁陈氏支系十庙前陈氏。光绪十四年（1888年）24岁时考取举人，1894年被清廷聘为候补主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陈汝康积极参加了在京举人的“公车上书”运动。光绪帝派亲信文廷式出面发起“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准备组成维新变法的亲帝政党。骨干成员有康有为、梁启超、江标、陈汝康等中外人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参加光绪戊戌科殿试，登进士二甲97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同年6月，“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帝，下令追捕新党。陈汝康在潜回海宁的途中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