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之秋，余与陈子其年俱落第，后会黄山孙子无言，意欲以吾两人诗馀梓以行世者。嗟乎！余与陈子少志观光，许身稷契，意谓有神之笔。庶几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谁知萧条瓠落，而与莺嘴啄红，燕尾点绿，争长于钩帘借月，染云为幌之间，岂吾两人之志哉？陈子叹曰：是亦何伤！丈夫处不得志，正当如柳郎中使十七八女郎按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以陶写性情，吾将以秦七、黄九作萱草忘忧耳。虽然昔裴休为相，李群玉能诗，荐授校书郎，而陈去非长于歌词，亦为高宗所眷注。孰谓诗词一道，何尝不得知巳于天子宰相哉。彼尤尚书谓程正伯之文每过于诗，说者以为是时当涂诸公方且以文章荐正伯，尤公之言，可谓识正伯之大者。但不知代往年遥，此事可传，而复可见否耶？为劝陈子生逢尧舜，垂翅青冥，此意宜付之悠悠，旷士之胸，且暂往东皋，与汝石交辟疆冒君，每得一好词，如沈廉叔、陈君宠辈，付莲、鸿、苹、云，品清讴为一笑乐。冬季归阳羡，当复借紫云相伴，又何减尧章过垂虹桥畔，小红低唱我吹箫也。至于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驱遣齐梁，舆台温李，则又当世传写，织帕机房，不必待余扬扢矣。时穷冬凛冽，不亚改之寒甚手颤时，陈子幸为余沽酒。江都宗元鼎定九撰。

光绪癸巳，余宰渭南，初刻《樊山集》。以书抵李会稽师求序，先生诺之。二年未下笔，遽于甲午冬归道山矣。人情于所厚善，每思为垂世之文以传之，视之愈重，则出之亦愈艰。余生平师友若张文襄、鹿文端、李会稽、黄醴陵四公，皆欲列其行状以待后之史官，若廉生、伯熙两祭酒，又生前以志铭相属者，而至今犹负诺，责诚重之，诚难之也。

《越缦堂诗文集》凡一再刻，而《日记》数十册直至庚申岁甫经蔡鹤庼太史集资付印，起同治癸亥四月，讫光绪己丑七月，凡廿七年，得书五十一本，分为八函。劭学之士，几欲家置一编矣。先生诗集刊至甲戌冬而止，后此所作，皆在日记中。同门孙君师郑晚隶门墙，笃于风谊，举先生未刻稿手自编录，都七百六十一篇，釐为十卷，将以付诸剞劂，以余与先生积数十年性情文字之契，属为弁言。

夫先生之诗，自为之而自道之，已屡见于日记中矣。世以其言近誇大，不无后言，其实先生之学原本经术，而于三通、廿四史致力尤□且深，又天姿高亮，记诵精博，故其为诗也，无一语不鲜明，无一字不典覈。其朝庙诸作，如国有大事，王臣蹇蹇廷立而议；山林诸作，如吴越湖山，烟水云岚，鲜翠夺目；其忧愤诸作，如寒熊吼林，怒马突阵，而语无偏宕，少陵稷卨之心也；其閒适诸作，如幽谷鸣禽，烟畦采玉，又如老坡瓢笠，飘然与神仙游，华阳真逸之侣也。至于悼念弟妹，哀挽友朋，语挚情深，泪长心远，如玄鹤唳夜，青鹃挂枝，使读者如辞汉铜仙，汍澜无已。若夫寄耳琴笙，游目衫扇，题红笺于北里，貌翠饰于西园，莫不百琲成文，十香在抱，是又极閒情之致，拾香草之遗焉。盖先生于词，无所不有，而剔其纤者、琐者、妖者、亵者；于体无所不工，而去其僿者、僻者、晦者、犷者。盖不知几经简斥，几经烹煅，而始成此金昭玉粹、天高日晶之至文也。

犹忆癸未冬谒选入都，别三年矣。相见出别后日记示余曰：「此中有《包英姑歌》《题北齐校书图》二篇，乃晚年最经意之作。」余读竟叹曰：「《校书图》诗，金风亭长容能为之，然考据略同，赡丽必逊。至《英姑歌》，则竹垞不能为，西河或能为之，然有此古音，无此奇采。至《题校书图》，则西河又不能为。国朝二百年诗家坛席，先生专之矣。」先生莞尔曰：「吾门有赐，可与言诗。」又尝语增祥曰：「今作者虽多，皆仅有其一体。倘杂试十题，鲜不缩手噤口者。若夫精深华妙，八面受敌而为大家，则吾与子不敢多让。」言既，相视而笑。呜呼！「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邱」，古人且不欲过西州门，吾忍复读先生之诗哉？自光绪己丑后讫甲午六月，尚有日记八本存敝箧中，其中约有诗文百馀篇，会当检出付师郑续钞，以成全璧。

辛酉腊日受业樊增祥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