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1567年7月22日—1643年），字明初，明朝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明朝官员。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今辽宁北镇）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下狱。张鹤鸣以病为由辞职归家。熹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但解经邦力辞重任，结果被熹宗“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据《明史》记载，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在晋则以“抚虏（收买蒙古）、堵隘（再修一座关城）”作为守山海关的方略，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朝廷发帑金20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恢复国土到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六月十五日，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考察了实际地理，听取了各方意见，确定王在晋策略不可行，并同王在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在晋坚持己见，终不悔悟。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天启五年，在晋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就改兵部。崇祯元年（1628年），召为刑部尚书，不久，又迁兵部。因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乡，卒于乡。著有《三朝辽事实录》。

熊明遇（1579年—1649年），字良孺（一字子良），号坛石山主人，江西南昌进贤北山人（今属江西南昌县泾口乡东湖村）。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科江西乡试举人，二十九年（1601年）联捷辛丑科三甲139名进士，三十三年任浙江长兴知县。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擢兵科给事中，多所论劾，疏陈时弊，言极危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怀疑熊明遇与东林党通，上书弹劾他，建议将其外调。后历任福建佥事、宁夏参议。天启元年（1621年）以尚宝少卿进太仆少卿，不久，擢升南京右佥都御史，天启五年（1625年）被魏忠贤革职，并牵连汪文言案，被贬到贵州平溪卫。崇祯元年（1628年）起复，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进为左侍郎，迁南京刑部尚书，崇祯四年（1631年）任兵部尚书，次年清军入关劫掠，巡抚沈棨与中官王坤私自与清军议和，被给事中孙三杰弹劾，明思宗将其解职，不久以兵部尚书衔致仕。致仕多年后又被人推荐起复为南京兵部尚书，改任工部尚书。后因病归家，明亡后隐居不仕。熊明遇在万历年间已与耶稣会人士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 1571-1618）、阳玛诺（Emmanuel Diaz, 1574-1659）、毕方济接触，并与徐光启往来。对于西方科学有颇为深入的了解。在福建佥事任内，他曾向方孔炤与方以智父子前展现他所接触的西学。方氏父子与熊明遇曾一同登临游览太姥山并大谈西学，可说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格致草》和《则草》，是两部介绍西学的重要著作，于万历末年刊刻的《则草》是第一本由中国士人完成与出版的西学作品。他又工诗善文，当时颇享盛名。著有《南枢集》、《青玉集》、《格致草》、《绿云楼集》、《罗岕茶记》等。乾隆四十三年（1778），《文直行书》与《绿雪楼集》被列入禁燬书。

赵东曦（？—1644年），字升之，号驭初，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赵东曦是嘉靖三十四年举人赵廷炯的孙子、嘉靖三十五年进士赵灼的嗣孙，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中举人，次年（1619年）成进士，历河南嵩县、浙江金华知县。崇祯五年（1632年）由知县迁任刑科给事中，上请发起在边塞屯田，充实军用，但没有回音。适逢宣府卫有私下交好的事，王坤当时负责监宣饷，又同期请求调换。于是赵东曦进言：「宣府失事，令陛下震怒，于是逮捕巡抚沈棨、罢免本兵熊明遇。其时王坤才在饮城楼商榷议和，得到边臣长期包庇，不可能卸责；他更誇大边境战事暂停为自己功劳，请求调换。遣派内臣让陛下一用并不容易，现在即使全部撤走都算不早。王坤只顾调官，意图遮掩事实。希望陛下治罪王坤，撤走各使回京。」崇祯帝却说：「宣镇私下求和，是王坤上奏发现的，何谓欺隐呢？」因此贬谪他为福建布政司都事。后来他再获起用，担任行人正、礼部郎中，奉使回乡。弘光帝继位，徵召赵东曦为刑科给事中，未及赴任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