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川右注余诗既竟，语余曰：“诗言志，子之志则既闻命矣，敢问作诗之由，或亦读者尚友论世之一助也。”余尝闻韩愈氏之言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诗者，鸣之一端，而鸣不必皆诗。时鸟鸣春，候虫鸣秋，其为鸣则是矣，然未闻有目之为诗者。余之鸣，犹蝉翼之振，蛙腹之鼓，而被之文字，则正韩氏所讥之乱杂而无章者，曷足以言诗哉？

余年十一时，先君馆于长沙周氏，余随侍焉。君课以坊本历史，说文部首与守温字母，期在疏通文字，略识文字源流与音韵基础。君以《古文笔法百篇》授周公子，余则跽椅上旁听，如是者一年。年十六，君讲学湖南大学，余获与共寝处者又一年。君授以汉魏六朝文，韩愈、王夫之、章炳麟及己所作文各若干篇，经史百家，则听任左右采获。有所质疑，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惟词章靳不以传，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余不能仰体父志，居周公馆时，往往将所作五七言绝句厕文稿中以进，君亦勤为修改。至十六岁，积稿已裒然成帙。柳午亭丈见之，谓诗风近龚定庵。罗庶丹丈见《读项羽本纪》诗，谓押险韵能稳，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丈为余点定《咏雪》（七律四首）、《次韵张昕谈禅》（七律四首）、《春江引》（七古）、《狂歌赠王生》（七古，各诗均载一九三二年湖大期刊，今不可觅得）。丈嗜酒，酒后高睨大谈，汗漫无涯涘，尝诏余曰“熔铸经史入诗则品高”，又曰：“学诗当以青莲为宗。”为讲《越中怀古》绝句，目光如炬，眉睫飞动，至今犹仿佛见之。为《玩月》诗云：“若逢天上玉楼成，天将召我归霄汉。”果以是年谢世（余挽诗七律二章，亦载湖大期刊）。为余改诗者，先君外，独丈耳。生无华屋，死失山丘，知己之感，存殃之悲，曷云能已。一九四四年初秋，余为《大去行》，刊布于沅陵《中报》。主笔汉阳蔡叔和为按语，比之杜老之《北征》，拟于不伦，徒滋愧恧。然抗战八年，流血万里，未更见有诉之声诗，形诸咏叹者，亦可异也。一九四七年一月，余梓行《两间庐诗》于长沙。刘寅先丈序之，语多溢美。解放以后，纽有所作，长沙彭君岩石评为“寓沈忧于平淡”，于是向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者，至是君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王船山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叠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宇。”此吾湘之自然环境，所谓地录也。屈子怀沙，贾生赋鵩，李太白洞庭赊月，杜子美岳麓诛茅，柳子厚汨罗祷风，韩退之衡阳放酒，自古迁客骚人，流寓湖南者，史不绝书。若屈、若贾、若李、若杜、若韩、若柳，皆旷代文宗也，然其流风遗韵，均及身而泯，湖南所产，未见有能殆庶者，岂地灵不必人杰耶？朱明末叶，大儒王船山崛起衡阳，盖去屈子几二千年矣。清咸同间，其遗书稍稍出于屋壁，乡人慕化，作者蔚起，号为湘学。余生丁末造，未能躬逢其盛。先君子日与诸耆宿雍容揖让，论学衡文，余小子亦获于应对进退中亲謦欬焉。一九六八，先君弃世，享寿九十。斯时父党均已先逝，而文化大革命则以不可向迩之势烧葬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而湘学?焉以尽。

凡此，余学文之经历也。余非欲以诗鸣，更未敢欲以诗名。今之此集，类皆鸣其所不得不鸣。其为鸣则是矣，乌得谓之诗哉？更何敢望以诗名哉？蔡子为注刊行，其将暴余诗之不文耶？其将促余诗之速朽耶？

此书之付梓也，出版社同仁与金君丹元实促成之。皆取人为善，成人之美者，谨致谢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陈述元叙于昆明莲花池畔，时年七十有六。

先容我借他人高论一用。

顾炎武语录：“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如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集黄仲则诗：“只知独夜不平鸣，更值秋来百感并。一日尚存休灭性，不妨明日有狂名。” 龚自珍语录：“……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 集龚自珍诗：“幽光狂慧复中宵，尘劫成尘感不销。赖是小时清梦到，四厢花影怒于潮。” 陈寅恪语录：“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鲁迅语录：“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古人并不醇厚》见《花边文学》） 郁达夫语录：“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想头来了，目下流行著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聂绀弩语录：“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馀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散宜生诗＞自序》）“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散宜生诗＞朱正注本后记》） 邵燕祥语录：“……而打油诗之所以为打油诗，不管各家风格迥异，其关注民生，直面现实，疾恶如雠是一致的；可以说，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这些打油诗的灵魂。″（《当代打油诗丛书弁言》，见《夜读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一月第一版）。全文参看本书“附录″） 钱理群语录：“……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打油诗的变体（何按：指周作人创作和议论过的“杂诗″一类），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创作。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自然是聂绀弩。人说他‘以杂感为诗′，正是承继著鲁迅、周作人那一路的。他自己则一再表示‘微嫌得句解人稀′，舒芜认为这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徵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于用‘打油诗′的形式来表达的。聂绀弩与同时代诗人（这又是相当长的名单：杨宪益、李锐、黄苗子、邵燕祥……等等）的试验證明，‘打油诗′的形式，既自由又随便，为个人的创作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纠缠的复杂情感、心绪，具有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的容量。尽管它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但我想，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里，打油诗体是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的。（《２０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见《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

当了一次“文抄公″，套用文天祥《集杜二百首?自序》中的话来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各家“先代为言之″，且奇警精辟、生动传神，只好照录可也。

在下医馀为诗，正如聂翁所说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旨在自娱″。关于诗的游戏论，在我心中思之已久，正好借此处一吐为快。荷兰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人》书中有《游戏与诗》一章系统地论及这个问题，哲语连珠，全面详尽。但西方之说与中国国情终有隔阂，比他早一百多年，清朝诗人张问陶已有一首七绝道破玄机：“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它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之后，又有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并进而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王国维所论之“文学″当然包括诗在内，而且诗是文学“大家族″中最重感情者。古今中外各家的游戏说，我的理解是可归结为“童真″和“缘情″。童真，“六九童心尚未消″是诗家的最高境界；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一提到“诗缘情″说，人们自然会想到“言志″和“载道″。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看到诗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为了为己所用，他们把“言志″、“载道″的真善内涵抽去，而不断地塞进皇家的私货，改制成两把枷锁，堂而皇之地套在诗身之上；另诱以科举功名，压以文字大狱，就像一把双锋利剑，欲令天下诗人尽入彀中，于是应制诗年年不绝，代代无穷。后又有“服务论″，诗成了服务小姐，“顾客″便是上帝，要察颜观色，到头来只能唯唯诺诺，莺歌燕舞，供上一笑。后更有“工具论″，诗变得更加可怕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舆论工具″之一，如此，“为诗欠砍头″（陈寅恪句）随时地威胁著诗人的心理，这种充满著血腥味的危险的“游戏″，当然是儿童不宜的了，更何来无忌童言。总而言之，各家所说的“游戏″是指心灵的游戏，诗词既然是心灵游戏，尘世当大赦之，不要让它去“服务″，去投其所好，也无涉功利，要还诗人心中一个儿童乐园，还诗人一角自由天地。任情率真，无拘无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陆机《文赋》），钱理群所评的“打油诗″正是这种境界。拙诗道：“我爱诗真略带油″。

现在，请来看看本书封面，此乃诗书画印大家林锴兄设计的，上书“杂花生树，乱石崩云″八个大字，是我撰的集句联，“杂″“乱″两字正好借来形容我这卷“打油诗″。“杂″，朋友们可理解为“杂诗″、“杂文″、“杂家″、也可以看作是“杂货摊″。此外，“杂花″也是野花，我写诗既非家传，也无师承，纯属自通自娱，带有点野性不足为奇也。至于“乱″，吾诗不言“志″，不载“道″，不入“温柔敦厚″囿内，不衫不履，无教无法，“情之所至，诗词自来″而已，上述种种，是不是“乱″了套？但祈读者不会联想到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中的“乱″字，善莫大焉！

清入张潮道：“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亦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无憾耳。″现《点灯集》编成在此，对上述诗文议论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龚自珍知交魏源曾有信给他进忠告：“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不择言之病″,吾诗亦有，愧无良药，只好由它。但香港大学教授周锡韦复兄来信竟道：《点灯》诸诗“口没遮拦，生动而过瘾”、并不以“口不择言″为病，反以为佳，他的说法亦是很多朋友的观点，可见时代不同了。历史在进步，拙诗道：“友尽与时俱进者″，此所谓也。

是为自序。

二零零三年于点灯书屋

诗歌须为时而作，白傅言之久矣。变风变雅，此内容变化之时也。宋词元曲，此形式变化之时也。乃至于语体白话，此受欧西诗风浸润，内容与形式皆变之时也。

吾友何君永沂，以其精微洞察之力，写机智辛辣之诗，针对时代，与白傅讽谕异曲同工，可谓为时而作。以“点灯″名集，显幽阐微，洞烛世态，此诗人立言之旨也。铸鼎象形，顽廉懦立，此诗人入世之愿也。读何君之诗，当作如是观。

《点灯集》作者自谓其诗“不伦不类、不规不矩、不温不柔、不敦不厚″，“正统派、庙堂派都看不上眼″。窃以为《点灯集》之价值，恰在于此。

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象，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象、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一个失掉自我的诗人，不成其为诗人。《点灯集》有黄仲则，有龚自珍，有聂绀弩，更有作者自己——一个昂然而立直面人生的智者。

我是“江湖一个野诗人″，未入庙堂，不属正统。酷爱聂诗、熊诗、何诗。聂、熊、何均为反温柔敦厚诗教之最力者，何尤甚。读他们的诗，可治文人的软骨證。

君诗取径广阔，今古同参，尤于当代名家之致意焉。读其诗，冷焰奇气，迫人眉宇；风雨鸡鸣，惊人好睡。尤复博采语汇，腐朽神奇；直抒胸臆，奴视风雅。或有病其放诞不醇者，不知其可贵处即坐是。温柔敦厚云云，乌足以牢笼才人也哉。

永沂先生正式出版《点灯集》，忆录以往所上笺启中的读后之语以代评：（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先生诗功日深，诗境日进，“不作人间第二流″，正非虚语。《自嘲》四律，郁怒排宕，如“诗随序变观桑海，邑有盲流愧杏林″，“未缘酒烈销前事，肃听宫深唱后庭″诸联，最与散宜生神似而非貌袭，佩服佩服。（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一日信） 拜读大作《点灯》（六——八月）选录，美不胜收。其中《大梦》二律、《主、奴才、奴隶》（六叠），皆淬然见道之音，非寻常吟咏。而《夜饮剡溪值月圆》一绝，淡墨浓情，尺幅千里，尤得风雅之正，讽诵涵茹，心胸开宽，不徒艺境高妙已也。（二零零一年九月廿一日信） 大诗《三笑》三律，曼衍鱼龙，忧深虑远，吾于笔墨外窥其用心，即以“我存我处费吟哦″品之，何如？大作熊鉴诗集代序，深入自得，而又足以阐发熊公诗心，论文难到之境也，佩服佩服。解“涌血成诗喷土墙″之“墙″，尤出人意外，顿开茅塞。（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信） 大作美不胜收，赠侯井天先生四律，尤见功力，“修道懒观儒外史，得闲来坐井中天″一联，概括侯公平生，深抉笺聂心事，巧切姓名而不伤雅，得散宜生家法，佩佩。（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永沂《点灯集》要正式出版，大喜。记得八年前我曾有诗题道：“敢在深宵大点灯，管他太守是田登。诗如紫外光犀利，穿透泉台十八层。″今觉意犹未尽，再题七律一首为贺：“何郎讽鬼又欺神，郁郁文章猛谑辛。说笑无妨三石假，言情必认十分真。点灯偏不留官面，起搏因怜缺氧人。正值儒林萧瑟日，杏林开出一枝春。″ 何大夫：……君自谓首先是大夫，其次乃诗人。弟未经君号脉，医道深浅未敢断。而作为诗人，君真一等才也，所作往往妙语如珠。而集句联一集，有庄有谐，有的令人喷饭，有的令人沉思，有看似未工而转妙者，佩极、佩极。（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一日） 余患眼疾，持放大镜反复阅读《点灯》诗，视为一大快事。还用卡片抄下几十副诗句佳联，在手边常读常新，有的佳句，在反复玩味之馀，兴犹未尽，忽而兴来就用宣纸写出，挂在书架旁以求读得方便，抬头便见也。

宋诗论大家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曰“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钟秀评：“严仪卿曰：‘诗有别才′，千古定论。″（《观我生斋诗话》卷一）何君永沂读医书，操医业，而善于诗，洵具天赋“别才″、“别趣″。

严氏下文接云：“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李东阳评：“然非读书之多，穷理之至者则不能作。论诗者无以易此矣。″（《麓堂诗话》）李肯定严说是。永沂业馀芸窗穷研历代名家诗词，涵泳融贯，取精用宏，造诣诗风别具一格，正證严说不诬。

严沧浪又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崔旭评：“学者识之体，悟者识之用也。‘读书破万卷′，学也；‘下笔如有神′，悟也。″（《念堂诗话》卷三）严、崔所说“入门″、“立志″、“学与悟″“体与用″，皆植根于“识″。何君之诗有自己独具之“识″，不蹈凡俗，不落言筌。又与上说合。

才学识三者萃于一身，宜乎《点灯》卓尔不群。

在岭南，像熊鉴这样的诗人还有不少。由于他们“公私交往久之，肺腑相倾，肝胆相照，蹇运近似，诗道复合″（李汝伦语），而且常有唱和，他们的诗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中国当代诗词界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独特的诗派，我想大概可以名之为“岭南派″吧。熊鉴、李汝伦、朱帆就是这个流派的代表。其实它至少还应该包括另外两位诗人，一位是身居武汉的，以“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的脍炙人口的名句而蜚声海内外的八十五岁高龄的老诗人贺苏先生；一位是以《点灯集》饮誉诗词界的中年诗人何永沂先生。（《读＜路边吟草＞》） 清梦楼主人何永沂兄近拟重订出版其大著《点灯集》，忆昔读《点灯》初本时，曾集其句得七绝一首，诗云：“一自飞霜冷小荷，尚留莺唱绕南柯。烟花散尽天如墨，起读文山正气歌。″此集句诗自觉尚浑成，当合清梦楼主人脾胃，此亦不评之评也。

诗之为道，有如佛法，以心传灯，光明不绝。何子永沂以点灯名集，其意或在斯乎！抑谓前灯已熄，何子以大精进力，见身为灯，欲度世人于渺漠暗冥之乡乎！

《点灯》诸诗，生动而过瘾，顺情直遂，口没遮拦，又能出以形象，为社会传神，为生民写照，而又有真我在，此境良不易到，佳作也。

何君点的是“无影灯″，手术台上，一切清楚了然。于苦笑热骂、长针利刃间，隐藏著医者的仁心，所以为贵。有诗人之诗、学人之诗、画人之诗，何君的是扁鹊、华佗之诗。药石有灵，触手生春，深愿如此。

何子永沂，真率之士也。术擅歧黄，性耽吟咏。所为诗词，渊源有自。悄立市桥，仲则之吟肩常拍；狂胪文献，定庵之坠绪遥承。尤可贵者，每以良医之眼观世，洞察疮痍，深明痼疾，故形诸笔墨，虽多骇俗之言，而皆率真之情也。如“随风日夕软丝长，舞态翩翩绿满塘。愧我亦曾腰几折，有何本事笑垂杨”(《垂杨》)，讽世之馀，亦反躬自问，具见仁人心肠。彼胁肩奔走，曲学阿世之徒，诵此能不愧死乎?又如“任是深山多绿意，也应无计避红尘。半生气短空馀骨，六载宵长苦待春”(《山居秋思》)，已落红尘，何来净土?纵欲追寻，亦犹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终归一梦。梦已成空，犹自苦待，其理想之执著，信念之真诚，直可感天地而泣鬼神矣。诵定庵“宫扇已遮帘已下，痴心还伫殿东头”之句，能不感极而生悲，悲极而奋起乎?际此星沉月落之时，一灯熠熠，红接混茫，照征人之前路，慰志士于长宵，岂不远胜于州官之火，旋烧旋空也耶。

永沂兄敏于事变，写作甚勤，贴近时代脉搏，弥漫社会气息，嬉笑怒骂，见诸笔墨。惟于诗律则不甚措意，大抵自成一格，深具打油韵味，琅琅上口，抵死幽默，读者当有会心焉。其实诗艺多方，而大盗不止，虽秉春秋史笔，于事何补，要识牢骚发尽，旋惹新愁。湘泉痛饮，万方多难，抒情言志，自保灵根。诗中自有一片性情天地，繁花异卉，永沂惜之，并邀共勉。有诗为赠：“久慕医生大点灯，肺炎菌毒语丁宁。人间多少荒唐事，失笑统归非典型″。

作者：熊盛元 忠州陈兄仁德，世家子也。其曾祖虔安公学究天人，笔参造化，所为之诗，骨格坚苍，如“太息中原万派波，星霜驰逐易蹉跎。田间夥计骞鸿鹄，马上雄威喷鬼魔。沧海横流鱼鳖祸，绿林随处虎狼多。吾生不幸膺时变，痛哭乾坤唤奈何” （《庚申和李峙青感世八首》之一），至今读之，犹令人感叹歔欷。其祖父德甫公熟谙地方文献，抗战期间，曾撰《忠县志》，凡九十万言，乡人奉为宝典。其先考懋智公亦耽文史，著述等身。仁德兄幼承家学，于书无所不窥，尤爱诗词，虽食不果腹，衣难蔽肘，而家中犹弦歌不绝。其《忆昔》诗云：“忆昔少年时，终岁愁衣食。果腹一何难，节俭到颗粒。穷骨已伶仃，况乃血统黑。屈辱如影随，忧患皆遍历。所幸一家亲，风雨共朝夕。虽云岁月艰，阖家有喜色。阿父弄长箫，如诉复如泣。阿母时一歌，悠悠吐胸臆。馀韵绕屋梁，温馨生蓬壁。暂忘天地间，滔滔正博弈。此中有至情，他人恐未必。百年指一弹，光阴去无迹。吾父归道山，吾亦老境逼。中夜忆当年，能不起叹息。”盥诵再四，叹息不已。转觉虔安公“吾生不幸膺时变，痛哭乾坤唤奈何”之句，似为谶语，盖天以百凶成就一诗人，幸耶不幸，吾难遽断，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中夜忆当年，能不起叹息”，仁德兄此句虽从曹子建“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点化而来，而实蕴阮嗣宗“月明星稀，天高气寒。啸歌伤怀，独寐寤言。临觞拊膺，对食忘餐。世无萱草，令我哀叹”之悲慨。明人谭友夏曰：“夫叹之于诗，亦不远矣，何难即兴而为诗乎？尝有一言数语，真笃凄婉，如猿之必啸而后已者，非仅系乎才也。”（《秋闺梦戍诗序》）允哉斯语！窃以为，仁德兄诗词亦大抵因“叹”而成者也。“布衣莫起风尘叹，不信雄鸡久不鸣”（《梦回》）， 此少时梦回欹枕而叹也；“投笔种瓜种豆，燃天火，焚尽文章。仰天叹，茫茫百感，前路细思量”（《满庭芳 重到水坪》），此历经磨劫，瞻念前途之叹也；“茫茫千古同一叹，黄钟为贱瓦釜骄”（《醉歌》），此中岁怀才不遇之叹也；“近日几家叹失盗，有时一夜数惊魂”（《黄昏得句》），此老来感伤忧惧之叹也……尤可贵者，仁德兄非仅为个人身世而叹，且深受白乐天“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影响，心系苍生，为国而忧也。盖白傅曾任忠州刺史，而仁德兄又曾著《白居易在忠州》一书，对香山之诗烂熟于胸也。其《世态杂咏十三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四首》、《乞女行》、《古风四首》、《重庆大轰炸》、《文革四十年祭》、《汶川大地震歌》等篇什，皆得白氏“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精髓，不惟关乎国运，裨补时阙，且格高境远，响切声沉，允称佳构。余最赏其《与成都自贡诸诗友茗饮重庆叙旧茶楼，楼即陪都空军俱乐部旧址，凭窗俯看当日珊瑚坝机场，已荒草丛生矣，启宇兄诗先成，谨赓原韵》一律： 陪都事往逐波流，江畔空馀旧阁楼。春梦金陵成痛史，夕阳字水动新愁。

偶分险韵歌三叠，且对高朋醉一瓯。说与路人浑不识，当时冠盖满渝州。

此诗兴象高远，悲慨无端，“春梦”一联，融今昔于一体，较乐天“强来便住无禁老，暗去难留不奈春”叹惋尤深。“偶分”二句，转写诗友逸兴遄飞，笔致扬起，令人忧愁尽去，鄙吝都销。尾联则情绪忽跌，欲吐还吞，咽难状之情于喉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反观颈联，能无香山“莫辞数数醉东楼，除醉无因破得愁”之叹乎？如此高咏，堪称神妙，乐天所谓“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刘白唱和集解》）是也。

“老来渐与世无争，一片诗心见性情。留得琴书随梦在，缀成章句让人评。可能隔代论功罪，应许他年定浊清。又是空山新雨后，桂香月影入帘轻”，此仁德兄秋夜之吟也，其真情高抱，信念操守，悉见于斯。忆客岁初夏，尝与仁德兄同游康巴，涧底寻幽，品林泉之趣；吟边抵掌，论今古之诗。谈及时风之颓，诵定盦“颓波难挽挽颓心”之句，不禁拊膺太息。当此郁闷之时，嫂夫人小丽女史引吭高歌，同游诸子无不侧耳倾听，恍觉身置混茫之前，浑忘今世何世也！岁月不居，倏已经年，俊游情景，萦梦牵怀。承仁德兄不弃，嘱为其《诗词钞》作序，遂草草书此，以酬高谊。仁德诗云：“古谊常如陈酒品，好书须作美人看”，真于我心有戚戚焉。料天下读此书者，亦必心同此感也。是为序。

二0一0年元月三十日，岁次己丑嘉平，盛元草于洪州青山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