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幼多疾病，志学之年，不获以群籍自策，日惟取唐宋以来诗人之作讽咏而已。诵之期年，精神启沃，体中转佳，中间志气之抗坠，性情之通滞，几前后相径庭。每自惊喜而叹曰：夫诗之所以为诗者，效盖至是乎！年二十，始稍稍出里闬，理行役。寻阳出入路所由，而匡庐在焉。匡庐，天下之雄秀处也，其崖峦所磅礴，云物之郁滃，长松飞瀑，朝夕异态，尝攀临不能有所发，然致思所得，固已私之箧中矣。自是历岁有作，篇什稍夥。游学金陵，吟咏尤密。窃维诗者，穷达所交倚，哀乐之节文，若裘葛之于冬夏，俾人以不至大苦者也。祁寒酷暑，人鲜不病，然而御裘葛者，虽病或加轻矣。极贵至贱，穷哀过乐，生死旦暮之所环伺，其危殆至不可口谕。使真知诗者过之，吾知其或免矣。且人之生也，游不能侣鹿豕，居不能友木石。以感焉，以触焉，能无戚戚于中，惘惘于外乎？戚戚者无以声之，惘惘者无以状之，此天之僇人，人类之大苦也，乌足责之？紃察往昔，温厚若三百，蕴藉若汉魏，奇放若太白，雄骜若东野，昌黎之莽苍，次山之朴拙，玉溪之工丽，圣俞之平婉，山谷、后山之精严，香山、放翁之爽垲，其受才虽不同，其于声，其穷达哀乐之情，则一也。知其意者，旦暮遇之。故一人之词，众贤皆备而不为泰，众贤同去而不为约。不知其意，虽旦摹其体，夕肖其声，无益也。鲁男子曰：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庄子曰：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斯二语尽之矣。余受性梼昧，游惰成习，至于心知古人之意，自顾不后人，年已三十过一，未有寸成，而忽遘先君子之丧，万绪悲凉，生人之苦，未有逾是。旧日所嗜唐宋诸家诗，举莫予解，而三十以前所为诗四百馀首，随予南北行者仅七八年，尽刊之则多疵累，去之又良不忍，遂取而痛删之，得二百十馀首，都为一集。嗟乎，余方富于春秋，固当亟究群书，通世变，以蕲益人益己而免于弃物。志诸总总，日不暇给，又何为有刻诗之举？其亦存志念之起伏，备行役之踪迹，因而防极贵至贱、穷哀过乐之或至而求倖免乎？则余亦不能自知矣。诗存写定后，抵书陈散原先生求序，不十日而序来，感其言微有不类余者，因自叙其学诗原委于此，且以质散原云尔。民国辛未邵祖平自识于杭州国立浙江大学。

论诗于变风变雅之后，陶渊明、杜子美其嗣响矣。阮嗣宗、刘越石、谢康乐、陈子昂始各以其神理气骨，才情风格，陵跨一时，然犹古之诗也。至中唐以韵味胜，晚唐以组练胜，宋人以意趣胜，诗始极其变态。时至元祐，诗之流派已尽，勉力拓之，仅得一元遗山而止。元遗山以后，可谓无诗，此诗视时代为隆污之说也。顾诗之所以为诗者，系乎人心，人心之邈忽远阔，至不一律也。追怪物，出宇宙，超泰山，析毫芒，高翥远游，退藏于密，岂可尽量？则如屈原之《离骚》，孔明之《梁甫吟》，元次山之《水乐》，家康节之《击壤》，心声沛布，似诗非诗，又岂可随时代为升降乎？覈而论之，太白之七言歌行，王、孟之五律，东野之五古，昌黎之琴操，玉川之杂言，乐天之新乐府，鲁望之吴体诗，东坡之议论诗，文山之《指南录》，皋羽之《晞发吟》，林林总总，将为异中之同，又复为同中之异，似天壤间不可无此等文字者。则豪杰之士，不受时代约束，虽欲为之画野，不能也。现代之诗，有学于泰西，归而为白话自由诗者，既无所成，而同光诸人为宋诗者，又复凋零殆尽。近十年来，有某报附刊某录，以采风为名，号称荟萃天下吟篇，而从未登载民生疾苦、匍匐告哀之咏。脩禊登高，视为常课，揖让周旋，惟在冠带，予心窃异之。四年前，曾刊布《诗厄篇》一文于《制言》杂志，痛陈二厄十二异之说。（全文附见本序之后。）哓音瘠口，不蒙人察，反以贾怨召闹。卢沟桥变起，天崩地坼，国步再移，寇氛匝地，衍淫江海。所谓某录之诗人，有从贼伏诛者，有身膺伪职者，有坐沐鹰犬之豢养者，有远丐雁鹜之残粒者，蒲稗因依，菉薋缭结，狼贪奴拜，相习从风，诗教不幸，罹此膻辱。嗟我诗人，平日引商刻羽，嚼宫含徵，自许吐纳骚雅，激扬清浊者，今乃秽贱卑屈，曾匹夫匹妇齐民之不如。吾固为吾《诗厄篇》不幸言中而悲，然几亦疑心声之诗，真不可恃，而颂诗知人之义，殆果不可通于今日矣。盖尝推论之，古之所谓诗人者，心期存于道术，忧愉周乎天人，不以穷达异节，不因治乱改操。后世则有在野登进之殊，遗逸阨穷之怨，貌似闲澹，内实躁狭，言皆硕美，中乃螫毒。自潘岳、王融、宋之问、储光羲、郑虔、王维，以至曾觌、舒亶、赵孟頫、方回、危素、严嵩、阮大铖诸人，所历世愈纷乱，而所为诗愈整暇，开卷绎之，几不省其为何代人。彼辈上者固有托二氏以自掩，假山水以自泽者，下者则公然殉利啖名，沈湎爵禄，媕然媚当涂而晞世，庸讵知诗之所以为诗乎？心精销亡，百事舛谬，老佛为之逋逃，山林受其污嬻，猿鹤既惭，且羞卉木。虽曰其才足以登诸坛坫，其声足以被之管弦，吾独哀斯辈之不幸而识字读书，曾不若负耒灌园引车卖浆者之尚足葆其素白也。祖平不敏，早年泛览古者圣哲书传，中岁敬受名师良友檠括，自世之亟变，恒惊立身一亏，负师友而辱先人。值兹大浸稽天，人欲横流之际，要当竞慎于取与辞让出处动静之微，冀可作一遭乱尚堪读书之人。偶然作诗，奚当厕乎今之作者之林哉？顾受性善感，不能无作无存，十年前有《培风楼诗存》一册，谬与世相见，今后续存其稿四百馀篇，纪岁月，述行旅，悯战乱，悼穷黎，颇有峭拔沈厉之姿，无与温柔敦厚之选。既不足为遗山之遗，更不足拟古哲遭乱所赋之变风变雅，然自审其心，尚非浮侈荡佚忘所归者，差足邮传当今大人君子之前，归而焚诸先人之墓，庶几无所愧而已。稿既写定，谬当付锓，爰牵连书述近十年来诗学之蕃变，以及一己于诗之仞识于此。民国辛巳邵祖平自识于成都。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北洋军阀元老张镇芳之子，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表弟。书画家，收藏家，对戏曲，诗词各方面都有登峰造极的水平，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一生致力收藏古董文物，为了不让国宝流落国外，不惜倾尽家财，变买房产，甚至夫人的首饰，从文物商贩手上购回不少稀世国宝字画，包括被尊为中华第一帖的晋陆机(平复帖)，国宝中之国宝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是传世最早的卷辐画，还有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李白(上阳台帖)。他购古文物绝不是待价而沽，他认为金钱有价，国宝无双，绝不能落入洋人外邦手中。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愿当官。解放后，他先后将平生购下的珍贵文物捐献给回国家收藏。可惜的是这位倾囊捐献的张伯驹，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打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得到国家相应的回报，1982年2月，张伯驹患病进了北大医院，被院方认为不够级数，拒绝为他更换到较舒适宽敞的病房疗养。这位千金散尽为国藏国宝的大收藏家鉴赏家终于离开人世。据说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近代著名学者，红学家周汝昌对张伯驹的词推崇备至，在丛碧词写跋说道：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殿后，把他与李后主相提并论，可见将他词放在何等崇高地位。其序云：欲识先生之词，宜先识先生其人，词如其人，信而可徵。我重先生，并不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收藏家。一见之下，即觉其与世俗不同，无俗容，无俗礼，讷讷如不能言，一切皆出以自然真率。其人重情，以艺术为性命。伉爽而无粗豪气，儒雅而无头巾气。当其以为可行，不顾世人非笑。不常见其手执卷册，而腹笥渊然，经史子集，皆有心得，然于词绝少掉书袋，即此数端，虽不足以尽其为人，也可略觇其风度了。因此之故，他作词，绝不小巧尖新，浮艳藻绘，绝不逞才使气，叫嚣喧呼，绝不短钉堆砌，造作矫揉，性情重而气质厚。品所以居上，非可假借者也，余以是重其人，爱其词。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词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工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阕百出者之所能望其万一。如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

李长之(1910--1978年)，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城区庄科村人。 1910年10月30日生于书香门第，清华大学毕业。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等。建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

蔡子川右注余诗既竟，语余曰：“诗言志，子之志则既闻命矣，敢问作诗之由，或亦读者尚友论世之一助也。”余尝闻韩愈氏之言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诗者，鸣之一端，而鸣不必皆诗。时鸟鸣春，候虫鸣秋，其为鸣则是矣，然未闻有目之为诗者。余之鸣，犹蝉翼之振，蛙腹之鼓，而被之文字，则正韩氏所讥之乱杂而无章者，曷足以言诗哉？

余年十一时，先君馆于长沙周氏，余随侍焉。君课以坊本历史，说文部首与守温字母，期在疏通文字，略识文字源流与音韵基础。君以《古文笔法百篇》授周公子，余则跽椅上旁听，如是者一年。年十六，君讲学湖南大学，余获与共寝处者又一年。君授以汉魏六朝文，韩愈、王夫之、章炳麟及己所作文各若干篇，经史百家，则听任左右采获。有所质疑，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惟词章靳不以传，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余不能仰体父志，居周公馆时，往往将所作五七言绝句厕文稿中以进，君亦勤为修改。至十六岁，积稿已裒然成帙。柳午亭丈见之，谓诗风近龚定庵。罗庶丹丈见《读项羽本纪》诗，谓押险韵能稳，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丈为余点定《咏雪》（七律四首）、《次韵张昕谈禅》（七律四首）、《春江引》（七古）、《狂歌赠王生》（七古，各诗均载一九三二年湖大期刊，今不可觅得）。丈嗜酒，酒后高睨大谈，汗漫无涯涘，尝诏余曰“熔铸经史入诗则品高”，又曰：“学诗当以青莲为宗。”为讲《越中怀古》绝句，目光如炬，眉睫飞动，至今犹仿佛见之。为《玩月》诗云：“若逢天上玉楼成，天将召我归霄汉。”果以是年谢世（余挽诗七律二章，亦载湖大期刊）。为余改诗者，先君外，独丈耳。生无华屋，死失山丘，知己之感，存殃之悲，曷云能已。一九四四年初秋，余为《大去行》，刊布于沅陵《中报》。主笔汉阳蔡叔和为按语，比之杜老之《北征》，拟于不伦，徒滋愧恧。然抗战八年，流血万里，未更见有诉之声诗，形诸咏叹者，亦可异也。一九四七年一月，余梓行《两间庐诗》于长沙。刘寅先丈序之，语多溢美。解放以后，纽有所作，长沙彭君岩石评为“寓沈忧于平淡”，于是向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者，至是君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王船山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叠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宇。”此吾湘之自然环境，所谓地录也。屈子怀沙，贾生赋鵩，李太白洞庭赊月，杜子美岳麓诛茅，柳子厚汨罗祷风，韩退之衡阳放酒，自古迁客骚人，流寓湖南者，史不绝书。若屈、若贾、若李、若杜、若韩、若柳，皆旷代文宗也，然其流风遗韵，均及身而泯，湖南所产，未见有能殆庶者，岂地灵不必人杰耶？朱明末叶，大儒王船山崛起衡阳，盖去屈子几二千年矣。清咸同间，其遗书稍稍出于屋壁，乡人慕化，作者蔚起，号为湘学。余生丁末造，未能躬逢其盛。先君子日与诸耆宿雍容揖让，论学衡文，余小子亦获于应对进退中亲謦欬焉。一九六八，先君弃世，享寿九十。斯时父党均已先逝，而文化大革命则以不可向迩之势烧葬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而湘学?焉以尽。

凡此，余学文之经历也。余非欲以诗鸣，更未敢欲以诗名。今之此集，类皆鸣其所不得不鸣。其为鸣则是矣，乌得谓之诗哉？更何敢望以诗名哉？蔡子为注刊行，其将暴余诗之不文耶？其将促余诗之速朽耶？

此书之付梓也，出版社同仁与金君丹元实促成之。皆取人为善，成人之美者，谨致谢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陈述元叙于昆明莲花池畔，时年七十有六。

回忆起来的话——为《归国谣》（词）、《无弦曲》（曲）代序 黄绮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1918.1-2004.5.21，字梅庵，室名水明楼，四川成都人，祖籍河北通州。曾就读于四川大学，毕业于华西大学中文系，与屈守元、王文才、王仲镛等并为近世蜀中学者綦江庞石帚先生高弟。古典文学研究家。1942年起历任成都县中等学校语文教师，华西大学中文系助教，成华大学中文系讲师，波兰华沙大学东方语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成都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白学会副会长，杜甫研究学会顾问等。主要研究宋代文学与晚清文学，于陈与义研究用力尤勤，精校雠考证之学，擅诗词。有《水明楼诗词集》。著有《陈与义年谱》、《宋诗略论》，笺注有《陈与义集校笺》、《巢经巢诗钞笺注》、《彊村语业笺注》，主编有《周邦彦词赏析集》，整理辑印有《养晴室遗集》等。

各种文体皆有独具之美学特徵，所以培养其特徵者又必有独具之社会条件。条件异则所以掌握其特徵者难。吾国今日文人，生乎文辞文体与夫科学文化大异古人之世，而欲学为古人之诗若文，甚难于古人，非才之不及，盖所学内容与途径之异也。然欲发扬吾国传统文化，不能不继承传统文学之精华，则学为古人诗文之事又不能尽废。此事虽不宜求之于常人，固可求之于专家。余辈生文辞文体变革初成之后，较早生十年以上之前辈，旧学根底，已大不相及，学为古人之诗若文，已难望其项背。后生余辈十年以下者，非有特殊之才学，则其难弥甚。弥望今日旧体词坛，则大学古典文学专家多不暇为，为之者又多非所谓专家，条件失违，绪功不继，故犹东坡当日，不免兴黄茅白苇之叹也。沚斋陈永正教授，生岁后余二十年，由乎文化背景之变迁，其欲工为古文辞也本极难。顾先生夙承家学，渊源有自；在大学又获从名师，广守专家之业，治古文字、古文献之学久，咀含群籍，博闻强记。余读所注古人诗，深叹其绩学。数年前又获诵所惠自作《诗词钞》，弥惊其古体诗词之精工，皆源汲风骚，转益多师。诗撷八代之古香，得四唐之雅韵，取烹炼于西江，拓意匠于清人。五言古体，多比兴如嗣宗，亦有清真近渊明者；《养鸭老人行》，不啻香山乐府；《游连州帝后岩》、《暮航抵哈尔滨》，于唐宋如韩、苏之运奇笔，于清人如康、黄之阐新知。近体则渊静自然如王、孟，生新峭刻，工为活对如山谷、后山；而《纪梦七首和定庵》，则瑰丽恍惝，神追原作矣。七言古体，豪气希太白，深情涵义山；《赠吴静山画师》、《老牛行》，则杜陵之写实矣。近体绵邈俊逸，兼为义山、小杜；琢句雕对，依然宋贤西江；于清人则风怀倜傥近仲则，清机肫挚兼二樵。而善用幽微之辞，以状难写之境，则五七言之工者皆然。词作多以情行，而姿丰致密。“奄有梦窗、白石、小山之长”，莫《序》固已言之。然其中亦有隽雅如玉田，畅适如重光者；若“独夜揽凉月”之《水调歌头》、“凉风万里”之《鹊桥仙》，“屈子牢忧聊抑志”之《临江仙》、“谷霭遥生”之《沁园春》，亦不妨其合辙苏、辛也。统观先生之作，能排极难之势，收迈俗之功，如芳葩美卉，挺生黄茅白苇之外，不独于同辈上下为罕见，且可攀方文体变前之先辈而嗣响于古人，谓非间出高才不可也。抑所作之得力于博学，尤有逾于得自高才者。盖处旧文变革之后，欲为继旧开新之业，学需双重，非博不济。余上述感受，仅为读先生初集而发。时经多载，先生新作又添，欲合初集重选以付刊，余雒诵未遍，何能测其所进。以过时管窥，承命为序，又焉能避浅陋之有损高明耶？幸大雅恕而正之。

西元二千零五年，陈祥耀拜序于福建师范大学之意园，时年八十有四

添雪之词，无情无智，唯『觉』是依。无情乃脱痴迷，无智则泯机巧。若夫觉者，根之感官，达诸觉解。故添雪之词，有明暗，有黑白，有寂动，有痛痒；无善恶，无褒贬，无是非，无今古。虽有，亦必出以明暗黑白也。

甲申闰二月十二日，西历愚人节也，添雪以事过沽上，始一见焉。貌则入时好女，心则嗜读君子。余虽久味其词，至初觌其面，但觉唐之诗宋之词，竟与此君何干？顷悟唐有其诗，宋有其词，而添雪亦正自有其诗词在也。以彼观彼，眼中之人岂非《影青》一卷邪？

夫胜极难继者，必开蹊径；义师未捷者，乃出奇兵。诗词一道，太古至于开元，未失天真；中唐以降，转为人力。是以后世作者，虽遵古道，卒不免有心求异，锐意开新也。添雪之倚声，入纳兰而出白石，越北宋以沐国风。《诗》曰『溯洄从之。』言其逆流而追慕也。幼既寝馈近贤，词必隔阂五代。惟清人制作有意，稚子游戏无心。故其为词之异于人者，本色而已。

添雪不饮水，自饮水之日即饮茶，而论饮茶品茶异同曰『品者倾心之鉴赏，饮者生命之需要。』以茶易水，在人虽异，在己则纯乎自然也。《影青》之奇者，其皆有类于此与？

［繄皓腕之间，莹然数串，添雪之爱晶石，不待言而后知也。至玉则不然，未尝宣之于口，而须臾不离其身，特俗之不能见耳。尝询以识晶之术，曰『水晶佳者，望之剔透。』故知晶之为物，无瑕无瑜，纤毫不隐。而玉之佳者则长在有无之间，虽以真面示人，人自不能一览也。是以人对添雪，如望水晶然，湛然之中独蕴一粒。或曰『瑕也』。惟识者能曰『噫嘻！玉以为心哉！』然则粹然无滓者，得非晶之为晶，玉之为玉，添雪之为添雪，《影青》之为《影青》也与？甲申闰二月十五日矫庵识。

夫为诗者、未有不出新、其学诗者、未有不尊古也。惟汉之乐府、六朝之歌行、乃有太白之风流雄逸、是尊古而不违其出新者。而屈子之骚、庾兰成之赋、乃有少陵之博雅宏丽、是出新而不厌其尊古者也。盖诗至于唐、而文体之兼备、实包囊其前古、法度之井然、足以垂范于后世、是为正体者。试索其字句声篇、无有不可循之法。宋人变易其体、蹊径斯生、然其唐人法度犹存焉。观近人之诗、无法度者甚夥、然遭千古之变、而沉郁之情、足以动人、然其多为变体之衍。而仅学同光者、多不能得诗之正、其易学者、实糟粕也、试读沧趣散原之诗、又岂惟仅得之于宋人耶。我领表诗素宗尚唐人、以雄健古雅闻名、若明季之邝湛若屈翁山梁芝五陈元孝、虽身栖海隅、而声播四宇、所作皆雅正之音。退思兄籍贯江西、而生长于粤、既能诗、才气迥出时辈、倚马之能、下笔万言、其文字清丽雄浑、有鸣金击玉之声。兄早则肆力于杜韩、兼学同光诸老、已粲然可观、夙得宿老青睐。又数岁学仙修禅、而复归于儒业、其玄思妙谛、益佐诗情。近则逾笃于粤中故贤、笃于唐人、求之于古雅雄健之中。其近年如海上、江行等作、熔今铸古、更见纵横开閤、此是为显者。而其幽微者、著钩锁连环、血脉贯穿于花柳掩蔽之间、非深知唐人法度者所不能察也。癸卯初春刘元晦跋于电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