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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绮现当代 1914年5月28日 — 2005年12月23日
归国谣·自序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
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
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
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
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
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
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
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
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
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
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
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
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
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
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
”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
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
先生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
”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
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
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
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
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
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
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
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
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
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
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
词多曲少。
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
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
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
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
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
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
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
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
蔡淑萍当代 1946 —
萍影词·序·彩毫偏与庶黎亲
作者:张结 蔡淑萍词家把其新编定的《萍影词》校样寄我,要我提意见并写一篇序言。
我是从来没有也不敢为别人的作品写序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怕自己所见未必对,写成引导读者欣赏一部作品的序,如所感所谈未必恰当或甚至有误,那就变成误导了,这无论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法。
但作者说,近几年她常以新作见示,我也陆陆续续地在信中写过一些意见,有一些还是对的,鼓励我写出自己的想法。
情不可却,只好勉强一试。
我知道作者的名字和读她的作品,已近二十年,但见到她和在一起工作,却是六七年前的事,那是作者应聘到《中华诗词》杂志,主持日常的编务,而我担负部分刊物的终审工作,所看到的正是她所编出的稿件,可以说从一开始,对很多问题就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2003年2006年初的三年中,共同对稿件决定取舍和进行必要的修改润色,中间还到不少地方采风和参加多次大赛的评奖,合作得一直很好。
以后她回故乡成都定居时,我曾以“每因好句沉吟久,愿与斯民苦乐同”的诗句送她,那确实是我当时的所想。
她返乡后时常以新作见寄,要我提出修改意见,看法上的交流比她在北京时反更频繁一些,对她的作品及人生经历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作者生于1946年,在她读初中时,就出现了虽在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以前、但已远远不是青萍之末的强风。
由于她父亲的问题,作者也被视为“另类”,只是在师长、同学的帮助下勉强念到高中,毕业后无法上大学,回乡务农,一家人连最起码的衣食也无法保证。
到“文革”初期,她又为谋生远赴新疆,却连一个“农工”的身份也得不到,干的是“家属队”,过的是“羊儿扒雪觅衰草,我拾枯枝烤冻馕”、“风雪牧归唯犬伴,荒原圃作畏狼来”的日子。
直到1979年初她的父亲得到平反,她才被批准为农工并“以工代教”当上中学教师,后来也才有机会学习写词。
她的第一首词作也是本集首篇的《少年游》,得到诗友们的称赞,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从此走上了诗词创作的道路。
在这首词以及以后的很多作品中,作者虽然也写到自己艰苦的生活、复杂的情绪,但更多地是把它升华到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憧憬,对同样生存艰辛的人们的同情和关怀上。
像她的《八声甘州 冬夜又一年逝水叹如斯,灯下漫销凝。
纵窗前月淡,瓶中好,无奈凄清。
一个钟儿小小,恨嘀嗒声声,只管催人老,不管伤情。
怅对素笺难写,是如烟旧事,如梦生平。
便而今细数,碌碌事何成!
想佳人、犹依修竹,待何时、共赏万山青?
搴帘处、有孤桐影,伴我寒庭。
上阕写凄冷的心情,感情细腻婉转,又不沉溺于一己的哀怨。
下片则从凄清中仍朝前看,其中的“佳人”,应为作者所追求的美好的东西,是理想中的自我。
作者写这种虽身处逆境或曾经遭受的苦难、却着眼于未来的例子还很多,如《蝶恋花 己巳中秋中面对“黯淡云如叠”的如磐夜色,却相信也终于迎来了“天意应知怜蹀躞,中宵放出盈盈月”的清光泻水般的中秋之夜;《虞美人 游南温泉》中,面对“菰蒲荇藻横窗牖,昨夜山洪骤”的一片狼藉,仍宣言“凭栏莫悔此番来,待得雪时还访腊梅开”,等等,这些均非有意之作,但都反映了作者的性格。
而正是这种追求和期待,使作者顽强地生活和写作下去。
尽管作者对自己的遭遇并没有着力去写,却对同样遭际厄运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弱者怀着深切和强烈的同情。
《浣溪沙 悼少年刘永中,作者为一个因饥饿难忍不得不去偷食青苗而遭受殴打并最终被赶入嘉陵江致死的少年,发出了“此其人世乎?
”的责问,并写下“底事群氓人作兽,无端江水碧成殷。
深悲巨愤泪汍澜”的有异于她的其他词作风格的词句。
这使我想起杜甫《又呈郎》,对因难耐饥饿来打子充饥的邻家老妇,杜甫想到的是“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劝郎不要为阻止她而插上稀疏的篱笆,最后发出了“正思戎马泪盈巾”的浩叹。
我不知道作者在写《悼少年刘永时有没有想到杜甫的诗,但这种深切的悲悯情怀和人本思想却是相同的,这也是中国诗史上的一个亮点而绝不是暗点。
作者是重感情的,在新疆,她遥望故乡,写出了“月明千万里,乡思无穷已。
不敢问姮娥,家山夜若何”(《菩萨蛮 中秋)那样魂牵梦绕、情思悱恻的词句,而在她离开新疆之后 ,却又视那片粗砺广袤的土地为第二故乡,充满“问缘何、乡愁难泯,待归时、塞上又情牵?
斟酒,向东风祝,春满天山”(《八声甘州 读〈军垦颂〉寄唐世政先生)的感激之情。
她的亲情、友情以至遣怀寄兴、登临咏唱诸作也都情重于辞,读来令人有沉甸甸之感,觉得那都是她用自己的生活、情感堆积起来的,从而为读者所喜爱。
在写作时,作者不但要求感情上的真,甚至事实和细节上也要求真实(尽管作为文学创作,进行集中、想象和夸张是完全可以的),一定要写自己的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真心所感,再从中撷取带有典型意义和生活情趣的画面如实写出,往往形象鲜明,生动传神。
我很喜欢她的《江城子 故乡行四首》中的春日即事》,其下片是: 少妇园中正种瓜。
小娇娃,坐爬沙。
篱外人声,笑问:“崽他爹?
”“上月买来新‘解放’,‘疯’不够,肯还家?
” 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刚刚摆脱贫困初步踏入小康之门的农村少妇,她对新生活的满足和喜爱、对刚购置了“解放”牌汽车因跑运输往往很晚才回家的丈夫似嗔实喜的感情,都跃然纸上。
而十多年后,作者又一次回到故乡,却写了这样一首《长亭怨慢》: 问何事、真关情处?
记得家山,惠风初度。
眼里新苗,耳边言笑,共谁语?
笔端词赋。
祈父老、从今富。
一十五年间,便梦里、乡情千缕。
延伫。
叹归来半日,不是旧时心绪。
艰难稼穑,怎忍尽、七旬翁妪!
过学校、哪有书声,但萧瑟、窗前风雨。
愧懵懂年来,看惯升平歌舞!
词生动地写出了农民进城务工大潮下的一些农村的情景,眼前田间的“七旬翁妪”和空荡荡的学校,使作者对“一十五年间,便梦里、乡情千缕”的故乡农村,产生了现实并不是那种“升平歌舞”情景的感叹。
中国的农民工现象,是一个新的也是复杂的问题,无可讳言,它在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给农民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作者所看到的一些现象。
它要求多方面包括各级政府以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
作者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想,说出强烈要求说出的话,则不仅反映了真貌,表现了一位诗人的责任感和忧思,也会有利于读者对作者的经历、思想和她当时的所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
对作者的词风,有不少读者喜爱其婉约清新的一面,这自然是完全有理由的。
但早年生活的磨练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又使她具有坚强甚至执著的性格,使我觉得她的作品总非婉约二字所能概括。
《水龙吟 梅花的下片: 写尽暗香疏影,也难描,风流情味。
桥边驿外,芳馨如故,岂为尘被?
院华堂,凡风吹上,自成清气。
纵愚顽弄巧,斫残致病,骨何曾媚!
就不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李易安,也不是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那样闲适清雅名句的林逋,而只能是虽曾饱经忧患却依然端正站立的作者自己了。
至于“满目芳菲花共,谁护春光,不许阴霾骤?
万里长江排远岫,涛声欲作风雷吼”(《蝶恋花 丙寅清明)和“欲挽长江黄河水,洗神州大地无污垢”(《金缕曲 吊无名烈士墓)等句,就更充满了胸怀祖国的大气,这一切都出自作者的内心,并没有给人以不自然或不协调之感。
这次出版的《萍影词》,是作者对其作品进行了修改、增补的结果,虽沿袭了十多年前的原书名,而内容已有很大的不同。
其一,是对初版所收的作品作了认真的修改和审订,而这一部分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稍多;其二,是增加了作者自1996年迄今的词作;第三,是作为附录编入了作者的诗。
关于前二者,读者会从审订后的作品看出作者对其旧作近于苛刻的要求,从她新的作品也可看出作者依然葆其赤子之心、又不断探索追求的努力。
对于第三点即她的诗,也许由于其中不少作品我曾经看过,觉得还有一些想法要说。
作者写作诗的时间要晚一些,从她编定作品的时间看,是始于1996年,但从那时起,作者对诗的写作就付出不下于词的精力,本书所收的在几乎同一时期所写的诗甚至稍多于词,便是证明。
在作者早期的诗中已有不少好句,以后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如其中写于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首七律《有所思》: 晨昏独坐对荧屏,无限伤心总莫名。
援救真倾全国力,死伤多是少年英。
地心奥秘何由解?
筑室坚牢竟未能!
人类家园唯有此,反思方足慰亡灵。
它可以说是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的自然流露。
在巨大的震情和全国人民竭尽全力救援的感人事迹面前,诗人会从各个角度写出自己最感动的地方,而作者首先想到的则是那些“少年英”,是那些本来可以减轻和今后应考虑如何避免的损失,首先是人的损失。
这和作者“也为曾经多郁结,爱他豪放喊山声”(《晨登宜宾翠屏山)中追求个性解放、“放歌一曲原生态,如听松间涧上风”(《灵芝湖听彝族姑娘歌唱》)的要求尊重和善待自然,也有其相同的地方。
四川苍溪游览时,作者还写了“惜我今来欲尽,一湾瘦水不堪看”(杜甫放船石》)的诗句,我想作者也不只是在发怀念杜甫的思古之情,更有着对眼前“一湾瘦水”的沉思和忧虑。
这一切,我们在作者的词中似乎都曾经看到,不过表现在词中更低回宛转,表现在诗中更明快切罢了。
因之作者的诗在本书中虽然只是作为附录刊出,我想无论对喜爱作者作品还是希望了解其整体创作的读者来说,都是有机的一部分。
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反而增加了在本文开始时写到的担心。
好在作者的作品俱在,如作者一定要把这些想法作为“序言”,我想读者会在读后得出更全面的结论,以纠正本文的不足以至错误。
最后,拟以两首写读时所感的小词为此文作结: 浣溪沙 读《萍影词》有感 其一 廿载尘沙杂鬓丝,身何坎坷意何痴,倚声自学小山
大漠雪峰徒涉日,枯枝野火烤馕时。
情怀天下几人知?
其二 边雁衔秋入远云,沙原绿野斗诗新,当时赞誉自纷纷。
四纪悲欢成旧梦,一编珠玉记前痕。
彩毫偏与庶黎亲。
己丑冬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