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教弟子，有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自道也，而文为犹人。而躬行君子，未之有得。以是知圣门以行谊为先。其于文芒之末，不汲汲也。

　　章生敬和，从余游有年。盖笃志力行人也，经史之暇，辄拈笔为诗，类皆抒写性灵，不作依傍语。既吸收中西新教育，抱负益宏。适值抗战时期，思以救国者为荣。于是决志出山，叹毛锥子不足为用矣。别后寄诗，余喜其道力之坚。虽枪林弹雨之中，而以整以暇若是，又以见生之以游为学，举凡山川之壮丽，人物之瑰奇，无一不激发其志气。故别不多时，已非复吴下阿蒙矣。然骇间询其近状，知其以病归。而家贫亲老，仍理旧业，从事舌耕，不复作漫游想矣。言次,出《宜闲诗草》示予。寻又驰一纸书索序。夫以一日之勤，得片时之闲，以诗消闲，闲乃不失之逸。以偶然之闲，留过去之迹，以闲吟诗，诗更不病其浮，于是以为诗，与吾夫子余力学文之训，不相背驰，而诗人为斯用大矣，生以为宜。

　　诚然，观生之遇虽穷，其气益壮，宁久作雌伏者？如生之年富力强，苟奋其大无畏之精神，出而为民除障害，策治安者，则所谓乘长风破万里浪者，岂异人任？于是知生之前程未易量，即诗之大观未遽止焉。

　　予江淹才尽之年，言不足重。感生情谊之笃，书以与之。未知有当于生,以为宜欤否也。（文纯甫 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