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乾道四年来湘源，有僧谒于涂，称传法师曰道𤤶，问其居则曰湘山，问其山则曰无量寿师道场。至则访焉，见其浮图峨峨，宫庙耽耽，士女属属，敬向祈礼，钟磬之响不绝，且以为全之境无水火旱，数有内外寇变不为害，皆师之灵。民亦至愚，至合辞无间，然则亦似不可欺。寺为州之报恩光孝，赐田不及十七，其徒数十，役者倍之，以此乞食不乏。肆法之堂久废，全人亦相与度工合财，筑而营之。凡用钱二百五十万有奇，始于五年八月戊子，迄六年十一月庚寅而堂成。其观益壮，全人亦相与歆悦称赞，而来乞书其事，使岁月有考。盖谋之者道𤤶，作之者法升，合财者王诚、李守崇以下凡一千二百一十有二人。辛卯州学教授信安祝禹圭为之书。

荆轲挟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长剑以自救（《文选·吴都赋》刘渊林注引《秦零陵令上始皇帝书》。案《汉志》从横家有《秦零陵信》一篇，难秦相李斯，即此。）。

伏见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之敝流毒生灵，遂遣使按视，具得其实，谴黜聚歛之吏，以慰困穷之民，天下皆知公议之不可废也。然事治其终而不治其始，罪加于小而不加于大，岂所谓「无偏无党」之道哉！盖熙宁中章惇察访湖南日，尝牒本路提点刑狱朱初平措置盐事，直成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当时元未施行，及惇参知政事，秘书丞郏亶者，邪险急进，素为惇所善，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率尔论奏乞般广盐于江西出卖，朝廷信之，遂以亶所奏，付蹇周辅往江西相度，惇乃将亶所说盐事文字又亲为小简封送周辅，其简云「郏秘丞言盐事甚备，恐欲知利害之详（郏亶文字并章惇简见在蹇周辅处，乞取索照会。）」，所以蹇周辅顺承风旨，立成江西之法，添额最重，为害最深。然则江西之法乃惇主之于内，周辅行之于外，情状表里，灼然可见。其后惇为门下侍郎，周辅知开封府，于元丰六年十二月，周辅又奏乞荆湖南路郴、道州邻接韶、连二州，可以通般广盐数百万代淮盐出卖，却攒那旧卖淮盐于潭、衡、永、全、邵等州，并乞依仿江西、广东路条法施行。当月十八日，章惇奉圣旨差本路转运判官陈偲、提举常平等事张士澄计会，本路提刑司根检。章惇昨往本路察日访牒朱初平相度盐法一宗文字，看详措置闻奏，并送下郏亶奏请，亦乞郴、道、全州般卖广盐，并委陈偲等相度，是致偲等立成添额之法。施行未久，一路骚然，上烦朝廷遣使按察。臣今伏详按察陈次升奏状内明言元丰六年十二月蹇周辅所奏奉圣旨委陈偲等相度，仍令检章惇牒朱初平一宗文字看详措置，及送郏亶状亦付陈偲等（陈次升奏状见在刑部，乞取索照会。），于是又见湖南之法亦出于惇，其迹甚明，无可疑惑。盖惇始立湖南之法，虽未行于本路，而江西依仿推行，已有厚利，遂讽蹇周辅、郏亶各令奏请已，独立而行之。然则江西、湖南运盐添额之害，皆惇所倡，周辅辈从而和之也。按惇备位二府，不以道辅朝廷，而乃首建邪议，与小人相附会，茍利肆毒，贻害生民，其罪甚大。今蹇周辅、张士澄、魏伦、朱彦博等皆已黜逐，而惇独不问，非大公至治之法，无以戒天下。惇虽以悖慢罢免，而运盐之过未治，意朝廷未知也。臣愚伏愿陛下付有司根治其罪，惩以典刑，使贼民罔上之臣少知畏惧。臣又闻惇于熙宁八年任三司使日，起请乞京东、河北榷盐，奏具状乃曰「河北、陕西并为边防，今陕西榷盐而河北独不榷，此祖宗一时误恩也」。彼朝旨依惇之请，召京东提举盐事周革入见，委陈朴、王子渊相度，将欲施行，为文彦博论奏，遂罢其事。然文案条目具在逐路运司，以致李察英、吴居厚、吕孝廉等检行旧法，使一道之民，罹此刻剥，其谋本出于惇。伏望圣慈一就根究施行，仍乞改正京东、河北盐法。

古之圣人制为君臣，以立于朝廷者，岂独辨上下之体，全人主之尊而已乎？其势必相须，其义必相济，将以办天下之事也。然而君臣之际，常患乎责之非其任，待之失其心；无相与之情以固相须之势，无相信之实以伸相济之义。是以贤智才能之士，不获自尽于上，而治道有未至焉。此其故非他，盖人主以细务为先，而不留神于天下之大计；以猜疑为术，而不思忧患之谁与处也。夫天下之事，固有大小矣。治乱安危之机，政教威福之具，所谓大者也，举而责之大臣，则当矣。大臣之责既重，而天子待之又深。不以崇高富贵自处，而薄其顾遇之礼；不以盈成閒暇为足恃，而与之计及存亡休戚之外。相接以情，相交以道。上无疑贰之际，而下无猜嫌之端。则固能竭忠致力，尽其得为之分，而天下之事不足办矣。此《易》所谓泰，而刘向以为通而治也。永惟尧舜之盛，九官分职，礼乐刑政，任得其人，而朝廷之上，咨嗟都俞。君有以谕于臣，而臣有以告于君。其言皆出于恳诚，而其道各务于训戒，昌明之化，基于此矣。汉高帝、唐太宗皆以英豪盖世之才经营天下，奇谋密画则责之萧、张，典章礼乐则求之房、杜，其君臣之间，相与论议，则丁宁反覆，切究事情，密如朋友。此圣君贤主善任大臣，而能尽其心以崇王道之大略也。二府者，所谓经邦论道之官，与天子维持天下而图安危者，其智虑之所存，其才业之所及，岂止于除吏断狱之间，而不出金谷律令之外乎？生民未乂，必有以安也；四夷未宁，必有以禦也；教化未至，必有以导也；纪纲未备，必有以完也。朝廷之所责者，其重如此，则所待宜何如哉！昔我祖宗皆深明大臣之任，而明职任以待，当时之辅相，可谓至矣。或谕以抚夷夏、和阴阳为效；或戒以进贤退不肖为职；或命以簿书之外，极言时务；或赐以诏旨，问禦戎之策；或给以笔札，俾疏陈利病。其于君臣之义，岂不笃哉！此真忠大节之所以感奋，而嘉猷至计之所以不可默也，天下之务，不患其不能尽矣。今垂拱坐朝，迩英召对，奏白之馀，清閒燕处，其亦暇及于此乎？其未暇及乎？臣实疏贱，莫得而知也。及于此矣，则圣贤之交，万政毕举，天下之大福也。若犹未也，则上下之情疏，而君臣之义有未至，朝廷庶务失于讲之无素，重贻他日之悔矣，固非臣之私忧过计也。然好议者窃谓陛下嗣政之始，天威赫然，睿略雄断，如高明之不可窥而度，左右大臣虽有远谋奇策，可以尽天下之利害，犹深思极虑而不敢辄发，则亦非朝廷之光懿。伏惟明主以社稷生民为心，敦厚恩义于君臣之际，示之以无所不测，结之以有所不疑，降意垂听，从容终日，以咨访询求于二府之臣，使之言当世大务，而与之图其取舍，则处无遗策，举无过事，治道日隆，而盛德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