阖闾城西二十馀里，山之巅有禅院，祥符诏书赐名天峰。考于图记，所谓报恩山南峰院者是也。记言：晋僧支道林因石室林泉置报恩院，唐之大中改为支山禅院，晋之天福改南峰额。予先世松槚在羊肠山之朝阳，岁时展省，屡过天峰，尝访遗诗旧刻，求其地之所在以参验之。而唐人刘长卿游支硎山寺，皮日休、陆龟蒙宿报恩寺水阁，题支山、南峰，皆为赋诗。宝历以后，州刺史白居易、刘禹锡，亦有报恩寺诗。按长卿至德中尝为监察御史；日休、龟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峰院额，故相国裴休所书也。休乃大中宰相，于是一时而报恩、支山、南峰三名并存，则知《记》所载大中、天福更名者误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言院即报恩遗址。原田中有报恩惠敏律师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当八隅泉池之上，中峰兰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东北，而《记》所谓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犹谓之支遁庵。自庵前西向登山，可数百步，林中一径，入中峰院。自径前南行，其登弥高，又数百步，乃至天峰北僧院。其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盘薄平广，泉流其上，清泚可爱。居易诗云：「净石堪敷坐，清泉可濯巾」。其谓是也。昔庄周言，庖丁之刀，十九年若新发于硎。陆德明释硎，磨石也。余谓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诸此。而石文又有如蹄涔者，人谓之马迹石。故禹锡诗云：「石文留马迹，峰势耸牛头」。日休、龟蒙与穰嵩起南池联句，亦曰：「翠出牛脰耸，苔深马迹讹」。又曰：「支硎辟亦过」。牛头峰今在天峰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锡诗又有「泉眼潜通海」之语。与夫松陵诗所言承阁南池，惠敏碑所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没，失其故处，而裴公书额，亦不复见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门，天峰之傍，有待月岭，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鹤亭，其址犹在。而刘、白、皮、陆之所赋咏，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昔逸少既谢会稽，安石犹卧东山，遁乃与之从游，自放虚寂之境，而有登临之适，故时人以为高逸。遁之所游多矣，维吴之报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养马坡、放鹤峰，故此山亦有马迹石、放鹤亭。传言遁常畜马纵鹤，其说皆有理趣，非窘拘于浮屠法者也。遁之没已七百馀年，而事之传于名迹者犹不泯，其为世所慕如此。近岁僧德兴者，始传禅法于天峰，继住持者十来人矣。德兴之始来，茅屋土阶，仅禦风雨，后有文启、慧汀、赞元、维广者，大增葺之。基土架木，上瓦下甓，堂殿庖库，廊庑寮阁，门庭戺街，次第完洁。东有浴室，西有憩庵，佛貌经藏，无不严具。以其治之非一人，积之非一日，而能终始如一，故赖以成就。其财赀则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尝以职事，获阅书于太史氏，因见景德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费财，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乎修心，至于禅学，为益滋大」。于是言者不行。盖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时，赉独而无思犯礼者，非必士民也。释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前圣后圣，其揆一也，岂虚言哉！斌公长老夙受法于明因禅师，又深通顺观肇论之旨，心地乃达，无所底滞，予之道友也。一日，谓予曰：「天峰自德兴新之，且及百年，愿有所记」。予谓沃洲，居易为之记矣，而报恩寂寥，未有记者，因为考论本末，书以畀之。元丰六年，龙溪曾旼记，吴郡朱长文书（《吴都文粹》卷八。又见《吴都法乘》卷一○，《吴郡志》卷三二，正德《姑苏志》卷二九，道光《苏州府志》卷四一。）。

「元丰」以下十五字原无，据《吴都法乘》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