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四十一卷目录

食货典第一百四十一卷

赋役部总论四

《群书考索》《东南财赋》

东南财赋之渊薮，惟吴越最为殷富。
夫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战国汉唐至于今，用之。昔越王句践，国于会稽，以地理考之，即今之浙江之东及饶信是也。其为郡十，地至狭也。当是时，玉帛之贡于吴，府无虚日，外而吴之公卿大夫，皆有赂，内而越之士卒百官，皆有养。然未尝有不给之虞。吴王濞国于全吴，以地理考之，即今江南二浙，及闽中是也。其郡二十，地虽广也，而寻阳、兴国、宜春、高安割而属之长沙。当是时，吴之百姓无赋也，惟即豫章山以铸铜，煮海水以为盐，而吴之富擅天下。至于金钱之饶，在处而有，不特取之吴，而未尝有乏财之虑。〈陈傅良〉

唐财赋皆仰给于东南，其他诸郡无有。
爰至于唐代宗大历之际，刘晏掌江淮盐铁之权，岁入六百馀万缗。是时天下租赋之所入，不过千二百万，而江南之利，实居其半。德宗建中之间，韩滉之节度浙江东西也，是时车驾在奉天，滉则献绫罗四十担。李晟驻军于渭桥，滉则饷米百馀艘。乘舆反正于长安，滉则贡米百万斛。非特此尔，而唐虽名为都长安，而大农之国计，实仰给于东南。其他诸郡，无有也。宪宗即位之二年，李吉甫作《元和国计录》，备述元和之初，藩镇瓜割，玉帛之不贡于王府者十五道，而岁租赋之所倚办者，八道。实皆东南也。曰浙江东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矣。当是时，户口之在版籍一百四十四万，而兵之仰给于县官者，八十三万。又且师旅四出，诛吴平潞，划蜀殄蔡，收齐伐魏，其间廪给之费，不可一日阙，而初未尝告乏。则是东南之地，善用之而财，赋未尝不丰也。〈陈傅良十策〉

祖宗之时，银绢缯絮钱谷，皆仰给于东南。
仁宗皇帝庆历三年，诏会国家之财赋，转一岁之中，而为定式，别其州县之廪，给诸路之转。搬与酌漕舟车之费，而东南金帛之成，数入于王府者，皆可考也。江东钱之上京，以缗计者，凡八十九万。银以两计，凡二十万。绢以匹计，凡五十万。江西钱之上京，以缗计者，凡三十四万。银以两计，凡十三万。绢以匹计，凡三十万。湖南北钱之上京者，二十七万。银二十二万，绢一十三万。两浙东西钱之上京者，七十四万。银四万八千，绢七十二万。福建银之上京者二十万八千。此其大凡，而奇赢之数，不与焉。与夫近而两淮之运，远而川广所贡，不下百馀万，诸道金缯绵絮之饶，亦且数百万，皆不可毛举。是时宋之在东南诸郡者，凡六百二十万石，铜之铸于饶池江建者，凡六十八万缗，是则国家财赋之仰于东南也者，未尝不丰也。〈同上〉

天下地利，古盛于北者，今皆盛于南。
国家抚有南夏，大江剑阁以南，泰然按堵。而又兼巴蜀江北以为外屏，以元丰二十三路较之，户口登耗垦田多寡，当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广狭财赋丰俭，当四之三。彼西北一隅之地，古当天下四分之三，方今仅当四分之〈阙〉。儒学之盛，古称邹鲁，今称闽越。机巧之利，古称青齐，今称巴蜀。枣栗之利，古盛于北，而南夏古今无有。香茶之利，今盛于南，而北地古今无有。兔利盛于北，鱼利盛于南，皆南北不相兼有者。然专于北者，其利鲜；专于南者，其利丰。故长江剑阁以南，民户虽止当诸夏中分，而财赋所入当三分之二，漕运之利，今称江淮关河，无闻盐池之利。今称海盐，天下仰给，而解盐荒凉陆海之利，今称江浙甲于天下，关陕无闻。灌溉之利，今称浙江太湖甲于天下，河渭无闻。〈吴衢进图〉

《东南牧养》

方今王气盛于南，故牧养亦盛于南。
上古王气在东，中古王气在西，近古王气在北方，今王气在南。上古牧养之盛在于海岱之间，故禹贡独称莱夷作牧，今登莱之间是也。中古牧养之利盛于秦陇，秦之先牧养蕃息，受封于周，今之秦凤路是也。近古牧养之利盛于河朔，元魏孝文于
并州置牧场，马大蕃息。今之河东路是也。宋朝以来，川广之马，足军国之用，盖牧养之利，亦王气去来为之盛衰。〈同上〉

《东南岁入》

今日所入，倍于祖宗时。所费，亦倍于祖宗时。
自宋混一之初，所入缗钱不过一千六百馀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于唐室矣。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言利之臣，极力聚敛，然后岁入五千馀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过千万，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馀万。则所入，信倍于祖宗时多矣。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元丰之间，纷更费用，犹不过月支三十六万。至宣和间，崇侈无度，然后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虽连年用兵，然月支犹不满八十万。比年安静无事，乃月支一百二十万，非泛犹不与焉。则其所费，亦倍于祖宗时多矣。〈郑湜劄子〉

《东南县邑民财》

自晋南渡之后，东南渐重，而西北渐轻。至于宋，东南愈重，而西北愈轻。
自晋元南渡，东南文物渐盛。至于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乱，江淮独全。历五季纷争，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杀戮几尽。而东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八年间，咸获安业。逮宋龙兴，伐罪吊民，五国咸归，未尝妄杀一人。自后数十百年间，西北时有少警，而东南晏然，斯民弥得休息。以至元丰中，比往古极盛之时，县邑之增，几至三倍，民户之增，几至十倍。财货之增，几至数十百倍。至于庠序之兴，人才之盛，地气天灵，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极盛之时，有所不逮。天下之势，正犹持衡。此首重则彼尾轻，故自东南渐重，则西北渐轻，以至宋东南愈重，而西北愈轻。〈守内辨〉

《九州所产》

周九州所产，与《禹贡》九州所产略同。
扬州其利金锡竹箭，荆州其利丹银齿革，豫州其利林漆丝枲，青、兖州其利蒲鱼，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鱼盐，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以禹贡扬州惟金三品，瑶琨筱簜，则金锡竹箭，固扬州所产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与夫砺砥砮丹，则丹银齿革，固荆州所产也。豫州厥贡漆丝絺纻，则麻漆枲，固豫州所产也。然则馀州，皆以其地所产之多少者，而言之也。〈王昭禹周礼解〉

《九州之田》

吴越闽蜀之田，在古为瘠薄，在今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
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闽蜀吴越者，古扬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养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养灌溉之功，至犹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数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尽者亦多矣。〈汉经〉

《九州田赋》

九州之内，有田重而赋轻，有田轻而赋重。有田赋俱等。
九州之内，有田重而赋轻。如青州田上下，赋中上。徐州田上中，赋中中。梁州田下上，赋下中。雍州田上上，赋中下也。或田轻而赋重。如冀州田中中，赋上上。扬州田下下，赋下上。荆州田下中，赋上下。豫州田中上，赋上中是也。或田赋等。兖州田中下，厥赋正是也。以州之兵赋考之，民之能出兵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馀而已。民力厚薄，由乎田之肥瘠，自古当然。而《禹贡》所出之赋，乃尔轻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号为沃野。豫州夫地之中，商贾所集。扬州东方之都会，荆州南夏之名区，故冀豫为罗绮之乡，荆州为鱼盐之海。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此所以田轻而赋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狭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国，地险患多。田土之外，杂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赋轻也。至于兖州，无雍梁之边患，无青徐之僻陋，又无荆扬之鱼盐，又无冀豫之罗绮，居天下有无之中，此所以田赋等也。〈胡氏书〉

九州之赋，惟梁、扬、冀、豫有时错出。
冀州出第一等，有不给之岁，即出第二等也。扬州鱼盐之海，出第七等，近于太轻，故有时而出第二等，以补除馀州之不足。豫州中国之交会，出第二等，盖亦甚优，故错出第一等。至于梁州，则夷狄北境，变故不常，而定出八等，似若太优，故无事则错出第七等，有事则错出第九等也。〈同上〉

《九州土贡》

九州土贡，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赋，无地不宜，故特有高下。
九州之贡，各以土宜，不可比而同也。惟金三品，羽毛齿革，荆扬所同。至于他物，若漆则同出于兖豫，砮则同出于荆梁，磬则同出于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滨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丝枲之属，兖州则有丝及织文，青州则有丝及丝枲，徐州则有元纤缟，扬州则有织具，荆州则有元纁玑组，豫州则有枲丝絺纻等贡。古于雍梁无之，至于田赋，则九州特有高下尔。岂非桑麻谷粟无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同上〉

《唐邓汝颍陈蔡许洛地利》

古称肥沃之地，至宋朝反成瘠卤硗埆。
观《史记·货殖列传》：郡国之所有，东方之桑麻鱼盐，南方之竹木鱼盐，与西方之五谷畜牧，北方之枣栗裘马，则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备养生送死之具，导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则其民丰乐饶足，老死而无憾。及行天下，览及山林薮泽之所有，往往与古无类。夫自大江以北，汉水之侧，三代之时，列国数十，楚人都于荆州，其在战国最为强大，外抗群蛮，内禦秦晋，常以其兵横于天下，计其所都，安肯用瘠卤硗埆之地，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沃，原泉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颍滨民政〉

《两浙地利》

吴越未尝被兵，故其地利尤富。
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盖秦制，万户为县，而宋齐之间，山阴最大而难治，然犹不过三万。今两浙之下县，以三万户率者，不数也。〈叶学士进卷〉

《荆州地利》

鄂乃荆州之地，于古为瘠。自唐以来，乃以沃称。
三国之季，吴主孙皓自建业愬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埆瘠，民间苦之。当时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诚以地薄而民穷也。据《禹贡》荆州，厥土涂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荆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则是鄂之瘠，振古则然矣。然而李唐长庆中，崔郾为观察治陕以宽，继治鄂以严，或问其故曰：陕土瘠而民劳，吾抚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陕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黄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犹且为沃，则土腴可知矣。彼唐尧以来，至于三国之季，二千五百馀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孙皓而下，至于崔郾之时，才五百五十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盖三代以，前东南荒凉为甚。春秋而下，又为吴楚之境，两汉之际，未经葺理。自吴主孙权以来，始倚武昌为重，更三国东晋南朝之时，常为重镇，舟车所凑，人物萃焉。积壤流膏，耕凿滋利，岁时浸久，遂为沃壤，则亦宜然也。〈宇内辨〉

《扬州地利》

扬州于古瘠薄，而近世乃为衍沃。
按《禹贡》：扬州，厥田下下，是东南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称江浙之间，川泽衍沃，有陆海之饶，与古相反。如此，岂不以东晋南朝之时，人力有致于此耶。尝观汉武帝时，赵过能为代田，比他亩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谋画有工拙耳。汉魏以还，天下有变，常首难于西北。则衣冠技巧，转而南渡四方。习俗取利，举萃东南。农商工贾，曲尽其便。人物之繁，与京华无异。而土壤亦从而沃矣。加之乱离少弭，上下浸安，井里环聚以粪其田，鸡豚畜之，牛羊牧之，荆棘芟而草莱辟，种植时而灌溉利，虽欲不为沃壤，得乎哉。〈宇内辨〉

《淮浙财赋》

国用多而常患不足，盖知生财取财，而未知节用。
绍兴之初岁，费一千三百二十万，而一岁所入，止以淮浙盐息，计之已二千三百万。以二千三百万之息，而为一千三百二十万之费，国用当充衍而有馀。况夫今之淮浙所入，不减于绍兴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广租赋，与夫其他名目甚众，而储峙匮竭，常患无一年储，何欤。岂非知生财聚财之源，而未知节财之道欤。〈王榜眼馆职策〉

《江淮巴蜀财赋》

汉唐以江淮巴蜀财赋给军，宋以江淮巴蜀之资供军用，何不见其有馀。
巴蜀江淮，自昔号为富饶。汉高东向争天下，独命萧何留收巴蜀，以给军，是以巴蜀之资取天下也。唐肃宗驻兵彭源河洛，以北莽为盗区，第五琦所谓财赋之所出，江淮为渊，请以江淮租赋，命轻货以给军。故史臣谓张巡许远，全江淮财用，以济中兴，此以江淮之资，平天下也。今敛戍守边，徒以江淮巴蜀之资，为巴蜀江淮之用，宜若沛然，未见其有馀，何哉。〈学士院撰馆职策问〉

《两淮湖广四川财赋》

版图视古为减，而财赋视古为增。
以今日事势论之，合吴越楚蜀之地，东西犄角，视昔版图，所有殆不能半。而两淮湖广四川之赋，分隶于四总，所不属于上供，而上供所入，特不过闽浙数路。夫以闽浙路之所出，而资东南七八十年军国之需，无非殚竭民力，以赡经费。〈陆浚馆职策〉

《诸路经制总制月桩及两浙岁收缗钱》

宋末，取民多于宋初时。
今上供正赋，不过缗钱二百万。如经制钱六百六十馀万。宣和末，发运使经制两浙创立，建炎初，吕颐浩再复总七百八十馀万。绍兴初，参政孟庾总财赋，创立月桩四百馀万。绍兴初，应副大军创立，皆祖宗未尝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收添籴本十分七分五分之类，又起于近时也。姑以两浙言，在祖宗时，一岁通收缗钱三百三十馀万，而茶盐酒税十居其八。州县支费，皆在其间。今两浙岁输缗钱千二百万，而茶盐之利，又专隶朝廷。州郡支费，又不预焉。然则今之取民，不知几倍于祖宗时矣。〈郑湜劄子〉

《两浙板帐江西月桩》

二者税额太重。
两浙板帐钱额之重，实与江西之月桩相似。月桩之敷，出于一时，而不能均如额之税钱二万三千三百八十有三缗。而月桩之额财一千六百九十一贯。赣之税钱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四贯，而月桩之额七千四百缗。是筠之税钱，去袁无几。而袁之月桩，几五倍于赣。江西月桩，大略不均如此。〈孝宗朝臣僚劄子〉

《两浙税赋》

两浙既供，两淮岁输茶盐，又隶朝廷。取民重于宋初时。
以两浙言之，在祖宗时，一岁通收缗钱不下三百三十馀万。而茶盐酒税十居其八。州郡支费，皆在其间。今两浙岁输缗钱千一百万，而茶盐之利又专隶朝廷，州县支费亦不预焉。然则今之取民，不知几倍于祖宗时矣。安得不穷困无聊耶。〈光宗朝臣僚劄子〉

《性理会通》《田赋》

龟山杨氏曰：先王为比闾族党州乡，以立军政，居则为力耕之农，出则为敌忾之士。盖当是时，天下无不受田之夫，故均无贫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奸匈，不轨之民，无所容于其间也。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虽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泽矣。井田者，圣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联属，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乱。农赋既定，军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虽匹夫匹妇，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于万物，诚有调燮之法，以佐赞乾坤化育之功。
华阳范氏曰：自井田废，而贫富不均。后世未有能制民之产，使之养生送死，而无憾者也。立法者未尝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贫者不能自立也。贫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赋敛重，而力役繁也。为国者必曰财用不足，故赋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饥用不足，问于有若。有若曰，盍彻乎。夫彻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与君皆足，必彻而后可也。后之为治者，三代之制，虽未能复，唯省其力役，薄其赋敛，务本抑末，尚俭去奢，占田有限，困穷有养，使贫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虽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于治哉。蓝田吕氏曰：古之取民贡、助、彻，三法而已。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是为贡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亩，同治公田百亩，是为助，不为公田。俟岁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亩，是为彻。

《大学衍义补一》《贡赋之常》

《禹贡》冀州，厥赋惟上上错。兖州，厥赋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徐州，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夏翟，孤桐，浮磬，蠙珠暨鱼，厥篚元纤缟。扬州，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荆州，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箘，簬楛，包匦菁茅，厥篚元纁，玑，组。豫州，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梁州，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雍州，厥赋中下，厥贡球，琳，琅玗。
臣按国家之用度，皆取于民。而取民之大纲曰赋，曰贡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氏之世，始详焉。盖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犹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辟者未尽。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贡，分田定税焉。九州各有赋有贡。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凡贡，诸侯以献于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后，条陈九州所有，以为定法。孔子删书，特载之于夏书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后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视此为准焉。凡外此，而别为名目。如后世之进奉和买劝借之类，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经常之制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甸，所谓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赋之入，止于米粟。近地则并其本槁取焉，盖米以食人，槁以饲马，无非以为国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远近，各有轻重之等，精粗之异。非若后世一概取之，无所分别焉。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哀公又问于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臣按先儒谓有若请鲁哀公行彻法，欲其节用以厚民也。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馀，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则尽取而不足，民既贫矣，君孰与守其富哉。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所谓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斯二言也，最为亲切。著明九重之上，念兹在兹，以示教于千万世之圣子神孙，则千万世之生灵，不胜幸甚。

魏文侯时，租赋增倍于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
臣按魏文侯，一国之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课多之害，于民而设为皮毛之喻。况万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税人，收大半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二世承之不变，海内溃叛。
臣按致乱之道多矣。而尤莫甚于厚敛。自三代以来，皆因地而取税。至秦始舍地而税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则民之贫者何以为生哉。贫无以为生，则不爱其死，是趋民而使之溃叛也。

汉兴，天下既定，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汉文帝在位，再赐天下半租。其后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馀年。当是时，岂一切无所用度哉。兹盖文帝恭俭节用，国有馀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后，事事仰成，稍加节约，自有赢馀，固无甚难者。我圣祖得国之初，凡事草创，无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其视汉文益数焉。岂非难哉。今即御制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诏凡三焉。其一谓中原之民久困兵残，免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河南、秦陇夏秋二税。山东二年，其馀一年。其二谓创业之初，取办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谓建都金陵，以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为京师之翼，其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再免一年。其广德及滁州、和州、无为州，亦与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诏免应天，以至无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庐州、金华、严州、衢州、处州、广信、饶州九郡，及山东、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宁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两浙江西之诏。五月、十月，有免应天等五府之诏。九年二月，有免山东陕右之诏。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兴等四县之诏。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诏。至十有三年，乃下诏曰：荷上天眷佑，君主华夷，十有三年。仓廪盈，府库充，今民力未苏，凡天下今年夏税秋粮，尽蠲免之。呜呼。我圣祖革命建极之初，正创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备，凡
宫室禁卫官署，城池藩府，与夫坛壝学校，礼乐器用，一一皆当创置。矧干戈甫定之馀，人民疲困之极，列屯坐食，仰给者众。分官置吏禄，食者多所费，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万，尚有馀赀以资用度，而免租之诏，无岁无之。此我圣祖所以结人心，凝天命，而培千万年不拔之基端，有在于此也。矧今承列圣重熙累洽之后，垂拱仰成，百度修举，不必更有作为，一切事功，略加省节，自然有馀。伏愿圣明在上，法汉文之俭德，体圣祖之仁心，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使国计常足，而有馀蓄。时令有司，计国储之多寡，因岁事之登耗，屡下宽征之诏，以苏农民之困，所以固结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国本者，在是，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十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瘽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臣按，秦汉之际，其所以兴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与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赋，汉则十五而取一，其后乃尽除之焉。盖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苟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呜呼。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鉴秦汉之所以得失，以为取舍哉。

昭帝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
臣按，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盖粟生于地，非一日所能致。钱出于人力，可旬月间而办也。自古识治体者，恒重粟而轻钱，盖以钱可无，而粟不可无故也。后世以钱物代租赋，可谓失轻重之宜，违缓急之序矣。故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菽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

唐初，始定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粟二石。二曰调，每丁随乡土所出，岁输绢或绫、絁共二丈，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则日为绢三尺。
臣按自古中国布缕之征，惟丝枲二者而已。今世则又加以木绵焉。唐人调法，民丁岁输绢绫絁，及绵输布，及麻，是时未有木绵也。宋林勋作政本书，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非蚕乡则贡布麻。元史种植之制，丁岁种桑枣杂果，亦不及木绵。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考之《禹贡》：扬州，岛夷卉服，注以为吉贝，则虞时已有之岛夷，时或以充贡，中国未有也。故周礼以九职任民，嫔妇惟治蚕枲，而无木绵焉。中国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

代宗，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
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
臣按，马端临又言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由马氏斯言观之，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取民之意。后世徒以陆贽之言而非之，贽之言，盖不欲苟变当时之法，故极言其法之弊耳。臣窃以谓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亩检覈为易，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徵求耳。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后，至今行之，遂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因其地宜，立为等则，徵之以夏者，谓之税，徵之以秋者，谓之粮。岁有定额，家有常数，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随其田之宽狭，取其税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为额也。其额数则具于黄籍，总于户部，其徵输期限，则责之藩服州县，非若唐人别设两税，使以总之也。若夫丁口之税，百无取焉。惟逐户编为里甲，十年一度轮差，其馀年
分，官司有所营为，随时起集佣倩，事已即休，所谓绢布之调，无有也。不役之绢，无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额，百世而不亏。吏不能以为奸，民不至于重困。陆贽所谓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矣。彼租庸调法，乌可与同日语哉。

宪宗时，李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馀户；閺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徒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
臣按《吕氏春秋》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明年无鱼。李渤所谓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其言盖本诸此。盖以取税于民，如取鱼于泽也。泽以养鱼，必常有所养，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养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则一取尽矣。后何所继乎。后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摊税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将竭之，至再至三而无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鱼种绝不止也。何则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试以一里论之。一里百户，一岁之中，一户惟出一户税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户，乃以二十户税摊于八十户中，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明年逃三十户，又以三十户税摊于七十户中，是五户而出七户税也。又明年逃五十户，又以五十户税摊于五十户中，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增，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岁加于一岁，积压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为今之计奈何。曰，李渤谓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虽去，而产则存，宜斟酌具为常法，每岁十月以后，诏布政司委官一员，于所分守之地，亲临州县，俾官吏里胥各具本县本里民数逃去开除者若干，移来新收者若干，其民虽逃，其产安在，明白详悉，开具即所收，以补所除，究其产以求其税，若人果散亡，产无踪迹，具以上闻，覈实除免。如李渤所言，绝摊逃之弊，如此则民生既安，国用亦足矣。

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
臣按武王克商之后，西旅献獒，召公以为非所当受，作此书以戒武王，谓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故致四夷，咸来宾服。若远若近，皆献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献者，衣服饮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献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异物进焉，则非常矣。必其君无有常德，而玩好之偏闻诸中外，故远人亦以是觇之欤。呜呼。人主之好恶，有关于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

《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
臣按太宰九贡，致邦国之用，谓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谓之用者，言适于用而已，非无用也。盖自祀贡以至于物贡，固非无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诸异乎后世人主之求之欤。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臣按，遣使需索之谓求。求者，下之乞于上，不足者资于有馀之谓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于人，则是示贪风于天下，开贿道于方国，其失自上，岂小故哉。

汉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帝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无求来献。
光武下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大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制。
和帝时，南海献荔枝、龙眼，奔腾险阻，死者继路。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复受献。
臣按汉家此三诏者，皆不适己之便，而有爱民之实，谨表出之，以示万世。

安帝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彊熟，或穿屈萌芽，味无所至而大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
臣按，安帝此诏，非徒有爱物之仁，亦且得养生之义。

顺帝永建四年，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还之。
臣按，顺帝此诏，与唐太宗罪权万纪，同一心也。所谓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文砻见之，宜愧死矣。后世人主，乃因其臣献珍异而奖宠之，甚至加以爵禄焉，视顺帝，岂不远哉。

隋炀帝幸江都，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薄则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禄，天禄也。所涖之职，天职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过承天意以予之耳。今顾因其所贡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岂天意哉。人君为此，其拂天甚矣。炀帝之为炀也，宜哉。

《唐制》：州府岁市土所出以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
臣按，唐制州府岁贡土物，其价视绢，无过五十匹。所贡至薄。其物易供。间加此数，亦折租赋，不别徵科。及考其所以为贡者，不过药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为制，后世子孙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贡献至数千万，加以恩泽者。德宗之臣，有日进月进，因而得迁官者。呜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孙犹继之以不善，况贻谋不善者哉。

太宗谓朝集侯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廷。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谓踰境外求，极为劳扰。窃以谓郡国贡献，非但踰所任之境，而求之为劳扰也。至于道里之远，辇运之烦，经过州邑起役，丁夫佣倩，车马官府为之废政，农作为之妨业，上之所得无几，计其所费百倍于所贡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赍货，求之中国之外，越沙漠涨海之涯，其为劳扰，又可胜言哉。

宪宗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学士钱徽恳谏罢之。帝密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大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为誇，无之亦不足以为歉。为万乘之主，而欲人之贡献。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复因人言而罢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学士虽不知，吾所戒之人，则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当世史臣且笔之于册焉。历今数百年，犹如昨日乎。然则人主举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下诏悉罢之。诏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被于氓庶。又曰：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诏，可谓切要，读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诗云，割我心头肉，市汝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可与周祖此诏并传后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诵之，天下不胜幸甚。

宋太祖诏，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真宗时，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进龙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诸州贡物耗蠹民力，诏罢之。
孝宗诏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果实则封闭园林，海错则彊夺商贩，至于禽兽昆虫，珍味之属，则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于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馀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
臣按，宋朝诸帝，往往罢贡献。而孝宗一诏，尤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止许长吏修贡。然考《杜氏·通典》及《唐书·地理志》各载诸郡土贡物件，而宋地理志及会要亦载焉。则是唐宋州郡所贡土产，已有定制。有司每岁合依定制进献为宜，又何用州军条上为哉。夫有土则有贡，随其地之所有而献之于上，以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义之当为。然不可过为需索，以一人口体之奉，而贻累千万人，而耗其衣食之资，甚者假公以营私，一人之用才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费其万亿焉。是以自古爱民之君，宁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称，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万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于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庙祭祀之品，宫闱甘旨之奉，军国兵戎之需，与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阙者耳。我太祖于国初，即定诸州所贡之额，如太常寺之牲币，钦天监之历纸，太医院之药材，光禄寺之厨料，宝钞司之桑穰，与凡皮角翎鳔之属，皆有资于国用者也。著为定额，俾其岁办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
急阙之用，则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谓薄矣。凡唐宋以来，所谓藩方之羡馀，郡国之进献，佞幸之珍异，一切无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
臣按，《春秋》书天王遣使求车、求金，说者谓其求非所当求，故圣人讥之。然所求者，中国之诸侯，车以为乘，金以为赙，犹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测之险，而求无用之物于遐绝之域。世祖在元君中为最贤，而犹如此。他又何责哉。臣尝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谓宝者，三代以来，中国之宝，珠玉金贝而已。汉以后，西域通，中国始有所谓木难、琉璃、玛瑙、珊瑚、琴瑟之类，虽无益于世用，然犹可制以为器焉。至元所谓宝者，则异于是是，皆块石碎砂之属，形既不圆，文又不莹，他无可用者，但可用之丽金银，以为服饰耳。乃至费赀万亿以售之，呜呼。弃有用之金银，易无用之砂石，元惑于贾，而后人亦为所惑何居。
以上论贡赋之常，臣按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经常之法，以为养民足国之定制，所谓经常可久，百世而不变者，禹贡所载贡赋，二者是已。若汉之告缗算舟车之令，唐之借商税间架之法，宋之经总制钱之类，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暂行尚不可，况常乎。臣于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之后，即继以贡赋之常者，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