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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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刑典第一百十四卷

盗贼部总论一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有一年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赐于其从者，于是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曰：子盍诘盗，武仲曰：不可诘也。纥又不能，季孙曰：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皂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来，虽贱必书，重地也。

《大学衍义补》《遏盗之机》

《周礼》：士师之职，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
臣按先儒谓联比，其居什伍，其人乡官之事也而士师掌之比追逐偦伺盗贼之事。可见成周盛时，虽称极治而圣人为民防患之心，无所不及。故乡各有所司而士师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闾合闾，以联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联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联比闾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盗贼昼则追逐之，夜则偦伺之。废事者则士师施之以刑罚，有功者则士师施之以庆赏。后世于里巷设为火铺、更夫，使之互相觉察，以防盗贼，其原盖兆于此。

士师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
臣按八者而谓之成，成者国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谓之邦者，以见此乃国家之大事。所以系安危治乱者，非但乡党州闾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谍是交通。外国之事犯令，挢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盗不过窃取国货而已其间。最是为邦朋者，聚党以乱民。为邦诬者，讹言以惑众。为邦贼者，搆逆以称乱。三者乃国家之大恶，生灵之祸本。有天下国家者，所当预惩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师掌之而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所以杜其几微，遏其萌糵者，岂不豫哉。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揭之，入于司兵。
臣按司厉一官，专主追徵贼赃。

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𣝔之，有相翔者诛之。
臣按周礼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馆，候馆有积，所以待宾客师役使命之往来，既已掌于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庐氏又职往来，按比而肃其守卫焉。由是观之，可见古昔盛时所以防盗者，无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来，寔所以示国威之严肃也。昔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陈，以聘楚道。茀不可行而知陈之不能守其国。矧惟堂堂乎大朝威名，远詟于万里之外，九夷八蛮无不归仰顾于畿甸之间，国门之外，盗贼时时窃发，公行以劫掠，行旅斯声也。岂可闻于遐外乎。当道者以此为小事。故不以闻，盖不知。周官设野庐氏之意，单襄公讥陈人之语也。臣请严敕捕盗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盗贼。劫掠者，其应捕及统督者，不获盗皆革其冠服，俾以必获为期三月，之
外除其名。然京师地大而人众，俗杂五方，难于辨识。与其督责于其后，孰若豫备于其先，请于都城之外，分为数路。每路约量远近立一望楼，每楼于常操军，拨马军十名，步军十五名，五日一番轮守，楼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盗贼楼上军即擂鼓举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楼下军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严刑督责而盗自无矣。若夫冬月，河冰之后于都城外，设东西二营，委军官一员，督领马军各一二百名。有大车运载者，许其豫投辞，告知会集众车必五车，然后偕行每车差马军三名，护送其军人刍料之具，就俾僦车者，给之。仍先行合经由军卫，如自良乡至涿州，涿州至河间，河间至德州，临清济宁以至于徐州，此数处该班官军，十月以后暂免赴操，俾委官督领马军以次，递送至交换处遇有回车，仍令顺护以回。如此则道途无壅塞之患，商宦无畏途之忧，四方之人经历艰险至于近郊，举首仰望九重宫殿于红云，紫雾之中即有登仙之乐矣。

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臣按此所谓夜禁也。今制一更三点禁人行，五更三点放人行，即此意。

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𣝔者，与其国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赏罚之，禁径踰者，与以兵革趋行者，与驰骋于国中者，邦有故，则令守其闾互，唯执节者不几。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奸盗者，畿内则有野庐氏，城内则有修闾氏。是以都城内外奸无所容，闾里之间斩。然以齐门巷之列肃，然以宁虽有不逞之奸无由而起，猝遇非常之变，有以制服之而不至于猖肆也。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𣝔者，国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以为追逐偦伺之备。各于闾巷之间设为互，以断行，即今鹿角之类。设为𣝔，以传更，即今木柝之属。夜行有禁则入息者，不趋于晦冥之时，更漏分明则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盖寇盗之兴，皆于夜静人息之时而官府特于闾巷之间存，此数辈俾其不寐，以为奸盗之防，此古昔盛时非独海宇之内，无有大奸大寇，而于闾里门巷之中，虽胠箧穴牖之小，盗亦无有也。呜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绝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长而至于大且著也。国初于南京设为四十八卫。每卫各有营营两际，各为门，本卫官军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为易。又于五城各设兵马司，设立弓手，专以巡徼京城内外，即周官修闾氏之职也。又于各坊里巷立为火铺，支更守夜其与修闾氏所谓。互𣝔追偦者，无以异焉。盖卫所有定居则呼，召之军，易集巡徼。有攸司则追，偦之责有归。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师盖袭胜国之旧，街坊里巷参错不齐而卫所散，处而士卒之名，隶尺籍者，聚散无常甚者，野处在数十里之外，幸而承平无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变，出于仓猝之间，急欲有所召集，岂不难哉臣愚，欲于无事之先而豫为有事之备，请复祖宗南京旧制，虽然时异势殊，当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诚未易也。无已请用祖宗之意，以为今日之备，可乎。夫南京之卫。四十八，今京卫七十有馀。其卫署随处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军士虽系籍卫中，食粮至其操练以待调发，则分在各营必欲使每卫各为一处。联比其居决有不能者，今名籍在卫所，队伍在将领而其所居之。地方则各属兵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众，聚四海之人，杂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众，盛奸宄实，繁一城之大仅设五司官僚，十数员，兵卒百十。辈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力有所不周势，有所不及。臣请每城量地，广狭远近，添设行兵马司数处。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闻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楼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于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系见操官军在地方住者，不分赁寄及上班者，皆俾报名附册，就于本坊见居军官中，推举其管操者一员，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挥无则把总指挥为众信服者，奏闻以为地方总领。每季一造册，册成各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总领。官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见居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居参见，每年四见，此外不许擅自起倩。旧例每兵马司岁委御史一员，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随地方广狭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马、司行、御史、督该司起集，该方官军赴总领处听用。如此则仓卒事起有备无患，虽非祖宗设立军营。初制，然于其间处置得，宜运用有方则亦其遗意之彷佛也。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因袭前代旧名，俚俗不
雅混乱无别。宜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别立新名，每处立一大铺，分统小铺。每小铺设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点起守至四更三点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铺更夫倍之，大铺之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对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二更一点以后，即横縆以绝往来至四更三点，方开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门。一更三点即锁断，五更一点方开，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丧紧急等事，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面遇夜照放无牌，面阑出及擅开者坐以罪。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小铺各置其小者，一面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铺。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轮五骑往来，巡逻其馀仿。此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每城拨军之数，亦如之其巡逻之军。五军大营每日于见操，官军内轮差如此则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阑拒，而贼不得以出入。国家有仓猝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而贼不得以纵横。此虽琐末之事而所关系实大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见焉。昔者，周幽王举火以戏诸侯则是三代之时，不独边境置立烽火而宫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国家运气隆盛，德泽深厚。所谓亿万年磐石之宗，泰山而四维之者也。万无意外之事，然杞人忧天，天岂有坠理而杞人忧之，忧之诚愚也。然不失为爱天之深。臣愚请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测之事，即于琼岛上立之悬红灯为号，其事缓急以灯多少为符，预以遍告诸总戎、大臣俾知其故。又于九门上各立高竿以悬红灯，定多少之数以示缓急之别，遍告诸军以为进止分散之令，如此则不烦三令五申而六军万姓，可以不言而谕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虑也。

《论语》：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于其君，首引鲁论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问之语而继之曰：臣始读此二章，书盖尝疑之。以为圣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观唐太宗初即位，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观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圣人之言不欺后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区区之鲁国，季康子为相，孔子犹劝之以不欲，所以止盗。况天子之为天下乎。伏见熙宁，臣僚有奏请别立盗贼重法者，自行法以来二十馀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古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有邪僻之民。然后齐之以刑。岂有不治其本专禁其末哉。祖禹所谓本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是已。然先以节俭示以纯朴非无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节俭纯朴以为治则民之衣食足矣。又得人以教化之，则民皆化于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臣按苏辙谓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谁与为乱哉。臣窃以为乱与盗，皆起于血气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盗之起，始于里闾，积而至于为大盗则乱天下矣。是以古之圣王必制民恒，产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馀，教以礼义，使其知尊君，亲上之当务，则其心志有所养而不敢肆其欲，血气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则里社之间，偷窃之盗且不作矣。虽欲为乱，何所资而起乎。

秦二世时，发闾左戍渔阳者九百人屯，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斩胜广。因天下愁怨，乃杀将尉，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为坛而盟称大楚。攻大泽乡，拔之比至陈，卒数万人入据之。遂自立为王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之。使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后至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也。乃悦。
臣按盗贼之起，盖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来，所以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无以为生，举手动足何者。非杀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寻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胜广之徒所以造乱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后天下愁怨之时，虽施之以仁恩、惠政，犹恐不能补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盗已众矣而犹称无盗，臣下有言盗者反怒之。不当，怒而怒，当忧而不忧，天下安得不乱哉。

汉武帝天汉中，东方盗贼滋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杀二千石，掠卤乡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馀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盗贼，不可以不严，亦不可以过于严。不严则有司不肯用心除贼，遂至养成大祸。过于严则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驯，致大乱二者，皆非中道也。盗贼之起，必推求其致。盗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穷所以。至于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为。以民待民而不以盗待民，如是而民为盗，犹自若也。然后以盗待之，大抵民之所以为盗之故。不在朝廷则在官吏，又不然则是奸民之乘间生事也。国家不幸而有盗贼之起，则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祸起于朝廷，则反己自责，去其弊政。起于官吏则根究所自而诛逐其人，若但出于奸民则必急剿，绝之痛惩以警众，使毋至于滋蔓也。如此处之庶几得中道乎。

宣帝时，渤海岁饥，盗贼并起。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拜渤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各以口率，种树蓄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至是入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盗起，选能治者。丞相以龚遂应诏。可谓得人矣。以今观之，虽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举，则帝无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亲行诘问，假之以文法，宠之以厚赐。此遂所以尽心效力，使郡之盗贼，悉平而皆为良民也。于此一事，可见宣帝留心民瘼。虽以一遐远之郡，二千石之吏，犹拳拳如此，盖欲无负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传序而亦不虚，受臣民之供奉爱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张敞官。数月，京师吏民懈弛，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盗贼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无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当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无，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则系人君，优假以养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闻之。有素，一旦有繁剧，难处之事，委以任之则事半而功倍矣。盗贼虽曰：小人，然非有智术者，亦不能以聚众也。所以敢于犯天诛而为灭族之举者，非不知王法之严也。自恃其能而谓人，皆不己若也。而一闻有智术出其右者，其气自馁而从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张敞而用之。盖此意也。

灵帝时，钜鹿张角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遣弟子游四方，转相诳诱。十馀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莫不毕应。填塞道路，郡县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杨赐上言宜敕州县，简别流民，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帝殊不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馀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义车裂。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事角道者，诛杀千馀人。角等知事已露，驰敕四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帜，所在燔劫，长史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臣按黄巾之起始于张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转相诳诱远，至十馀年，多至数十万。天下九州从之者，八州内而宫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卫。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谋，其原皆起于符水咒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师尤多，不徒不禁绝之而又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职，则又不独下之人为所惑而已也。呜呼，先王之世，左道惑众者，必诛。政恐其惑世而驯，致于大乱也。有志于防乱者，可不戒之于微哉。

灵帝以黄巾日盛，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中常侍吕彊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与角合谋，为变滋大。请先诛左右贪浊，大赦党人。料简牧守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时宦官赵忠、张让等贵宠，第宅拟宫，室及封谞徐奉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角通。
臣按张角之乱，积十馀年而人从之者，几遍天下，则虽内官在天子左右亦与之通谋。无一人敢言者，何也。盖一时贤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谋，为不轨而禁锢之。是以举世之人莫不缄口结舌也。吕彊谓不赦党人，将与角合谋。此盖以危言激帝尔，党人岂为乱者哉。是知为治之急务，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虽以天下之大皆从一贼而无一人之敢言黄巾之乱，若非其党之自言，则灵帝终不知也。呜呼，后世人主宜以为鉴。

黄巾馀党贼帅韩忠复据宛拒，朱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诸将欲听之。俊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而更开逆意，使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臣按处事者，当知天下之大义。朱俊谓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故不纳其降，以纵敌长寇，以为形同而势异。呜呼，此岂但形势哉。大义亦不过如此也。

交阯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民怨叛。执刺史选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苏洵曰：天下之势，远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今广南川峡例以为远而朝廷稍有所优，异者不复官之于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夥明珠大贝纨锦布帛，皆极精好，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规求于其间。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侬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势，虽有内外远近而圣人一视以同仁，初无内外远近之异焉。观贾琮之治状，苏洵之议论晓然。知远方之民所以易动者，非民之性习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盖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胜兵三十万人。方其相安无事之时，一方数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县得二三十辈之贤守。长则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穷起而为盗为乱，非得数十万人马钱粮未易以平之也。呜呼，当道之大臣掌铨选者，何苦不为国计，不为地方计而专为仕者之计。不权其轻重，缓急而拘，拘于远近内外之较哉。非独不智，盖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要，由是盗发，无不禽获。其后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楼置鼓防盗之法，今亦可行。然可于盗发之时，行之平时不用亦可。

孝明时，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夷夏之民相聚为乱，岂有馀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宜分郡县为三等，清官吏选补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时，以盗贼滋发之，故征讨不息。遂至国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敛之法，议者归其罪于守令，不得其人诚是也。今宜为之法曰：州县境中，有盗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获，亲民官革去冠带。捕贼一年不获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递减，其罪获盗之数十获其三，即与准免。

隋炀帝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塞下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以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二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渔，百姓穷困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于是平原刘霸道，漳南窦建德，鄃人张金称，蓨人高士达皆聚众为乱。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馀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书》：有之抚我则后，虐我则雠。所谓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无已，劳役之无已，科敛之无已。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乱。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荫而有今日贵贱，不同而好生恶。死则同好逸恶，劳则同好取，恶予则同设。使吾身处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尽取吾之财。使吾父母冻馁，必欲。竭尽吾之力。使吾亲属离亡，吾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为乱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乐乎。不安不乐则吾不能以不操心。纵假势力以平之则所损，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古语有言：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则为天子，失乎民心则为独夫。得民心之道无他，惜民财爱民力而已。民之财恒自足，民之力恒有馀，则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寿国，脉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严，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军帑。空虚不能发兵。请令更留戍一年，戍卒闻之怒。都虞候许佶等作乱，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禦。诏遣中使赦其罪，部送归。徐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招集亡命众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货财。募兵得数千人，自称兵马留。后寻陷徐州城，城中愿从者万馀人。勋又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由是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遂破鱼台等县，又陷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勋又分遣其将，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沐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商货，既而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勋始惧。应募者益少，勋乃驱人为兵，敛富室及商旅财十取七八，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勋自九年七月作乱，至明年八月始为官军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财。故省费节用，恐穷竭而召祸也。民无信不立，故明约慎令恐欺诈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为崔彦曾失信而已。彦曾所以失信者，为军帑空虚而已。自宣宗末年，诸镇相继逐帅而叛言事者，以谓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之所致。况懿宗穷奢极侈，所费不赀则敛财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一有变故无以应之。如徐州是也。然则俭与信，岂非为国之急务乎。臣按唐末之乱始此。宋祁曰：《易》云：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虏而不知患生于无。备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后世人主宜鉴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于今日，省费节用以足国之用，明约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驯，致于唐人桂林之乱也哉。

僖宗时，政在臣下，南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明年宛胊人黄巢亦聚众数千应仙芝。巢少与仙芝俱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范祖禹曰：自古贼盗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之季世，政出阉尹。
不惟赋敛，割剥复贩，鬻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为民其秀而黠者，为士所业不同而各求以资所生者，则同也。是以国家盛时仕路通而聚敛之政不行。士有士之业，民有民之产，有以自生。故视死为重，不敢轻其生，恐或致于死地也。故盗贼不兴，祸乱不作。当唐之世，使黄巢一举而第，进士或于进士科，外别有进身之途则巢不贩私盐矣。使盐而无禁则巢必终身业之盐，虽有禁而无大罪，巢必不改业而为盗矣。使当时民生有恒业，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巢虽为盗，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逐天子而犯宫阙乎。是故明圣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尽利以遗民。

广明元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闾里晏然。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廪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范等至潼关，搜箐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禦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莫有斗志。巢至举声大呼，声振河华，士卒饥甚，遂烧营而溃。贼自潼关入长安，称齐帝改元金统。
臣按黄巢入潼关时，唐之兵粮皆无有也。呜呼，尚何以为国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众至数十万，而堂堂朝廷乃至寇临国门，曾无数百可以禦敌之兵，曾无数月可以给军之饷，不知平日举朝之间，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干何事。舟车所以日辇月运者，其物安在。虽曰承平日久储备废弛。然自仙芝乱起，至是亦七期矣。帝虽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无一人言及之。一时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门，纵不为国计独不为身家计乎。盍思曰：贼若入关，我用何人禦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禦寇。纵使有人，又于何处得军饷乎。贼至潼关无备必长驱入京师，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置于何所乎。呜呼，后世人主观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谨身节用，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毋使国家一旦驯致于此，无可奈何之地，则永无祸患而常享安乐矣。

中和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诇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盗中，捕盗使杨迁诱弘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擒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杀之，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闻弘让之冤。遂大骂杨迁去而发愤为盗，驱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踰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役。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
臣按盗寇之生发，固有民穷而为之者，亦有官吏将激发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时，窦俨上疏请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资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请令他县，皆效之亦止盗之一术也。
臣按窦俨所言新郑义营之法，可与北魏时李崇村置鼓楼合而为一。诚然则乡村之盗。无所容矣。及其所谓盗贼自相纠告给赏之法，诚行则贼党互相疑贰，不能久聚。昔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同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复，何所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呙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虽善，然用之则可以暂而不可以久不。若俨就以所告资产之半给之，为可常也。今后若有盗为同侣所执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潜此语折之。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初蜀亡其府库之积，悉输汴京。自后任事者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争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杀县令，旁邑响。应王小波中流矢死，其党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众至数十万，僭称大蜀王。诏以张咏知益州，得便宜从事。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总兵讨贼，渐有成功。顿师不进，专务饮博，剽掠馀寇，匿山谷，恃险结集势复。张大州县多陷，咏至以言激正等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具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时，寇掠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广武叛卒，刘旴啸聚数千辈逐，都巡检使略汉蜀邛州。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乱，奉王均为帅，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顺陷汉州。
吕中曰：李顺之党方息而刘旴兴，刘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乱邪。盖蜀民勇悍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咏也。平刘旴之乱者，亦张咏也。代以牛冕则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张咏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无西顾忧，此为蜀择咏，非为咏择蜀也。臣按苏洵尝拟为张方平之言，谓民无常性。唯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赖之身而弃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洵之言虽若假设，然亦实有此理也。盖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恶，恶之心人人有之，谁肯甘于为非，为恶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习知其然。故亦自弃其身于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呜呼，为人上者，寄斯民于守牧，乌可专委柱，后惠文冠峨峨武弁者哉。

仁宗庆历中，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出世。则之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执得一囚之。杀通判董元亨等则僭称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事闻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之。
臣按盗贼之窃发，往往以妖术惑众。伏读律文有曰：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为首者，绞为从者，流其法可谓严矣。圣祖制法之初，其为虑一何远也。然欲禁绝其源，当自京师首善地始，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名者，即令街坊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异书者，皆许赴官受直，三月之后不首者，他人首发，重罪之。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

欧阳修言。近日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禦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
臣按除盗之法，最不可缓缓则贼势日大，徒侣日多往往贻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其首务也。得一良吏如龚遂之治渤海，虞诩之治朝歌，盗不难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访得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即欲应举，及其长立所学不成，虽稍能文不近举业，仕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此张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负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不别营进身，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形，乃与其徒密相结扇。此辈散在民间，实多纵无成谋亦能始祸。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谋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采访，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泽遗逸荐于朝廷，随其所能量加恩命。
苏轼言于仁宗曰：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馀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臣愿特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䲡为之制。愿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荐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扬雄有言，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是知人言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与，盗贼何异。臣切尝为朝廷计，以谓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帝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为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而辅之也。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京东西职司，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鲁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巨盗大奸随即录用，若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才皆为我用，纵有奸雄啸聚亦自无徒。
秦观曰：自古盗之所以兴，皆出于仍岁水旱，赋敛横出，徭役数发。故愚民为盗，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以为假息之计。所可深虑者，其间有豪俊而已。何则人之豪俊犹马之有骥，犬之有卢。虽上观下获，一日千里而纵蹄齧之变，亦可畏也。昔周亚夫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天下骚动，大将得之隐如一敌国。云：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未几军乱，遂复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间，系吴楚之成败，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盗贼之间而有豪俊，岂不为可深虑也哉。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术，莫大乎笼。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为我笼，取则彼卒材，鼠辈虽有千百为群，不足以置齿牙之间矣。国家取人之制其选高者，惟制策进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者，椎鲁少文独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俊皆文武纵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鲁少文之人，则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进士所得之，外不能无遗材也。
臣按富苏二臣所见略同。盖盗贼窃发，古今代有彼。其纷纷攘攘之徒，为人所劫制者，心无定志。为利而动，既可以诱胁而来，亦可以哄吓而去。无足虑者，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尔其言足以动众，智足以设谋。其纵横诡秘机略，变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有以平时收拾之使，其有所顾藉而不肯为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则彼在中，国则为盗贼主谋，彼出外境则为夷狄效力。其为祸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唯祖宗用人于科目，岁贡之外别有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经明，行修诸科下至富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盖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尽所用而无遗也。近日用事者，乃尽去之而颛颛用科贡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愿复旧制，诸科以收拾天下遗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习举业者，有他才能艺术可称皆许荐，闻随所能而试之量授一职。其大江以北人才朴鲁，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书者，其中有知边情谙武事及膂力技能过人者，亦许以名。闻量用以为都司卫所，幕官，或补任，或添注，或于武职中。试职其中才能出众者，果有显效则不次用之，以为将帅，以为方面。异日为国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赖其用也。夫然则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无出位之，思国家之所用者，无遗才而无意外之虑。黄巢必不贩私盐，张荣必不为阡，能草书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张元、吴昊必不为夏人之用，黄师宓必不主侬氏之谋，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开军资甲仗等库，劫取衣甲物帛，散与贼党。州中兵士不满三十人，州官散走，贼徒恣行劫，杀殊，无畏惮官司，势不能制禦。夫小寇聚集尚如此。陵侮，此后更有大盗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召募徒众，必且将。至千万人以与朝廷相抗。贼徒大劫财物，散施无涯则贫民乐随矣。恣行劫杀使人震恐则小大胁从矣。朝廷赏必有限，罚必有条，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从也。若诸处观望，奸雄相应而起，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乱。臣夙夜思虑，实为寒心。赵瞻言于英宗曰：伏见群盗杀害辅郡之官吏，系囚叛起京畿之狱，此皆前古祸乱之，萌朝廷腹心之虑。为最急务而政府唯不过发关移，为督责之状，州郡亦不过备游徼，为期会之迹。而已立书一报，但用习常，苟求按问未有为，国家穷渊薮积奸之原，塞万一不测之计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则盗贼屏息，今联官数十员而不能禁者，何哉。盖昔之责人以实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盗一发，符牒四走则曰：吾有文书，下一路矣。帅府则曰吾有文书，下郡矣。按具则吾无责也。郡则曰吾有文书，下巡逻令尉矣，关白即吾无责也。令尉则曰吾有文书，下坊里保伍矣。期会即吾无责也。此其由来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盗之起，必劫刑狱，必掠公库，必杀官吏。自古祸乱之起，皆始于此。驯而至于其极四海涂炭，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县之积也。有国家者，思患而豫防之，岂容缓哉。昔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遣之，盗悦径去。不为盗事，闻富弼欲诛仲约，范仲淹欲宥之。臣窃以为弼之欲诛，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请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仲约不禦之而使之越过其境，固有罪矣。若无城郭可为屏蔽，无士卒可以拒敌而又无邻境可以救援，与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计而援之。不犹愈于坐致一郡之生灵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夫受人牛羊为之牧而不为之闲，校使为盗所窃则牧者不能无罪也。责其不能为闲校之罪，则可今盗来而彼能以计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则过矣。臣谓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者此也。虽然城池之不设，兵卒之无额，岂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亦当分其责焉。臣请自今以后凡天下府州县无城池当要害处，即议与筑城置军，其不可置军处则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或用民力，或用官钱赁工，以次第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杂，差编为丁壮，夫甲量为额数守之。其馀州县地狭而民少不可为城守者，亦量与丁，夫为守凡其所有仓库钱粮，甲仗俱寄郡库犯罪重囚。俱监郡狱有城池处。如此则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军有禦备之具。异时为寇所攻劫。罪有所归而彼亦无辞矣。是虽一州一县之事，积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为国家远虑者，所宜深致意焉。

苏轼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京东之地所以漕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系也。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从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木炮石战守之具，以为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间，其人以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冲，其形势、风俗、物产，苏轼言尽之矣。虽然汉唐都关中此地，在当时为远郡，宋都汴梁此城在当时为陪辅，其在今日则在南北两京之间，运道所必经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南出数百里则为帝乡，兴王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关系非但汉唐宋时比也。臣于京辅屯兵条，下请于此处立为大镇，命大将一员统领江淮，上班官军于此守镇。一以守护漕运，一以屏蔽皇陵而于，一方之盗贼亦藉。是以镇遏之则两京有通融之势，万里无隔绝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也。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军，青溪民方腊，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县境、帮源诸峒山谷幽险，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时朱勔领应奉局于苏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诛勔为名起作乱，自号圣公，建年号，置官吏将帅，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必断脔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警奏至京师，方聚兵以图北伐，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附者益众，东南大震。帝得疏始大惊，乃罢北伐之议而以童贯为宣抚使，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讨之。贯至吴，见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即承诏，罢之，吴民大悦。
臣按盗贼之起，非假众力不能以独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见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岂易哉。盖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则怒不可解，不如此则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将以泄其不平之气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腊之反，见官吏即杀之，备极惨毒，盖平日受其害欲报复之。无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惨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众例心，实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时之责以为之者，其罪亦当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势不同而理同。呜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顺帝至正六年，两淮盐运使宋文瓒言：江阴、通泰，为江之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国初设万户府以镇其地。今戍将非人，致贼舰往来无常。集庆花山贼凡三十六人，官军数万，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远近宜亟选智勇，以图后功。
臣按自古盗贼为民害者，莫如盐徒。盖厚利所在，人之所趋不顾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尽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我众虽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关系甚大，夫国家之于盐课，盖众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无，皆不系于国之重轻。其害之有无而国之治乱安危实系焉。是故远而有唐一代之祸，莫大于黄巢。近而有元一代之祸，莫大于张士诚。巢与士诚皆盐徒也。为国家远虑者，尚预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辙而使之至于无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孛罗帖木儿讨之。十二年复叛，杀泰不花，寻命纳麟讨之。十三年，从帖里帖木儿请，授国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国珍复降，以为海道漕运万户，未几以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说误之也。何则人君所以立国者，以其有纪纲也。所以振纪纲者，以其有赏罚也。赏必加于善，刑必施诸恶。使天下之人知所劝惩焉，则治本立矣。方国珍者当天下无事之时，一旦敢为乱首以为天下先。为元人计，宜痛诛剿之。以惩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听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赏善之具，以劝恶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纷然相仿效相诱，胁事幸成，或得以为王为伯不成，亦不失州县之官用。是盗贼蜂起而元因是亡矣。虽然岂但元哉。宋人有诗云：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则其来远矣。然则国家不得已而当，此时有此寇，何以处之乎。弭祸乱者，必折其萌。国家无事之时，齐民无。故首兴祸乱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绝。其萌使毋致于蔓衍，决不可用招安之策也。万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恶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党有能自首，及缚其人来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赏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严首乱之诛，的然不轻恕则祸乱之原塞矣。

元末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及发丁夫开河，民心益愁，怨思乱。栾城人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党刘福通等同起兵，以红巾为号。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据朱皋，攻罗山等县。陷汝宁光、息等府州，众至十万。
臣按承平之时，国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欲编民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变，不独本兵者，不敢主此议而建议者亦不敢启。此言夫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请试思之。
又按自古论盗贼者，多矣。惟宋秦观之言，最为切中。机要谨备录之，以为后世之鉴。观之言曰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盗贼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也。天下之祸，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复足虑。为秦患者，独胡人耳。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馀里而陈胜吴广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何。则夷狄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
则不然，险阻是凭，钞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战以折其气，勿迫以携其心，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阱，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无虎矣。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也。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穷治。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出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俛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由是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迫胁之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束手而就毙，孰若逃遁山海，脱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其论三篇。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国家为治，诚能轻徭薄赋，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与赈济，自无盗贼之生发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时即速与剪除，不容少缓。若其气势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有轻之之心。臣自出仕以来，尝三见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反为所败，资以器械，甲兵其势遂张大迨其后也。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往往持重坚守。彼遂堕吾计中，一举而灭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则盖盗贼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动其恶党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卫所之官军素怯，城池之守备不固，辄与之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应焉，则众见彼言之无，验谋之无效而知其事之决无成。自然解体而散矣。由是观之，秦观所谓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验于臣之所见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