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川总部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
第一百九十八卷目录
川总部总论
礼记〈学记〉
管子〈水地篇〉
程大昌禹贡论〈总叙 九河九江论 三江沱潜论〉
禹贡山川地理图〈雍梁荆三州贡道相因图叙说 兖青徐扬四州贡道相 因图叙说〉
朱子文集〈答程泰之 答李季章 答董叔重 偶读谩记 记山海经 九江彭蠡辩〉
图书编〈总论中国之水 金陵诸水图考 荆扬诸水论 议疏山东水道〉
广治平略〈舆地要区〉
礼记〈学记〉
管子〈水地篇〉
程大昌禹贡论〈总叙 九河九江论 三江沱潜论〉
禹贡山川地理图〈雍梁荆三州贡道相因图叙说 兖青徐扬四州贡道相 因图叙说〉
朱子文集〈答程泰之 答李季章 答董叔重 偶读谩记 记山海经 九江彭蠡辩〉
图书编〈总论中国之水 金陵诸水图考 荆扬诸水论 议疏山东水道〉
广治平略〈舆地要区〉
山川典第一百九十八卷
川总部总论
《礼记》《学记》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疏〉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者言三王祭百川之时，皆先祭河而后祭海也。或先祭其源，或先祭其委。河为海本，源为委本，皆曰川也。故总云：三王之祭川，源委谓河海之外，诸大川也。此之谓：务本者先祭。本是务，重其本也。本小而后至大，是小为大本。《正义》曰：皇氏以为河海之外，源之为委也，今依用焉。或解云，源则河也，委则海也。申明先河而后海，义亦通矣。
《管子》《水地篇》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抟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虑。夫目之所视，非特山陵之见也，察于荒忽。耳之所听，非特雷鼓之闻也，察于淑湫。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此乃其精也。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淩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见，或世不见者，生蟡与庆忌。故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于蟡蟡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与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龟与龙，或世见，或不见者。蟡与庆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
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程大昌《禹贡论》《总叙》
臣初读《禹贡》于本文，甚疑者，凡十有二目。而于积世师传之说，有不敢主信者，盖有三事也。禹力之著于河，居天下诸水之半，而断自大伾以下河道，所历无能主。言其地九河，逆河碣石在经甚明。而亘古究求，竟无归宿。三江有中，有北，而南江不见于经。九江之为九，为一，莫知经语之所的主。弱水，黑水，诸家皆谓在甘沙数州，则当南流入河。而东注碣石，经顾于弱水；曰既西于黑水，曰入于南海。汉之在经，但有一源，而后世分之以为东西两派。济既入河，而对出于荥，乃不名河而复名济。为九州分载所道之山，各附其境。惟梁岐二山，舍雍附冀。荆州去海尚远，而预书江。汉朝宗于海九州贡，道苟其不能自达于河，则皆书其所因，以达者。如浮汶达济，不必竟之于河。独徐贡踰济不书，而径以达河言之。既曰：任土作贡，而九州田赋，其甚相高下者，至差数等。凡此十有二目，皆臣所不能遽解者也。荆有荆山，梁雍亦有荆山，诸儒必欲会。而一之曰，荆山一山也。而有三条，其脉络相贯，江河不能閒断也。自斯始，有以地脉参之。治水者，沱潜二水，荆梁，适皆有之。其名既同诸儒，亦欲会合为一。曰：沱潜虽在梁，而分出于荆；如济之于河出，而复入也。自斯又有以伏流水味，而言治水者。此皆臣所不敢信者也。臣既已积此数疑，而诸儒之论又难尽据，于是稽合经传，研切事理，询诸身曾经行者，以相参会，而究穷其所归。久之，乃始大悟，曰：禹之贡，广矣，大矣，而不出乎。因也，其自言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者因也。孔子叙其书曰：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亦因也。鲧之绩用弗成者，障也，堙也，不善因也。禹能继鲧而就绪者，反其道而用之也。功以因而成，则书载其成功，亦岂外于因哉。因者，本其所自然，而无所增损，云尔。行水作贡，元有是事，则本其故而书之，非奇非凿通乎。万世是以得名为经也。臣于是用此一理，而究求之。凡向之疑者，悉可释。诸儒之难信者，悉可折衷也。若夫经文时有阙略，自其体简尔。若得其意，而通之以其所及，概其所不及。本文既明正，理自见初，不必外立诡异以生经疑。此其读禹贡一书之通旨也。
《九河九江论》
河有九河，江有九江。古今概谓分派为九川，以经考之江，特一派尔，不与河同也。经之序九河，曰：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先此播而为九，又合而为一。其文甚明，九江有是哉。曰过九江至于东陵，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其曰过者，禹自纪其所经。如曰过洚水，过洛汭者是也。初无分合之文，如九河然也，河流自积石以下，经西夷北狄。放乎冀、雍、豫、兖，以入于海。源委半天下，而其横广曾，不能以与江并。郭璞所以谓之踰淮减江也。夫以如此源委，而又益以滔天襄陵之水，其势自应不能容受。故上流则溢荥为济，而下流则播一为九，理之必然者也。若江虽亘蜀而会汉蠡，亦既阔长，较其所容，比河特宽，水不甚溢，故禹功之施诸江者亦甚。省略荆州之文有曰江。汉朝宗于海夫江汉会合于荆，荆出海尚三千馀里，安能必其下流顺道。而遽以朝宗目之，正以江大而容受多，于时不至甚汎，故敢预断尔。设若浔阳一江所不能受，而披裂放逸，播越为九。藉曰：古今陵谷，迁变失其迹道，不知一江方裂为九，不越千里，安得便有一江能容。向来播一为九之水也。若夫河之既九，而会为逆河，是有说也。水益多，地益下，堤防所无，如之何。则其为九，为逆，皆于弃。地中分合自如，非若九江在荆方行，地中不至与河比怒，故亦不至分派为九。此臣之所以知九江之异于九河也。《三江沱潜论》
缘经生文，立南江以足三江者，倡于孔安国和于颜师古，而发明于苏氏。苏氏既立此义，不主经文以实之，乃疑实合为一，而名别为三，无所执据。于是采前世水味之说，以为合。而可辨者，味也，此其一。之可以名三者也，味辨古有之。许敬宗尝以论济，则苏氏之说亦古矣。然江汉彭蠡，冲波相荡，凡数千里，其能彼此自洁，不相混入乎。若并经所书，各以其方辨之，一语了然，无可疑者，况经文明有其比欤。积石之河，天下一尔。经尝主冀而命其方，故自豫而入者，则曰：南河自龙门。而济者则为西河夫。河曷尝有西南哉。一河而可分南西，则此虽一江，而北中南分命之，正纪实也，而何疑之。有汉儒之述王制也，因南河西河，而推之以概其所不及，故又有东河之目。后世循焉，则孔颜二氏。因北中以概三江，经文甚明，又与汉儒创东河以补经南西二目者，其指与事，悉皆参合无误，则又益有依据矣。苏氏既主味别之言，而荆梁二州皆有沱潜既道。孔颖达辈有言曰：沱潜发梁入荆，合流而分，犹如济水入河而复出也。苏氏遂以实其味别之言，曰：梁荆相去数千里，非以味别，安知其合而复出邪。以理言之，水合他水，而必杂，则味经远地而必混，无有合而可别之理也。水名之同者多矣。漳沮二名，天下不知其几。会其立名之初，适同尔。岂可以名之偶同，而设说牵附，必使之合为一水哉。况孔颖达引图记之，谓沱潜者。究考其实，皆末流入于江汉，而非江汉之出，与古语不应疑。后人喜经之，有此名也。而冒称之不可究，穷也。尔雅之言曰：水自江出为沱，自汉为潜，则凡江汉下流枝派皆得以沱潜命之。如水自河出为灉，故青有灉，沮之灉，而后世亦以涞水之受汳者为灉，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诗始曰沱，中曰汜，终曰渚，三者展转变称皆取声协，亦可以见其不主一地，不专一名也。是皆可以类推者也。然则凡水之出，江汉皆可名以沱潜，则沱潜云者乃从江汉下流得名。尔今两州皆言沱潜，既道盖作经者甚喜江汉之底平也。故以沱潜循道记之，其意若。曰不独其上流治，其下流亦治云尔。而何必指某处，为沱为潜也。《禹贡·山川地理图》《雍、梁、荆三州贡道相因图叙说》
雍梁荆三州，其贡道相因者。臣论沔汉，尝及其详矣。荆之贡不径浮，江汉而兼用沱潜者，随其贡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于事而已也。溯汉之极，无水可浮，则陆行至洛，以期达河。故曰：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贡道，其先梁而书者显详。如此而梁贡南道亦与之同。盖自岷江，顺下至今之汉阳，溯汉以北，与荆之入贡，正共一途，故经既书之于荆，而不再书于梁也。梁之北境，贡入之道，去江则远，故必自今阆。剑之北，金洋兴，元之南，取径入潜，以求达乎，汉也。然则不浮汉潜者，凡汉水支流皆可名潜，随其径便可达，即达不容，必待至汉，乃浮也。自今日利阆北上，转东而道乎。金牛以及汉中，郤为夷径。而此时远在秦前。今金牛县，五丁之道未开，则凡巴郡在北而远江者，其贡入正以浮潜为便，而非舍剑利不由也。既浮潜达沔，又可以求逾乎。褒而展转，达斜以入于渭，其径道当然也。褒今不名，为沔然。汉上为沔，此褒既据，汉水上流正与沔应。雍之贡入，亦有两道。其北道，自后世朔方西凉浮河者，无所因于他州，故特记其详，曰：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其南道，自今陜西入河者，与梁之北贡，所谓浮于河者，同道而可以会合。积石之贡于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会于渭汭而已，其义例与梁荆一律也。《兖、青、徐、扬四州贡道相因图叙说》
河行乎兖，而合兖一境，言之其地必有远河者，故随其便于济漯。则使浮之以达于河，故兖贡曰：浮于济漯，达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济，盖期至河，而非以至济也。经书《青贡》止曰：达济而不竟之于河者。达济则河自可径，不待复书也。扬之贡可沿江海以达淮泗，而徐贡兼有淮泗亦可达济然。经于徐贡既越济不书。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济而求达乎。河经之越济，其例既异他州，而泗又无径达大河之道，则水道又不可晓，故臣久求详考，始知泗之北，济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今会州兴仁府及广济军〉而下，经昌邑、金乡、东缗、鱼台四邑，而与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为河水，许叔重以为菏水。菏、河古字应通然。后知徐贡之书，达河也，非以越济也。正因菏以达也。夫惟有菏以为达济之，因则江海、淮泗、菏济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阙绝，而经文书例已。书者更不再书，通此经一律也。
《朱子文集》《答程泰之》
顷在南康两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东陵、敷浅原之间，而考其山川形势之实，殊不相应。因考诸说，疑晁氏九江东陵之说。以为洞庭巴陵者，为可信。盖江流自沣，而东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东也。若谓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东便合彭蠡之口，不应言至东陵，然后东迤北会于汇也。白氏所论，敷浅原者，亦有理而未尽。盖详经文敷浅原，合是衡山东北一支尽处，疑即今庐阜，但无明文可考耳。德安县敷阳山正在庐山之西南，故谓之敷阳，非以其地即为敷浅原也。若如旧说正，以敷阳为敷浅原，则此山甚小，又非山脉尽处。若遂如晁氏之说，以为江入海处，则合是今京口所过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东北尽处而言，即为庐阜无疑。盖自岷山东南至衡山，又自衡山东北而至此，则九江之原出于此三山之北者，皆合于洞庭而注于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过九江也。此以地势考之，妄谓如此。《答李季章》
禹迹图，云是用长安旧本翻刻。然东南诸水例，皆疏略顷年。又见一蜀士说，蜀中嘉州以西，诸水亦多不合。今其显然者，如蜀江至泸州东南，乃分派南流，东折径二广，自番禺以入海。以理势度之，岂应有此。必是两水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误连合之。遂使其北入江者，反为逆流耳。然柳子厚诗亦言：牂柯南下水如汤，则二广之水源，计必距蜀江不远。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为南北耳。《答董叔重》
《汉志》不知湖汉即是彭蠡，而曰：源出雩都，至彭蠡入江，此为大谬。恐彦和亦不能正也。九江之说，今亦只可大概而言，恐当时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细考。若论小水，则湖南尚有蒸潇之属况，兼湖北诸水上流，其数不止于九。若实计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属，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汉水未入江之前，彭蠡未潴，此亦未是。江流甚大，汉水入之，未必能有所增益也。《偶读谩记》
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数以足对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实论之，便有不通。而亦初，无所害于理也。说者见其不通，便欲强为之说，然亦徒为穿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习之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于江。因谓淮泗入江，乃禹之旧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邮耳。此说甚似，其实非也。按禹贡，淮水出桐柏，会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于四渎，正以其能专达于海耳。若如此说，则禹贡当云南入于江，不应言东入于海，而淮亦不得为渎矣。且习之沿溯二字，似亦未当。盖古今往来淮南，只行邗沟，运河皆筑埭置闸储，闭潮汐以通漕运，非流水也。若使当时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则不须更开运河矣。故自淮至高邮不得为，沿自高邮以入江不得为，溯而习之。又有自淮顺潮入新浦之言，则是入运河时，偶随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过高邮后，又迎江潮而出，故复有似于。溯而察之，不审致此谬误，今人以是而说。孟子是以误而益误也〈今按来南录中无此语未详其故〉。近世又有立说，以为淮泗本不入江，当洪水横流之时，排退淮泗，然后能决汝汉，以入江。此说尤巧，而尤不通。盖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为一。若排退淮泗，则汝水亦见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汉水自嶓冢过襄阳，南流至汉阳，军乃入于江淮，自桐柏东流，会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汉之间，自有大山。自唐邓光黄以下，至于潜霍地势隔蓦，虽使淮泗横流，亦与江汉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后汉得入江也。大扺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无害于义理，不必曲为之说。閒费心力也。《记山海经》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馀。暨南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右出。《山海经第十三卷》。按山海经，唯此数卷，所记颇得古今山川形势之实，而无荒诞谲怪之词。然诸经皆莫之考。而其他卷，谬悠之说，则往往诵而传之，虽陶公不免也。此数语者，又为得今江浙形势之实，但经中浙字，《汉志注》中作浙，盖字之误。石林已尝辨之，注中龟中字。罗端良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庐江得名不知何义。其入江处，西有大山，亦以庐名。说者便谓即是三天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则似不无说也。都一作鄣，亦未详其孰是，但庐江出丹阳郡，陵阳县，而其旁县有以鄣名，则疑作鄣为是也。《九江彭蠡辩》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此皆禹贡之文也。古今读者皆以为是。既出于圣人之手，则固不容复有讹谬。万世之下，但当尊信诵习，传之无穷，亦无以覈其事实，是否为也。是以为之说者。不过，随文解义以就章句，如说九江，则曰江过寻阳，派别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来注之，说彭蠡，则曰汉水所汇，而江水亦往会焉；说北江中江，则曰汉既汇，而出为北江；江既会，而出为中江也；说九江，则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当之；说敷浅原，则但以为汉历陵县之傅，易山在今日，为江州之德安县而已。如是而言，姑为诵说，则可矣。若以山川形势之实考之，吾恐其说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无所疑也。若曰派别为九，则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计以为九者，若必首尾短长，均布若一。则横断一节，纵别为九。一水之间，当有一洲。九江之间，沙水相间，乃为十有七道，于地将无所容。若曰参差取之不必齐一，则又不知断自何许，而数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势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后乃复生一洲，是岂可以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旁计横入小江之数，则自岷山以东至入海处，不知其当为几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且经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见其吐吞壮盛，浩无津涯之势，决非寻常分派小江之可当。又继此而后，及夫沱潜、云梦，则又见其决非今日。江州甚远，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说者，为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汉水汇为彭蠡，而江水亦往会焉，则彭蠡之为泽也，实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县南，跨南康军饶州之境，以接于隆兴府之北，㳽漫数十百里。其源，则东自饶徽信州建昌军，南自赣州南安军，西自袁筠以至隆兴分宁诸邑，方数千里之水，皆会而归焉。北过南康，杨澜左蠡，则两岸渐迫，山麓而湖面稍狭，遂东北流以趋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势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猪以为是㳽漫数十百里之大泽，是则彭蠡之所以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于江汉之汇，而后成也。不唯无所仰于江汉，而众流之积，日遏日高，势亦不复容江汉之来入矣。又况汉水自汉阳军大别山下，南流入江，则其水与江混而为一，至此已七百馀里矣。今谓其至此而后，一先一后以入于彭蠡，既汇之后，又复循次而出，以为二江，则其入也。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汉水而先行，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江水，而后会其出也。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汉水，而今分以为北。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则宜曰南会，而不应曰北会。以实计之，则湖口之东，今但见其为一江，而不见其分流。然则所谓汉水汇为彭蠡，而江水亦往会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说也。此一说者既无一之不穷，于是味别洲别之论出焉。而终亦不免于穷也。盖曰味别则不知凡。禹之所为，过门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为病者，为欲大济天下，昏垫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陆羽、张又新辈，但欲较计毫分于齿颊间，以为茗饮一时之快也。呜呼。彼以是而为说者，亦可谓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会，漆沮、泾渭、伊洛、瀍涧、支川尤多。而初无味别之说，济之所经，或潜、或见、或止、或流，其变不一。而初无味别之说，何独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见其为不通之，妄说也。若曰洲别，则又九江之凿，吾既辨于前矣。若果如此，则汉水入江之后，便须常有一洲，介于其间以为江汉之别；而湖口入汇之处，又当各分为二，以为出入之辨，而后可也。今皆无之，而湖口横渡之处，予常过之，但见舟北为大江之浊流，舟南为彭蠡之清涨而已。盖彭蠡之水，虽限于江而不得泄然，及其既平，则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尝不相持以东也。恶睹所谓中江北江之别乎。此又可见其为不通之妄说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浅原即今之德安县，则汉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谓江州者，实武昌郡之柴桑县，后以江北之寻阳，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寻阳之名，后又因寻阳而改为江州，实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经言过九江，至于东陵，而后会于彭蠡。则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县，才四十里，不知东陵的在何处何所。表异而其志之，繁密促数，乃如此。又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已自江州顺流东下湖口，又复溯流南上，彭蠡百有馀里，而后至焉。亦何说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至于今之所谓敷浅原者，为山甚小，而卑不足以有所表见，而其全体正脉遂起，而为庐阜则甚高，且大以尽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识夫。衡山东过，一支之所极者，惟是乃为宜耳。今皆反之，则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异，而传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类不一，读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昏愦、卤莽、而无足言矣。其间亦有心知其误，而口不敢言。乃反为之，迁就穿凿以盖其失者。则其巧愈甚，而其谬愈彰，使有识之士读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国初，胡秘监旦，近世晁詹事之说，皆以九江为洞庭。则其援證皆极精博。而莆田郑樵、渔仲独谓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为衍文，亦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两江不分之实，又参之以此三说者，而深以事理情势求之，然后果得其所以误也。盖洪水之患，唯河为甚，而兖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缓，地平而土疏，故河之患于此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载。然后同于诸州，窃计当时。惟此等处，事急民困，势重役烦。禹乃亲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扬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则分遣官属往而视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氏之所居。当是之时，水泽山林，深昧不测。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则官属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见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源之甚远，而且多。但见洞庭下流之已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尝为泽，而甚广也。以此致误，宜无足怪。若其用字之同异，则经之凡例，亦自可考。顾读者未深思耳。今但删去，东汇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为九江。更以经之，凡例通之，则过九江至于东陵者，言导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截乎洞庭之口，以至东陵也。是汉水过三澨之例也。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者，言导岷阳之山，而导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东取山路以至乎。敷浅原也是导岍，岐荆山而逾于河，以尽常碣之例也。以是观之，则经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他书考之，则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汉志亦云：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盖。陵阳者，丹阳之属县。今宁国府旌德县有陵阳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饶之境。疑与陵阳腹背相直，故庐江者，得出其东南，而西流北折，以为鄱馀二水，遂以会于彭蠡，而入于江也。及其入江，则庐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为郡之南境。疑江与山盖相因以得名。而郡境虽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则彭蠡安得为无原，而必待汉汇江会而成哉。汉志豫章为郡领县十八，其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其馀则言，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汉一水，则又自雩都。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势，彭蠡既与江通，而豫章诸水不由彭蠡，别无入江之路。则湖汉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众水之原，又不止于庐江而已也。以此而观，则山海经之言，犹有未尽。且其曰入江彭泽西者，本谓径彭泽县之西，而入江耳。而语意不明，遂若析江与泽，各为一水。而一东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汉志又自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潴于彭蠡，而别为一例；又不知湖汉之为湖正，以其泽名之，而复兼以汉称，则又承禹贡之误。而弗深考也。至于雩都之水，则但见其为一郡众流之最。远者而遂推为湖汉之源，以主其名。则又不知湖汉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兴以北，众水皆会潴为大泽，然后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专也。至如郑渔、仲氏汉水衍文之说，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之数言，似亦可疑，而彼犹未能尽正也。呜呼。禹贡所载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扬而见，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见闻所不及，所可疑者又当几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于经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诸儒乃有过，为新奇之说以乱之者，若论导山而逾于河。而以为导岍岐荆山之脉，使之度河，以为壶口诸山之类，则亦不待闻见之，及而知其谬矣。夫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论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实以山脉言之，则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见其说之谬者。盖河北诸山，本根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岚宪诸州。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则西流以入龙门。西河之上流，其脊以东之水则东流，而为桑乾。道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为壶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晋之源。而南出以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为雷首。又次一支，乃为太行。又次一支，乃为常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东度，而反为是诸山哉。若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亦有袭其谬者，以为衡山之脉，东度而来，则以见闻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盖岷山之脉，其一支为衡山者，已尽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南，而东度桂岭者，则包湘原，而北径潭袁之境，以尽于庐阜。其一支又南，而东度大庾者，则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则又东，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尽于会稽；南其尾以尽乎闽越也。岂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为敷浅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扬州之三江，即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之馀波，适未有号，则姑使之潜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谓圣经书法之妙，非他人之所及。是亦极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无二，安得有三。且于下文之震泽，又悬隔辽夐而不相属也。则又安能曲说而强附之哉。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而于今尚可考也。因并论之，以俟来者，有以质焉。《图书编》《总论中国之水》
按仁山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为勾连贯通。然其条理亦各有脉络。自昆崙而东北，言之则自积石而北，为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东，为阴山。又东南自代北，云朔分而南趋，为北岳。以至太行，是为河北之脊。壶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群峰。河之析，而南汾晋，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滱漳恒卫之。所以东入海也，分而东趋者。行幽燕之地，为五关之险，以至营平，而为碣石，此北络也。自昆崙以东，言之则自西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东为朱圉。鸟鼠诸陇，则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夹河源。而自此以东，若岍岐，若荆山。诸峰泾水，漆沮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倾而下。诸峰亘为终南，屹为太华。东北为殽陕东南为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为桐柏淮源，以达于淮西诸山，此中络也。又自西倾朱圉，而南分是为嶓冢、汉源。夹汉而趋者，北即终南华熊诸陇，南则蜀东诸峰。说者谓蜀东诸山皆嶓冢，正谓其冈岫绵亘耳。又以东南言之，是为岷山江源，夹江而东者。北支即西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为桓水、西汉水、嘉陵江，诸源。其南支，即南趋为蒙、蔡诸山。青衣大渡马湖诸源，又东包涪黔。一盘而北为三峡，其出者，包络九江之源中。盘中为衡山，其再盘而北为庐阜。其岭之东出者，又为袁、吉、章、赣、旴、信诸江，之源至分水鱼梁岭。三盘而北，趋过新安，峙天目尽升润。再盘之间，其水聚洞庭。三盘之间，其水聚为彭蠡。三盘以东，则南为闽浙，北为震泽，此南络也。惟泰山则特起东方，横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为异与。又曰泰山特起东方，为中国水口表镇。禹贡导水略云，导河至同为逆河；入于海导，漾至东为北江；入于海导，江至东为中江；入于海导，沇水至东北会于汶；又东入于海导，淮至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导，渭至东过漆沮；入于河导，洛至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此中国山水大势也。《金陵诸水图考》
金陵在大江东南。自慈姥山至下蜀渡，古称天堑，巨浸此江之在境内者也。秦凿淮；吴凿青溪，运渎杨；吴凿城濠；宋凿护龙河；宋元凿新河。国朝开御河、城濠，今诸水交错，互流支脉靡辨。据经考之，自方山之冈垄，两涯北流，西入通济。水门南经武定镇，淮饮、虹三桥，又西出三山。水门沿石城以达于江者，秦淮之故道也。自太平城下，由潮沟南流入大内。又西出竹桥，入濠而绝。又自旧内旁周绕，出淮清桥与秦淮合者，青溪所存之一曲也。自斗门桥西北，经乾道太平诸桥，东连内桥，西连武卫桥者，运渎之故道也。自北门桥东南，至于大中桥，截于通济城内，旁纳秦淮又自通济城，外与秦淮分流，绕南经长干桥，至于三山水门外，与秦淮复合者，杨吴之城濠也。自升平桥达于上元县，后至虹桥，南接大市桥者，护龙河之遗迹也。自三山门，外达于草鞋，夹经江东桥出大城港，与阴山运道合者，皆新开河也。东出青龙桥，西出白虎桥，至柏川桥，入濠者，今大内之御河也。若城外落马涧，诸水不能悉载焉。《荆扬诸水论》
九州之域，水居其半，而山次之，邑居土田又次之。虽水由山而分，实山以水而界。禹贡言北条之水，主于河。凡水皆以河称。言南条之水主于江，凡水皆以江称，惟其主于江也。漾、汉、彭蠡皆江之所翕受，而异派同归者也。是源之大，而流之长者，江也。自江之左，入而源流长且大者，非汉乎。自江之右，入而源流之长且大者，非彭蠡乎。汉先入江，后江汉同会彭蠡入海。经文错综互见，不可以经生文义律之矣。所以经文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言汉水入江，止于此。曰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言汇泽者，乃每岁春夏，江汉水涨倒入彭蠡，与前彭蠡既猪。义相联贯，汇者水之势，猪者水之常也。曰入于海，此则言江汉与彭蠡而同入焉，如言身之左股，因及夫右股，以明一体之意，何必疑。经文谓江与汉汇为彭蠡，亦何必直以十三字为当衍哉。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言汇，即汇泽而东迤。北会，正言江之会彭蠡，以入海也。前言东汇泽，后言会于汇，前后相承，何必疑其汇于汉哉。何必疑汇字或多而或误哉。盖彭蠡方广数百里，自今九江郡以上，发源章贡，合吉之王。江卢、江恩、江袁之泉，江临之清，江瑞之蜀，江会为南昌之章江。又建之旴江，抚之汝水宁之，修水信之上饶。江弋、阳江、饶之鄱江、锦江，共诸郡邑之水，潴为彭蠡。故春夏水溢，则壅遏不通。虽因江汉阻塞，而实有汇入之势。至于中江、北江，安知非当时之通称哉。或曰彭蠡咸指为今之鄱阳湖矣，又有谓即今之巢湖，方与东汇，文义合何如。曰荆扬之水，莫踰江汉；其次，莫如鄱湖；经文叙九州之水，反于数百里之鄱湖，潴数千里之水略，而不叙，无是理也。然或彼或此，犹可说也。阳鸟攸居迄今如故，此亦可以意见，更改之哉。或曰扬州独举震、泽彭蠡二湖，何也。曰：扬之水自汇以南，有广于二湖者乎。盖言水而不及山，则水亦无由而分之矣。南条之山，自岷至衡，一支尽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东，度大庾，北趋信衢，介徽歙而抵建康。由徽饶而上，冈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汇为彭蠡。冈脊以东之水，南则浙江，北则震泽也。所以金仁山谓彭蠡之水不潴，则今江东西诸州之水，为扬西偏之。患震泽之水不泄，则今浙西诸州之水为扬东偏之；患扬虽北，边淮而于徐已。书乂虽中贯江，而于荆已。书朝宗独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东偏莫大于震泽。二患既平，则扬之土皆治矣。发明经文，可谓无馀蕴也。或曰扬之彭蠡、震泽二湖，其广不能踰荆之洞庭也，经文何不叙之九江、孔殷、沱、潜既道，若谓九江非今郡地，抑又何指耶。曰九江。即洞庭也。江自出峡以来，上截所受之水，惟洞庭之源流最广。如江陵所记，九江源委颇详。曰潇江、湘江、蒸江、澬江、沅江、渐江、溆江、辰江、酉江会而为洞庭焉。想禹时，尚支分为江。自后遂会为湖，而以湖名也。其实郴水发源，袁吉之武功，北入湘江与沅江，俱视九江为最远。凡武功之水，西流者，尽入洞庭。东流者，尽入鄱湖，故经文过九江，至东陵，会于汇，可见禹于洞庭、鄱阳二湖之水，与江会次第亦甚明矣。或曰叙导江而于中，乃称九江，则其所谓三江果不必指。大江为中江，汉为北江，彭蠡为南江耶。曰叙扬州之水，不必远；兼夫荆此，不必辨，盖震泽即今之太湖。而太湖之下，三江入海，本谓吴淞江与东江、娄江为三，今皆可据。况荆之九江，本在乎上；扬之三江，在乎下。又何必强为之说哉。若夫山之由大庾，北趋界信衢者，一支包有浙江、福建；又一支，由大庾，东趋包有广东；水各入海，而东南之水尽矣。《议疏山东水道》
山东水道会通，受派于黄河。支流合泉于汶泗。淫涝久，而鱼台曹单之防必溃。卫河涨，而馆陶清源之害。孔殷环二郡，千里之间成奔突四出之势。且大清之入海，肇平阴而会诸河；小清之入海，自趵突而沿诸漯。特其河流久塞，故道悉湮决。邹长清浒之泊漫，浮苑博汇麻姑，诸水之冲，渐圮齐城。斯时，也得其人而疏筑之防其所害，而导其所归。一经画之间，而水之危者安矣。昔先儒谓禹之治水，只从低处下手，下面之水既杀，则上面之水必泄。又谓禹不惜数百里之地，而疏之为九河，以杀其势，是即所谓行其所无事也。今会通清河，愬源九曲，皆神禹平成疏凿遗矩者。而乃鲸波涨天垫，溺奚禦龟坼，遍野焚暵，曷援得毋。治农者所当豫其策乎。盖不必别有所谓输运。因其性之本下，顺其势之必，趋功；求其必济；利求其必兴。兖郡之属，会通之上流也。黄河之怒涛震撼，而非人力可遏。若灉沮雷夏之疏，而渐杀其威焉，可也。济东之属，会通之下流也，卫之，湍溢迅发，而非人谋可加。循故河、枯河之址，而益捍其决焉。可也。小清之淤，既所当浚，则馀漯之水必不能容也。分其半，而俾堤之高且固焉。则孝妇岔乌之诸河，有所受而为地中之行；有所泄而无旁溃之患矣。齐东之城，既在必移，虽分漯之水亦无所妨也。导其流，而俾沟之深且广焉。则由柳塘陈恺而下，直抵于大清，而无有滞隔。会归于大海，而无有泛滥矣。夫明于支派而达，自然之宜。参于旧址而察，已然之故。时于浚筑而豫，未然之防。凡可以审其势者，罔不周矣。如是则旱涝无虞，居食胥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