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易》载羲、农而皇德著，《书》述唐、虞而帝道崇，故虽圣明，必书功于竹帛，流音于管弦。伏惟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乾坤之德，齐踪虞妃，比迹任姒，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及元兴、延平之际，国无储副，仰观乾象，参之人誉，爰立陛下为天下主，永安汉室，绥静四海。又遭水潦，东州饥荒。垂恩元元，冠盖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群下，损膳解骖，以赡黎苗。恻隐之恩，犹视赤子。克己引愆，显扬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宽之教。兴灭国，继绝世，录功臣，复宗室。追还徙人，蠲除禁锢。政非惠和，不图于心；制非旧典，不访于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化，戎狄混并。丕功著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纪。夫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汤负洪水大旱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风之变，而无中兴康宁之功也。上考《诗》《书》，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逾阈。未有内遭家难，外遇灾害，览总大麓，经营天物，功德巍巍若兹者也。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圣德颂》，以敷宣景耀，勒勋金石，悬之日月，摅之罔极，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后汉·和熹邓后纪》：「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纪，上书安帝。」）。

昔唐虞之盛，犹待四辅，周文之宁，实在多士。汉兴，旧制咸宜，保傅并建，左右以参听断。太傅禹，三世在位，黄发罔愆（《北堂书钞》五十九引《汉官仪》殇帝策，此下有「忠孝弥笃」四字）；司徒防，以台阁机密，施政牧守，竭力致身，先帝嘉之。其以禹为太傅，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政（袁宏《后汉纪》十四，又见《艺文类聚》四十八引《汉旧仪》）。

臣伏以汉制，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汉涉唐，虽用其科，而不常置。若天见灾异，政有阙失，则诏有位，使荐之于朝，冀闻谠言，亡有所讳。又有茂才异等科，本朝稽用旧文，讫真宗之世，三建此科。自陛下即位，增修六科，以来多士，令两省若少卿监以上各得奏举。后又止用贤良、茂才二科，随进士科设之。近年率不用保任之官，皆自名科目。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皆名号之美者，使举而为之，犹曰近古；即自颛其美，顾所未闻，谦逊之风，颓替甚矣。有应所举，必先之以所著文词，第而列上，考于两制而进退之，幸而不遗，然后得诏。未能亲试，前集有司。而所出论目悉用经史名数，其于治乱之体，固无所补。及对诏策，大率不过条对义例，稽合注解。又复牵于文字之数，迫于淆杂之间，纵使魁磊之士、高明之才，胸虽有奇，言不得骋。既人人所习，主于强记博闻，辞多泛说而已。至于救辅国体，开陈策画，则何恃哉！故始初应诏才数人，后乃至十馀人，今及三十人。其科益久，其进益多。既升本科，曾未累岁，悉至显官，虽非其人，例不可抑。况直言极谏非当无事而求，茂才异等岂谓循常之选？其弊若此，顾宜图之。今具两汉始置贤良方正及茂才异等，并因灾异诏举贤良故事。前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封元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者。凡五十四年间，一举贤良，一举茂才。孝昭始元元年，诏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宣帝地节三年，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瞗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察吏治得失，举茂才异伦之士。凡二十五年间，二举贤良、一举茂才。孝元初元元年，诏以地震，令丞相、御史、二千石举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永光二年日食，令内郡国举茂才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凡十六年间，一举贤良，一举茂才。成帝建始二年，以元年灾异屡见，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河平四年日食水灾，诏举贤良方正，并令濒河之郡举有行能直言之士。鸿嘉二年，诏以数遭水旱，举朴厚有行能直言者。元延元年，诏以日食星陨，令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凡二十六年间，四举方正直言。后汉光武建武六年日食，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七年日食，诏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凡三十三年，两举贤良。章帝建初元年地震，诏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五年日食，诏公卿以下举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凡十三年，两举直言。和帝永元六年，诏以凶馑，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凡十七年间，一举贤良。安帝永初元年日食，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各一人。五年日食、地震，诏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凡十九年间，两举贤良。顺帝延光四年，京师大疫，诏公卿、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永和六年日食，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者各一人。凡十九年间，两举贤良。本朝但用两汉之名，而非两汉之制。请自今更不与进士同时设科。若因国家灾异屡见，非时举擢贤俊，临时咨访，近臣审举之。其所举之人，如汉故事，亲策当世要务，罢秘阁所试六论。

汉元兴以后，政出宦者，小人挟其威福，相煽为恶，中材顾望，不知所为。汉既失其操柄，纪纲大坏。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杰特起之士，相与发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织罗钩党之狱起，其执弥坚，而其行弥励，志虽不就而忠有馀。故及其既殁，而汉亦以亡。当是之时，天下闻其风、慕其义者，人人感慨奋激，至于解印绶，弃家族，骨肉相勉，趋死而不避。百馀年间，擅强大，觊非望者相属，皆逡巡而不敢发。汉能以亡为存，盖其力也。孺子于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辟皆不就，举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车备礼召，皆不至。盖忘己以为人，与独善于隐约，其操虽殊，其志于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节于乱世，不以死生动其心，异于怀禄之臣远矣，然而不屑去者，义在于济物故也。孺子尝谓郭林宗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皇宁处」？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遗世而不顾者也。孔子称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孟子亦称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乃所愿则学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长进退，择所宜处，未尝不惟其时则见，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稚，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图记》：「章水北径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为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吴嘉禾中，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种松，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晋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又尝为台也。予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处，结茅为堂，图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宾属拜焉。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则世之欲以智力取胜者，非惑欤？孺子墓失其地，而台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处之意为记焉。

裳居延平时，朝中有道之士，声光南来，而裳得之如醉梦中。当雨馀秋晓，有物泠然过之，披拂其尘襟，使之洒然以醒觉，释然而行起，无复有滞思者，是时阁下之风与焉。尝恨微贱，不能自致于左右，瞻望之怀，慨然西飞，盖已久矣。去年为浙江游，见孙公于霅上，望之也严，即之也温，穷之也远，使人欲得而侍之，不欲去也。及来睢阳，又得阁下。昔闻其风，恨未及见，今见之矣，暖然而为春，肃然而为秋，开流俗之烦襟，发太虚之幽韵，千里之俗，长养成就，不知其鼓舞之者，然则公之风其出于仁宅欤，何其清和而肃静也！将欲视其仪，听其倡导，发馀怀而新之，乃书所著《中庸义解》以贽于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