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谓文章有台阁山林之殊，故其气有温润枯槁之异。文章固然，诗之为道，亦犹是也。余独谓诗之作也，有正变焉。正固谓，盛。至于情，发于声，止乎礼义，又变之不失其正者也。情之所发，言辞出焉；声之所止，礼义存焉。故气应乎外，情发乎中。若功业加于民，声光昭于时，则其气自壮；和顺积乎中，英华见乎外，则其情自婉。气可以学而为，情不可以强而至。曾谓山林之不可为台阁，台阁之不可为山林乎？譬之太羹玄酒，醇醪隽永，查梨萍菹，淡腴酸涩，食者各适于口，而其出于自然者，盖不以气而以情也。余友邓君伯言，行纯而学优，才美而志远，少力于学，壮而未行，老，于。风骚，乃有所得。其为诗歌，每出人意表，简而不疏，直而不俚。其间道气运之盛衰，论人事之得失，往往从容不迫，而意已独至。使接踵陶韦间，未见其大相远也。视所谓山林枯槁者，盖不侔矣。是果气使之然欤？抑情乎哉？尝示余以所为玉笥集数百篇，且求为序。余因讽味有感焉。嗟夫今之于诗道者，或气满志得，则不暇以为。或羁愁穷困，则不得以为。若君者，学于少，得于壮，成于老，富贵荣达之心虽浅，而温柔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诗之幸欤。其亦君之幸也欤。将见由变而之正，由山林而之台阁，所谓宣宫商，谐金石，以鸣国家之盛者，未必不在于君也。吾老矣，幸获见之，尚当有徵斯说。姑以是为序。

洪武乙夘七月既望，临川老友蠖闇道人何淑书。

观邓君伯言诗，如春风林坞，卉木鲜丽，泉石清泠，时禽响答，自然天趣，有动人处，繇其好尚之专且久也。推是心以往，何事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观乎明堂郊庙之制作，则又将有得发而为金钟大镛之音矣。古有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设今有之，则君之五言冲澹，中多古意。歌谣善讽切，最近人情，有足采者矣。尚勉焉以俟。

洪武丙辰之岁子月下浣，前承事郎监察御史丁节书。

余老处岩谷，诸贤以诗贶余者亦多矣。及观邓伯言父玉笥集，为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异于强作之者也。诗之搜罗以为富，雕绘以为妍，索幽以为奇，放情以为豪，若是者工则工矣。谓得古作者之意则未也。伯言之所造盖已深，故冲澹自然，华不为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典则故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坚评其诗，谓其好尚之专且久。故清丽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观明堂郊庙之盛，发而为金钟大镛之音。又当不止于是。斯诚不易之论，余虽欲加之一辞，未有能过之者也。虽然伯言吐其胸中之奇，以揽夫玉笥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韦应物虽专城美禄，而诗多泉石之趣。孟浩然屏居草野，无郊庙之著作，而其诗亦显。伯言于韦、孟近矣，而进之益不已，则知之者当益众。余之言何为哉？特深好其集，故因观而略论之尔。

洪武乙丑秋八月望梁寅书。

古今论诗，以平淡为贵。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也。若陶渊明、韦应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谓诗之平淡者也。以今观之，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其风调高古而辞旨简远者，非区区模拟所易到，诚可谓深造自得者欤。或有以浅近视之，是犹见玉器之天成，而以为无事乎椎凿也，其可乎哉？余至永丰之三年，闻新淦邓伯言氏工于诗，而未之见也。一日，其友徐伯澄来示其所著玉笥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于书无所不读，然皆用以资为诗，其用心勤矣。舍于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笃也。季敏尚友而好义，又深知诗，将率同志裒其所著，命工锓梓，以传于永久，蕲一言以为引。余读其诗，大抵清远条达，不为险艰藻绘之语，澹泊和平，而无忿懥哀怨之意，盖其情性然也。抑亦工夫深至，造于平淡之域。呜呼，其亦有得于三家之风调者乎。虽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欧阳公曰：知圣俞者无如修。然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称赏。夫以欧、梅之知，而酸咸异好有如此者，而况浅见薄识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独爱伯言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为书于篇首，而授伯澄使归之。

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下浣会稽山人戴正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