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三百五十六卷目录

食货典第三百五十六卷

钱钞部总论二

《古今治平略一》《周汉钱币〈三国六朝附〉》

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仰视俯观，以为棘币。好员法天，肉方法地，以盖轻重，以适有无，而钱币自此始矣。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神农氏列廛于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黄帝氏作立货币，以制国用。帝问于柏高曰：吾欲陶天下为一家，有道乎。对曰：上有丹研者，下有黄银；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铜青金；上有代赭者，下有鉴铁；上有葱者，下有银沙。此山之见荣者也。至于艾而时之，则货币于是乎成。黄帝乃焚山林，破曾薮，焚莱沛，以制金刀，立五币，设九棘之利而为轻重之法，财用自是作，刀棘由此显矣。陶唐氏谓之泉，夏禹之时，天下大水五年，人之无𥼷，有鬻子者，禹于是采历山之金，铸币以赎之，民用以阜，至汤有天下大旱七年，民复有鬻子者，伊尹言于王，请发庄山之金，铸币通有无于四方，以赈救之，赖以不困，及至成周武王，问于癸度曰：贺献不重身，不亲于君，左右不足友，不善于群臣，吾不欲收穑户籍而给左右之用，为之有道乎。癸度对曰：吾国者，衢处之国也。远近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君请重重而衡轻轻，运物而相因，则国筴可成。王曰：行事奈何。曰：玉起于禺氏之旁，金起于汝汉之右，衢珠起于赤野之末，光东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于是太公乃立九府圜法，以掌其政令，要会其法，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财用足矣。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于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桓公尝问于管子曰：请问权数。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何也。汤七年旱，禹五年水，而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公曰：吾欲行之，奈何。曰：梁山之阳，綪夜石之币，天下无有，以守国谷，岁守一分，以行五年，国榖之重什倍，异日请立币，重铜以二年之粟，与天下相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筴也。不备失权，下阴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本也。公曰：请问国会。曰：币准之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筴，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时守郡，为无与，不以时守乡，为无伍，行此奈何。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何谓藏于民。请以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榖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一分，在下谷三倍重矣。邦布之藉，终岁十钱，人家受食而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出于国谷筴，而藏于币者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乘时进退，则刀布藏于官府，万物轻重皆在于贾，故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桓公行之，国以霸强，其后百馀年，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夫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周固羸国也。天未厌祸焉，而又离民，以佐灾，毋乃不可乎。将民之与处而离之，将灾是备禦而召之，则何以经国，国无经何以出令，令之不从上之患也。故圣王树德于民以除之。《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诗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彫尽，田畴荒芜，资用匮乏，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若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灾备也，其所怠弃者多矣，而又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图之。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馀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埶，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埶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殖，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下，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武帝时，天子有事于四裔，又工作繁而用侈，至出御府金，钱赡不足，而民冶铸累万金，不以佐公家之急，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自孝文更造四铢钱，岁久寖少。建元来，县官多往往即山而铸钱，民间亦盗铸云起，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而是时禁苑有白鹿，少府多银锡，于是有司言：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而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里以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远方用币，烦费不省。请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乃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一曰白选重八两，圜之，其文龙，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已而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救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下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吏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咸宣杜周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直指，夏兰之属始出而大农颜异诛矣。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称，迁至九卿。上与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仓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悦。汤又与异有隙，竟案治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公卿大夫多謟謏取容，乃缗钱，令虽下而百姓终莫肯，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缗钱纵矣。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于是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其后，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又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下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元帝时，贡禹奏曰：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中农食七人计之，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馀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而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冀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人暴露中野，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豪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勿贩卖除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谷，使百姓一意于农桑。便而议者以为交易待钱，而后通布帛非可以尺分寸裂而用之，禹议虽志于古而近本，然胶而难行，王莽变汉制，以周钱子母相权，于是造大钱，造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已篡汉以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行之，而民便安五铢钱，私市买如故，于是诏敢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四裔，而货贝愦乱终，莫之能行。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自公卿大夫至庶人用钱。禁抵罪者，不可胜数也。莽又数以其意改作而货布所由无常，民莫知所守，陷刑辟甚众愁苦，而公孙述在蜀废五铢钱，置铁官铸铁钱，民亦怨嗟之，为之语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及莽述卒受诛而汉复，建武初复五铢而百姓便安。桓帝时，天下大抵用不足而民困，有上书请改铸大钱者，下四府群僚及太学博士议，太学生刘陶议：以为当今之忧，不在货寡，在乎民饥。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诚以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者有国之所宝，百姓之至贵也。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螟蝗，杼柚空于求取，所急朝夕之食，所患米盐之物，岂谓钱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冶铸之便，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造铸之奸，于是乎生。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焚火之上，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足无厌之求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然且不给，况令一人铸，而万人夺之乎。欲阜民财，在止力役禁争夺，国可不劳而足也。事得寝至，献帝作五铢钱，而有四道，连于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京师破坏，此钱四出也。及董卓寻戈火焚宫室，乃劫鸾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取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兴毁不同，凶讹相类，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明帝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大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安帝元兴中，桓元辅政，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至要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由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相妨。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本充于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以省刑也。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耶。宋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俱仿古五铢，不为盗铸者所利，而颇剪凿以取铜，江夏王义恭建议，请铸大钱一当两，以坊之，右仆射何尚之曰：不可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货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于济用一也。岂宜以一当两，崇虚价哉。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货自倍，贫者弥困梁。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文宣受禅，改铸常平五铢，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武平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帛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齐平已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象初，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隋初，患钱品轻重不等，更铸五铢，如汉而钱币始一已。大猾私铸，而钱更滥恶，甚乃剪铁叶、裁皮、糊纸为之，苟用相欺，由此观之始，未尝不重利权，勤国力，无爱铜，惜工坊，伪滥以幅利，而末乃薄滥也。元魏任城王澄筦尚书言，臣闻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所宜，而顺之。太和五铢，刱自孝文皇帝，诚不易之，式虽利于京邑，而徐扬兖郑各便其土之钱，贸鬻不用也。本律所为禁者，谓鹅眼、缘凿缪缺之钱耳，今诸土所行，非制所限而禁之，失法意矣。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旧者，又断，使不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式者，裂为尺寸，以济有无。徒勤杼轴之劳，不救饥寒之苦。非子恤黎元。利用便民之道也。夫钱之为名，欲俗行如泉流，而止非可壅塞，请太和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者，无大小，听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惟盗铸不法及毁大为小者禁，庶百货行而公私无壅。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犹以他物交易如故，故政主便民而已矣。
沈约论曰：民生所资，惟食与货，货以通弊，食为民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民未漓，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则馀餐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弊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工事逸，故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䌽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众稌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于汤世。其为蠹病，亦已甚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技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与事习，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乎要，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醇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销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异唐世。桓元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说而然乎。

《唐宋钱币〈元附〉》

唐初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积十钱重壹两，得轻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于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监。而民间盗铸者死，其后盗铸渐起。显庆五年，以恶钱多，官为市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民间藏恶钱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以一当旧钱之十。踰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如旧，然天下皆铸。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于江中者。乃诏所在纳恶钱于官，奸不为息。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而载铜、锡、镴过百斤者没官。四年，命东都籴米粟，一斗别纳恶钱百，少府、司农毁之。武后时，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柳、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镕锡摸钱，须臾百十。开元初，宰相宋璟请禁恶钱，行二铢，毁旧钱不可用者。江淮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率户出恶钱，而捕责甚峻，所捕上青钱皆输官，小恶者沈江湖，于是市井不通，物价益贵，隐之坐贬官。宋璟又请出米十万斛收恶钱，送少府毁之。十一年，诏所在加铸，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为钱以通贸易。今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得公铸。议下录事参军刘秩议曰：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相得其术而国以伯，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是。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仲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煖也，舍之则非有损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富之在君，贫之在君。是谓人主之权。今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制钱之轻重。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令法不可以制，人之理乱，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不能为。恐弥贫而役于富，富者乘之而益恣，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在于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诚重铜禁，则铜无他用，铜无他用，则铜益贱，贱则钱之用给矣。又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盗铸，无因则公铸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必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时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于是禁恶钱，而其后钱又渐恶，诏出铜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铸者。西京钱有鹅眼、古文、线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剪铁而缗之。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由是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是时民间行三钱，大而重棱者亦号重棱钱。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馀人。肃宗以新钱不便，命百官集议，卒不能改，由是钱有虚实之名。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当时议者以为：钱岁毁于棺瓶埋藏焚溺，其间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周当世之用。诸道无虑以干盐铁为重，而刘晏司江南财赋，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之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积于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馀万缗，以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大历七年，禁天下铸铜器。然而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诏复禁之。时两税以钱折纳军装，吏禄悉取给于钱，以故钱日乏而民间苦于物轻，宰相陆贽极论其弊，有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中盈缩，官失其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货而窃行于轻重之权，下困齐人，上亏利柄。今之所病，谅在于斯。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峻用铜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则钱不乏矣。有粜盐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纳其资，苟消息合宜，则钱可收矣。钱可收，固可以敛轻为重，钱不乏，固可以散重为轻，弛张在官，何所不可。十二年，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军兴，国用稍广，随要而税，吏扰人劳。陛下变为两税，督纳有时，贪暴无容其奸。二十年间，府库充牣。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为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吏绝其奸，一也；人用不扰，二也；静而获利，三也；用不乏钱，四也；不劳而易知，五也；农桑自劝，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疏入，皆不报。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搜索诸坊，十人为保。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寖轻。议者计许商人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疋加旧估十之一。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铸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十二年，复给京兆府钱五十万缗市布帛，而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之一赏告者。京师区赐所积，皆方镇钱，少亦五十万缗，乃争市第宅。然富贾倚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府县不敢劾问。民间垫陌有至七十者。又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疋半者为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穆宗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其弊。而议者多请重挟钱之律。户部尚书杨于陵曰：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他，在上而已。何则。上之所趋，人必从之。古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贸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唅，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馀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泉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唯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焉。文宗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锡、铅、土、木为之，惟鉴、盘、钉、镮、钮得用铜，馀皆禁之。已又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谷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为一切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请以铜像、钟、铎皆归巡院，州县益多铜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淮南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复铸为像。昭宗末，京师用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云。周显德二年，世宗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及佛像，钱益少，乃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馀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者论刑。有差时，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者，岂所为佛耶。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嗟夫。令之而行，禁之而止，为人所难者，其惟世宗乎。欲禁销钱，并毁铜像，夫铜像人所敬畏，尚且毁之，钱不可销必矣。盖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昂，其铸之也。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上好远方之货，则钱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于他国，归于蛮夷，以不赀之价，縻有限之钱，虽万国为铜，阴阳为炭，犹且不给，区区器像，亦曷济乎。而不闻世宗有阑越之禁，则其不以泉货贸远方之珍可知也。故惟至廉无欲，然后可蓄生人之共宝，世宗不可谓知本末者哉。宋初铸宋元通宝。轻重一准，唐开元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咸禁，限一月送官，违限者罪，私铸者弃市。而铜铁阑出境外及诸番，罪有差。当是时，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而京师、升鄂杭州、南安军各有监，久之。广南、安南，平听权用旧钱，如川蜀。因其故，勿扰。桂阳上银课，天子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深疚于朕心，纵未能捐金于山，亦岂忍夺人之利。桂阳监岁所输银课，其减以利民。转运副使张鄂言：川峡故乏铜，诸所用铁钱，十直铜钱一，后弥益贱。请市夷人铜，斤给铁钱千，可以大获铜铸钱。而令民输官府钱者，即乏钱，毋得输铁钱，听输银绢以充候铜钱多，乃输钱从之。转运使聂何及判官范祥谬言：民愿输钱，则以月俸所得钱昂，取直市之民，民益苦乏钱，或发古冢、毁佛像，取铜，坐罪者甚众。知益州辛仲甫论纠之。而祥咏等皆坐免。三司度支判许申，建议请以药化铁与铜杂铸钱，轻重如钱，铜三分有奇，铁六分有奇，钱成费省而利倍。诏听之。然铜杂铅、锡，即液流速而易成，杂以铁，则液流涩而难就。初申自诡月铸钱可万缗，已仅得万钱，以坐斥。太宗时，用纪元铸钱曰：太平通宝，淳化改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成文后每更铸，皆曰元宝，而各以其纪年冠之。然轻重率准开通。庆历中，西事棘而军乏需，陕西都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徙河东，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大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佐关中军。未几，罢而陕右复采仪州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已又敕江南铸之，而江、池、饶、仪等州又敕铸小钱，悉辇至关中。数州钱杂行，以故盗铸者众，而钱文大乱，物价淆贸，不可得知，公私患之。知并州郑戬请河东铸铁钱二当铜钱一，行之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而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于是三司使叶清臣，与学士张方平等议，以为：关中用大钱之所以弊者，本县官取利太厚，致奸人盗铸，而用轻也。比年来，皆虚高物估以徼什一之利，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小铁钱若河东小铁钱，皆以三当一，而罢官所铸炉。便自是奸人稍无利，而滥钱多卒，未能绝也。其后，罢商州所铸青黄铜钱，又合陕西大铜、铁钱皆以一当二，盗铸衰止，而折二钱大行。然兵民艰于资用，多咨怨，先是当十钱，行中书人丁度言：汉之五铢，唐之开通及国朝通宝，轻重大小，最为得中。历代改更，法虽精密，不能期年，寻即改铸。议者欲绳以峻法，革其盗铸。而终已不行。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零行使，旧钱不出，新钱愈轻，边刍粮乏价必增矣。臣知湖州，时有抵茶禁者，人受十钱辄立契代受鞭背刑。官京西，时盗杀人罪死，计所盗弊衣，直不能数百钱。则利惑之也。况盗铸之利重，其何以禁之，已竟不行。熙宁初，王安石持议言钱不足而用乏，非铜禁之不严，以鼓铸者少，而不给也。请弛民间铸钱之禁，而边关无讥，于是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诸路各置监铸钱，江西、湖南额课十五万缗，馀路十万缗有差。已，诸路务增额以为功，而所铸钱铜锡杂而肥恶易毁，又私铸庞杂。元丰末，西师起，而边匮，即徐州置宝丰监，岁铸折二钱二十万缗，输之边，而所行青苗免役诸法，无虑皆徵钱，民无从得钱，而钱荒于是，判应天府张方平具疏言，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令敕具载，所以握天下利权，无令倒置也。自熙宁新敕，除前禁边关海，舡重车饱，载沿边州军，每贯独收税钱一二而止钱。本中国宝货，举以与四夷共之，曾不限隔，又自弛铜禁，民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如此则虽逐州置炉，每炉增额，亦犹畎溱之入，而以供尾闾之泄也。岂有足哉。且公私发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粜买谷帛，坑冶场监之本，价钱之所发也。屋庐正税，茶盐酒酤之课，若今率钱募役青苗入息之法，钱之所敛也。民间货布一仰于官钱，官钱之出少，而赋钱之入多，即钱将安出。而公私上下，并苦之矣。元祐初，始罢免役青苗钱之法，申钱币阑出之禁，而诸铸钱监新置者皆罢。熙丰间，铜铁钱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后铁钱寖轻，乃命公私给纳，贸易并专用铁钱，而官帑铜钱运致之内郡，已不便，乃通行如故。及蔡京当国用，陕西转运副许天启议铸当十大钱，每贯重十有四斤七两，赤侧乌背，以御书圣宋通宝为文，募民间私铸丁作，出为县官使，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用仿古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铜之意。而所铸钱于陕西行铁钱地，公鼓铸于诸路行铜地，分使用，绝私铸之患。又用河东运判洪中孚言，二虏益市，中国铁钱为兵器，器犀利，若杂以铅锡，则脆不为虏所利，宜改铸夹锡铁钱行之，每缗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三之一，而夹锡钱一，折铜钱二，直本轻，不与铜钱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贸易不受夹锡钱，听告纠细，民蒙其患，而私铸者竞起。又立搜索告捕之法，严官司漏逸之罪，天下骚然。知苏州章杰言盗铸宜准，淮东囊橐强盗之法，籍家予告者而居停，邻保并坐，大观星变肆，赦有司上盗铸得罪者姓名，乃至十数万。人民惨毒，而南宋孝宗时，舒蕲守臣以铸钱增羡迁官而民扰。理宗时，楮币兴积钱有禁而民离，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以楮便于运转，而訾圜法为无用，申积钱之禁，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臣窃思国之大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也。今藩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钱之不耗于海舶也无几矣。京城之销金，衢、信之鍮器，醒、泉之乐具，临川、隆兴之铜工，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矣。今京邑鍮销滥靡之器饰，公行于市。而莫之禁，香、药、象牙、犀角之类可珍玩者，又上下交重之，乃擅专急于民之积钱，不已远乎。惟陛下昭示俭德化，自上始斥靡费之物，贱难得之货，使风行俗易。此端本澄源之道始。唐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使家，而轻装趋四方，合券取偿，命曰飞钱。而京兆尹裴武犹恐行久滋伪难质易，请禁之便。宋置便钱，务许商入钱左藏库，而飞诸州钱偿之，犹之券质钱也。其后蜀人患铁钱重不便，赍资私为券贸易，谓之交子每一交为钱一缗，以三年为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后赀衰不能偿所负，蜀以多讼。四川转运使薛田议以为废之则贸易不通，听之则争讼滋起。请官为交子，务提衡之私造者禁而交楮始。属官于是置益州交子，务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官，权其出入而为之限禁，然非积钱为本，固不能以自行也。其后旧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前二十五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又后用兵湟廓西宁，藉其法给籴买召募之用，多至数百万缗，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更界之岁，又以新加旧而交价愈增。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交子贱不行，至引一缗，仅当钱十数，而法大病。绍兴初，大军屯婺州，有司请桩办合用钱，而陆载钱重难致，则请造关子付州，将召商入中以给军，商人执关子诣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药杂货者听，于是州县以关子充籴本，未免抑配而榷货务，又止以日输三分之一偿之，得钱艰滞，道路嗟怨矣。其后金以钱少，用不给造，交钞与钱并用，以七年为限，纳官以旧易新，诸路官置库受之贯，取工墨钱十五交实，始以楮为钱。南宋仿之造会子行之，诸合发官钱并充会子，输左藏库，初行止于两浙，后通行于淮西、湖北、京西，除盐本质钱外，他用率以楮。籴本以楮，官俸给以楮，军士支犒，州郡支应亦以楮。诸路不通舟载者，上供钱许用楮。沿流州军钱楮参半用。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率如之愿，全支受者听，而即楮为钱，佐国用矣。时参政沈位为上言，用会子必官常有钱百万缗称提之，乃得行。盖会子价减，即以钱提收贮之候阙，乃复出故行也。苟造楮多而收换留难，无以示民，信恐不必行。高宗深然之，其后伪造者多，而昏烂者不收，果折阅不行。贾似道作银关，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废，十七界会子不用，而楮益贱，物益贵，国大耗弊，总而论之，泉布之设，乃阜通财货之权，财货之所由生者也。考之于古，如管子论禹汤之币，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金，皆缘凶年，故作币以救民饥，考之周官司市，凡国有凶荒，则市无征而作布，又考单穆公谏景王之说，古者天灾流行，于是量资币，权轻重，作币以救民，然则是商周之时所以作钱币者，盖权一时之宜，移民通粟，为救荒而设，本非先王财货之本也。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者，皆以谷粟为本，而九贡九赋，用钱币为赋甚少，至于颁田制，禄君卿大夫，不过以采地为多寡，亦未尝以钱帛为禄，故其人多地著，不为末作，盖缘钱之用少，所以钱之权轻。汉初有天下，犹存古意，自王公至佐吏，班职高下，俱以万石、千石、百石为数，则亦以谷粟制禄，而人民出钱不过口算。至武帝有事四夷，国用不足，乃始立告缗之法，以括责天下，自此古意渐失，钱币方重。大抵三王以谷粟为本，布帛为权，常不使权胜本，所以当时地利既尽，浮游末作之徒少，后世此制既坏，以匹夫之家藏镪千金，与王公争衡，古意渐失，故贡禹之徒欲全废。此惟以谷帛为本，此则见害惩艾，矫枉而过直矣。后世如魏文帝时，天下尽不用钱，贡禹之论略已施行，遂有湿谷薄绢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为无用，其意本以重谷帛而适以轻之，然则天下惟得中适平为最难，方其重之太过，一切尽用，及其废之太过，一切尽不用，二者皆非也。自汉至隋，其帛布更易，虽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故五铢之法终不可易，自唐至五代，虽武德时初铸开元最得其平，故开元之法，终不可易。何者。论太重则有所谓直百当千之钱，论太轻则有所谓榆筴三铢之钱，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开元铢两之多寡，鼓铸之精密相望，为不可易。宋初用开元为法，钱可久行，自太宗以张齐贤为江南转运，务欲多铸钱，自此变法，钱虽多，其精微不及前代，当时惟务得多，不思大体。夫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也。彼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而不知权归公上之利也。夫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为，权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是以小利而失大利矣。或者自缘钱薄恶，后议论纷纷，或立法以禁恶钱，或以钱为国赋，条目不一，皆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总而论之，如周，如秦，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是钱之正也。若一时之所铸，如刘备铸大钱以足军市之财，第五琦铸乾元钱，是钱之权也。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王莽以龟贝为币，是钱之蠹也。至于南渡以钱为患，数十年矣。百物皆所以为货，而钱并制其权，钱有轻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资其所不及，盖三钱并行，则相制之术尽，而犹不足。至造楮以权之，凡当时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此其所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戏造猥，以补一时之阙，而遂贻后日之忧。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担囊而趋，胜一夫之力，辄为钱数百万，行旅之至于都者，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其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必并乏。是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且钱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权尽重于百物者，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积而不发，则无异于一物。铜性融液，月铄岁化，此其朘天下之实，亦已多矣。夫徒知钱之不可以不积，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积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于外，以代其劳，而天下有坐镇莫移之钱，此岂智者之所为哉。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赍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贵莫如珠金，贱莫如泥沙，至钱而平矣。先王之用币也，钱居其一，而后世之用钱也，他币至于皆废，诚以为轻重之适也。故夫天下之货，未有可轻于钱者也。一朝而轻千倍，曾不为后日之计者，何也。虽然又有疑焉，计当日之钱，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县倚盐酒杂货之入，而民之贸易，以输送者，大抵皆金钱也。故虽设虚券，以阴纳天下之钱，而犹未至于尽藏而不用，而犹患其少者，大要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瓜匏果蓏、鱼鳖牛彘，凡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者，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汉唐之赋禄较之于宋，其用钱之增为若干，以承平之，赋禄较之于当日，其用钱之增又若干。东南之赋贡，较承平之所入者，其钱之增又若干，昔何为而有馀，今何为而不足。然则其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钱，而粗具何者。其农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为中民者十六，是故割中民以奉之，故钱货纷纷于市，而物不能多出于地，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于持空券以制钱乎。且钱币之权，当出于上，则造钱币之司，当归于一。汉时常令民自铸钱，及武帝则专令上林三官铸之，而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用所铸钱皆废销，输其铜三官，然钱以铜铁铅锡，而铜铁铅锡搬运重难，是以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直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冶铸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而会子则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费或用，号令反覆，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不知钱与楮犹权衡也，有轻重则有低昂，分毫之力不与焉。盖钱与楮，皆本无用，可以贸有用之物，则人用之，便如古所谓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无以相易，则何资于钱。如古所谓治田百亩，岁用千、五百之类，小大粗足，何资于楮。自物货难于阜通，于是假圜法以流转，故言钱则曰平准，所以见有是钱必有是物，而后可准平也。钱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自商贾惮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兑换，故言楮则曰称提，所以见有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楮多易得，则金钱贵重，此宋绍兴以后议论也。平准、称提，皆以权衡取义，而低昂有在于轻重明矣。陆贽谓钱多则轻，必作法以敛之，赵开谓楮多则轻，必用钱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为贸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古人惟重本政，谷粟桑麻及诸食用物本也，钱末也，楮又末之末矣。元初仿宋、金之法，有行用钞。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以百计者三。以贯者二。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而银货盖未及行云。凡钞之昏烂者，委官就交钞库，以新钞倒换，除工墨三十文。其贯陌分明，微有破损者，并令行用，违者罪之。所倒之钞，解赴省部焚毁，隶行省者就焚之。十二年，添造釐钞。其例有三，寻以釐钞不便于民，命罢印。然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五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其法为最善。然钞本以纸造，易于昏烂，又贯有成幅零畸贸易，不便碎贴。成宗时，郑介夫议曰：前宋铜钱与交会并行，以母权子，而母益贵，是时民间贫无置锥者，亦有铜钱官会之储，无他子母相权而行也。今国家造钞，虽广而散之，民间者甚少，民得之者亦甚难。无他，轻重失相权之宜也。夫天下之物重者为母，轻者为子，前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若前后倒置，轻重失常，则法不可行矣。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则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而已。遂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准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踰前，非止于大坏极弊，亦非吉兆美谶也。夫铸铜为钱，乃古今不易之法，盗贼难以赍将，水火不能销灭，世世因之，以为通宝。言者谓铸一钱费一钱，无利于国，殊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先贤常曰：铸钱无利，所以能久。正谓费本之多，故民间盗铸者少，然国课自有见铜，以铜价计之，亦不至于大费工本，惟钞用本之轻，故伪造者纷然，立法虽严，终莫能戢。言者又谓钱重不可致远，尤为愚昧，夫国家输运，则钞为轻费，百姓贸易，则钱为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尝相背，即子母相权之说，此理甚明，无足疑者。今请造铜钱，以翼钞法，虽于国未见近利，将有大利于民耳。如一岁造钞一百万锭，五岁该五百万锭，纸之为物，安能长久。五年之间，昏烂无馀。逐年倒换，尽皆烧燬，则五百万锭举为乌有。所存者，仅工墨钞十五万钱而已。如一岁造铜钱一百万，散在天下，并无消折，岁累一岁，布流益广，虽亿千万年，犹同一日。所谓钞为一时之权宜，钱为万世之长计也。今钞中明具钱贯，即是铜钱之形，古者怀十文而出，可以饱醉而归，民安得而不富。今则怀十文钞而出，虽买冰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贫。何也。农家终岁勤动，仅食其力，所出者谷粟、丝绵、布帛、油漆、麻纻、鸡豚、畜产等物，所直几何。若得铜钱通行，则所出物产，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价消折，得钱在手，随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此所以益富。今穷山僻壤，钞既难得，或得十贯一张，扯拽不开，若计物还钞，则零不肯贴，欲尽钞买物，则多所无用。展转较量，生受百端。或丧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货物贱价求售，货不直钱，而利则尽归于商贾之辈，此所以益贫。详今用钱之便有三，一则历代旧钱，积可以取资国用；二则市廛交易，不烦贴换，免有挑伪、昏烂、疑认之忧；三则国之所出者，钞民之所出者，货钞以钜万计，国不可以得民货，货以畸零计，民不可以得国钞，若使畸零之货可易铜钱，则钜万之钞，自然流通，此国与民两便之计也。议虽善，未见施行。武宗至大二年，又改造至大银钞，定为十三等，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矣。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明年，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货监以领之。铸钱曰至大通宝者，每一文准银钞一釐；曰大元通宝者，准至大钱十文。与历代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鼓铸弗给，新旧资用，其弊滋甚，而钞之倍法太多，轻重失宜，遂诏铜钱与银钞并罢，而革所立院、监，专用中统、至元二钞焉。时杨朵儿只曰：法有便否，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夫钱以权物，钞以权钱，古之道也。何可遽废耶。言虽不用，时论韪之。后顺帝至正十年，丞相脱脱欲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迎其意请更造至正交钞，以钞一贯权铜钱千文钞为母，钱为子，下廷议祭酒。吕思诚曰：本钱钞之相为用者，以虚换实，以实权虚也。今历代钱与至正、中统、至元钞、交钞分，而小民将藏其实而弃其虚，钞用折阅国何利乎。契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耳。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耳。不能革人心而变法，何益。至元钞伪，人犹识之，交钞人未之识，伪将滋多。契哲笃曰：钱兼行也则何如。思诚曰：不可行也。夫钱之于钞，轻重不论，岂有以故纸为母，而立铜为之子。走不听，卒定更钞之令，仍铸至正通宝钱，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船装运，轴轳相接，文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敝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草木子》曰元世祖中统至元间，立钞法以至元宝为母，中统交为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统二贯准至元二百文，一贯准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统以费工本多，寻不印行，独至元钞法通行。用以
权百货轻重，民甚便之。至正间，丞相脱脱当承平无事，入邪臣贾鲁之说，欲有所建立，以求名于后世，别立至正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呜呼。盖尝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后世变通，不得其术也。元之钞法。即周汉之质，剂唐之钱，引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当其盛时，皆用钞以权钱，及当衰叔，财货不足，止广造楮币以为费，楮币不足以权变百货，遂涩而不行。职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当今变法，宜于府县各立钱库，贮钱若干，置钞准钱引之制，如张咏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漏浸淫，而有滥触之患矣。此其理也，当时不知，徒知严刑驱穷民以必行，所以刑愈严而钞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于无术而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