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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二百五十一卷目录
国用部总论二
礼经会元〈式法 内帑〉
文献通考〈论隋代财用 叙宋储蓄 止斋陈氏论系省钱〉
朱子语类〈财赋〉
大全集〈答张敬夫〉
群书考索〈周礼理其财之所出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 周汉唐内外财 汉初内外财不相通东汉令归大农 后元富庶缘不用兵 郡国财赋 养财所自出 唐财用为人主私藏 唐财赋倚东南 宋朝财用会计录 精会计 今日费用 财耗于兵官 今日财有阳耗阴耗 宋朝内藏备非常之用 祖宗时利权不分 内外财计不一 祥符天禧出入之数 今日总司之财 四总所掌钱粮 绍兴岁入之数 嘉定岁入之数 东南财赋 东南岁入 淮浙财赋 江淮巴蜀财赋 两淮湖广四川财赋 不应以财赋责守令〉
真西山文集〈讲筵卷子〉
续文献通考〈论金国计〉
图书编〈户部财赋总数 理财时务〉
礼经会元〈式法 内帑〉
文献通考〈论隋代财用 叙宋储蓄 止斋陈氏论系省钱〉
朱子语类〈财赋〉
大全集〈答张敬夫〉
群书考索〈周礼理其财之所出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 周汉唐内外财 汉初内外财不相通东汉令归大农 后元富庶缘不用兵 郡国财赋 养财所自出 唐财用为人主私藏 唐财赋倚东南 宋朝财用会计录 精会计 今日费用 财耗于兵官 今日财有阳耗阴耗 宋朝内藏备非常之用 祖宗时利权不分 内外财计不一 祥符天禧出入之数 今日总司之财 四总所掌钱粮 绍兴岁入之数 嘉定岁入之数 东南财赋 东南岁入 淮浙财赋 江淮巴蜀财赋 两淮湖广四川财赋 不应以财赋责守令〉
真西山文集〈讲筵卷子〉
续文献通考〈论金国计〉
图书编〈户部财赋总数 理财时务〉
食货典第二百五十一卷
国用部总论二
《礼经会元》《式法》
或曰：《周礼》理财之书。今观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之后，而继之以九式均节财用。未见其理财，先见其节财，则是周公之节财，乃所以理财也。何者。财非天、雨、鬼。输，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国之所用无穷。苟不于其经费之际而品裁之，吾恐情窦既开，必至于泛用无度。欲壑不盈，必至于苛取无厌。如欲理之，不过椎肌剥髓以为理，而非正辞禁非以为理也。九式均节之法，其周公理财之道与，夫祭祀之有牺牷牲杀，宾客之有牲牢、饔饩、丧纪、凶荒之所费用。膳羞衣服之所奉养，器械兴作之事，币帛赠劳之。将六畜之有刍秣，群臣之有分赐。一人之有玩好、赐用，取之于九赋而藏之于有司，邦用则必共之。君取则必受之。苟无九式以均节之，则何所制而不妄费也。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节之，而太府以式法颁之，司会以式法逆计之，职岁又以式法而赞逆会。职币又以式法而赞会事，则人主不敢违式法而过用，有司不敢违式法而妄供。九式之于理财，亦可谓有助矣。是故，宰夫以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财，掌皮以式法颁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刍木材。不惟一人，不得违式法而妄费，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碍，侈心以式法而消，国用不匮，民财不屈，而王府之货贿，自沛然而有馀，岂非节财之道。乃其所以为理财之道与，或曰：太宰道揆之臣，法守非所宜预九式节财，有司事也。岂太宰之职哉吁。大臣格君心之非侈用，乃君心之蠹。涵养君心非论道经邦者之责，而谁责也。且膳夫不敢会王后世子之膳。庖人不敢会王后之膳禽，酒正不敢会王后之饮酒，外府不敢会王之服，司裘不敢会王之裘，盖彼一司也。而欲与王后世子计用度之当，否则其势不得行也。是以祭祀、宾客之所需。至于匪颁好用之所待，百官有司皆共之。某事宜置不宜置，某物宜用不宜用，皆不敢预议乎其间，夫百官有司，平时既惟其命之是供，岁终又拘于势，而不会王后世子，若可以自使而自取矣。今以太宰执九式之法，临乎其上，一毫一缕动皆九式之是。听其取不至妄取，其供未尝妄供，虽曰：不会而实无待于会也。此非大臣道揆之任能尔乎。虽然太宰以九式节财，必曰：均小宰执九式，以节财用。司会掌九式以节财用，皆曰：均周公节财，必拳拳于均之一字，何与《易》曰：节，亨，苦节不可贞。孔子彖之曰：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天下之事惟合乎制度而已。均则中，不均则或过不及，以一人而临四海，不以四海而奉一人，取之于民而公用之，于君而当则财不伤而民不害，斯其所以为九式之法与。且周官立法秩叙，必曰：均力政。必曰：均贡赋。必曰：均一制。一度无所往而不为均也。太宰掌均邦国而曰：秉国之均者也。岂于财用而可不均乎。均者，欲其多寡、丰杀之得其中也。膳羞之品，可以百有二十裁而就简，其均乎。飧牢之牲，可以三十有六杀而为寡，其均乎。祀宜太牢俭而用少，非均也。服宜九章菲，而为七非均也。币以将诚致币三享，则均矣。刍以供饲、陈刍、倍禾则均矣。自一而祭祀之式，至九而好用之式，固不容多亦不容寡。固不可丰亦不可杀，亦惟适其均而已。尔均节者，人情之所安，苦节者人情之所厌，安则久，厌则易穷。然则以均为节，其又圣人所以节财之道与。《内帑》
先儒以职内比汉少府，而谓职内之财，为天子之内帑吁。岂有待邦之移用者，而可以为私藏乎。后人以玉府内府，俱比汉少府而谓二府之财，皆为天子之内帑吁。岂有待邦之大用者，而亦可以为私费乎。夫天子以天下为一家，财本不可有公私之异，帑本不可有内外之分，而况职内乃言掌邦之赋入，以贰官府都鄙财入之数。内府乃言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此岂天子之私财，谓职内为内帑。固不可谓内府为内帑，亦不可愚，故以玉府为天子之内帑，而内府不预焉。盖先王先民而后，已必不以贡赋之公，而给玩好之私。必不以货贿之本，而共赐予之末也。且以《周礼》考之，太府则曰：币馀之赋，以待赐予。式贡馀财，以共玩好。职币则曰：敛凡用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馀财，以诏上小用赐予。职岁则曰：凡上之赐予，以叙与职币受之，巾车会车出入，岁终，则入赍于职币泉府。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馀，是皆以馀财而共用也。内府、外府固亦供好赐予之财用，安知不以大用、小用之馀财而共之欤。今观玉府所掌王佩服之玉，则共之。诸侯相会之玉，则共之。王之燕衣、亵器则掌之。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则藏之。至于王有好赐，则共其货贿。玉府所掌则如是所供者，如是此其为天子之私藏乎。兽人之皮毛、筋骨则入于玉府。渔人之渔征则入于玉府，廛人之皮角、筋骨则入于玉府，泽人之国泽财物，则入于玉府。有如遂师言入野职野赋于玉府，是亦九职、九赋之物。然只是野之所入，则他处九功、九赋不入玉府，可知矣。玉府之所入者如此，则以之而供玩好、赐予之用，何伤乎。又况太府总乎。其前司会计乎其后上焉，又有太宰以临之，则财虽私而实公帑，虽内而犹外也。然玉府掌金玉固也。兵器、货贿之良，内府既受之，玉府亦藏之。兵器、金玉之献，内府既入之，玉府亦藏之，何也。盖内府以给公用，玉府以为私藏，有内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玉府私藏之积。无事之时，一岁所入足支一岁之用。一旦事起于非常，变生于不测，将何以佐用度之不足者哉。此玉府之藏，又将为内府之副，非特为玩好、赐予用也。且以职内观之，及会则逆职岁与官府财用之出，而叙其财以待邦之移用，以职内且叙官府之馀财，以待馀用，则知玉府之藏，亦可得而移用矣。汉初犹有古意，以大司农给国家之公用，以少府给天子之共养。尝观哀帝发武库兵送董贤，毋将隆奏曰：武库兵器，天下公用，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虽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费以出少府，是不以本岁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元帝世贾捐之言，暴师未一年，费四十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是犹以私藏为公用，以内帑为外费，此美意也。况少府外朝之臣，而得主内廷之物，故宫掖无擅用之私，而奄宦无干预之弊，尤良法也。东汉始出少府钱属之司农，非不可也。然宫中私用，一切于司农取之，而司农不应其求。章和以来，不能堪此，遂于宫中自立一监，命奄人主之。桓灵之君，每叹天子无私财，而开鸿都卖爵，以为私藏矣。唐始以财赋归左藏，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将之求取，乃悉归之大盈。后库是以天下公赋，而为天子私藏。至杨炎请出内帑以归有司，议者是之。未几卢杞一用而琼林大盈，掩为己蓄，而命宦者主之矣。夫尊为天子，富有四海，苟一切限制之，而玩好、赐予之费，不得行则其势必有所不便。利归公上，权在一人，苟一切私有之，而经常用度之费不得预，则其情必有所不安。诚知玉府为王之内帑，而内府不预焉。又诚知内府为王之公帑，而玉府实佐焉，则可与语周官之法度矣。而或者犹疑其如德宗，受裴延龄之欺罔。如汉灵帝之置私库，不亦过乎。《文献通考》
《论隋代财用》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后世以为关于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疋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馀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馀万段，则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乾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后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则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叙宋储蓄》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宋朝渡江后，帑藏之大概而其制，多承东京之旧。至军资库、公使库则皆财赋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经总制、月桩钱观之，则其徵取于州郡者，何其苛细。以军资、公使库观之，则其储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宽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细，则民宜痛受椎剥之苦。储蓄之宽假，则吏宜大肆侵盗之恶，而俱不然，何也。盖国家之赋敛虽重，而所以施于百姓者，常有惨怛忠厚之意。故民无怨讟州郡之事力，虽裕而所以励士大夫者，一皆礼义廉耻之维。故吏少贪污，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财赋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虽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则异。唐之法起于中叶之后，盖版籍隳废，体统陵夷藩方，擅财赋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财。节镇刺史往往取经常之赋，以供内府之进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复能究其岁入之数，而苟为是姑息之举，则其意出于私也。宋之法立于承平之时，盖抚民以仁，驭吏以礼，而人主未尝有耽欲渎货之事，虽内藏之蓄积，常捐以助版曹，则州郡之财赋，固宜其不必尽归之京师。又使为监司郡守者，厨传支吾官给其费，则不取之于民，而因以行宽裕之政，则其意出于公也。然此法沿袭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则如前所云。而其失者盖自中兴以来，朝廷之经费日夥，则不免于上供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经总制、月桩钱之类，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则不免于常赋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头、子钱之类，是也。盖其所以倚办，责成于州郡者，以其元有桩留之赋，然有限之桩留，不足以给无艺之徵取。又其法立于倥偬之时，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优剧，不能审订斟酌，而一概取之。故郡计优裕，幸而长吏又得廉干之人，则撙节奉上之外，其馀力又可代输下户之逋悬，对补无名之窠额。若郡计凋弊，不幸而长吏又值贪庸之辈，则经常之赋入，不登于版曹，而并缘之渔猎，已遍及于闾阎矣。愚尝备论其事，于经总制钱之末，虽然仁厚之泽，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盖虽愧于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视民如伤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谓不从其令，而从其意者，是也。虽不免季世征敛之法，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见其苛娆，所谓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止斋陈氏论系省钱》
自唐末方镇厚敛以自利，上供殊鲜或私纳货赂，即名贡奉至是始，尽系省按后唐天成年，宣命于系省曲钱上，每贯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诸道如更妄称简置官员，即勒令自备，请给不得正破系省钱物，则系省之名旧矣。然初未尝立拘辖钩管之制，要不使妄费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诸州应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申省。景德元年，复立置簿拘辖，累年应在，虽有此令不过文具。三司使丁谓奏，立转运司，比较闻奏省司进呈增亏赏罚之法，然承平日久，国家益务宽大，诸郡钱物往往积留。漕臣靳惜吝于起发，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详。魏羽在咸平则言，淳化以来，收支数目攒簇不就，名为主计，而不知钱出纳。王随在景德则言，咸平以来，未见钱物著落诸州，受御指挥多不供申，或有申报多是卤莽，以致勘会勾销，了绝不得。范雍在天圣则又言，自太平兴国以来，未尝除破更有桩管，倍万不少。天圣至嘉祐四十年间，理财之令数下，徒有根括驱磨之文设，而不用以此见得。开国以来讫于至和，天下财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泽，于此见矣。熙宁五年，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五房公事判司农事曾布奏，伏以四方财物，乾没差谬，漫不可知。三司虽有审覆之名，不复省阅，但有空文。自天圣九年，上下因循，全无检点，纵有大段侵欺，亦无由举发，为弊滋多，遂乞专置司，驱磨天下帐籍。自专置司继以旁通目子，而天下无遗利，而公使钱始立定额，自二百贯至三千贯止。州郡所入才醋息，房园祠庙之利，谓之收簇。守臣窘束，屡有奏陈。谓如本州额定公使钱一千贯，则先计其州元收坊场、园池等项，课利钱若干。却以不系省钱贴足额数，然诸项课钱，逐年所收不等，或亏折不及元数，而所支不系省贴足之钱，更不增添，则比额定数，有不及一半者，此其所以窘束也。
后又以在州诸色钱类为一体，封桩入便，以便不尽
钱起发。初嘉祐，茶通商于是以六路茶本钱、茶租、茶税钱，封桩入便，若辄有支动，即当职黜降，不以自首，迁官去官，赦降原减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诸色钱，并依通商茶法矣。元丰五年，又以上供年额外，凡琐细钱定为无额上供。
谓坊场税钱，增添盐酒钱，卖香矾钱，卖秤斗钱，卖铜锡钱，披剃钱，封赠钱，淘寻野料钱，额外铸到钱，铜铅木脚钱，竹木税钱，误支请受钱，代支失陷赏钱，赃罚钱，户绝物帛钱。
盖自系省而后有应在司，有应在司而后有封桩，有封桩而后起发，盖至熙丰系省初无窠名，应在司最为冗长。此元祐群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纷更也。
《朱子语类》《财赋》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说为民减放，几时放得到他元肌肤处。且如转运使每年发十万贯，若大段轻减，减至五万贯，可谓大恩。然未减放那五万贯，尚是无名额外钱。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名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这里方可以议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头只管重，更起不得。为人君，为人臣，又不以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这须是上之人一切扫除妄费，卧薪尝胆，今天下之智力，日夜图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须更见得事体可畏处。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供上之求。又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间白乾稍没者何限。今上下匮乏，势须先正经界。赋入既正，总见数目，量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大全集》《答张敬夫》
《孟子》论王道，以制民产为先。今井田之制，未能遽讲，而财利之柄，制于聚敛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诸道之虚实，监司不恤州县之有无，而为州县者又不复知民间之苦乐。盖不惟学道不明，仕者无爱民之心，亦缘上下相逼，只求事办。虽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为出，而反计费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胜救。愚意莫若因制国用之名，而遂修其实。明降诏旨，哀悯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泽之者。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一亩岁入几何，输税几何，非汎科率又几，何州县一岁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有馀者归之何许，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毕集，然后选忠厚通练之士数，人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馀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甚相悬，则民力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矣。是则虽未能遽复古人井地之法，而于制民之产之意，亦彷佛其万一。如此然后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议，久废不讲，比来朝廷似稍经意，然四方未睹其效，而任事者日被进擢，不知果有欺诞否。今日财赋岁出，以千百巨万计，而养兵之费十居八九，然则屯田实边，最为宽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简，则欺诞者易以为奸。而隐覈者难于得实，此却须就今日边郡官田，略以古法，画为丘井沟洫之制，亦不必尽如周礼古制，但以孟子所言为准。画为一法，使通行之边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间者，以内地见耕官田易之，使彼此无疆场之争，军民无杂耕之扰，此则非惟利于一时，又可渐为复古之绪。今日养民之政，恐无出于两者。《群书考索》
《周礼理其财之所出》
或问《周礼》，其理财之书乎。曰：周之理财，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国之财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财也。每观六典之书，六卿之职，兵既以私田而不饷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廪，而岁时经费，独祭祀、宾客、田役、丧荒、饮膳、衣服，与夫稍秣匪颁、赐予、玩好数用者而已。周公于此，上则虑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费之无节，下则虑夫掌财用财者之吏，渗漏乾没，或有容奸而肆欺。异日之忧，则又虑夫国计匮乏，而府库空虚，既窘于用，则不免虐取于民也。于是一毫财赋之出，而数人之耳目通焉。内府在内，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互相考也。职内职入，反以每岁所入，而考其所出，职岁职出，反以每岁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参则可以专其耳目必相考，则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财用之出，上无所肆其侈，下无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则财常适于用，征敛常不至于虐，而民无复有受其病者。然则周家之理财，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于上者，不欲虐取之于下而已。非固屑屑然，为是不惮烦也。太宰统其大纲，司徒统泉府仓人，廪人之大纲会计则均出于司会式法之数。则司次舍、幄帟、服裘之用，舍奄寺嫔御、洒扫使令之损益，皆得以自总而身计之，而不惟上之自便，以滋国费困民力。呜呼，兹成周之所以盛耶。由此观之，冢宰制国用，非理财之谓也。均节财用之谓也，亦明矣。《冢宰制出司徒制入》
太宰制国用，制其出也。古者财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皆三公兼之。自汉丞相以出入财谷非己责，则均节会计之职，散之九卿，盖经用属大农，禁钱属少府，会计属司徒郎，廪假属仆射右丞。然犹有统摄，不相侵紊。光武归禁钱于司农，归水利于少府，归盐铁于郡国，然意善而法不精。章和以后，大农之平准为中准，列于内而取少府之尚药。大官御者，尚方考工诸曹，别作监悉用奄人主之。《周汉唐内外财》
周时冢宰制国用，凡玩好匪颁，皆得以制之，是内外之财，相通也。汉兴山海地泽之税归少府，以供天子私用。公赋之入归大司农，以供国家经费。内外不相关，若非周制矣。然宫掖之费在内，所不能免，若于经费之外，别立少府专为天子私奉养，而不归于大农。大农用有常费，亦是美意。故人主节俭缓急之际，又可以出私帑济公用。若光武禁钱悉归大农，是不知此，反使后世有鸿都之事，惟唐之人君干经费之物，尽为私藏，则意大失矣。《汉初内外财不相通东汉令归大农》
汉少府掌山海地泽之税，以供天子私奉养。大农掌国货，以供军国之用。汉初，县官未榷铁山海之税，归之少府。武帝元封间，乃始令司农丞领盐铁事官，自榷之而向时山海之税，归少府者，至是入大司农矣。按《毋将隆传》云：汉武库兵器，天下合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劳赐，一出少府。归大司农，少府自不相关。故高帝之初，吏禄官用悉取田租，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则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故司农用有常度，而不至于乏事。武帝初年，用度未广，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大农犹有馀财，元狩以来，费用百出大司农经用。租赋并竭，始不足以奉战士，而犹未至于出私帑也。宣帝承武帝困乏之馀，乃始出水衡钱私藏，以供县官工作之费，其得西羌之役费四十馀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天子之内藏，至是始与大司农相通为用也。史载元帝温恭寡欲，赏赐节约，都内钱四十万，水衡钱二十五万，少府钱十八万，大农内藏皆有馀蓄，则亦何事竭，公帑以肥其内哉。东汉光武并禁钱掌之大农，将以绝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后世开邸鬻爵以为私藏，何哉。夫宫掖之费，在内所不能免，而顾使一切助办于宫庭，则固有其制，而不得为者。此所以计出于亡聊，而有内库之私也。然则宣元二君，捐私帑以济公用，要亦不失为美之意。《后元富庶缘不用兵》
后元富庶缘不用兵，又武帝不开边，虽不入粟，拜爵亦可。《郡国财赋》
汉置司农少卿，惟承秦旧。但秦人尽欲敛天下财赋，至于负海之粟，以归京师贾生。所谓千八百国民，皆自养者，是也。至汉大封九国，分侯功臣，止以十五郡属京师，而又列侯公主食邑其中，近于周家独取畿内之赋，是时邦国自有司农少卿钱，所以吴王铸山煮海。自拟王者，百姓更赋皆贷勿收，梁孝王府库藏金玉多于京师，正为此也。是时贾谊、晁错诸公，皆以是为忧，故武帝设盐铁官，尽笼天下之利，算缗钱商车大率，皆是笼络郡国财赋，尊显卜式以风诸侯，令助边云。《养财所自出》
治财之术，亦养其财之所自出而已矣。夫秦之商君，汉之晁错其为术，刻矣。而其治财，犹为知本未。至如后世之一切也，商君之法使民耕织粟帛，而复其身。晁错之法，使民入粟买爵，而勿收其租，夫粟不入于官也。而复其调，则上宜乏用，贸爵入粟也。而除其租，则所入者，宜不足以偿所失也。二子行之，秦以富强而汉有红腐之积，彼独何术也。彼诚知夫财之所自出者，不可不养，则其所以予民者，即其所以取民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后，内多欲而外事兵役，自其兵役之兴也。而边民困赋，役之烦也。而农民困，自其斡盐铁，算商告缗也。而商民困，自其卖爵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转送之法，而入赋补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牡马也。而封君至三百石，吏以上困，自其造皮币，罚酎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于庶人，盖财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养民之本，则户口日息，田野日辟，蓄牧益蕃，而财货流通赋税之入，而上不胜用矣。《唐财用为人主私藏》
唐初天下财赋，归左藏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元宗时，王鉷始岁进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及禄山反，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给士卒。肃宗时，第五琦请以左藏财赋，尽归之大盈库，供天子赐给，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皆人主私藏，而有司不得程其出入矣。德宗时，琼林大盈库，陆贽常极谏之，故方属意聚敛，韦皋有日进李，兼有月进刘赞，有羡馀之贡。又有代易进奉，刺史进奉自裴肃始，判官进奉自严绶始，一以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宪宗即位，尽罢进奉似矣。未几，刘辟、李锜既平赀藏，皆入内库于頔。皇甫镈为刻剥，于是有助军赏之名，后武宗惩前弊，以户部度支盐铁，及诸道进奉，并输延资库，以宰相领之。又不是。
《唐财赋倚东南》
自天宝后，河北沦于藩镇，而国用仰给，全在东南。东南之赋，安得不重。抑尝切疑其重赋之始，当在肃代之际，然大历中，独孤及为舒州元结，为道州率户，不过岁，取十千而止至于元和。而东南之赋始重，李林甫上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十五道，不由户口外，岁所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万户。当时户数减耗如此，而李绛言于宪宗曰：今东南大县，岁赋二十万缗。二十万缗之赋，已增道州三分之一，此其增重可知矣。盖至是而求其及于什一之半，而不可得此。李翱之书，所以作也。自是而后至于咸通，又加甚焉。故陆龟蒙言，元和中，国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江南之赋已重。殆今盈六十年，赋又数倍于前。后蒙此言，乃发于咸通也。故元和视大历建中，而重咸通视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取其盈，则变故之馀，重之又重，岂特唐之末年，而后盛哉。然大历之际，军旅数兴，户口减耗，而赋得无增者。史称刘晏之功，诚不可掩矣。《宋朝财用会计录》
唐李吉甫始部录，元和国计著为成书。宋朝丁谓著《景德会计录》，田况著《皇祐会计录》，蔡襄著《治平会计录》，苏辙著《元祐会计录》，皆所以总括邦计，量入为出德宗时，三百八十万五千馀户，税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馀斛，而兵七十六万八千馀人。苏辙取元丰八年之会计之实，而别其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若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椿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其收支叙云宗室之众。皇祐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防禦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今为二百三十人。朝奉郎以上百六十五人，今为六百九十五人。承节郎一百二十七人，今为三百六十九人。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今为四百三十一人。其馀诸司使、副供奉、侍禁三省之吏，莫不数倍之于前。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省。神宗裁减，宗室之恩，今微为之节使。见仕者无损，方来者有限，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后，事有间矣。庆历之入二千八百馀万，出二千七百馀万。治平入二千三百六十馀万，出二千三百二十馀万。熙宁入三千馀万，出二千五百馀万。然其入之常多于出者，先为之计尔，夫计入以为出，则吾出也。常裕如以出而为入，则吾入也常不给。盖知所计则不轻用之，用之则不妄用。今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岁，比其数以较出入，孰为轻用，孰为私予；孰为起支，孰为定例；孰为有馀，孰为不足。《精会计》
财莫先于节，亦莫先为会。宋朝初，建版部则布左计、右计、总计等使之日，其后三司置使度支，居其一有使、有副、有判官、有提举，帐司磨勘理欠等司，夫度支之设职，在诸曹一郎吏主之，足矣。前人特以建使，则其意可见欤。自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元祐主计者，必有会计成书，其户口之籍，舆地之图，调度之多寡，赋予之厚薄，其名、其色、其制、其数莫不备矣。自三司使之罢，理财既已无术。而渡江以来，典籍散漫。会计之事，一切委而不讲，营营支撑仅纾目前，以至于今推原其弊，皆起于理之而无其说。《今日费用》
绍兴中，郑湜劄子，宋朝混一之初，岁入缗钱一千六百馀万，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其后月增岁贡，及熙丰间，言利之臣极力聚敛，然后岁入六千馀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啻千万，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馀万，则所入倍于祖宗时多矣。神宗皇帝中都吏禄、兵廪所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元丰间，纷更费用，犹不过月支三十六万。宣和末，崇侈无度，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虽连年用兵，然月支犹不过八十万，比年安靖无事，乃月支百二十万，则其所费亦倍于祖宗多矣。徽宗宣和间，月支九十五万。高宗绍兴三年，月支一百一十万。陈襄论神宗岁入，缗钱约六千馀万，养兵之费约五千馀万，乃是六分之兵占其五。《财耗于兵官》
今日生财之道多矣，惟是节省不得其术。以今天下较财用于汉唐所入，十倍于汉，五倍于唐。唐人榷盐刘晏时，每年得六百馀万。李巽最多之年，比晏多一百八十万。今准一年所入一千三百万有奇，较之熙丰以后，所入再倍。今姑置勿论，绍兴初年，所入已数倍矣。绍兴初，养兵仅百万，今中外才四十万。尔比来币，直合于饷军理，会左藏，支养兵居十之七。又未尝养得兵说者，只云合汰老弱，去诡名、殊号，不知军中不可无老练之人。弱有二说，病弱者则强壮者自不与为伍，幼弱者则他日复成强壮。至诡名未易，检校刘枢密云，得一贤相自无许多般事，始末只合于饷事。上说外，则靳惜名器。如绍兴初，使相未尝除人节钺，惟四大将。今使相二十馀人，节钺数百，辈人月费数千缗，又宫亲无撙节，安得不匮乏。《今日财有阳耗阴耗》
建理财之议，而有取于生财者，今日之故说也。建理财之议，有取于节财者，亦今日之故说也。今生财之术，视前古为详矣。谷则有租，绢则有庸，酒则有榷，茶盐则有征，又有坊场之钱，楼店河渡之钱，前世所以取于民者，今尽行之矣。以此生财而财不丰，则生财之说，果不可用也。今节财之说，视前古为尽矣。力役不兴，征伐不举，好予匪颁，初无滥赏，而又惜士禄之圭角，停枢密院之犒，设上玉牒所之科次。前古所不知节者，今尽为之矣。以此节财而财不丰，则节财之说，果不可用也。今日天下不虑夫无财，虑夫所以陷没之者，不可以数举，而又以阴耗者众。前日之事，今日之鉴也。高宗皇帝在绍兴间，尝以六事询执政，而当时宰臣之职，谓宣和月支九十五万。绍兴三年，月支一百一十万，则绍兴之月费加多于宣和，一岁共用一千三百馀万。又谓榷货所入，东南盐岁若千万。《宋朝内藏备非常之用》
宋朝置朝藏、奉宸等库，其实欲蓄积以待非常之用。军兴赏赉则用之，水旱灾伤赈济则用之，三司财用乏则出以助之，诸路财用乏则出以助之。太祖始平僭乱，收其府库别贮之；封桩库，国用之馀悉入焉。尝曰：俟满五百万缗，当问契丹赎燕。蓟又曰：用二十疋绢，募一胡人，首用绢二百万疋，北虏尽矣。太宗改名内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之费，皆取是焉。太宗初，宝内帑谓侍臣曰：河东敌境甚迩，吾必取之，不免扰民。今内帑所积，以备调发，盖重扰也。其后皆如，诏卒不扰下。真宗谓王旦曰：内藏库所贮金帛，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但外庭不知耳，仁宗明道二年，出内藏钱百万赐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告于上，上曰：国家禁钱，本无内外，盖以助经费也。自是岁歉或调发，则出内藏以济之。当时常出钱百万缗，以助常平籴本。哲宗时，尝因冬大寒，出钱十万缗，散与穷民。《祖宗时利权不分》
祖宗时，户部之职实为三司，其馀司则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修造河渠之属，凡天下之事，权镇之太平，货财之入，工役之兴，皆可以稽其帐籍，量其费用，敛散及时，纵舍由己。而不为他司所牵制，内而诸司外而转运，如心腹之运，手足如臂使指，苟官得其人，则财无不羡，此之谓利权不分。自三司之曹案为军器监，而缮修械杖之具。户部不得预曰：都作院属于诸道。宪司曰：水部属于冬官。曰：磨勘司属于都部，而并属于刑曹，钩考检校，户部莫得而知之，权利于此分矣。故他司以办事为功，而不顾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而不论事之当否。职守拘牵而费用无艺，国用安得不匮乎。《内外财计不一》
今中都有户部，有修内司，有内库，有一库之激赏，有国子之赡养，有诸军之营运。惟军资当合自治，馀皆属户部，可也。今他司财计所在，户部不得其出入，及漏卮无当何所致诘耶。外司有转运常平，有市舶，有坑冶，有总制，有经制，有帅司之激赏。有州有县，而州县又各有务。库曹局惟激赏不当他属，馀皆宜属转运可也。利合而富，利散而窘，理财之道，可一言而尽矣。《祥符天禧出入之数》
国初以来，财用所入莫多于祥符、天禧之时所出，亦莫多于祥符、天禧之时，至道中榷酒税钱一百二十万贯，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万贯，其他关市津渡等税率增倍之。至道末盐课钱七十二万贯。天禧末至一百六十三万贯，至道中岁铸钱八十三万贯，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则财之所入多于国初矣。然国初三岁一郊费五百万贯。景德以来，祀郊费七百馀万，祀汾阴上宝玺不与焉。至道末，所出不过一千馀万贯。天禧末，天下总收二千六百馀万贯，总费钱二千七百一十万贯，设者不预焉。《今日总司之财》
古之掌财者二，今之掌财者三，内帑也，外帑也。此自古以来则然也。而中兴之后，则于二者之外，而有总司之财焉。此不可不讲也，中兴以来，驻跸吴会控扼之地，上下数千里，列屯相望，费用不赀。其始粮饷职之主将，主将不自给也。主将取之总司，总司吝于供亿也。然后请之朝，而总领之官出焉，然未以名官也。自收诸师之兵目，为御前分屯要害，而后总领之官置焉。号为外司农，其权重也。官分四总，领其职专也。两淮之职，或分或合，四川之名，或仍或革，此特一时之置焉。尔其大意，则欲便于粮饷也。大抵国家用度多靡于兵。西蜀、湖广江淮之赋类，总司其供京师者，惟仰闽浙而已。近年以来，尝命官以考总司之财矣。又尝欲合总司之财，以归户部矣。合之则缓急无所备，不合则事权无所统，其说纷纷，至于今未定。愚切以为合之非也，不合亦非也。盍亦求中兴之初，所以命官之意乎。方其初年，总领财赋本之户部，兵职固在外也，而其权未始不归于内也。权出于内，则可以制其虚盈，职分于外则可以备其缓急，斯不亦可行之法乎。《四总所掌钱粮》
镇江诸军钱粮，淮东总领掌之。建康、池州诸军钱粮，淮西总领掌之。鄂州荆南江南诸军钱粮，湖广总领掌之。兴元兴州金州诸军钱粮，四川总领掌之。《绍兴岁入之数》
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馀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馀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椿钱四百馀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凡六千馀缗，而半归内藏。《嘉定岁入之数》
当今岁入之数，为缗钱三千五百馀万，而归于版曹者，盖一千九百馀万。归于淮东之总所者二百六万，归于淮西总所者三百七十八万，归于湖广者五百七万，归于四川者五百三十八万。《东南财赋》
东南财赋之渊薮，惟吴越最为殷富。夫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战国、汉唐至于今用之，昔越王勾践国于会稽，以地理考之，即今之浙江之东，及饶信是也。其为郡十地，至狭也。当是时，玉帛之贡于吴府，无虚日。外而吴之公卿、大夫皆有赂，内而越之士卒、百官皆有养，然未尝有不给之虞，吴王濞国于全吴，以地理考之，即今江南二浙，及闽中是也。其为郡二十地虽广也，而寻阳、兴国、宜春、高安割而属之长沙。当是时，吴之百姓无赋也。惟即豫章山以铸铜，煮海水以为盐，而吴之富擅天下。至于金钱之饶在处，而有不特取之吴，而未尝有乏财之虑。唐财赋皆仰给于东南其，他诸郡无有爰。至于唐代宗大历之际，刘晏掌江淮盐铁之权，岁入六百馀万缗，是时天下租赋之所入，不过千二百万，而江南之利实居其半。德宗建中之间，韩滉之节度浙江东西也，是时车驾在奉天滉，则献绫罗四十担。李晟驻军于渭桥，滉则饷米百馀艘，乘舆反正于长安。滉则贡米百万斛，非特此尔，而唐虽名为都长安，而大农之国计，实仰给于东南，其他诸郡无有也。宪宗即位之二年，李吉甫作《元和国计录》备述元和之初，藩镇瓜割，玉帛之不贡于王府者十五道，而岁租赋之所待办者八道，实皆东南也。曰浙江东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鄂州，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矣。当是时户口之在版籍一百四十四万，而兵之仰给于县官者八十三万。又且师旅四出诛，吴平潞划蜀殄，蔡收齐伐魏。其间廪给之费，不可一日阙，而初未尝告乏，则是东南之地。善用之而财赋，未尝不丰也。
祖宗之时，银绢、缯絮、钱谷皆仰给于东南。仁宗皇帝庆历三年，诏会国家之财赋，转一岁之中而为定式。别其州县之廪，给诸路之转搬，与酌漕舟车之费，而东南金帛之成数入于王府者，皆可考也。江东钱之上京，以缗计者凡八十九万，银以两计凡二十万绢，以匹计凡五十万。江西钱之上京，以缗计者凡三十四万，银以两计凡十三万绢，以匹计凡三十万。湖南北钱之上京者二十七万，银二十二万，绢一十三万。两浙东西钱之上京者七十四万，银四万八千，绢七十二万。福建银之上京者二十万八千，此其大凡而奇赢之数，不与焉。与夫远而两淮之运，而川广所贡，岁不下百馀万。诸道金缯、绵絮之饶，亦且数百万，皆不可毛举。是时，米之在东南诸郡者凡六百二十万石，铜之铸于饶池。江建者凡六十八万缗，是则国家财赋之仰于东南者，未尝不丰也。
《东南岁入》
今日所入倍于祖宗时，所费亦倍于祖宗时。自宋混一之初，所入缗钱不过一千六百馀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于唐室矣，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言利之臣极力聚敛，然后岁入五千馀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过千万，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馀万，则所入信倍于祖宗时，多矣。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元丰之间，纷更费用，犹不过月支三十六万。至宣和间，崇侈无度，然后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虽连年用兵，然月支犹不满八十万，比年安静无事，乃月支一百二十万，非泛犹不与焉。则其所费，亦倍于祖宗时多矣。《淮浙财赋》
国用多而常患不足，盖知生财取财，而未知节用。绍兴之初，岁费一千三百二十万，而一岁所入止以淮浙盐息计之，已二千三百万。以二千三百万之息，而为一千三百二十万之费，国用当充衍而有馀。况夫今之淮浙所入，不减于绍兴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广租赋，与夫其他名目甚众。而储峙匮竭，常患无一年之储，何欤。岂非知生财聚财之源，而未知节财之道欤。《江淮巴蜀财赋》
汉唐以江淮、巴蜀财赋给军。宋以江淮、巴蜀之资供军用，何不见其有馀。巴蜀、江淮自昔号为富饶。汉高东向争天下，独命萧何留收巴蜀以给军，是以巴蜀之资取天下也。唐肃宗驻兵彭源河洛以北，莽为盗区。第五琦所谓财赋之所出，江淮为渊，请以江淮租赋，命轻货以给军。故史臣谓张巡、许远，全江淮财用以济中兴，此以江淮之资乎天下也。今敛戍守边，徒以江淮、巴蜀之资，为巴蜀、江淮之用，宜若沛然，未见其有馀，何哉。《两淮湖广四川财赋》
版图视古为减，而财赋视古为增。以今日事势论之，合吴越楚蜀之地东西，掎角视昔版图所有，殆不能半，而两淮、湖广、四川之赋，分隶于四总所，不属于上供，而上供所入，特不过闽、浙数路。夫以闽浙数路之所出，而资东南七八十年，军国之需无非殚竭，民力以赡经费。《不应以财赋责守令》
今天下郡县皆为计司理财之地，承流宣化字民之职，皆为计司理财之官，常赋办矣。虽溪壑，其诛求不恤也，上供输矣。虽鹰虎其苛劾，不责也。不然则息争虞芮，无益督负之烦，遍野农桑，莫赎催科之拙，世无卢坦，孰肯违租赋以受罚。人非何易于孰，肯却榷茶之请，以贾祸乎。夫财赋办则陟升矣，虽朘削生民，剥及肌体，无所考也。期会失则贬黜矣，虽抚字心劳爱养备至，无所见也。建章奏，上分画再三，其得罪而去者，非茶盐酒税之不登，则上供总司之不办也。非户部常额之过期，则转运需求之不至也。诏下褒美增秩、赐金其躐等而进者，非额外聚敛之有馀，则经费衍用之俱足也。非坑冶鼓铸之馀数，则必密进留州之两尽也。财不办则病官，财必办则病民，今之试邑甚难也。以易于而短于督赋，君子谓之不智，以冉求而事于聚敛，君子谓之不仁。以渊明而忸于督邮，君子谓之不勇，戴星而入令佐之，相与语者非钱粟之说，无庸议也。抱文书而立者，雁行以进非钱粟之计，无庸书也。箠楚列于庭下，叫号痛楚，流血被体，非钱粟之事，无庸急也。《真西山文集》《讲筵卷子》
《大学平天下章》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臣按古今生财之说，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先儒吕大临推明之，可谓确论矣。韩愈有云：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农之家一而食焉之家六，盖古者四民，士、农、工、贾而已。后世益之以道释，所谓为民者六也。农一而食者六，宜其赡足之难。然士主名教，工治器用，贾通货财，非无事而食也。若释与道则饱食安坐，以蠹吾民。而朝廷乃以鬻祠，牒为生财之资，不知释道日增，则农民日减，财之所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财可乎。此谓生之者寡，而食之者众也。农民日减而耕者少，则为之者不疾矣。而国家之用度，又未尝量入以为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数倍于承平之时，夫安得不匮。口奏冗官、冗吏、冗兵之弊，〈云 云〉夫《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今之事势穷极甚矣。不变而通之，其可久乎然。变通之术，岂有他缪巧。夫亦曰：节用而已。尔用有节，则经常之费易足，经常之费足则祠牒之鬻可省，释道少则农民多，生财之源无出于此，惟陛下亟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