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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七十三卷目录
漕运部总论一
杜佑通典〈漕运总论〉
册府元龟〈漕运总叙〉
大学衍义补〈漕挽之宜〉
荆川稗编〈论上供〉
杜佑通典〈漕运总论〉
册府元龟〈漕运总叙〉
大学衍义补〈漕挽之宜〉
荆川稗编〈论上供〉
食货典第一百七十三卷
漕运部总论一
《杜佑通典》漕运总论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孙武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是言粟不可推移，则籴之者无利，粜之处受害。按《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米。则物重而粗者为近赋，物轻而精者为远赋。若数千百里漕运，其费百倍。
《册府元龟》漕运总叙
昔周官挈畚以令粮，楚师振廪而同食。自雍及绛，汎舟之役是兴，率钟致石，负海之输攸出。盖漕运之举旧矣，利害之论详矣。若乃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鄣，或约赍以深入，或赢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乃有穿渠凿河，乘便利之势，创法立制，极机巧之思。斯皆贤者之心术，古人之能事。至于成败之殊致，劳逸之异宜，亦一开卷而可见也。《大学衍义补》漕挽之宜
《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臣按，《禹贡》于各州之下，列贡赋之后，而叙其各州之水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京师也。然当时贡赋皆驾舟筏浮，水路以达于河，盖亦后世漕运之法也。但未明言其为漕耳。然叙水路于贡赋之后，每州皆同，意自可见也。
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禹贡》之时，民所输纳，以供京师者，止于五百里。盖当是时风俗淳厚，用度俭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赋于井田，无后世养官养兵之费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远输不出五百里。乘舆器服之用，宗庙百司之给自足以供。春秋战国以来，行师千里，间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犹未至于甚困也。
《左传》：僖公十三年，晋荐饥，乞籴于秦。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以输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
臣按，开渠以通粮道，已见于春秋之世。
孙武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臣按，古者出师，往往因粮于敌，而兵不久暴，粮不远馈，非若后世兴久出之师，馈至远之粮也。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运之名也。而飞挽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负海之粟，输北河之仓，盖由海道以入河也。海运在秦时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钟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盖通计其飞挽道路所费，不专指海运之时也。
汉兴，高祖时漕运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臣按，秦致负海之粟，犹是资以行师。而国都之漕，尚未讲也。至汉张良所论，始是漕挽以为国都之给。然是时也，凡事草创，所以给中都官者仅数十万石，不啻足矣。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遂调均发徵，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贾谊此言，则汉都关中，固已资淮南以为奉地，不特唐宋以来然也。所谓一钱之赋，而用数十钱之费始能致，岂特秦人海运然哉。凡远地之输，将无不然者。人君观之，其尚思物之难致如此，其禄赐于人非真有功劳者，乌可以轻予之哉。
武帝时，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负担馈粮，率十馀钟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人徒之众拟西南夷。又击匈奴，取河南地，复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灭朝鲜，击匈奴，而劳中国人，漕中国粟，以争无用之地，是犹以璀璨之珠，而弹啁啾之雀也。务虚名而受实害，捐有用之财，而易无用之地，岂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上以为然，发卒穿渠，以漕运，大便利。
臣按，吕祖谦言武帝时官多徒役众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所谓官多徒役众，此二者，国粟所以费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则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则可以省岁漕之数。漕数日省，则国用日舒。民力日宽矣。丰国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武帝作柏梁台，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请令民入粟补吏，赎罪。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
臣按，昔人言汉初致山东之粟，岁数十万石耳。至孝武，岁至六百万石，则几十倍其数矣。虽征敛苛烦，取之无艺，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虽然，与其致之有道，而积粟于国之多，孰若用之有节，而藏粟于民之多之为愈哉。盖粟资民力以种，种成而不得食，而输于官，以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资民力以输将之焉。造作舟车之费，疏通沟渠之劳，跋涉河流之苦，鞭挞陪偿之惨，百千万状，乃达京师，使其所养者皆有功于国，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费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养此无用之人。为此无益之事哉。呜呼，人主授一官，兴一役，费一物，必以此为念，而痛为之撙节焉。非决不可不已，必已也。国用其有不给，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凤二年诏曰：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又诏曰：民被水灾，颇匮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岁漕六百万石之后，一岁而减其半，又一岁而并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内虚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从贤良文学言，罢征榷之课，是时霍光辅政，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为国用哉。吁，国用之赢缩，在用度之侈俭，而不在漕运之多少也。
宣帝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谷足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
臣按：寿昌此议遇京辅丰穰之岁亦可行之。
赵充国条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威羌虏，扬武，折冲之具也。
臣按，充国此议，边方无事，遇岁丰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万斛以给军，以辇车骊驾，转输不绝。
臣按，自古输运，皆以转为名。是以汉唐宋之漕挽，皆是转相递送，而未有长运者。而长运之法，始见于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臣按，河即黄河，汴乃汴渠也。史称明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发卒数十万，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馀里，盖昔河汴堤坏，则汴水东与河合，日月弥广而为兖豫民害。今堤既成，则河东北入海，而汴东南入泗，是分流复其故迹也。
诸葛亮在蜀，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閤。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
臣按，牛马之制不可考。盖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臣按，凡漕运者，皆自南而运于北，而此则自北而运于南。
后魏自徐扬州内附之后，经略江淮，转运中州，以实
边镇。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
臣按，后魏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此亦良便。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邠、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置黎阳仓，陜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
臣按，隋于蒲陕等十三州募运米丁，又于卫陕等州置仓，转相灌注漕粟，以给京师，盖于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
四年，又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馀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便之。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开永济渠，引沚水南达于北河，通
郡。臣按，隋虽无道，然开此三渠以通天下漕，虽一时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后，赖以通济。
炀帝又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臣按，国家以得民心为治本，仓廪之积虽多，不足恃也。其多适足以为盗贼之资耳。
唐都，关中岁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
臣按，创业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与共成王业者，将帅士卒耳。其赐予之骈蕃，周给之优裕，固其所也。况宫室未备，城池未固，凡百乘舆什器当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须一一刱置，而经营之宜，其用度之广也。然汉唐之初，岁漕不过一二十万，及夫继世之君，往往岁漕至百倍其数，何也。史所谓用物有节而易赡，一言足以尽之矣。斯言也，岂难为哉。继世而有天下者，诚能以祖宗之心为心，一切用度，俱从撙节，其复祖宗之治功，不难矣。
元宗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请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馀。
臣按，耀卿此奏，元宗不省。在当时虽未行，然其所谓沿河置仓，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请罢陆运，而置仓河口，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京师。益漕魏、濮等郡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
臣按，自汉以来至于今日，漕运之数，无有踰于此数者。
代宗广德二载，刘晏领漕事。晏即盐利雇佣分吏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繇润州陆运至扬子，升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斗米减钱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称善理财者，首刘晏。然晏岁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非若今役食粮之军多，加兑以为费也。今米石加兑五六，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出运，又有行粮之给，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通其所加兑，及所支给者而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矣。盖费一石有馀，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费，不与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则是三百五十人驾十船，运米一万石，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远也。惟所谓囊米之说，今日尚有未行，纲米所以耗损，运卒所以困毙者，坐此故也。史谓晏岁转运粟百一十万，无斗升溺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何以能无溺哉。况今加兑浮于
所运之半，而岁岁有所损溺。官军赔偿，举债鬻产，无有已时。所以然者，政坐剥浅之费广，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颗粒无馀也。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涩，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捞而出之，不至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说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夫既实满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护以竹簟苇席，以蔽雨水，其后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则米皆用囊，如费将益多何。夫囊以布为之，可用数年，有山处可用竹筏，近江处可用蒲苇，其所费比所散失，亦为省矣。
德宗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江淮米不至，六军脱巾于道，上忧之。会韩滉运米至陕，上喜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庆。
臣按，人君之处国，亦当如富民之处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负郭，无半亩田，而惟远外之是资，其无远图可知矣。一旦为道梗所隔，将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于丰足之时，恒为关绝之虑。撙节用度，必使有馀，而于畿甸之閒，垦田务农，不颛颛待哺于远漕也。唐德宗事可鉴也，已当是时也，上用且乏，六军百姓又何赖焉。
周世宗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汉以来不与，支破仓廪，所约新物尚破雀耗，况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
臣按，国家处事，必须详察事理，曲尽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来。况于转输粮斛，载以舟车。经涉艰险，积以岁月之久，行于道路之閒，霖雨风波，水火盗贼，不能保其必无。立法以防奸，不可不严。而体情以宽下，亦不可不尽。是以积粮者，自唐明宗始给鼠雀耗，而运粮者亦给斗耗，用是故也，既名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计算俾其偿焉，是何理也。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历曹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汉唐建都于关中，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其运道所经，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冲八达之地，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积为本，故置三转般仓于真楚泗三州，以发运官董之。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即载官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往来摺运，无复留滞，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泗楚转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埶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罢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元肥水之役，堰吕梁
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
雍熙中，转运使刘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开清江浦五十馀里，置四闸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资灌注，引泉以备乾涸，至今以为利。
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杨楚使、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埶，常得其平，比多损坏。诏检讨复修。
臣按，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其间最险者有二所，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险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险，则天也。天无常变，虽若非人力可为。然人力胜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邮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三十馀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牵路〉在宋时，又有斗门水闸，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实以砖土，以备风浪。纲运之上下，舟楫之往来，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方其天色晴霁，风恬浪静，如行镜中。然一遇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樯楫倾沈，人物沦亡，不可胜计。建计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河泊之旁，别为长堤一带，约去旧堤一二十丈许，下覆铁釜，以定其基，旁树木桩，以固其埶。就浚其中之土，以实之。用砖包砌，一如旧堤。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桥洞，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仍于外堤造减水闸，以节水势。如此则人力足以胜天，天虽有奄欻之变，人则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为利益，实亦非小。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馀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
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伯颜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馀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徵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不使临事而悔。今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耗，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
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嶕。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幖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
顺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颍盗起，方国珍、张士诚据浙东、西之地，海运之舟不至。至是，遣伯颜帖木儿徵海运于江浙，诏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伯颜帖木儿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十有一万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徵，拒命不与。
臣按，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馀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袍，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于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一百八十馀里，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自任城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后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绝济直属漳御，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泄。赐名会通河。
臣按，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会通河故道犹在今济宁，在城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东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馀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将百年于兹矣。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閒虽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刱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踰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隋炀帝开圳，终为宋人之用，以为上天之意。呜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经朝代非一，而谓天意颛在于宋，臣不敢以为然。若夫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意，其意彰彰然明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出文明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处，置坝闸二十座，节水通漕为便。明年河成，赐名通惠。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
臣按，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閒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以东，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閒，每遇霖雨泥淖，车轮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复旧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馀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辙散行，水易涸而泥易乾，运道自然不致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阴雨若干，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永为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
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丁，开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穫，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其于国计，未必无补。
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海宁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陆运，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负，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日可运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给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
臣按，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用兵远道，决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饥民接运，因以哺之，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盖亦两得其济。与夫漕黄河者，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暂，而不可常。
以上论漕挽之宜。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都长安者，阻关陜之险，漕运极难，所资者江淮河渭。都洛阳汴梁者，兼资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东至于海，西暨于河，南尽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钜者，其运河由江而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溯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沂洸汶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顺流也。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乱流而渡，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顺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溯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沁，有自琅邪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损则四肢莫运，咽喉闭则五脏不通。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济宁居腹里之地，州县栉比，居民鳞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过为天虑，惟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胜大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