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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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典第一百五十四卷

赋役部杂录

《诗经·邶风击鼓章》：土国城漕。〈注〉役土功于国。
老子《道德经》：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诗·小序》：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闻见前录》：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二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崇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知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有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壹变矣，独役法新旧差募，二议俱有弊。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荆公与司马温公皆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虽旧典亦有弊。苏内翰、范忠宣，温公门下士，复以差役为未便。章子厚，荆公门下士，复以雇役为未尽。内翰、忠宣、子厚，虽贤否不同，皆聪明晓吏治，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于所主。元祐初，温公复差役，改雇役。子厚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议之不详，行之太速，故后有弊。今复以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温公不以为然。子厚对太皇太后帘下，与温公争辩，至言异日难以奉陪吃剑。太后怒其不逊，子厚罪去。蔡京者，知开封府，用五日限，尽改畿县雇役之法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绍圣初，子厚入相，复议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讲论，久不决。蔡京兼提举，白子厚曰：取熙宁元丰法施行之耳，尚何讲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后观望反覆，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温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故利害未尽。议者谓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则可行。雇役之法，凡家业至三百千者，听充。又许假借府史胥徒雇之，无害衙前，非雇上户。有物力行止之人，则主官物护纲运，有侵盗之患矣。唯当革去管公库公厨等事，虽不以坊场河渡酬其劳，可也。雇役则皆无赖少年应募，不自爱惜，其弊不可胜言。故曰，差雇二法并作并用，则可行也。荆公新法，农田水利，当时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马等相继亦罢，独青苗散敛，至建炎中国乱始罢。呜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以行新法不作枢密副使。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绝。
《梦溪笔谈》：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或有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疋，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夏秋沿纳之物，如盐曲钱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谓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曲，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却扫编》：国朝财赋之入，两税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条目甚繁。当官者既不能悉其详，吏因得肆为奸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请凡财赋窠名，宜随类并合，使当官者易于省察，可以绝吏奸，论者皆以其言为然。时程文简公琳为三司使，独以为不可，曰：今随类并合，诚为简便。然既没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则病民益甚矣。于是众莫能夺。
《朱子大全集》：夏税牌由契勘人户，递年送纳。夏税和买本色折帛钱，多是无凭，照应合纳数目，是致送纳，或多或少。及有人户在约束，前已纳之数当来，亦无照凭。兼下户不成端疋之数，依已降指挥，每尺纳钱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县。每户置立牌由，分明开说某图某都人户，合纳夏税折帛，和买䌷绢各若干，给付人户收执，须管于省限内尽数具钞，同牌由赴场照数送纳。如不赍牌由同钞前来，定不交受。其有人户在今来约束以前赴所属送纳者，亦仰给付牌由。数内若有少欠仰人户，照牌由数目，依数纳足，须至晓谕。
受纳秋苗，晓谕检会。赵知军任内，契勘星子都昌建昌县，每年受纳人户秋苗所收水脚雇船、起纲、头子、市例等钱数多，是人户输纳重有所费，深属不便。使军今将三县人户，应合纳秋苗，每正米一石，收雇船水脚起纲头子并专㪷市例，总减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钱系照钞收纳，除外并不得多交民户一文。窃虑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别行乞觅，钱米已散榜管下县分晓谕。切虑元给文榜沈匿，合行再给文榜晓谕者。
右除已再谍受纳官常切钤束外，今立赏钱三十贯文，出榜县管下要闹处张挂，晓示人户知悉。自今后应输纳户下米斛，每正米一石，除前项立定雇船起纲市例钱六百七十文足，并随钞收勘合促零钱外，不许例外乞觅民户一文。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别作乞钱米之人，不拘多寡，许人户经官陈告，将犯人根究依例，勘罪追赏施行，的不虚，示各令知悉。
减秋苗。照得本军去年交纳人户，秋苗每一石正米连省耗加耗共计一石七㪷六升，今年冬米许人户从便赴军仓交纳。今于去年所纳数上，每一石更与减米一斗，合行晓示者。
晓示人户送纳秋苗契。勘管属都昌建昌县，递年所纳人户秋苗，并系起发上供之数，缘是工户揽子等人把持县道，兜收在己，与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纳，窥伺县道窘束，全无措置。即将下等籼米，以应副预借为名，动欲减饶合数，唯是循良细民，各县却复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钱，将收到水脚钱等侵移使用，缘此起发，纲运大段迟滞，且又欠折不足，事系利害。今照淳熙六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预行措置，定致上供转见拖压，细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县官前去各县受纳，与减加耗靡费之类，令人户自行打荡斛面，不得阻节。如有诸乡人户，情愿赴军仓输纳苗米，并听从便，重与优加裁减，务使乐输。及行下约束都昌建昌县，不许预借官物。如有不遵约束，辄将米斛预借县道本军将来，并不理为纳过之数。本军除已具申诸监司照会外，须至晓示。
约束科差夫役。访闻管下诸县，以和雇为名，科差夫力，应副过往官员，修造船扛诸般役使，以至县官出入公干，亦令保正长关唤。夫力荷轿担擎，有妨农业，甚者至令陪贴钱物，为害尤甚。除已行下约束外，如更有似此去处，仰被扰人户，径赴本军投诉，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约束差公人及朱钞事应。今后本县违法，辄差公人下乡追扰，许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重断。应军县仓库送纳过人户钱米，径日不得朱钞，仰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勘断。当官给还应人户二税，如已送纳获钞，而本县重叠追扰，许人户执钞赴军陈诉，定追承行乡司等，重断勒罢。
《搜采异闻录》：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岁赋入大数，是时至道二年也。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䌷一百九十万疋，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自后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国家全盛民力充足，故于征输，未能为害。今之事力与昔者不可同日而语，所为缗钱之入，殆过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黄蜡一项，今不闻有此数。
《挥麈后录》：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每三亩之地，止取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乱。政和间，谋利之臣建议，以为彼处减匿税赋，乃创置一司，号西城所，命内侍李彦主治之，尽行根刷拘催，专供御前支用。州县官吏，无却顾之心，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其推行为尤者，京东漕臣王宓、刘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贾，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启于钦宗者，命斩彦，窜斥宓、寄，以徇下宽恤之诏，然无乡从之心矣。其后散为巨寇于江淮间，如张遇、曹成、钟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
《齐东野语》：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常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尽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是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东巡西幸，奢靡无度，大司农告竭。当时言利者，析秋毫至于卖爵更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盐铁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遗，独于田租，不敢增益。虽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灾害，吏趣其租于定国。以是报罢，用度不足，奏请增赋，翟方进，以是受责。重之以灾伤，免租。初，郡无税，行军劳苦者给复陂湖园池，假贫民者勿租赋，又至于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民资，不满三万，免而逋租之民，又时贷焉。何与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国所以独久者，盖有以也。
《云麓漫抄》：今之民间所纳夏秋二税，盖唐大中间取一年诸色科敛最重者，定为二税，则诸色科敛已在其间。后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后，于夏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足陌一任造曲酒货卖，则是再增酒曲钱矣。又置坊户，以三年为限，限满必增钱。实封投状，百日限满，拆封给价。高人上户，增价攘夺，洎其久也，课高难办，又创立户酒之说，将一坊酒额，尽均苗头上。旧坊户既有酝具，上户亦有力造酒酤卖，五等下户，自令出钱数，且零细家至户，到贻害良农。目合浙东湖北，皆有斯解，悉缘达官慕爱民之虚，名忘久远之利病，为无穷之害。予向在汉东，偶有为此举，力争得免，故书以告来者。
《扪虱新语》：荆公免役法，是分兵民之意也，至今利之。元祐用事之臣，一旦尽废新法，而独于役法，数年而不能定，彼欲尽改荆公所行，非于此独有惜也，岂亦知其利而强为是纷纷耶。大抵先王之法，如封建井田肉刑民兵，非不善也。但法一坏之后，便不可复。周礼至穆王时，已自不行。今吕刑之书可见，已唐太宗府卫法。至德宗时，与李泌议复之，亦不能也。而况后世乎。然迂儒泥古者，至今犹持之论兵民法差役，不亦谬乎。予以为今之用事者，倘以生民为念，当并罢保正副，而专用耆壮，方尽免役之利。
《江南野史》：按盐䕠米为南唐横赋，艺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将漕江南，访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讫不能建明蠲除。盖南唐正赋之外，所取不一，宋因名之曰沿纳盐，䕠米其一也。《见闻录》：余尝读罗一峰先生与府县言上中户书，其词恳诚，且不惜郡县之怒与怨者，非特见其胆力大，亦由平日干请绝也。《书》云伦尝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王荆公行青苗，门人故旧，遗书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伦素性刚褊，好论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门却扫，凡有干谒，非独公事，至于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勿答也。乃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难，势可言于官，则为言之。不可言，则多方救护之。吾邑之民，困于苛敛，其患甚矣。予无力以救之，恶得已于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缓其二。今日有秋粮之征，有夏税之征，有上中户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离而去为盗也，难矣。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诸征姑勿论，以上中户言之，吾幼时犹未有也。祖宗之时，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数名者，一家有两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闻诸人云合县二千六百名掾，则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询之旁县，无如是之多也。徵诸往时无如是之多也，度诸事势亦无如是之多也，吾乡八九两都，素号重难，永乐以来，杂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户，逃绝者有之，无粮者有之，军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鳏寡孤独者有之，欲凭元报以尽征之，可乎。若曰：户有虚绝，田无逃亡。此可施之于经界，既正之时，不可施之于赋艺之日，何也。民田亩数升，官田亩数，斗下甲人户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给，横豪之剥削无已，官府之征求，无艺乃以官作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粮坐下户。况里书作弊，飞派诡寄，一区虚粮，有至数百石者，一里有至数十石者，一家有至数石者，欲执粮以定，征可乎。吾见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托，以上而为下，以下而为上，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户，卖屋者有矣，卖田者有矣，卖牛者有矣，卖子女者有矣，脱妇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扑之下，何求不足。冤号之声，上彻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顺，苦雨连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乡曲，鸡犬不宁，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若求貱于粮里，已貱虚粮，已貱盐粮，又貱中户。貱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则何为而可也，吾闻纸价数万，四十六县出之。一县一千，则四万六千矣。县加五百，则六万矣。吾县以一千五百为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绝军户生员，贫难下户，悉应蠲免外，其馀人户，多则朋合，少则独征，足一千五百之数，则已矣事难悬，度其损益，又在执事裁之也。主于不伤，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据元申之数，务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独执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从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应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于人间也。方其困于闾阎，游于学校，击节伊周，高谈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为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财者，民之命也。伤其财则伤其命，伤其命则伤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职，所以固其本也。诸公其肯伤邦家之本，而不能为吾民之福乎。郑侠，布衣也。见民苦于新法，为流民图以进。况名在从臣之列者，吾当披肝沥胆，以与百姓请命，诸公宜无不从者。信笔遽书，不觉满纸。此书今士大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绝少者，何也。客笑曰：枨也，欲焉得刚。《尊俎馀功》：天下府州县黄册，十年一造，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丁，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其不任役者，带管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曰畸零。
《松江府志》：输纳白银，例有火耗，每银一两，止加六釐七毫，以供印串。及比簿灯烛诸费，自万历至崇祯初，未尝丝毫增益也。华亭自罗公明祖去后，日渐以多。上青之弊亦在，此时盖四方多事，始有差官承舍，守催经管，吏胥不能无费，势必三四倍取偿于民矣。其后府中取法马，较定重铸，遂以藉口，每两顿增三分，则自壬午年始。
《春明梦馀录》：户部鱼鳞册，初修鱼鳞册，以土田为主，田各归都，啚履亩而籍之。诸原坂，坟衍下。隰腴沃瘠卤之故毕，具为之经，而土田之讼质焉。其黄册以户为主田，各归其户，而详其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之纬，而赋役之法从焉。其后鱼鳞册岁久漫漶，至亡不可问，而田得买卖粮，得过都啚，赋役册独以田从户，而田在所不复可辨知。于是飞洒诡寄，买卖推收为虚伪，至不可原诘。求其言之痛快可行者，莫如嘉靖中唐冢宰龙为江西巡按，时一疏矣。疏言：国初计亩成赋，县有定额，岁有常征。近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里书飞洒之见在人户，名为活洒，有暗载逃绝户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有留卖户不过割，及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散名为悬挂挑回者，有暗袭官绅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册为纸上之桑，在户皆空中之影，以影以致，派粮编差，无所归著，俱小民赔偿，小户逃绝。责之里长，里长逃绝，而粮长负累。由是户口日耗，盗贼日昌，告讦日滋，乞令巡守二道，分诣地方督州县将飞洒诡寄弊源，重者随田丈量，轻者随户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广狭之则，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硗沃之等，均崩滩开垦之数，各将原粮填入原户，归之原田，而图总都总县总造流水册十本，甲各收藏，县因造册为，大造为册四。上府州县，上南京后湖收架。俾因户推田，因粮编户。户与田有一定之则，为便求其综，覈田亩之法，莫如裕州、知州，安如山为善矣。裕州故阻险，然四冲野多坡坂，地硗。确土杂砂，石不皆可田，种知州安。如山白于上为丈量，命耆老董其役，命区长验区畛，命量人步阡陌，命算人制亩分精覈版籍，因区定亩，因亩准税，区为纲，亩为目。纲以丽目，则无漏亩。亩为母税，为子母以权子，则无逋税。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当一。平石冈田，二而当一。山石冈田，三而当一。山石陡陂之田，四而当一。陂池林麓廨宇铺舍廛市之税，蠲之。田溢税则从增税，溢田则从减，咨询遍故，人无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别，故下有定输，此皆可为天下取法。
一条鞭差役之法，洪武以后，皆以丁粮多寡编派大小差徭。至嘉靖四十四年，议准行十段锦册法，算该每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里之甲，派为定则。如一甲有馀，则留二三甲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久之弊生，里下骚然，莫必其命，浙江为甚。庞尚鹏巡按浙江时，乃奏请行一条鞭法，其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额若干，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也。其征收不轮甲，通一县丁粮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备载十岁中所应纳之数于帖，而岁分六限纳之官，其起运完轮，若给募，皆官府自支拨。盖轮甲则递年十甲，充一岁之役。条鞭则合一邑之丁粮，充一年之役也。轮甲则十年一差出骤多易困，条鞭令每年出办所出少易输。譬则十石之重，有力人弗胜，分十人而运之，力轻易举也。诸役钱分给主之官承募，人势不得复取赢于民，而民如限输钱讫，闭户而卧，可无复追呼之扰，此役法之善者也。后江陵相当国，复下制，申饬海内通行者将百年。而今又有不然者，余读《怀柔县志》载赋役议曰，天下有名为节省，而其实有大不便于民者，则今日之清减条鞭。是已里甲之累，民易知也，以故改而为条鞭立法者，贵其可继，故改鞭之始，尚宽有馀地，以俟有司之酌处，乃一倡为节省之说，各疑尽为裁减，减之又减，以至必不能行矣。而各款将终焉。已乎必不能已，则私役里甲以济之者也。是止一里甲之累，而今两累之大家，为掩耳盗铃之计，其害更甚于加赋。窃谓今日之裁减太甚，徒掣贤者之财，而益以恣不肖者之无忌，惮民困极矣。司国者将有策以复条鞭之旧乎。
计本明邓元锡曰：记载家言，高皇帝方定金陵时，谕太史令基、起居注袆言，今军兴，四方民苦甚，吾欲纾其力，且奈何。基、袆对曰，师行必赍粮食，上存此心，幸甚。然天下未底定，纾民力，宜未易及。上曰，不然，纾民力在均节财用，在制常赋，国家爱养生民，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掊克朘之，虽慈父不能得之子，君能得之民乎。今当定赋节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纾乎。基袆顿首曰，臣等愚，所不及此仁政之本也。永乐初，湖广夏税至后期，户部尚书郁新请案府州县官，稽缓罪治之文。皇帝不许曰，赋入但无失，经制而可矣。耕种有先后，地里有远近，何可概必任官牧民，当察其难易，而悉其情，一主于利民。苟罪其官，必急责其民，吾民残矣，其勿问。洪熙初，昭皇帝谕工部，言古土贡随地，产不强其所无。比年丹漆石青之类，概下郡县徵，郡县迫小民鸠金币转买，价腾踊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费已千百，何痛也。自今于出产地计直，市毋概派毒吾民，呜呼，圣人之计虑深矣。
《日知录》：州县税赋，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徵科乃至悬绝者，当时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直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縆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縆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赋，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太平镇江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其直隶之州，则如徐州泽州之四县，郴州之五县，嘉定之六县，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九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太祖实录》云：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立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判兼理刑。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且商雒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于济南，颍亳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昔仲长统《昌言》谓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范晔《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旷远，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既平交阯，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馀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华阳国志》：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门，太山人。见《风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太守行农桑，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欲请分为二郡，其后遂为三巴。《水经注》山阴县，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赫连子悦，除林虑守。世宗往晋阳，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民便，不觉损干。子悦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馀。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馀，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馀，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馀，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馀。苏州一府七县，〈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馀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馀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馀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馀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馀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馀万石，租既大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馀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徵。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徵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徵税之实矣。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勿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馀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许。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总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濙曰：昨朕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濙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勚，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若父子亲。玆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各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覈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𠈁胄。明年，置安边所，凡𠈁胄与其他权倖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虙张晞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独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清张瑄田，以供中宫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国珍管明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又有汪关，关满经历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雕阿不剌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钟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馀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馀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馀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讫于洪武，而徵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徵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田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刱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徵。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惟唐太常鹤徵作武进志，极为惋叹。〉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得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赢绌，率数十年而一变。奈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动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四百馀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繇，则犹有其遗祸也。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固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谷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馀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之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
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亦转相典卖，不异民田。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为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王弼。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閒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馀。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拥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大德八年正月乙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豫借唐元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徵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田一亩，税钱十五。〉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号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遂为后代豫借之始。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閒身。麦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三四月之閒，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徵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十五日起徵，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徵敛谷帛，多不俟收穫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徵，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徵，其病民又甚矣。
《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令之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驱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馀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以钱为赋。《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古钱字〉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尝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馀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覆思之，实繇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流通，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徵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夫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赠友》诗曰：私家无钱垆，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閒。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益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徵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馀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馀。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