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五十六卷目录

食货典第五十六卷

田制部总论二

《文献通考二》《论井田》

按自秦废井田之后，后之君子每慨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说固正矣，至于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则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论最为确实，愚又因水心之论而广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塉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则其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为馀夫，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之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为人上者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详悉，如此然后授受之，际可以无弊，盖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内，而孤卿大夫所治不过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于是，取其田畴而伍之，经界正井地均谷禄，平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违法制，污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乱簿书。至春秋之世，诸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列国不过数十土地，寖广然，又皆为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鲁则季氏之费，孟氏之成，晋则栾氏之曲，沃赵氏之晋阳，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类，亦皆数百年之国，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小国寡民法制易立，窃意当时，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壮而畀老而归，不过如后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为予夺，校其丰凶以为收贷，其东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壮之所习闻，虽无俟乎。考覈而奸弊自无所容矣，降及战国大邦，凡七而幺么之能自存者，无几诸侯之地，愈广人愈众，虽时君所尚者，用兵争强，未尝以百姓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废也。而其弊已不可胜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说，又有暴君污吏慢其经界之说，可以见当时未尝不授田，而诸侯之地广，人众考覈，难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坏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重不均矣。
《晦庵语录》亦谓因蔡泽此语可见，周制至秦不能无敝。

汉既承秦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何也。盖守令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弊无穷，虽慈祥如龚黄召，杜精明如赵张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则岂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则不过受成于吏手，安保其无弊。后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后，阡陌既敝，又为隐覈，隐覈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于众多之胥，欲纪人事之众寡，明地利之多少，虽申商督刑，挠首总算不可得而详矣，其说可谓切中秦汉以后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广人众，罢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晋太康时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未几，五季云扰则已，无所究诘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尽。如三代之制，一传而后，政已圯乱，齐周隋因之得失，无以大相远。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亦多踵后魏之法，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至，永徽而后，则兼并如故矣，盖自秦至今千四百馀年，其间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尽隳矣，何三代贡助彻之法，千馀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与百姓矣，秦于其所当取者予之。然沿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讟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

《论后魏行均田法》

按《夹漈郑氏言》：井田废七百年至后，魏孝文始纳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晋武帝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谋，则亦非始于后魏也，但史不书其还受之法，无由考其详耳。或谓井田之废，已久，骤行均田，夺有馀以予不足，必致烦扰，以兴怨讟不知后魏，何以能行然。观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树，则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必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则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又令有盈者无受不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是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与，王莽所行异矣，此所以稍久而无敝欤。

《叶水心论田制》

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在官民，未尝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却能兼并众人之利，以为富弱者，无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转徙流荡，故先王之政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贫富强弱无以相过，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贫甚富之民，至成周时，其法极备，虽周礼地官所载其间，不能无牵合抵捂处，要其大略亦可见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为并，井为疆界，岁岁用人力修治之，沟洫畎浍皆有定数，疆界既定，人无缘得占田其间，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无强民贪并之害。后来井田不修，堤防浸失毁坏绝灭，至商鞅用秦，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开阡陌，阡陌既开，天下之田却简直易见，看耕得多少，惟恐人无力以耕之。故秦汉之际，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虽然如此，犹不明说，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贫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而为游手，转而为末业，终汉之世以文景之恭俭爱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励精为治，却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劝农之诏，轻减田租以来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师丹虽建议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却与三代不合，当时但问垦田几亩，全不知是谁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兴亦只是问天下度田多少，当时以度田不实，长吏坐死者无数，至于汉亡，三国并立，民既死于兵革之馀，未至繁息，天下皆为旷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乱。虽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于北齐后，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尝无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头，其法度亦是空立，唐兴只因元魏北齐制度而损益之，其度田之法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一夫受田一顷，周制乃是百步为亩，唐却是二倍。有馀此一顷，制度与成周不合，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世业，是一家之田，口分须据下来人数、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亩。唐制若子弟多则占田愈多，此又一顷与成周不合，所谓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之田，减宽乡之半。其他有厚薄，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亦与周制不同，先王建国只是有分土无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盖治之有伦，则地虽不足，民有馀，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怀柔，民不心悦而至，则地虽多而民反少。唐既止用守令为治，则分田之时不当，先论宽乡狭乡当以土论不当，以人论今却宽乡自得多，狭乡自得少，自狭乡徙宽乡者又得并卖口分永业而去成周之制。虽是授田与民，其间水旱之不时，凶荒之不常，上又赈贷救恤，使之可以相补助而不至匮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无补助之法，纵立义仓赈给之，名而既令自卖其田，便自无恤民之实矣。周之制最不容民迁徙，惟有罪则徙之，唐却容他自迁徙并得自卖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许之自卖，民始有契约文书，而得以私自卖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虽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坏矣。后世但知贞观之治，执之以为据，故公田始变为私田，而田终不可改，盖缘他立卖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坏，至于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没入官者，则封固之，时或召卖不容民自籍，所谓私田官执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坏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前世虽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其后兵革既起，征敛烦重，遂杂取于民，远近异法内外，异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故不得不变而为两税，要知其弊实出于此。

《论水利》

按水利之说，三代无有也，盖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广四尺，谓之沟。十里之成，广八尺，谓之洫。百里之同，广二寻，谓之浍。夫自四尺之沟积而至于二寻之浍，则夫一同之间，而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之制，捐赋税之入以治沟洫之利，盖不少矣。是以能时其蓄泄以备水旱，子产相郑，犹必使田有封洫，盖谓此也。自秦人开阡陌，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沟洫之制大坏。后之智者遂因川泽之势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说兴焉。魏起郑白之徒，以此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于旱岁，不幸霪潦，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凯所以决坏堤防以纾水患也。

《玉海》《田制总叙》

古者井田之兴，必始于唐虞夏商葺治，至周大备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经界既定，仁政自成，其法自春秋时已坏，晋作爰田则赏众，以田易其疆畔矣，鲁初税亩则履其馀亩十取其一矣，用田赋则二犹不足重困农民矣，郑子驷为田洫而四族皆丧子产，使田有封洫而谤以伍田，畴则沟洫废矣。晋欲使齐封内，尽东其亩而戎车，是利则疆理废矣。管仲作内政，楚蔿掩书土田，亦颇改周典之旧矣，战国兵农浸分，《孟子》言：王道之始，魏惠王以为迂滕。文公问井地卒莫之，行自秦孝公隳经界、开阡陌，而兼并僭踰兴矣。汉承秦旧，董仲舒请限民名田，师丹谏言限名田，未尝行也，赵过教民为代田，乃耕田之法，非受田之制。下及汉唐，流风已远然，其授田有口分、世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贫急于售田则田多税少，富利于避役则田少税多，侥倖一兴税役皆弊，既无振贫之术，又许之卖田，后魏以来弊法也。唐志谓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似指以为井田失之远矣。

《周礼订义》《总论井田》

愚案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见之，谓八家皆私百亩，同种公田百亩，此孟子之说也，谓八家各耕百十亩，以十亩为公田，馀二十亩为庐舍，此《汉志》之说也。今因录诸家之说于后。
王氏曰：田亩有类于井，而公田之中又凿井焉，故谓之井田，一井之田九百亩，八家八百亩，公田居中，亦百亩，除二十亩，八家分之得二亩半以为庐舍，合保城之地二亩半。《孟子》所谓：五亩之宅，是也，公田八十亩，八家耕之，是为助法，庐舍居中，贵人也。私田环列于公田之外，盖卫王之意，八家私百亩，至于兴兵之际，乃八阵图之法。
陈及之曰：一井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馀二十亩以为庐舍。所谓什一而税，通王畿之内，至天下诸侯皆然，《孟子》曰：周人百亩而彻。又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张横渠曰：百亩而彻，是透彻之彻，透彻而耕则功力相驱，无一得惰者。及已收穫则计亩数衮分之，以衮分之数取什一之数而归。诸公是亦一说，要之公家，但取什一之税，看民如何耕耳，或一家耕百十亩亦可，或一家合耕八十亩亦可，而徵敛税必视年之丰耗。故司稼云：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　愚案此主《汉志》说为是。
图说曰：汉志引孟子说，失其旨由是，何休注公羊范宁解谷梁，赵岐注孟子，宋均说乐纬，以为然。理不可通，何则言井九百亩，中为公田，则百亩共为公田，不得家取十亩，言八家皆私百亩，则百亩皆属于公，何得复以二十亩为庐舍。言同养公田，是八家共理公田事，何得家分十亩，自治若家取十亩，自治安得谓之同养，若二亩半为庐舍，则家别二亩半，亦入私矣。何得八家皆私百亩。　愚案此谓《汉志》之说非。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谓九夫，古者制井之法，有以地里名方里为井，是也。有以田夫名，九夫为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征赋。周时皆用井田，凡田皆用彻法。《孟子》曰：乡田同井。则是乡皆用井，哀公问年饥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彻，是邦国亦用彻法，周礼一书皆通，率而言所谓互见者，以班固之言考孟子，九夫为井，全无亏欠。后世为图亦以纵横成列，不知九夫为井，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则是六百亩。又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一，则一井地止三百亩。若如孟子、班固所计，则是一井之田，皆平地其说，皆不通盖周公之井地，特以通率备言之。案《左氏异议说》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当一井，京陵之地，九夫为辨，七辨当一井，淳卤之地，九夫为表，六表当一井。疆潦之地，九夫为薮，五薮当一井。偃猪之地，九夫为规，四规当一井。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三町当一井。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当一井。衍沃之地，九夫为井。《左传》：楚蔿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今曰：井九百亩，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寓而为之，计度可以知井田之说，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据图言，井九百亩亦徒见其不同耳。礼运说：大道既隐，而曰以立田里，是三王之初，已有井甸田里之法，信南山序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其《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论语》说：禹，尽力乎沟洫。与匠人井间有沟，同皋陶谟畎，浍距川与匠人，井间有浍，专达于川同观。《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以贡彻皆天下之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故井田之法始于唐，虞以至夏商，稍稍葺治大备于周。　愚案此说却贯通。

《总论沟洫》

王氏详说曰：遂之制详于沟洫都鄙之制，详于井田。井田未尝无沟洫也，匠人为沟洫，是已沟洫未尝无井田也，载师所谓屋粟是已，但乡遂沟洫稠多，都鄙沟洫稀少耳。礼图曰：地形有逆顺，水势有迟速，故遂人之沟洫密而匠人之沟洫疏。盖匠人所营有司之事而已，故其营国也。为朝在某处，为市在某处，为涂若干，为门若干，皆有常制，其为沟洫也。为沟洫若干，为川浍若干，其广几何其深。几何亦皆有常制，若夫遂人则异于是，盖随地而制之，有出入焉。要之使治可也，故曰凡治野其为法，大率圆而无弊，夫是之谓治，然则匠人之法死，遂人之法圆。
易氏曰：遂人井田之法，乃成周开方之数，若匠人言井间之沟为一里十倍之而为十里之洫，又十倍之而为百里之浍，特言其一面之长者，而已盖匠人方十里之洫，是每一面各十井以开方，而论则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是洫，为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与于遂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五百里之浍，是每一面为百井，以开方而论，则方百里者为十里者，百是浍。为万井乃九万夫之地，果何与于遂人千夫之浍。郑氏疑之，而不得其说，故曰：此畿内采地之制，其说无所依据，或者欲以匠人沟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若必欲以一面而牵合其数，则十夫之沟为一里之井，十倍之为十里之成，又十倍之为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两山之川，得无大辽绝乎。以是知匠人沟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法，或出于夏商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文，王司马法为商末之制，则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说。益稷之书曰：浚畎浍距川，是自然之川，则有合乎两山之间之说，知此则匠人为前代之制，遂人为成周之制明矣。

《性理会通》《田赋》

或问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岂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谓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诸草木，山上著得许多，便生许多，天地生物常相称，岂有人多地少之理。问古者百亩，今四十一亩，馀若以土地计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亩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计之则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别受田，其馀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补助之政，又有乡党赒救之义，故亦可足。
又尝与张子厚论井地曰：地形不必谓宽平，可以画方只可用算法，折计地亩以授民子厚，谓必先正经界，经界不正则法终不定，地有坳垤不管，只观四标竿，中间地虽不平，饶与民无害，就一夫之间所争亦不多，又侧峻处田亦不甚美，又经界必须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宽狭尖斜，经界则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则就得井处为井，不能就成处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实四数则在，又或就不成一夫处亦可，计百亩之数而授之，无不可行者，如此则经界随山随河皆不害于画之也。苟如此，画定虽便，使暴君污吏亦数百年坏不得，经界之坏亦非专在秦时，其来亦远渐有坏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贫富均，则愿者众，不愿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论可不可尔，须使上下都无怨怒，方可行。
问横渠谓世之病，井田难行者，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不审井议之行于今，果何如。朱子曰：讲学时，且恁讲。若欲行之，须有机会。经大乱之后，天下无人，田尽归官，方可给与民。如唐口分世业，是从魏晋积乱之极，至元魏及北齐后周，乘此机方做得。荀悦汉纪一段正说此意，甚好。若平世，则诚为难行。
东莱吕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言，王道须说百亩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胜用之，类何故须说，许多以此见得。春秋时，井田尚在，战国时已自大，故废须要人整顿。如《史记》说：决裂阡陌，以静天下之业，又以此见得井田亦不易废。

《大学衍义补一》《制民之产》

《通典》曰：黄帝时，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则井田之原，其来远矣。
臣按此井田之始

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冀州土白：壤田中中，兖州土黑；坟田中下，青州土白，坟田上下，徐州土赤；埴坟田上中，扬州土惟；涂泥田下下；荆州土惟；涂泥田下中；豫州土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梁州土青；黎田下上，雍州土黄；壤田上上；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而民之所以得其养者，在稼穑树艺而已，稼穑树艺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别九州必辨其土之质，与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兴地利制其等以定赋法，不责有于无，不取多于少，无非以为民而已。

舜典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臣按《史记》言：稷少好耕农，民皆法则之，尧举为农师，使教民稼穑，则弃之为稷，尧时已然，舜盖以旧官申命之也。当是时，水土有未平者，尧既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弃播，时百谷使民耕垦以为食，使不至于阻饥焉。先儒谓唐虞之时，岂有阻饥之事，然尚忧之此所以为唐虞也。

《周礼·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人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閒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臣按民生天地间，有身则必衣，有口则必食，有父母妻子则必养，既有此，身则必有所职之事。然后可以具衣食之资，而相生、相养以为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职一人失其职，则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无以为生，而他人亦无以相资，以为生上之人，亦将何所藉以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为九等，九等各有所职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为三农，则为园圃，不为虞衡，则为薮牧，否则为百工，为商贾，为嫔妇，为臣妾，皆有常职，以为之生。是故生九谷毓草木三农园圃之职也，作山泽之材，养鸟兽，虞衡薮牧之职也，与夫饬化八材，阜通货贿，化治丝枲，聚敛疏材，岂非百工商贾嫔妇臣妾之职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职，任之常惟夫閒，民则无常职，而于八者之间，转移执事以食其力焉，虽若无常职，而实亦未尝无其职也。是则凡有生于天地之间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贵若贱，若贫若富，若内若外，无一人而失其职。无一物而缺其用，无一家而无其产，如此则人人有以为生，物物足以资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养，幼有教，存有以为养没，有以为葬，天下之民，莫不爱其生而重其死。人不游手以务外不左道，以惑众不群聚，以劫掠民安则国安矣。有天下国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职哉。

《大司徒》：颁职事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
小司徒之职，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臣按可耕之地为井，可畜之地为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畜牧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用度之费，仰事俯育之不缺，礼节患难之有备，由是而给公家之征求，应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礼义于是乎生，教化于是乎行，风俗于是乎美，是以三代盛时皆设官以颁其职事，经其土地，辨其田里，无非为是三者而已。后世听民自为，而官未尝一问及焉，能不扰之足矣，况为之经制，如此其详哉，明主有志于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复井田，但能留意于斯民而稍为之，制凡有徵求，营造不至，妨害于斯三者，则虽不复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前汉·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馀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与周礼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礼所载，周家一代分田授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臣按此章，朱熹谓此制民之产之法，而尽法制品节之详，所谓五亩宅，百亩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品节也。有法制而无品节，则民为用不足，有品节而无法，制则民取用无所抑。斯言也，孟子两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齐宣王，赵岐所谓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盖天立君以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则王政之本，于是乎立矣，后世人主不知出此，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于事功，详于法制，而于制民之产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后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岂不以是欤。

《孟子》告齐宣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臣按三代盛时，明君制民之产必有宅，以居之所谓五亩之宅是也，有田以养之，所谓百亩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为一定之制，授之以为恒久之业，使之稼穑，树艺，牧畜，其中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乐岁得遂其饱暖之愿，凶岁免，至于流亡之苦，是则先王所以制产之意也。自秦汉以来，田不井授民之产业，上不复制，听其自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骤而革之，难矣。夫先王之制虽不可复，而先王之意则未尝不可师也，诚能惜民之力，爱民之财，恤民之患，体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馀，丰年凶岁之皆足，所谓发政施仁之本，夫岂外此而他求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臣按朱熹所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数语者，非但可以处置井地，则凡天下之政，施于民者，皆当视此为准。

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
臣按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皆谓开为开建之开，惟朱熹则以为开除之开焉，夫自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之后，民田不复，授之于官，随其所在皆为庶人，所擅有赀者，可以买有势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垦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言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说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呜呼，为此说者可谓正矣，其于古今事宜容有未尽焉者，臣考井田之制，始于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终于四县之都，而都广一同，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积而至于万夫，其间又有为路者，一为道者，九为涂者，八为畛者，千为径者，万苏洵谓欲复井田，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叶适。亦谓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于上，率数岁一代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由是观之，则井田已废千馀年矣，决无可复之理，说者虽谓国初人寡之时，可以为之，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之后，亦终归于隳废，不若随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于古之遗制也。然则张载之言非欤曰：载固言处之有术，所谓术者，必有一种要妙之法，其言隐而未发，惜哉，臣不敢臆为之说也。

汉武帝时，董仲舒说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后可善治也。
汉孝哀时，师丹请建限田下，其议孔光何武请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
北魏孝文时，李安世上言，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上善其议，下诏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受田三十亩。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顷，其分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二百四十步为亩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凡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卖口分，已卖者不复受。
臣按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均田之制，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必不得已，创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庶几可乎。臣请断以一年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惟自今年正月以后一丁惟许占田一顷，于是以丁配田，因而定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许买足其数，丁田相当则不许再买，买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复追咎，自立限以后，惟许其鬻卖。有增买者，并削其所有，以田一顷配人一丁，当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数之。外以田二顷视人一丁，当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钱，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数之外以人二丁视田，一顷当一夫差役，量应力役之征，若乃田多人少之处，每丁或馀三五十亩，或至一二顷。人多田少之处，每丁或止四五十亩，七八十亩，随其多寡尽其数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为仕宦优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为优免，惟不配丁纳粮，如故其人已死，优及子孙，以寓世禄之意，立为一定之限，以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夺民之所有，则有田者惟恐子孙不多，而无匿丁不报者矣，不惟民有常产而无甚贫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验丁验粮之可据矣。行之数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复买，田兴废无常，而富室不无鬻产，田直日贱而民产日均，虽井田之制不可猝复，而兼并之患日以渐销矣，臣愚偶有所见，不知可否敢以为献，惟圣明下其议于有司，俾究竟以闻。

汉孝宣地节三年，诏曰：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公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
臣按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虽以汉世中主如孝宣、孝元者，其宫馆、园池及郡国公田咸假之以振业。贫民俾其种食，勿收租赋，况本民田而肯夺以为己有，而又以之赐亲䁥权倖之臣者哉。

宋太宗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
臣按地土高下，燥湿不同，而同于生物，生物之性虽同而所生之物则有宜不宜焉，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况地乎。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江北之民种粳稻，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是亦大易裁成辅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杂莳诸谷，江北民亦兼种粳稻，昔之粳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远矣，后之有志于勤民者，宜仿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种诸谷，有司考课书，其劝相之，数其地昔无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赏。

林勋上《政本书》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
臣按勋此书朱熹吕祖谦皆称许之，今考其书，百里之县岁率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绢四千馀匹，绵三千四百斤，取民过重，恐非后世所宜用者。〈以上田产〉

《虞书》曰：予决九州，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周礼》：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
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
匠人为沟洫，广尺深尺谓之𤰝，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
臣按古今言水利者，《周官》所谓：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二言尽之矣。

孔子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臣按井田之制虽不可行，而沟洫之制则不可废，但不可泥其陈迹，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尔今京畿之地，地势平衍，率多洿下，一有数日之雨，即便淹没，不必霖潦之久，辄有害稼之苦。农夫终岁勤苦，盻盻然而望此麦禾，以为一年衣食之计，赋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悯也，北方地经霜雪，不甚惧旱，惟水潦之，是惧十岁之间，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为今之计，莫若少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大河，又各随地势，各开小沟，广四五尺以上者以达于大沟，又各随地势，开细沟广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其大沟则官府为之，小沟则合有田者共为之，细沟则人各自为于其田。每岁二月以后，官府遣人督其开挑，而又时常巡视，不使淤塞，如此则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间，纵有霖雨亦不能为害矣，朝廷于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无壅滞，又于夹河两岸筑为长堤，高一二丈许，则众沟之水皆有所归，不至溢出，而田禾无淹没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惟圣明留意下有司议，可否而推行其法于天下。

魏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秦郑国开泾水，自中山抵瓠口，为渠用溉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牧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名曰郑国渠。
李冰为蜀守，壅河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诸郡，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汉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于穰县南造钳卢陂，用广灌溉岁，岁增多至二万顷，人得其利，及后汉杜诗为守，复修其业，时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臣按成周以前，井田与沟洫之制并行，旱乾则有蓄水之所，霪潦则有泄水之地，当是之时民无水旱之忧，而常获丰登之利，非遇大灾变，不至于捐瘠也。自秦以后，井田废而沟洫随之，尚赖有民社之责者，因川泽之势而兴灌溉之利，非惟农民赖之而为国家之益也。亦不小矣，世之守令能有兴修水利，以为一方无穷之惠者，上之人其尚旌异而显擢之哉。

宋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中书又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蓄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
臣按水性就下遏之则利，于旱岁遇有霖潦则又或至于淹没焉，是其利害亦略相当也，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势，顺其宜，行其所无事，使其旱则得有所灌，潦则得有所泄，两无害焉，斯之为利，苟利少而害多，或两无所利害焉，甚而委邻为壑，利己损人，决不可凿空生事以烦扰乎。民兴起讼端以召不靖之怨也。〈以上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