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七卷目录

食货典第七卷

食货总部艺文一

《平准书后赞》史记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彊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用甲兵，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货殖传序》同前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誇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大司农箴》汉·扬雄

时惟大农，爰司金谷，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实施惟食，厥僚后稷，有无迁易。实均实赢，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阅三王，什一而征，为民作常，远近贡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农殖，季周烂漫，而东作不敕，膏腴不穫，庶物并荒，府藏单虚，靡积靡仓。陵迟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内无聊。农民司均，敢告执繇。

《少府箴》前人

实实少府，奉养是供，纪经九品，臣子攸同。海内币帑，祁祁如云。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旧，圣则越遵。民以不扰，国以不烦。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堤，而象箸以噬。至于耽乐流湎，而妲妹作崇，共寮不御，不恢夏殷，丧其国康而卒，以陵迟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图，未尝失之于约，尝失之于奢，府臣司共，敢告执觚。

《食货志序》晋书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节其务，敬四序以成其业，观其谣俗而正其纪纲。勖农桑之本，通鱼盐之利，登良山而采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玑。日中为市，总天下之隶，先诸布帛，继以货泉，贸迁有无，各得其所。周礼，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亩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赋，施阳礼以兴其让，命春社以勖其耕。天之所贵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学也，治经入官，则君子之道焉。诗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是以农官泽虞，各有攸次，父兄之习，不玩而成，十五从务，始胜衣服，乡无游手，邑不废时，所谓厥初生民，各从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货，以致齐国之强；鸱夷善发敛之居，以盛中陶之业。昔在金天，勤于民事，命春以耕稼，召夏以耘锄，秋所以收敛，冬于焉盖藏。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传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范，东吴有齿角之饶，西蜀有丹砂之富，兖豫漆丝之廥，燕齐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带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车，辽西旃罽之乡，葱右蒲梢之骏，殖物怪错，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无外，因天地之利，而总山海之饶，百亩之田，十一而税，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长孺齿，可以养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国，宫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仪，宴飨由其制，家殷国阜，远至迩安。救水旱之灾，恤寰瀛之弊，然后王之常膳，乃间笙镛。商周之兴，用此道也。辛纣暴虐，玩其经费，金镂倾宫，广延百里，玉饰鹿台，崇高千仞，宫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赋以实鹿台之钱，大敛以增钜桥之粟，多发妖冶以充倾宫之丽，广收珍玩以备沙丘之游。悬肉成林，积醪为沼，使男女裸体相逐于其间，伏诣酒池中牛饮者三千馀人，宫中以锦绮为席，绫纨为荐。及周王诛纣，肃拜殷墟，乃尽振鹿财，并颁桥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沦没，二南堙尽，贷于百姓，无以偿之，乃上层台以避其责，周人谓王所居为逃责台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职方陈其九贡，颁财内府，永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鲁侯初践亩之税，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范，靡有孑遗。史臣曰：班固为殖货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诛，网罗前载，其文详悉。光武宽仁，龚行天讨，王莽之后，赤眉新败，虽复三晖乃眷，而九服萧条，及得陇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铢之钱，田租三十税一，民有产子者复以三年之算。显宗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草树殷阜，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廪还积，奸回不用，礼义专行。于时东方既明，百官诣阙，戚里侯家，自相驰骛，车如流水，马若飞龙，照映轩庑，光华前载。传曰三统之元，有阴阳之九焉，盖天地之恒数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鸿陂之地假与贫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请令吏民入钱谷得为关内侯云。桓帝永兴元年，郡国少半遭蝗，河泛数千里，流人十馀万户，所在廪给。乏建宁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馀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馀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冲质短祚，桓灵不轨。中平二年，南宫灾，延及北阙。于是复收天下田亩十钱，用营宫宇。帝出自侯门，居贫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蓄。故于西园造万金堂，以为私藏。复寄小黄门私钱，家至巨亿。于是悬鸿都之榜，开卖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钱五百万以买司徒，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治宫室钱，大郡至二千万钱，不毕者或至自杀。献帝作五铢钱，而有四道连于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京师破坏，此钱四出也。及董卓寻戈，火焚宫室，乃劫銮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兴毁不同，凶讹相类。及卓诛死，李傕、郭泛自相攻伐，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馀肉，臭秽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民作糜，经日颁布而死者愈多。帝于是始疑有司盗其粮廪，乃亲于御前自加临给，饥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东归也，李傕、郭泛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夜潜渡河，六宫皆步。初出营栏，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旁侍者，血溅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菜以为糇粮。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建安元年，车驾至洛阳，宫闱荡涤，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尚书郎官自出采梠，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魏武之初，九州云扰，攻城略地，保此怀民，军旅之资，权时调给。于时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许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馀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始罢五铢钱。于时天下未并，戎车岁动，孔子曰：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此言兵凶之谋而沴气应之也。于时三方之人，志相吞灭，战胜攻取，耕夫释耒，江淮之乡，尤缺储峙。吴上大将军陆逊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籞，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后关东遇水，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韬干戈于府库，破舟船于江壑，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农祥晨正，平秩东作，荷锸赢粮，有同云布云。

《食货志序》魏书

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故《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财，《周礼》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时，务农重谷，躬亲千亩，贡赋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织，或受其饥寒者。饥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窃而犯法，以至于杀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亩之内，勿夺其时，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

《食货志序》隋书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总土地所生，料山泽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时，农商趣向，各本事业。《书》称懋迁有无，言谷货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贡九赋之法，王之经用，各有等差。所谓取之有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爰自轩、顼，至于尧、舜，皆因其所利而劝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语曰：善为人者，爱其力而成其财。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兴，周人十一而颂声作。于是东周迁洛，诸侯不轨，鲁宣初税亩，郑产为丘赋，先王之制，靡有孑遗。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驱之以刑罚，弃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长城绝于地脉，以头会之敛，屯戍穷于岭外。汉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税一，中元继武，府廪弥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开边击胡，萧然咸罄。宫宇扪于天汉，巡游跨于海表，旱岁除道，凶年尝秣，户口以之减半，盗贼以之公行。于是谲诡赋税，异端俱起，赋及童龀，算至船车。光武中兴，聿遵前事，成赋单薄，足称经远。灵帝开鸿都之榜，通卖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汉之常科，土贡方物，帝又遣先输中署，名为导行，天下贿成，人受其敝。自魏、晋二十一帝，宋、齐十有五主，虽用度有众寡，租赋有重轻，大抵不能倾人产业，道阙政乱。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俭约，以事府帑。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踰经费，京师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炀皇嗣守鸿基，国家殷富，雅爱宏玩，肆情方骋，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层雉踰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长城御河，不计于人力，运驴武马，指期于百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既而一讨浑庭，三驾辽泽，天子亲伐，师兵大举，飞粮挽秣，水陆交至。疆场之所倾败，劳师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九区之内，鸾和岁动，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租赋之外，一切徵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遐方珍膳，必供庖厨，翔禽毛羽，用为玩饰，买以供官，千倍其价。人愁不堪，离弃屋宇，长吏扣扉而达曙，猛犬迎吠而终夕。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代王开永丰之粟，以振饥人，去仓数百里，老幼云集。吏在贪残，官无攸次，咸资镪货，动移旬月，顿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积，不可胜计。虽复皇王抚运，天禄有终，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马迁为《平准书》，班固述《食货志》，上下数千载，损益粗举。自此史官，曾无概见。夫厥初生人，食货为本。圣王割庐井以业之，通货财以富之。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故为《食货志》，用编前书之末云。

《食货志序》唐书

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是三者常相须以济而不可失，失其一则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记》曰：宁畜盗臣。盗臣诚可恶，然一人之害尔。聚敛之臣用，则经常之法坏，而下不胜其弊焉。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盖其畜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虽不及三代之盛时，然亦可以为经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穴官滥，为之大蠹。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食货论》柳芳

论曰：昔开元初，宇文融首以税客户，籍外剩田户口色役之策，行于天下。其后天宝间，韦坚又以穿广运潭，兴漕之利。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议财货之政，君子曰：融等之败也，岂不哀哉。诗云：人之多僻，无自立辟，融等之谓也。初，元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裔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自后赋役顿重，豪猾兼并，强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渔失业，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而已。以元宗之才业，为中兴君，奸臣一说，利动明主。坚等窥其馀烈，不顾万死者，贪爵禄也。盖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均财禁兼策》

问：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无穷也。以有限奉无穷，则必地财耗于僭奢，人力屈于嗜欲。故不足者为奸为盗，有馀者为骄、为淫。今欲使食力相充，财欲相称，贵贱别而礼让作，贫富均而廉耻行。作为何方，可至于此。
《对》白居易
臣闻：天有时，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与天下共者，仁也。圣也。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之所以下均地财，中立人极，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万物也，长之以风雨，成之以寒燠。圣人之牧，万人也。活之以衣食，济之以器用。若风雨淫，寒燠甚，则反伤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费，则反伤乎人之生焉。故天作四时八节，所以时寒燠，节风雨，不使之过差为沴也。圣人制五等十伦，所以制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为害也。此所谓法天而立极者也。然则地之生财者有常力，人之用财者有常数。若羡于上，则耗于下也。有馀于此，则不足于彼也。是以地力人财，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贵贱，皆待制度而别也。大凡爵禄之外，其田宅、栋宇、车马、仆御、器服、饮食之制，暨乎宾姻、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其数焉。若不节之以数，用之有伦，则必地力屈于僭奢，人财消于嗜欲，而贫困冻馁，奸邪盗贼，尽生于此矣。圣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则示之以俭，天下俭则示之以礼。俾乎贵贱区别，贫富适宜，上下无羡耗之差，财力无消屈之弊，而富安温饱，廉耻礼让，尽生于此矣。然则制度者，出于君而加于臣，行于人而化于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则外物攻之，故居处不守其度，则峻宇崇台攻之；饮食不守其度，则殊滋异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则奇文诡制次之；视听不守其度，则奸声艳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则僭赏淫刑攻之；玩好不守其度，则妨行之货、荡心之器攻之；献纳不守其度，则谗谄之言、聚敛之计攻之；道术不守其度，则不死之方、无生之法攻之。夫然则安得不内固其守，甚于城池焉；外防其攻，甚于寇贼焉。将在乎寝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则其下化之。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之谓也。

《平百货之价策略》前人

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矣。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

《食货论》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货制用之臣，处将相弼谐之任，则奸邪无所容矣。左右贵倖，知所爱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职为发身之捷径，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讪谤，领其职者，窃天子之财以为之，贿聚货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赢，乘上之急，售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进矣。三司皆有官属，分部以主，郡国贵倖，得其宝赂，多托贾人污吏处之，颇类牧羊而畜豺，养鱼而纵獭，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盗用货泉，多张空簿，国用日蹙，生人日困。扬雄上书言：汉武运帑藏之财，填庐山之壑。今货入权门，甚于是矣。孟献子有言：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子舆以利国为非，扬雄以榷酤兴叹，称其职者，必能挟商工之术，有良贾之才。寿昌习分铢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数，小人以为能，君子所不忍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独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鸣鼓，将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为之甚痛哉。

《货殖论》前人

欲知将相之贤，不肖视其货殖之厚薄。彼货殖厚者，可以回天机，干河岳，使左右贵倖，役当世奸人，如孝子之养父母矣。阴阳不能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数，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纵人世之大欲，处将相之极位，兄弟光华，子孙安乐。昔公孙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荣禄，邓析犹谓之真人，况兼有荣禄乎。后世虽有贬之者，如用鈇钺于粪土，施桎梏于朽株，无害于其身矣。则大易之害盈福谦，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时得金策，谓之天醉。岂天之常醉哉。故晋世唯贵于钱神，汉台不惭于铜臭。谓子文无兼日之积，颜氏乐一瓢之饮，晏平仲祀不掩豆，公仪休愠以拔葵，皆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贤，天与之生则生，天与之寿则寿，穷、达、寿、夭，皆在彼苍而望贵倖之，知奸人之誉，终身不可得矣。余有立命，赋以致其意。庶后之知我者，兴叹而已。

《食货志序》宋史

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是故食货而下，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宗伯掌邦礼，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宾必有食货而后委积丰；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司马掌邦政，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农用八政，农，食货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范》八政之意欤。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向使究其所为，勉而进于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模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何哉。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得已，徵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瘉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又谓汉文、景之殷富，得诸黄、老之清静，为黄、老之学者，大忌于纷更，宋法果能然乎。时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财，其数有限，国家用财，其端无穷，归于一是，则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无他技也。宋旧史志食货之法，或骤试而辄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则徒重篇帙，约之则不见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焉。篇次离为上下：其一曰农田，二曰方田，三曰赋税，四曰布帛，五曰和籴，六曰漕运，七曰屯田，八曰常平义仓，九曰课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动关民生；国以民为本，故列之于上篇焉。其一曰会计，二曰铜铁钱，三曰会子，四曰盐，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矾，九曰商税，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输，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损或益，有系国体；国不以利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为十有四卷云云。

《内帑策》田况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风化普暨，孰非王土，经产杂出，悉为邦赋。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调度所共，皆有蓺极，国计之外，不闻私积。《周礼》：内府受九贡，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内外之异，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敛之臣，规蕴蓄之厚，虽恭俭之主，啬用而致，然于德音，无所益也。况继统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遗患乎。唐明皇践祚之初，锐意于理，躬履俭德，述宣醲化。后之言治者，比开元如正观。逮乎末年，乃恃泰宁，内纵奢乐，权臣怙宠，巧说媚上。以谓赋税所取，则归之有司，以济用度；进献所入，当纳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悦之。遂为琼林大盈之库。王鉷每岁进钱百亿，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饵寇盗。厥后韦皋、李兼、杜亚、刘赞之徒，竞为贡奉，曲祈恩宠。至于裴肃穷贾鬻之利，以迁廉察。严绶倾军府之资，以拜刑曹。末俗流风，遂而莫禦。陆贽尝为德宗备陈其失，可谓切至端严之论也。国家开疆穷朔，南建号侔，周汉舟车所达，上给中都，而计利之司，稽求繁广，研及圭撮，岁求倍蓰。加以鸣社庆辰，升烟大祀，册礼昭缛，容典交修。九州之人，无不咸献其力。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裒于公赋输之内帑，虽异乎唐室方贡之物，然亦非邦计之羡馀也。往岁，军须不充，计臣致请内出钱币，谓之假贷。职掌之者，旋复追索，经远之士，咸以为非。且王者之于货财，岂有内外。国家之有天下，岂有公私。使外足而内不足，君孰与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与足。昔汉文之享御也，施利泽，省繇费，民有馀力，国有滞财。孝武得不因其资，而骋嗜奔欲，兵黩武。用既殚费，埶不可已。于是桑弘羊、孔仅之徒，专务功而榷酤，算缗坐市，贩物盐铁，釱趾株送补郎之法，流弊于千古矣。向非高祖文帝之德洽著于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于后，则生民虚耗，未易集也。灵帝之世，多蓄私藏，中上方敛，诸郡之敛，诸郡之宝，中禦府积天下之缯，民困调繁，目为导行之费，汉家业衰，于此矣。汉室尚尔，矧陈隋之末世乎。是府库之积，不为私也，章矣。今纵未能尽出所积，以付道司，亦当视丰凶之年，恤疲羸之俗，去出纳之吝，通内外之财。侯乎下民宽饶，大计盈给，然后内于别藏，敛其馀訾，亦不为过也。抑又圣人之大宝曰位，见于易系，天子不私求财，存乎书法。盖宝乎位，则他物非足宝。私乎财，则何不为私。以是而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独舍近谋远，则无穷之庆，及于万嗣矣。

《论钱谷宜归一疏》吕诲

臣切以洪范八政食货为先，故古者，国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钱谷，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馀皆总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帐籍，非条例有定数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数，量入为出，详度利害，变通法度。分画移用，取彼有馀，济彼不足。指挥有司转运使、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选健吏，精于理财者，为三司官。如陈恕、林特、李参之类，皆称职有名者也。其馀非通晓钱谷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资序受厚俸而已。故能仓库充溢，用度有馀，民不匮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来，备置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监，各令有职事。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既不相统摄，帐籍不尽申，户部不能尽知天下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钱物，有司得符，不敢不应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钱谷出纳见在之数，无由量入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财之法，申奏施行，户部不得一一关预，无由尽公共利害。今之户部尚书，旧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尚书，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视彼有馀，视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国家之财，而分张如此，无专主之者，谁为国家公共，爱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财，必使一人专主管支用，使数人主之，各务己分所有，多互相侵夺，又人人得取用之，财有增益者乎。故利权不一，虽使天下财如江海，亦有时而竭。况民力及山泽所出，有限剂乎。此臣所以日夜为国家深忧者也。今纵未能大有更张，欲乞且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则分职而治，其右曹所掌钱物，尚书非奏请得旨，不得擅支，诸州钱谷金帛，隶使提举常平仓司者，每月亦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欲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不得一面奏乞直支应掌钱物。诸司不见户部符，不得应副。其旧日三司所管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若以如此，户部事多官少，难以办集，即乞减户部冗末事务，付闲曹，比司兼领，而通隶户部。如此，则利权归一。若更选用得人，则天下之财，庶几可理矣。

《厚货财策略》苏轼

厚货财者，其略曰省费用。夫天下未尝无财也。昔周之兴，文王、武王之国，不过百里。当其受命，四方之君长交至，于其廷军旅四出，以征伐不义之诸侯，而未尝患无财。方此之时，关市无征，山泽不禁，取于民者，不过什一，而财有馀。及其衰也，内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国之贡，而不足于用。繇此观之，夫财岂有多少哉。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臣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穷困时，所望不过十金之资，计其衣食之费，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宽然而有馀。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则心意之欲，日以渐广。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给，不知罪其用之不节，而以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贪求，愈多而财愈不供。此其为惑，未可以知其所终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向者，岂能寒而不衣，饥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患，何以异此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之地，至狭也。然岁岁出师，以诛讨僭乱之国，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东下并潞，其费用之众，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尝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则亦甚惑矣。夫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馀，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边寇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有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譬之于人，其少壮之时，丰健勇武，然后可以望其无疾。以至于寿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若八九十者，将何以待其后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穷思竭虑，以广求利之门，且人而不急，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将不为国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费，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臣不能尽知，请举其所闻，而其馀可以类求焉。夫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以不急之实，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岁而郊，郊而赦，赦而赏，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此诚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同其忧乐者，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巨万计，此何为者也。天下之吏，为不少矣。将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今河水为患，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视其灾，而责之以救灾之术。顾为都水监，夫四方之水患，岂其一人坐筹于京师，而尽其利害。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间，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可胜计哉。盖尝闻之里有畜马者，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厩长立而马益癯，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臣以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无轻其毫釐而积之，则天下庶乎少息也。

《论理财重会计之任上》郑伯谦

或问：周制，天下之财，皆受令于太宰，而总于太府。其玉府则专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赐。其内府，则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则专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于司会，则惟总其会。司书，则惟总其书。职内，则惟记其入。职岁，则惟稽其出。职币，则惟振敛财币之馀。与夫司裘掌皮，则又皆惟会计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纳移用之权，尽总于太府，而司会至掌皮，则不过纠察钩考之而已。然太府则下大夫为之长，而司会则反以中大夫为之长。司会之权，反重于太府，何也。曰：此圣人之深意也。以会计之官，稽掌财。用财之吏，苟其权不足以相检括，而为太府者，反得以势临之，则彼将听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卤莽，而察奸欺。卤莽奸欺无所忌，则沉匿掩蔽之弊生，而匮乏枵虚之患至。暴征横敛之原，必自是而启矣。是以圣人必使之有相临之势，以去其相党之私，然后理财之本末为可观。今以司会而下考之，所谓职内、职岁、司书、职币、司裘、掌皮，亦均之为理财也。宜属于太府，而皆司会主之。司会之权，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凡掌财，用财者，无不于太府受财焉。而诏王及冢宰废置，乃司会主之。司会之权，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会、司书，皆一体也。司会掌六典、八法、八则之二，司书亦掌六典、八法、八则之二。夫六典以治邦国，八法以治官府，八则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职业，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固其理势之当然，彼司会、司书乃亦得而二之，司会之权，不重乎。夫惟会计之权重，则纠察钩考之势，得以行于诸府之中，事不至于欺伪，用不至于乾没，数不至于亏耗。国计不匮，而功化无不举。推而至于典法，则之处无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则财用足。财用不缺，则百度无所亏。可以备威仪，可以兴文物车旌圭璧之器，梓匠轮舆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礼。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师田行役，冠婚丧祭，皆可以并举而无遗。当其礼制乐作，兵寝刑措，而馀财馀力之效，虽神祇祖考，尤安乐之。治道之成，天下夫孰有废而不举者。向使司会之于太府，不敢论其曲直、当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为欺，而彼此相容以为奸，则不终日而匮乏随之矣。财力既屈，国用萧条，下无以应无厌之求，上无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礼乐庶事，废坠而荒落。向之所谓六典、八法、八则，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则周家所以重司会之权者，固将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郑氏不深于周礼，乃谓太府若汉之司农，司会若汉之尚书。不知汉以司农、少府掌内外之财，而尚书特少府之属官耳。纠察钩考之权，安得以其属而行于其长也。而后之儒者，则又疑泉府、仓人、廪人掌泉谷之出入，而不会计。不知此三者之列于司徒，特以其事近于民耳。若会计则同出于司会而已。且其致九贡、九赋、九功、九式之财用，所以于其入而会之也。掌官府郊野县都百物之财用，所以于其出而会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参互而会之也。百官之府，百里远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会皆得以会之，固不应若尚书之卑，而法不及行于司徒之属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汉唐何足以知之。汉兴之初，亦尝少近于此，以萧何为相国，而以张苍为计相。计相之权，正周司会之职也。命名曰相，与相国并立，其事权为甚重。计天下之财，而财不在其手，其钩考为甚公，使汉终守此制，而行之于司农少府之上，夫谁曰非古。然其迁计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计相而为主计也，又止于四岁。自是而后，主计之名，与苍俱罢矣。司农、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财入，而三公之属，又有仓曹以主仓谷，有金曹以主盐铁货币，又自分司农之财而有之，而会计之官，独无闻焉。遂使郑氏猥以尚书而充之。每观文帝问：一岁钱谷出入之数，而平、勃皆以为不知。而请问治粟内史，则知钱谷自司农之外，无有能知其数者。宣帝之世，韩延寿守东郡，放散官钱千馀万，是时萧望之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诘问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岂自计相罢后，御史总领天下之财计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归禁钱于司农，归水利于少府，归盐铁于郡国，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后，改司农平准为中准，而列于内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诸曹列。而为监，又尽用奄人以领之。不惟无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无复有与财计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财虽掌于士大夫之手，而纠察稽考，犹未有执其权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盐铁，二曰租调，三曰度支。度支以相会计，其名非不美也。然当时三司独设副使，以三司使为之长，则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属耳。其官长治财，而其属考之，于势为不顺。宋朝三司使，其属官亦有磨勘司均之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后，南库令宰相提领，虽稍异于他官之检覈，而内外不得以兼统矣。然则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汉之计相，而正之以周人司会之名，使之权尊势重，以临于三司之上，而受令于三公之下，国用其庶几乎。

《会计论下》前人

或问：西汉自计相、主计之罢，司农、少府分受天下之财，仓曹又分司农少府之财，利权散主，漫不可考。疑其为防，甚疏矣。而当时之财物，反以充羡。东汉自光武归盐铁之利于郡国，并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泽于司农。司农以四时，受郡国钱谷之数，四方调度，一切关请，又有尚书以参互钩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乱。疑其为防，甚密矣。而当时财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东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宫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岂后世之所能堪。尚书，少府之属耳，焉有其官长理财，而其官属能考之者。前二论已详之矣。此不必复论。乃若西汉之所谓充羡，亦不过一时取天下之财而聚之公上耳。非有会计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无，以均节财用之出入，而至于有馀也。《食货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后，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腐败而不可食。财物之浩穰，汉之富庶，于是为极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若此廪廪也。六十馀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变乎。盖自贾谊、晁错劝文帝以蓄积均之为蓄积也。谊则欲公私之兼足，而错则专剥民以厚君。今年入粟于边郡，明年入粟于内郡。郡县之仓庾，皆盈矣。而民则无颗粒之馀。平居无事，犹以自支而不见其缺。一旦旱乾水溢，变起仓卒，民则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见其上之有馀，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则穷兵黩武，内则穷奢极侈。公卿大臣，曾无一人焉执均节之法，以限制其方张之意。至是则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财，不足以赡一人之欲，财力既屈，急征横敛，生民复被其毒，萧然殆无以异于水旱之时也。嗟夫举天下之财，而藏于国，其敛之既无度，举国家所有之财，而奉一人，其用之又无节。而其极也又，不免暴征于民，以宽其目前之计。若是而犹曰西汉之财物充羡，吾亦不知其以何者为充羡也。况又有所谓卤莽蔽匿之失，乾没渗漏之弊，千奸万欺之转移攘窃乎。取之无度，用之无节，而会计之尤为无法。盖尝观之中尉脱卒，动数万人〈王温舒〉。乐安隐田，几四百顷〈康衡〉。关东流民，无名者四十万〈石庆〉。少府陂泽，多为贵戚冒垦〈石显〉。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无定数也。近税武关，以给守卒。远田车师，以给过使〈上武纪下西域〉。公车索米于长安〈东方朔〉，掖庭出私钱，以养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钱，以市财用〈杨恽〉。剂券甚不明，而廪禄所给，甚无定所也。会稽计籍，三年不上〈严助〉。内史假货殖，多不入〈倪宽〉。东郡官钱，放散至千馀万〈韩延寿〉。乘传而行郡国，矫赋至六百万〈贾谊〉。课最甚不严，而州县所供甚卤莽，而无定期也。乘舆赐竭，取给大农。食货大农钱尽续以少府〈贾捐之〉，平陵工作，取诸水衡〈宣纪〉。私用经费，甚不常，而缓急所移用，甚紊乱而无定制也。以至无额杂赋羡租之积，尤为泛然无统。如赎罪之钱，储于北军〈江充〉。无名之钱，储于郡内〈张安世〉。卒吏之钱，寄于州郡〈东海〉。廪牺之钱，寄于冯翊〈韩延寿〉。军市之租，委于边吏〈冯唐〉。则其涣散，尚有未易究者。执掌之官吏，出入之司，犹存不闻有奉公廉平者。籴边谷百万，而虚数至六十万斛〈赵充国〉。僦民牛车，而增价至三十万〈田延年〉。甚者，或私僦宾客，而入多逋负〈郑当时〉。则其转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数者。盖自汉家无计相之官，公卿大臣，无有能知钱谷之数。是以人主肆其侈于上，人臣肆其欺于下，而民独被其害于中，以至于若此时也。周家之所谓充羡，宜不如此。夫以汉去周之近，使其参酌周制，有书契、版图，如司书则口算田租，何至于无定数。有颁财、受财，如太府则剂券廪给，何至于无定所。有九贡、九赋、九功之令，财用有日成、月成、岁成之考，出入则课最、期会，何至于无定期。有玉府、外府，则经费私用，必不至于紊杂。有职内、职币，则羡租、杂赋，必不至于涣散。总而言之，有会计之权，如司会之重，则凡百官吏，又将不敢以容其奸欺。柰何聚天下之财于公，而听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财，而人无不贪。犹饮人以酒，而人无不狂也。与人以利，而人无不取。犹饲马以刍粟，而马无不食也。周公创法，肯若是其疏乎。周家会计之法，所以为尽善者，盖不独考其国之财，亦将以并考天下之财也。以司书观之，所谓知民之财者，则诸府所受之贡赋，必欲知其欠馀也。所谓知器械之数者，则执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则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产，有蕃而有耗。无不考之知山林川泽之数，则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泽之蒲苇鱼鳖，有盛而有衰。无不考之。若其有馀，则输官之数，必不容其亏。若其不足，则输官之数，必不取其盈。盖上下相通，有无相济，合天下为一体而为之。不若汉之判然不相关也。论财物之充羡，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后可。

《食货志序》辽史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彊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于是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其制数差等虽不可悉，而大要散见旧史。若农谷、租赋、盐铁、贸易、坑冶、泉币、群牧，逐类采摭，缉而为篇，以存一代食货之略。

《食货志后序》同前

夫冀北宜马，海滨宜盐，无以议为。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穫及其时，黍稌高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同矣。然而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馀，果何道而致其利欤。此无他，劝课得人，规措有法故也。世之论钱币者，𢘆患其重滞之难致，鼓铸之弗给也，于是楮币权宜之法兴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东南，十才一二。辽之方盛，货泉流衍，国用以殷，给戍赏征，赐与亿万，未闻有所谓楮币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欤。此无他，旧储新铸，并听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人力苟至，一夫犹足以胜时灾，况为国乎。以是知善谋国者，有道以制天时、地利之宜，无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于谷，货莫大于钱，特志二者，以表辽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国者矣。

《食货志序》金史

国之有食货，犹人之有饮食也。人非饮食不生，国非食货不立。然燧人、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而不能使后世无食货之弊。惟善养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饮食自不阙焉，故能适饥饱之宜，可以疾少而长寿。善裕国者初不事货殖，而食货自不乏焉，故能制丰约之节，可以弊少而长治。金于食货，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审。太祖肇造，减辽租税，规模远矣。熙宗、海陵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求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虽以世宗之贤，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章宗弥文猬兴，边费亦广，食货之议不容不急。宣宗南迁，国土日蹙，污池数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国以来，所谓食货之法，荦荦大者曰租税、铜钱、交钞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数变而数穷。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徵钱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者，宰臣有纳此税，庭陛间咨及其增减，则州县徵求于小民盖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后变为通检，又为推排。凡户隶州县者，与隶猛安谋克，其输纳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谓其厉民，即命罢之。罢之未久，会计者告用乏，又即举行。其罢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见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饶。一时君臣节用之言不绝告诫。尝自计其国用，数亦浩瀚，若足支历年者，郡县稍遇岁祲，又遽不足，竟莫诘其故焉。至于铜钱、交钞之弊，盖有甚者。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禁铜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若钱法之变，则鼓铸未广，敛散无方，已见壅滞。初恐官库多积，钱不及民，立法广布。继恐民多匿钱，乃设存留之限，开告讦之路，犯者绳以重罚，卒莫能禁。州县钱艰，民间自铸，私钱苦恶特甚。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铸大钱，所准加重，百计流通，卒莫获效。济以铁钱，铁不可用，权以交钞，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亦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汔无定制，而金祚讫矣。历观自古财聚民散，以至亡国，若鹿台、钜桥之类，不足论也。其国亡财匮，比比有之，而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及其亡也，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剧盗之效顺，无金帛以备赏激，动以王爵固结其心，重爵不蔇，则以国姓赐之。名实混淆，伦法斁坏，皆不暇顾，国欲不乱，其可得乎。迨夫宋绝岁币而不许和，贪其淮南之蓄，谋以力取，至使枢府武骑尽于南伐。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压境，兵财俱困，无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货者，不能不为之掩卷而兴慨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閒，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使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由是欤。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秖益甚焉耳。其他盐筴、酒曲、常平、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法，大概多宋旧人之所建明，息耗无定，变易靡恒，视钱钞何异。田制、水利、区田之目，或骤行随辍，或屡试无效，或熟议未行，咸著于篇，以备一代之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