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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
第十四卷目录
度量权衡部总论
宋司马光传家集〈答范景仁书 景仁又答书 与范景仁第四书 景仁答第四书 与景仁第五书 景仁复第五书 景仁答积黍书〉
文献通考〈论范镇主房庶以律生尺 辨房庶累黍之误〉
大学衍义补〈权量之谨〉
明林应翔衢州政事志〈总论度量权衡〉
宋司马光传家集〈答范景仁书 景仁又答书 与范景仁第四书 景仁答第四书 与景仁第五书 景仁复第五书 景仁答积黍书〉
文献通考〈论范镇主房庶以律生尺 辨房庶累黍之误〉
大学衍义补〈权量之谨〉
明林应翔衢州政事志〈总论度量权衡〉
考工典第十四卷
度量权衡部总论
《宋·司马光·传家集》《答范景仁书》
近于梦得处连得所赐，两书闻起居甚适，差慰勤想又蒙教以宜，观素问病原，且云：铸周釜汉斛已成，欲令光至颍昌，就观之。虽古之儒者闻善相告，见善相示勤，勤恳恳殆不过此。其幸与感何可胜言，但以家兄约非久入洛，须留此待之不可。舍去故未敢轻，诺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诚善矣。孔子曰：盍各言尔志，窃不自揣，辄敢以所闻养生及治乐之道，荐于左右譬犹。嘉谷既殖必使佣役从而耘耨之，大厦既构必使贱工从而砻斲之，然后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不鄙而听之乎，尝记昔者与景仁同在贡院。充点检官主文试进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当是时，场中秉笔者且千人。皆以为民之始，生无不禀，天地中和之气也。其文词之美固多矣，以愚观之似皆未得。刘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论之因循汨没，卒不能就于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养生之道，敢试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取福不能者，败之以取祸。今成子惰弃其命矣，盖所谓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为太极，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其德大矣。至矣无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修一身舍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则养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于过与不及而得之。阴阳风雨晦明必有过者焉，饥饱寒燠劳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无疾矣。阴阳风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饥饱寒暑喜怒劳逸，人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苟不失其中，则天之所施，虽过亦弗能伤矣。木朽而蝎处焉肉腐，而虫聚焉。人之所为，不得其中，然后病袭。焉故曰：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也。是以圣人制动作礼义，威仪之则所以教民不离于中，不离于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则养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则败，其中以取祸是皆在己非在他也。《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记》曰：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人无礼则失中，失中则弃命矣。刘康公所以能知成肃公之将死，盖用此道也。彼素问病，原之说虽佳恐漫汗，支离不若此道之为明且约也。昔者圣人造次而动不爽于和，纵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于身，则有馀矣。将以教天下垂，后世则未能也。是故调六律、五声、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宾军嘉礼以轨物其德，使当时及后世之人，虽四海之远，千载之久听其乐则洋洋乎。其心和常若圣人之在其上，循其礼则肃肃然其体，正常若圣人之处，其旁是以大夫。无故不撤簨簴士，无故不撤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间，以收其放心，检其慢志，此礼乐之所以为用也。周室既衰，礼缺乐弛典，章亡逸畴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頀不传乎，人重以暴秦焚灭六籍乐之要，妙存乎声，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难自汉以来诸儒取诸胸臆以亿度。古法牵于文义，拘于名数，较竹管之短长，计黍粒之多寡，竞于无形之域讼于无證之庭，迭相否臧纷，然无已。虽使后夔复生亦不能决，彼周釜出于《考工记》，事非经见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汉斛者乃刘歆为，王莽为之就使其真器尚存亦不足法况。景仁复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费铜炭而已。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今先王之乐馀音遗文，既不可得而睹闻矣。盍亦返其本乎。《乐记》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谨，庄谨则严威，中心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谨，而易慢之心入之矣。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乐之本礼之原也。夫乐之用不过于和，礼之用不过于顺，二者非徒宜于治民乃兼所以养生也。如某者虽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犹庶几强勉而学焉，以养其馀生亦愿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末求其本，舍其流取其原。致乐以和其内，致礼以顺其外内和则疾疹不生，外顺则灾患不至，疾疹不生则乐灾患，不至则安。既乐且安志气，平泰精神。清明畅乎。四支浃乎。百体如此则功，何以不若伶伦师旷寿，何以不若召康卫武医经病原皆可，焚周釜汉斛皆可销矣。景仁以为何如哉，抑礼乐乃天地人之大，伦自古大贤君子尚不敢轻议，而狂简小子辄妄言及之是宜得，诛绝之罪于圣人赖。景仁之知我如鲍叔之知管仲也，不以为僭不以为狂，庶几有可采择于其中焉。《景仁又答书》
《某启辱书》言：《考工记》及刘歆所铸斛并《素问》，病源不可不复窃谓舜巡，四岳则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圣人之于尺量，权衡恃以为。治而尺量权衡必本于律，律必有声，以考其和。此乐之所由作也。周之釜汉之斛，其法具存魏晋以来，其尺至有十五种，盖由横黍纵黍所为，而不禀于律也。然卒不能作乐止用，旧声终唐之世无变，改者至周王；朴始用魏晋。所弃之法遂以仲吕为黄钟，太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数十年，终无所得，及上仙太皇犹以李照胡瑗所铸铜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纵黍，累尺与令太府其律又应古乐，而钟磬才中太簇是乐与律自相矛盾也。胡瑗之乐君实详知之此不复云前岁议，乐按太常镈钟皆有小大轻重非三代不能为，然最大者今为林钟而仲吕乃居黄钟子位，考之正差五律与前后言者相符。虽经鑴凿尚可补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照之乐，则不若仲吕之愈也。何则太簇商声。宋子京所谓君实寄于臣管是也，是大不可又况十二律，皆有清声，花日新撰谱与郑卫无异，而以荐郊庙可乎。《考工记》世以为汉儒所为《汉志》载，刘歆之说多所牵合某亦于二，书深疑之，近因釜斛考其制作，不复疑矣。又知太府之尺与权衡皆古之禀，于律者惟量出于晋，魏之贪政与律不合须君实面言乃悉，窃以为。论此者今世无如吾二人讲求问难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实来，协同其说以破千馀年，之惑为后世之传。则吾徒事业固，亦不细矣。难兄若朝夕来，不敢奉邀候归陕岁，首垂访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刘康公论极佳此诚非学人之所能，到然素问专主于医，非黄帝莫能为者。某至颍昌已再读矣，须有所得恨读之，之晚病源乃申素问之，说易为观览，若君实不倦，亦不可忽于身。大有所益圣人之于后世如此，但恐未可焚烧，釜斛费铜炭则然亦不可错弃，恃念不宣某再拜。《与范景仁第四书》
某启近领正月十二日，书续又领所赐论医及乐书，教诲勤，勤感藏，无已医书，固难测素问巢源在其中，最精奥诚如所谕光前书，所云者非敢废弃之也。窃谓医书治已病，平心和气治未，病冀景仁既得其本，则未可焚也。然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可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必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于尺房庶之律，生于量皆难以定是非。光为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复云权量，虽圣所重又须更审法制，修废官。然后行于四方，恐未可专恃以为治也。又今之权量未必合于圣人之权，量也夫中和乐之本也。钟律乐之末也，本巧也。末规矩也，虽不尽善犹能成器若规不规矩不矩，虽使良工执之，犹将惑焉。光是以愿景仁销新铸之釜斛，不欲使传于后。世万一有知乐者，音律既合于古矣，不幸得景仁之器，考之而不合，反以自疑。曰：景仁贤者，岂肯作器以误我，更惑于其所学矣。此光之所大惧也，望景仁察之数日，来顷暄洛城花卉如锦家兄。已到光未，可离此景，仁既许来千万勿食言也。《景仁答第四书》
人来得二月十六日，手书承体候已就平复不胜，喜慰又云平心和气以治，未病。君实之心未尝不平其气未尝，不和而不能治未。病某窃恐所有之乐，如议之乐，尔医与乐皆出于黄帝岐伯，乃当时之工也。圣人立法之时不可不如，此周悉其书不若虞书，周汉间依托以取重者，亦然也。尺量权衡亦起于当时，何则已有律至虞书同律尺量。衡舜虑四方为此三物者，不禀于律则风俗不可以统，同故每岁巡于方岳，下考而齐一之，安得为不恃此以为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权衡乃古之权，衡前年以古乐声为黄钟长九寸三分，损一为林钟，长六寸，律皆围九分，黄钟积实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损一林钟，得五百四十分，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声协此乃增律之一寸，以为尺岂生于量也。与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黄金方寸得一斤，乃知太古权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盖出于魏晋以来，贪政也。即以所制律考太常镈钟，未位最大者乃应黄钟子位，中者应仲吕前后人言高五律者，不虚矣。古者十二钟皆有大小犹，十二律之有长短也。犹釜斛之有轻重也，以律之径三分至釜之方，尺圆，其外之。百三万六千八百分斛之方尺，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之百六十二万分。皆无差也，律者乐之本也。钟鼓云乎哉。盖病后世专事钟鼓而不知本也，刑名之书谓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属三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轻重，苟不以律则不得其当，犹无律而定乐也。胡先生律围十三分三釐八毫者，八围九分者一围八分四釐者，一围七分九釐五毫者，一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何也。为声之不协此也，黄钟之律短也，黄钟之律短者，由以尺而生律也。君实若不见过一观，釜斛某惧后世待君实为执，一而不变人也，非所闻之君实也。《与景仁第五书》
光启范朝散来领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两书所云递中书未尝得盖。二十三日，书即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气以和，此孟子所以养浩然者也。孔子曰：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则中和者圣贤之所。难而来示谓光心未尝不平气，未尝不和犹，不免于病，此言过矣。以光方于古人，乃下之下者也。于圣贤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篱然亦知中和之美，可以为养生作乐之本，譬诸万物皆知天之为高日，之为明莫不瞻仰而归向之谁能跂，而及之耶。向所以荐于左右者，欲与景仁黾勉共学之尔，安能遽入其域耶至于景仁去冬为，酒所困发于耳发于牙，是亦过中之所为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权衡乃古之权，衡惟量比所为律十三分二之大，此无他。出于魏晋以来，贪政也，光谓尺量权衡。自秦汉以来，变更多矣，今之尺与权，衡岂得犹是先王之所用耶。彼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谷，岂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权，衡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权衡公私所共用也，敛之以大量则给之亦以大量贪者，何所得乎。此则众人共知其不然明矣，黄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据。今之尺与权衡言之尔，唐自安史之乱，雅乐工器什不一，存逮于黄巢荡无孑，遗有殷盈孙者更。按《考工记》：始铸镈钟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验之。在未位者已中黄钟，则是太常镈，钟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为合。又景仁所谓律与釜斛之分数，光未甚解，岂非语其容受耶。景仁亦以千二百黍为一龠，则二百四十万。黍为一斛以今斛概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议莫能尽也。向为景仁必入洛，庶得相与极论养生作乐之本。今景仁既不来，光又不得往郁，郁之志殊未便也。《景仁复第五书》
某复书君实足下辱手，书言中和之难，诚是也。《礼》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则阴阳动植之类蕃，非为一身除病而禁医书也。《孟子》：养浩然之气。荣辱祸福之，不能动其心，非除病之谓也。某向之病，诚由饮食过中是饮食，过中非中和也。尺与权衡合于律，惟量为三分之大，自魏晋自秦汉俱不载于书，不可知也。大敛之大给之亦不可知也，古有什一之税，而鲁什二汉什五秦大半皆大敛也，不必大其量是也，亦恐便于用，而致然。尔今尺合于律，权衡合于律而釜斛之轻重，合于权衡尺之方，深合于量又与古乐声正同。所谓量者一律之容为一龠，千六百四十龠为一釜，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之实也。二千龠为一斛，百六十二万分之实也。自古至今，黄金无变者尺之法权衡之法，不可变亦犹是也。其数与声与尺与权衡皆禀于律独，冀为不禀，必有自来矣。不见于书，所以疑其自魏晋也，以胡先生乐书考之，乃知其律短而声高。君实不求此，而袭先儒之，误乃云未。甚解釜斛之分者，正以此也。君实深于算，请自律分，推而至于权。衡尺量则涣然，无疑矣。求位最正者曰：林钟自六月至十一月，则黄钟位也，非有七律子位正者曰仲吕，自十一月至四月则仲吕位也。前所谓各高五律非谬矣，太常镈钟恐非盈孙，所为是时尺法亡久矣，安得如《考工记》有大小、轻重之法乎，故云非周以前莫能为者，累谕议不决特以汉书，脱文及隋书所载，先儒之误非君实误也，更详思之。《景仁答积黍书》
某与君实议乐，前后几万言不出于以尺，起律以律起尺二事，为异同尔其馀，则汎用《传记》證佐而已。最先者君实以为房庶改《汉书》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八字，某以为《汉书》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后言：九十分，黄钟之长。则八字者不可。谓庶自为且庶亦不能为也，尺量权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则曰：黄钟之长在量。则曰：黄钟之龠在权衡。则曰：黄钟之重皆千二百黍也，岂独于尺而为不成文理乎。《隋书》：诸儒之论，始以一黍为一分之说，若尔则黄钟积实一千二百分，而八百一十分者非也。自蔡邕不能知谓铜，律尺为铜，龠尺黄钟万事，根本尺量权衡之所禀者。而诸儒尺至有一十五种，逮今千馀年，无人是正吾侪业已留，意可不为终之乎。君实以青、赤、黄、白、黑主于温，酸、苦、甘、辛、咸主于饱，谓为某说不然。五色者之于衣华，于身而已。五味者之于食适，于口而已，乌取于温饱而云乎哉。见君实议乐正如是矣，王朴之乐，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吕为黄钟，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乐皆失位者，以太簇为黄钟，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此非面陈不可持国约石淙相见，至时亦当一往以究其说。君实云：必有伶伦后夔，师旷始能知之，某以为三人亦不能知。何则无律也，《书》云：律和声。《礼》云：吹律听军声。《传》云：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三人者有，亦不能知之，无律故也。君实云示谕七条，或然，或否，不知何者为然。何者为否请一疏示当为修，改某谓太府尺为黄帝时尺，考李照之律，与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太府尺纵黍而累之，亦牵于《隋书》之说也。然其乐比其律高三律，律是而乐非也。何以知今之尺，是黄帝时尺以黄帝之法，为律以起尺十二，律内外皆有损益其声。和而与古乐，合以为釜斛，而其分数，其轻重又与。周官汉斛铭并同无毫釐之差，以此知太府尺太府权衡皆黄帝时，物也。其法与黄帝之法，同起于律也。隋谓之开皇官尺历，唐以至于今者谓隋唐尺。则人皆信之，谓黄帝时尺则皆骇矣。自隋以来，至唐以及五代最为乱世，而此物不变则自秦至三代至五帝，而上黄帝又何疑哉。千岁之日今日是也，谨此复命。《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论范镇主房庶以律生尺》
宋祁田况荐，益州进士房庶晓音祁上乐书，补亡三卷，召诣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志》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云：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直秘阁范镇是之，乃为言曰：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说为是，盖累黍为尺，始失之于《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至，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镇同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钟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黄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无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王徵属火，不宜阙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主衍之成，八十四调旧以宫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声，然后加变宫变徵二声，以足其数，推以旋相生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徵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诏以其图送详定所，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者，谓以五行逆顺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说略矣。是时瑗逸制乐有定议，乃补庶试秘书。省校书郎遣之镇为论于执政，执政不听，四年镇又上书曰：陛下制乐以事天地，宗庙以扬祖宗之体兹，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窃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之生，生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釜也，斛也，算数也，权衡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则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其和安可得哉，谨条十者非是之验，惟裁择焉。按诗诞降嘉种维秬维秠诞降者天降之也，许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后汉任城县产秬黍二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谓之秬，鬯宗庙降神，惟用一尊诸侯有功，惟赐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贵也。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百斛，秬皆一米。河东之人谓之黑米，设有真黍以为取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是为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围广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古者以竹为律，竹形本圆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为非是二也。又按《汉书》：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钟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于量，则曰：黄钟之龠施于权。衡则曰：黄钟之重施于尺。则曰：黄钟之长，今遗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为尺，又不起于黄钟此尺之为，非是三也。又按《汉书》言：龠，其状似爵。爵，谓爵盏，其体正圆，故龠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者，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礼·釜法》：方尺圆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礼》：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尺。璧羡之制，长十寸，广八寸，同谓之度。寸以为尺，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六尺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为釜之方，十寸尺为釜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积实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今釜方尺积千寸，此釜之非是五也。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审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分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釜其重一钧，声中黄钟汉之斛，其重二钧，声中黄钟釜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又按《凫氏为钟》：大钟十分具鼓间之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具钲间之以其二，为之厚今无大小、薄厚，而一以黄钟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一以黄钟为率，而无长短、厚薄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可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不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与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釜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与方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薄厚，而中律与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后定龠合升斗釜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于律。然后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作乐，为过举又言今宜先定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倘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于政令不己，大乎昔汉儒议盐铁后世传，盐铁论方今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而有司论议不著盛世之事，后世将何考焉。愿令有司人，人各以经史论议条上合为一书，则孰敢不自竭，尽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议为然伏请权罢详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后为乐，则必至当而无至于浮费也，诏送详定所镇，说自谓得古法，后司马光数与之，论难以为弗，合世鲜钟律之学，卒莫辨其是非焉。
《辨房庶累黍之误》
按《古人言律》：为万事本度量，衡皆由焉。律以和声度以审度量，以嘉量衡以权，衡度有长短，量有小大，衡有轻重，虽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于声，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则虽贤哲之士不能遽晓，盖四者之中议律为难，度或长、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轻、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阙者然以四海九州观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来观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盖随世立法，随地从宜取其适于用，而初无害于事，固不必尽同也。至律则差之丝，忽不能以谐声，声不谐不足以为乐，乐不和不足以致治盖，四者之中制律为尤，难是以古人之于律，或求之于丝。竹伶伦之管京房之准是也，或求之于金石编，钟编磬镈钟簴磬之属是也。虽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有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笔不能尽。假如有人与后夔伶，伦并世而生，亦岂能尽得其协律和声之法乎。后之儒者，病乐之不和议，欲更律，更律之法，或取之累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累黍之法。汉制特以较度量，衡所谓黄钟之长，黄钟之龠黄钟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与律相表里耳，未尝专言累黍以为律也。至于古之度与量，则周釜汉斛与魏。晋以来尺十有五种，相去且千年其流传，至于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详也。倘其果为古器，则不知造此器之时，其于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考制度，果无纤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详也，而方伥伥然于千百载之后，搜求古雅之器于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为得之，盖亦疏矣。盖律度量衡虽曰：相为表里然至，易晓者度量衡也，至难知者律也，随时而变易屡易而不害于事者，度量衡也。假如古者度短、量小、衡轻，后世度长、量大、衡重，则当其或短、或小、或轻之时多取之，或长、或大、或重之时少取之，而敛散同此一器何害于事乎。周取民之制，什一汉取其五，秦取其大半盖病在于重，敛不必大其器也。
一定而不易，易则害于乐者律也。今失其难者，而反取，则于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则于其屡易者何哉窃以为必欲制律，必如杜夔。荀勖阮咸张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听牛铎而知其可以。谐音听玉磬而知其为闰月，所造之类而后可以语，此如其不然，或专求之于累黍，或专求之于周釜汉斛魏尺之属，无异刻舟而寻剑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说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说，以为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则太长。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则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取三分，则以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说，为是累千百言，大要不过如此。愚请得而诘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径三分，围九分，黄钟之管长九寸，自大吕以下，以次降杀是也。然则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书》因汉制之说以一黍为一分，则是十黍为一寸，分寸既定，然后管之径围可定，径围既定，然后律之长短可定，瑗与照虽有纵横之异，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径围，则一也。今庶既尽，辟纵横之说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乱实之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以为黄钟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不知庶之所谓空径，三分之管。既非纵黍之分，复非横黍之分，则何以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谓分既非纵黍复非横黍，则必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倘，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则只须以其三分为径，以九十分之长为黄钟之管，而律本不因于黍矣。何烦实黍于管，又何烦于汉书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数乎。此愚所以未敢以为通论也，古律以竹为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黍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为分度之，三分为径，然后实以千二百黍，则九十分其长为黄钟之管矣。愚虽不能晓，钟律窃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大学衍义补》《权量之谨》
《舜典》：同律度量衡。孔颖达曰：律者候气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两皆取法于律。
蔡沈曰：律谓十二律，六为律，六为吕，凡十二管皆径三分有奇，空围九分，而黄钟之长九寸，既以之制乐，而节音又以之审度，而度长短，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而量多少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气之管，所以作乐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长短、量多寡、称轻重，所用于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于度量，衡何哉盖以度量，衡皆受法于律，于此审之三者之法制，皆与律同。斯为同矣，诚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而与候气之律，同出于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圣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圣人不徒因律而作乐，而用之于郊庙，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为造作出纳交易之则焉。其作于上也，
有常制其颁于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与上之所颁者不同，则上取于下者，当短者或长当少者，或多当轻者，或重下输于上者，当长者或短当多者，或少当重者，或轻下亏于民上损于官操，执者有增减之弊，交易者有欺诈之害，监守出纳者有侵剋赔补之患，其所关系盖亦不小也。是虽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为治，尚不之遗而况后世，民伪日滋之时乎，乞敕所司每正岁申明，旧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权衡使收受民间，租税器物不许，过则又于凡市场交易之处，悬挂则样以为民式。在内京尹及五城兵马，司官在外府州县官，每月一次校勘，宪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验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蔡沈曰：典则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为石，三十斤为钧，钧与石五权之最重者也，关通以见，彼此通同无折，阅之意和平以见，人情两平，无乖争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临天下典，则法度所以贻，后世者如，此至于钧石之设，所以一天下之轻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为，子孙后世虑可谓详且远矣。
臣按圣人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钧石也。而五子所歌举大禹所贻之典，则止言钧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谓法度之制，始于权，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是权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钧石言之嗟夫。万物之轻重取信于权衡，五权之轻重归极于钧石，是虽一器之设而与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则同为祖宗之所，敷遗承主器，而出治者乌，可荒坠先祖之绪哉。
《周礼·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陈其货贿，出其度量。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同其数器，壹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十有一岁，同度量，同数器。
臣按三代盛时所以制度量以定长短、多寡，以取信于天下者，非但王府则有，凡诸侯之国道路之间，莫不有焉。天子时巡则自用一，侯国之制非时巡之岁，则又设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当是之时，一器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于王度而无有异同否。则非但不可行，且有罪焉，此天下所以一统也欤。
《典瑞》：璧羡以起度。
玉人，璧羡度尺，好三寸为一度
郑元曰：羡者不圆之貌，盖广径八寸，袤八尺以起度。
蔡元定曰：按《尔雅》：肉倍好谓之璧。羡延也。此璧本圜径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两傍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为璧也。裁其两旁，以益上下，所以为羡也。袤十寸，广八寸，所以为度尺也。以为度者以为长短之度也，则周家十寸八寸皆为尺矣。陈氏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王昭禹曰：夫度在礼则起于璧羡，在乐则起于黄，钟之长先王以为度之不存，则《礼乐》之文熄故作璧羡，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汉志》：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釐，十釐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则尺固当以十寸为正矧天地之数，生于一而成于十，十者天地之足数也。以是为度，以定万物之长短，岂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羡既起十以为丈，引又起八以为寻，常则非一定矣。设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则八也，又何用别为之制哉。臣愚以为璧羡，虽古人之制然。宜于古而未必宜于今也，请凡今世所用之尺，一以人身为则谨考许慎《说文》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脉谓之寸口，十分为寸则十寸为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人手为准，铸铜为式，以颁行天下。凡所谓八寸六寸之尺，虽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则用度者有定准，制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长短，体有肥瘠，乌可据以为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累黍，或以丝忽地之生，黍岂皆无大小，蚕之吐丝，岂皆无粗细，何独致疑于人身哉。且身则人人有之，随在而在拟寸，以指拟尺以手，虽不中不远矣。
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秏，不秏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釜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釜，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王昭禹曰：量之为器，内方而外圜，则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则阴阳奇耦之义也。其重一钧，则权衡之法寓焉，其声中黄钟则律吕之法寓焉，夫黄钟为律之本，而宫为五声之纲，量之所制。其本起于黄钟之龠其成也，声又复中于黄钟之宫，岂非以天下之法于此乎。出而五则之法于此乎。成欤非特此也宫于五行为土，于五常为信，则以量为法，则之主且以立信于天下也。惟其立信于天下，故与天为公平，而不敢私焉。
郑敬仲曰：量之为物其粗则寓于规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极于天下之精微，盖出于时，文之思索而归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芘者也。虽童子适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内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观，四国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所谓求启厥后，兹器维则者也。
臣按先儒谓栗之为义，有坚栗难渝之义，使四方观之，以为则。万世守之以为法，以立天下之信。无敢偷焉，所以名官谓之栗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锡为之，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后世则改用木，而内外皆方，失古意矣。古者先王所以垂典则于子孙，以示四方信，后世者既有所谓大经、大法，而于器物之制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岁久而易坏也，又必镕炼金锡而铸为之器，权其轻重，之剂准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坚，无馀，无欠刻为铭文，以为世则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后世之范，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贷以暗收人心，潜移国祚如齐陈氏者。然后知古先哲王于巡守之时，必同度量衡于行政之，初必审权量非故为是屑，屑也其为虑一何远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陈浩曰：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里亦仿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者，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后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沟涂封植之界限，尽废所以经界者，不过步其远近，量其广狭，分其界至，以计其顷亩之数焉。耳然欲计之，而无所以经画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广野若欲步算，固亦无难，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险隘溪涧阻隔乃欲一一经画之使无遗憾，岂非难事哉。古人丈量之法书史不载，维王制仅有此文，然正言古今尺步，亩里之数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谓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传用非一日未必无所自也，是法也。施于宽广平衍之地，固无不可惟于地势倾侧，纡曲尖邪之处，其折量纽算为，难小民不人，人晓也。是以任事之人易于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首行于平江，然后推及于诸郡，当时亦以为便，惟闽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于朝力，主行之然，竟沮于言者。或曰：宋人经界之法可行否。欤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县，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郑昭叔斯行矣。虽然犹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见得，君之专以主之于上，岂能不摇于群议而终于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
仲秋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
郑元曰：因昼夜等而平当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
吴徵曰：衡下但言石于五者之中，举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总言其器，后言其名也。权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惟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无为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盛王凡有施为必顺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昼，夜各五十刻于是乎。平等故于此二时，审察度量权衡以验其同异，或过而长，或过而短，或过于多，或过于少，或过于重，或过于轻，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适于平焉。后世事不师古，无复顺时之政，虽有度量权衡之制，一颁之后，听民自
为无复，审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数十年而不经意者矣。况一岁而再举乎，民伪所以日滋，国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论语》：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
饶鲁曰：谨权量是平其在官之权衡，斗斛使无过取于民，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当纣之时，必是取民过制，所以武王于此不容不谨。
臣按饶鲁谓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呜呼。岂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他为多尔，凡官府收民贡赋，其米麦之类则用斗斛，布帛之类则用丈尺，金银之类则用权衡，三者之中丈尺为害较浅，惟斗斛之取盈积少成多。权衡之按抑以重为轻，民之受害往往积倍，蓰以至于千万多至破家鬻产，以沦于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祸乱以作。武王继商辛坏乱之后，即以谨权量为行，仁政之始言权量而不言度，非遗之也。而所谨尤在于斯焉，谓之谨者其必丁宁，慎重反覆详审而不敢轻忽也欤。
《前汉·律历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蒦于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义，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张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义，龠者跃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
臣按以上言权五权之义铢者殊也。物丝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异也。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钧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钧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异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则用竹。盖引长十丈，高一分，广六分，长而难以收藏，故用竹蔑为之，为宜也。五量之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夫班志于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制造之质，或用铜，或用竹，独于权衡略焉，乃于下文总言度量。衡用铜者意者，权衡亦用铜欤，后世于度量二者用木为之度，间有用铜者而斗斛之制用铜鲜矣。权之为器，非若度量，虽有长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为用，惟权之一器则兼衡与准而参用之，所以为之质者，亦各不同。准必以绳权，必以铜，而衡则以木若铜，为之也。后世一惟用木耳，臣请诏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铸铜为度量。权衡之式藏在户部，颁行天下，藩服郡县凡民间有所铸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岁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许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吕祖谦曰：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其制变于古矣。至是并天下之后，皆令如秦制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犹沿而行之，至于后世则鲜或举之矣。
臣按秦事不师古至为无道，而犹知以一衡石丈尺为先务，况其不为秦者乎，然吕祖谦作大事记于始皇，平六国之初，书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题则云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意其所书之石，非钧石之石也。后世以斛为石，其始此欤。
宋太祖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诏曰：《书》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间熟知官府出纳之
弊，故其在位者以谨，权量为务，史谓比用大称如百斤者，皆悬钓于架。植镮于衡，或偃手，或抑按则轻重之际，殊为悬绝。于是更铸新式，悉繇累黍而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也，又令每用大称必悬以丝绳，既置其物则却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繇是观之可见，古昔好治之君，莫不爱民，其爱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无不预为之禁革，则虽一毫之物不使过取于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约束，非不备刑罚，非不严然利之所在。人惟见利而不见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为奸，孰若每事皆立为一法，如宋人之于权衡必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又俾操，执者却立以视而不得抑，按噫使凡事事皆准，此以立为之法，则官吏无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
程颐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
朱熹曰：所谓文章者，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读法平价之类耳。
臣按程子谓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皆不可阙。朱子谓文章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之类，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纲纪。臣窃以谓权而谨之量，而审之使其长短适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饰之意。然于操执之时，或钩锤之转，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际，或斛面之加淋旁，庣之摇撼则是无纲纪矣。是知圣人为治无一善之徒，行无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设。虽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虽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钜细精粗，无不毕举上下四方无不均平也欤。
以上权量之谨，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权量而不及度者，盖论语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谨，权量朱子注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谨权审量而不及度，意者权量之用，比度为切，欤不然，则举二以包其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