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

　第一百五十卷目录

礼仪典第一百五十卷

天地祀典部汇考四

南齐

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即位南郊，设坛祭告。七月，议郊殷礼。
按《南齐书·高帝本纪》：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按《礼志》：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逖议：今年七月宜殷祀，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祀同用今年十月。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耶。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泰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尧典》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洁也。郑元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洁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骍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诏：可。
建元二年春正月辛丑，车驾亲祀南郊。
按《南齐书·高帝本纪》云云。
建元四年，武帝即位，议祀郊丘。
按《南齐书·武帝本纪》不载。按《礼志》：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礼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閒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武帝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祀南郊，大赦，改元。按《南齐书·武帝本纪》云云。按《礼志》：永明元年当南
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元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于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泰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惟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祀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二年，蔡履议：郊祀宜异日，及亲奉车服之仪。按《南齐书·武帝本纪》不载。按《礼志》：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元意也。元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元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元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釐革。尚书陆澄议：遗文馀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于明堂。柴山祀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享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惟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亲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祀咸用。诏可。
永明三年春，正月，辛卯，车驾祀南郊，大赦。二月，辛丑，车驾祀北郊。
按《南齐书·武帝本纪》云云。
永明九年春，正月，辛丑，车驾亲祀南郊。
按《南齐书·武帝本纪》云云。
郁林王隆昌元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祀南郊。
按《南齐书·郁林王本纪》云云。
明帝建武二年，议改郊坛瓦屋，不果。始定阳，骍阴黝之牲，及明堂五神配位。
按《南齐书·明帝本纪》不载。按《礼志》：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起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为者，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谦恭肃敬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协群望。诏付外详。国子助教徐景嵩议：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器用陶匏，不载人君偃处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太学博士贺玚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议，扫地而祭于郊，谓无筑室之议。并同昙隆。骁骑将军虞炎议，以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宫，谓无简格。祠部郎李撝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应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昙隆议不行。又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郑元又云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知礼天圜丘用元犊，礼地方泽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郑元云骍，赤；黝，黑也。阳祀，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圻，祭地也。用骍犊。郑云地，阴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犊，故连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两郊同用元牲，又明堂、宗庙、社稷俱用赤，有违昔典。又郑元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晋以来，并圜丘于南郊，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阙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设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惧亏盛则。前军长史刘绘议：《语》云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未详山川合为阴祀不。若在阴祀，则与黝乖矣。佟之又议：《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山川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从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见者，以其祀小，从所尚也。则《论》、《礼》二说，岂不合符。参议为允。从之。

梁

武帝天监元年夏四月，即皇帝位，告于南郊。
按《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类于天。
按《隋书·礼仪志》：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门。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礼以苍璧制币。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司空、雷电、雨师，皆从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馀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槁秸。太史设柴坛于丙地。皇帝斋于万寿殿，乘玉辂，备大驾以行礼。礼毕，变服通天冠而还。北郊，为方坛于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为壝再重。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土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礼以黄琮制弊。五官之神、先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闾山、蒋山、四海、四渎、松江、会稽山、钱塘江、四望，皆从祀。太史设埋坎于壬地焉。
天监三年，诏以冬至祀天，罢祼礼。其祭器，烧埋之。按《梁书·武帝本纪》不载。按《隋书·礼仪志》：天监三年，左丞吴操之启称：《传》云启蛰而郊，郊应立春之后。尚书左丞何佟之议：今之郊祭，是报昔岁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岁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后。周冬至于圜丘，大报天也。夏正又郊，以祈农事，故有启蛰之说。自晋泰始二年，并圜丘、方泽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礼兼祈报，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谷。但就阳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阳气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谷时可依古，必须启蛰。在一郊坛，分为二祭。自是冬至谓之祀天，启蛰名为祈谷。何佟之又启：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画幂，备其文饰，施之宗庙。今南北二郊，《仪注》有祼，既乖尚质，谓宜革变。博士明山宾议，以为：《表记》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盖明堂之祼耳。郊不应祼。从之。又有司以为祀竟，器席相承还库，请依典烧埋之。佟之等议：案《礼》祭器敝则埋之。今一用便埋，费而乖典。帝曰：荐藉轻物，陶匏贱器，方还付库，容复秽恶。但敝则埋之，盖谓四时祭器耳。自是从有司议，烧埋之。天监四年，亲祀南郊，禁宫人纵观，并改题，郊坛攒座始用香。
按《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四年春正月戊申，诏曰：夫禋郊飨帝，至敬攸在，致诚尽悫，犹惧有违；而往代多令宫人纵观兹礼，帷宫广设，辎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苍昊，昭感上灵。属车之间，见讥前世，便可自今停止。辛亥，舆驾亲祀南郊，赦天下。
按《隋书·礼仪志》：天监四年，何佟之云：《周礼》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称神，地不称祇，天攒题宜曰皇天座，地攒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帝并从之。
天监五年，以元日二郊，并迎五帝，皆以始祖配。按《梁书·武帝本纪》不载。按《隋书·礼仪志》：天监五年，明山宾称：伏寻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顷代以来，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诏更详议。山宾以为二仪并尊，三朝庆始，同以此日二郊为允。并请迎五帝于郊，皆以始祖配飨。及郊庙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灵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诏并依议。
天监七年，诏郊用一献之礼。
按《梁书·武帝本纪》不载。按《隋书·礼仪志》：天监七年，帝以一献为质，三献则文，事天之道，理不应然，诏下详议。博士陆玮、明山宾、礼官司马褧以为宗祧三献，义兼臣下，上天之礼，主在帝王，约理申义，一献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始省大尉亚献，光禄终献。又太常丞王僧崇称：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设。帝曰：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宜两从。僧崇又曰：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伯、雨师，恐繁祀典。帝曰：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伯、雨师自是箕、毕星下隶。两祭非嫌。
天监八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祀南郊，赦天下，内外文武各赐劳一年。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按《隋书·礼仪志》：天监八年，明山宾议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顷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气、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谓迎气、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礼俱一献。帝从之。
天监十年春正月辛丑，舆驾亲祀南郊，大赦天下，居局治事赐劳二年。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天监十一年，诏二郊，及五帝以下，改用素俎，并置北郊四海座。
按《梁书·武帝本纪》不载。按《隋书·礼仪志》：天监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染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坛下众神之座，悉以白茅，诏下详议。八座奏：《礼》云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则知郊祭为俎，理不应染。又藉用白茅，礼无所出。皇天大帝座既用俎，则知郊有俎义。于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槁荐，并以素俎。天监十二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祀南郊。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天监十四年，舆驾亲祀南郊。
按《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十四年春正月辛亥，舆驾亲祀南郊。诏曰：朕恭祗明祀，昭事上灵，临竹宫而登泰坛，服裘冕而奉苍璧，柴望既升，诚敬克展，思所以对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实伫群才，用康庶绩。可班下远近，博采英异。若有确然乡党，独行州闾，肥遁丘园，不求闻达，藏器待时，未加收采；或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并即腾奏，具以名上。当擢彼周行，试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无隐。又世轻世重，随时约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路已壅，并可省除。
天监十六年，亲祀南郊。
按《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舆驾亲祀南郊，诏曰：朕当扆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劳，亟移星纪。今太皞御气，勾芒首节，升中就阳，禋敬克展，务承天休，布兹和泽。尤贫之家，勿收今年三调。其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若民有产子，即依格优蠲。孤老鳏寡不能自存，咸加赈恤。班下四方。诸州郡县，时理狱讼，勿使冤滞，并若亲览。
天监十七年，除郊坛五帝祀，增十二辰座，与二十八宿各于其方为坛。
按《梁书·武帝本纪》不载。按《隋书·礼仪志》：天监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宝俱是天帝，于坛则尊，于下则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不烦重设。又郊祀二十八宿而无十二辰，于义阙然。于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与二十八宿各于其方而为坛。
天监十八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祀南郊，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普通二年春正月，亲祀南郊，诏赡老稚，蠲租赋。夏四月，改作南北郊。
按《梁书·武帝本纪》：普通二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祀南郊。诏曰：春司御气，虔恭报祀，陶匏克诚，苍璧礼备，思随乾覆，布兹亭育。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诏曰：夫钦若昊天，历象无违。躬执耒耜，尽力致敬，上协星鸟，俯训民时，平秩东作，义不在南。前代因袭，有乖礼制，可于震方，简求沃野，具兹千亩，庶允旧章。
普通四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祀南郊，大赦天下。应诸穷疾，咸加赈恤，并班下四方，时理狱讼。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普通六年春正月辛亥，舆驾亲祀南郊，大赦天下。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大通元年春正月，亲祀南郊。
按《梁书·武帝本纪》：大通元年春正月辛未，舆驾亲祀南郊。诏曰：奉时昭事，虔荐苍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并听复宅业，蠲役五年。尤贫之家，勿收三调。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舆驾亲祀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中大通三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祀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中大通五年，亲祀南郊，大赦天下。
按《梁书·武帝本纪》：中大通五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祀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涤之等，奏乐迎神毕，有神光满坛上，朱紫黄白杂色，食顷方灭。兼太宰武陵王纪等以闻。
大同三年春正月辛丑，舆驾亲祀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大同五年，亲祀南郊，始罢乘辂，御素辇。
按《梁书·武帝本纪》：大同五年春正月丁巳，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二郊请用素辇，籍田往还乘常辇，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将军及太仆。诏付尚书博议施行。改用素辇名大同辇。昭祀宗庙乘玉辇。辛未，车驾亲祀南郊，诏孝悌力田及州闾乡党称为善人者，各赐爵一级，并勒属所以时腾上。
大同七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祀南郊，赦天下。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太清元年春正月，亲祀南郊，诏赦天下。
按《梁书·武帝本纪》：太清元年春正月辛酉，舆驾祀南郊，诏曰：天行弥纶，覆焘之功博；乾道变化，资始之德成。朕沐浴斋宫，虔恭上帝，祗事槱燎，高熛太一，大礼克遂，感庆兼怀，思与亿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穷者无出即年租调；清议禁锢，并皆宥释；所讨逋叛，巧籍隐年，闇丁匿口，开恩百日，各令自首，不问往罪；流移他乡，听复宅业，蠲课五年；孝悌力田，赐爵一级；居局治事，赏劳二年。可班下远近，博采英异，或德茂州闾，道行乡邑，或独行特立，不求闻达，咸使言上，以时招聘。

陈

高祖永定元年冬十月，即皇帝位，柴燎告天。
按《陈书·高祖本纪》：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
按《隋书·礼仪志》：陈制，亦以间岁。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于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禅，修南郊，圜坛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广十丈，柴燎告天。
永定二年，亲祀南北郊。
按《陈书·高祖本纪》：永定二年春正月辛丑，舆驾亲祀南郊。诏曰：朕受命君临，初移星琯，孟陬嘉月，备礼泰坛，景候昭华，人祇允庆，思令亿兆，咸与惟新。且往代祅氛，于今犹梗，军机未息，徵赋咸繁，事不获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无忘寝食。夫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并许返迷，一无所问。近所募义军，本拟西寇，并宜解遣，留家附业。挽订军资未送者并停，元年军粮逋馀者原其半。州郡县军戍并不得辄遣使民间，务存优养。若有侵扰，严为法制。乙巳，舆驾亲祀北郊。
按《隋书·礼仪志》：永定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馀准梁之旧。北郊为坛，高一丈五尺，广八丈，以皇妣昭后配，从祀亦准梁旧。
文帝天嘉元年，亲祀南北郊。
按《陈书·文帝本纪》：天嘉元年春正月辛酉，舆驾亲祀南郊，诏曰：朕式飨上苍，虔奉牲玉，高禋礼毕，诚敬兼弘。且阴霾浃辰，褰霁在日，云物韶朗，风景清和，庆动人祇，忭流庶俗，思俾黎元，同此多祜。可赐民爵一级。辛未，舆驾亲祀北郊。
天嘉三年春正月，亲祀南北郊。
按《陈书·文帝本纪》：天嘉三年春正月庚戌，设帷宫于南郊，币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舆驾亲祀南郊。诏曰：朕负荷宝图，亟回星琯，兢兢业业，庶几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滋甚，永言念之，无忘日夜。阳和布气，昭事上帝，躬奉牲玉，诚兼飨敬，思与黎元，被斯宽惠，可普赐民爵一级，其孝悌力田，别加一等。辛酉，舆驾亲祀北郊。
按《隋书·礼仪志》：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大中大夫、领大著作、摄太常卿许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数五，地数五，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内，并祭五祀。臣按《周礼》：以血祭社稷五祀。郑元云：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隶于地，故与狸沈副辜同为阴祀。既非烟柴，无关阳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设。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议，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下隶，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两祭之。臣案《周礼》大宗伯之职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众云：风师，箕也；雨师，毕也。《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如此则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设星位，任即除之。亨又奏曰：《梁仪注》曰：一献为质，三献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献。臣案《周礼·司樽》所言，三献施于宗祧，而郑注一献施于群小祀。今用小祀之礼施于天神大帝，梁武此义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于质文，拜献之礼，主于虔敬。今请凡郊丘祀事，准于宗祧，三献为允。制曰：依议。
天嘉五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祀北郊。
按《陈书·文帝本纪》云云。
废帝光大元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祀南郊。
按《陈书·废帝本纪》云云。
光大　年，以昭后配北郊。
按《陈书·废帝本纪》不载。按《隋书·礼仪志》云云。
宣帝太建元年春正月辛丑，舆驾亲祀南郊。
按《陈书·宣帝本纪》云云。
太建三年春正月辛酉，舆驾亲祀南郊。辛未，亲祀北郊。
按《陈书·宣帝本纪》云云。
太建五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祀南郊。
按《陈书·宣帝本纪》云云。
太建七年春正月辛未，舆驾亲祀南郊。辛巳，亲祀北郊。
按《陈书·宣帝本纪》云云。
太建九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祀北郊。
按《陈书·宣帝本纪》云云。太建十一年，诏定南北郊之制。
按《陈书·宣帝本纪》不载。按《隋书·礼仪志》：宣帝即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议增广。久而不决。至太建十一年，尚书祠部郎王元规议曰：案前汉《黄图》，上帝坛径五丈，高九尺；后土坛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坛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坛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日南郊坛广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坛广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议增南郊坛上径十二丈，则天大数，下径十八丈，取于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坛上方十丈，以则地义，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汉家之数。《礼记》云：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飨帝于郊。《周官》云：冬日至，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于泽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圻，祭地也。《记》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于其质也，以报覆焘持载之功。《尔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为。古圆方两丘，并因见有而祭。本无高广之数。后世随事迁都，而建立郊礼。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见丘而不必广絜。故有筑建之法，而制丈尺之仪。愚谓郊祀事重，圆方二丘，高下广狭，既无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袭。今谨述汉、梁并即日三代坛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听旨。尚书仆射臣缮，左户尚书臣元饶、左丞臣周确、舍人臣萧淳、仪曹郎臣沈客卿周元规议。诏遂依用。

北魏

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行郊天礼。
按《魏书·太祖本纪》：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按《礼志》：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
天兴元年冬十二月，即皇帝位，告祭天地。
按《魏书·太祖本纪》：天兴元年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元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按《礼志》：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圭敢用元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圭以不德，纂戎前绪，思宁黎元，龚行天罚。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群下劝进，谓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圭以天时人谋，不可久替，谨命礼官，择吉日受皇帝玺绶。惟神祇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
天兴二年正月，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
按《魏书·太祖本纪》：天兴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按《礼志》：天兴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内，各因其方。其馀从食者合一千馀神，啜在外壝内。藉用槁秸，玉用四圭，币用束帛，牡用黝犊，器用陶匏。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用犊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毕，燎牲体左于坛南巳地，从阳之义。其瘗地坛兆，制同南郊。
天兴三年正月，有事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按《魏书·太祖本纪》：天兴三年春正月癸亥，有事于北郊。分命诸官循行州郡，观民风俗，察举不法。赐群臣布帛各有差。按《礼志》：天兴三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元牲一，玉用两圭，币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毕，瘗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乙丑，赦京师畿内五岁刑以下。其后，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帛之属，与二郊同。
天赐二年夏四月，有事于西郊。
按《魏书·太祖本纪》：天赐二年夏四月，车驾有事于西郊，车旗尽黑。按《礼志》：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
太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祈福于天地神祇。
按《魏书·太宗本纪》不载。按《礼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玉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
永兴四年，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兼祀昊天上帝。按《魏书·太宗本纪》不载。按《礼志》：永兴三年，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明年，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岁一祭，具太牢，帝亲之，亦无常月。兼祀昊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则祷之，多有效。
世祖神麚二年，治兵南郊，省郊祀仪，以小驾祭天神。按《魏书·世祖本纪》：神麚二年夏四月，治兵于南郊。
按《礼志》：神麚二年，帝将征蠕蠕，省郊祀仪。四月，以小驾祭天神，毕，帝遂亲戎。大捷而还，归格于祖祢，遍告群神。
太平真君四年，以乌洛侯国朝贡使言，遣李敞诣石室，祭告天地，以皇祖妣配。
按《魏书·世祖本纪》：太平真君四年三月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按《礼志》：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焘谨遣敞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剪凶丑，拓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馀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敢以丕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敝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祇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馀里。
高祖延兴二年六月，定西郊木主之制。
按《魏书·高祖本纪》不载。按《礼志》：延兴二年六月，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
太和十年夏四月，帝初以法服，祀西郊。冬十月，始配始祖于南郊。
按《魏书·高祖本纪》：太和十年夏四月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冬十月癸酉，有司议依故事，配始祖于南郊。
太和十二年闰九月甲子，帝观筑圆丘于南郊。按《魏书·高祖本纪》云云。
太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车驾有事于圆丘，于是初备大驾。五月庚戌，车驾有事于方泽。
按《魏书·高祖本纪》云云。
太和十五年八月，议类帝、禋宗之礼。十二月，迎春于东郊。
按《魏书·高祖本纪》：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议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之礼，帝请临决。十有二月己酉，车驾迎春于东郊。按《礼志》：高闾曰：《书》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礼》无明文，名位坛兆，历代所疑。汉魏及晋诸儒异说，或称天地四时，或称六者之间，或称《易》之六子，或称风雷之类，或称星辰之属，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庙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晋已来，逮于圣世，以为论者虽多，皆有所阙，莫能评究。遂相因承，别立六宗之兆，总为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评议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说，各有其理。较而论之，长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众疑则从多，今惑则仍古。请依先别处六宗之兆，总为一祀而祭之。帝曰：详定朝令，祀为事首，以疑从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閤之议，皆准类以引义，原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据，有本可推，而不评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相连属，理似一事。上帝称肆而无禋，六宗言禋而不别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当是一时之祀，非别祭之名。肆类非独祭之目，焚烟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称禋以关其他，故称六以證之。然则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举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币俱禋，故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备焉。六祭既备，无烦复别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为定法。
太和十六年，始定郊、祀配位，及五德行次。
按《魏书·高祖本纪》：太和十六年正月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壬戌，诏定行次，以水承金。三月癸酉，省西郊郊天杂事。乙亥，车驾初迎气南郊，自此以为常。按《礼志》：太和十四年八月诏曰：丘泽祀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著于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式。中书监高闾议以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运代相承，书传可验。虽祚命有长短，德政有优劣，至于受终严祖，殷荐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载，举其大略。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化迹流洽，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尧舜禅揖，一身异尚；魏晋相代，少纪运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录。计五德之论，始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致别。故张苍以汉为水德，贾谊、公孙臣以汉为土德，刘向以汉为火德。以为水德者，正以尝有水溢之应，则不推运代相承之数矣。以为土德者，则以亡秦继历，相即为次，不推逆顺之异也。以为火德者，悬證赤帝斩蛇之符，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也，故以承周为火德。自兹厥后，乃以为常。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元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阳。若继晋，晋亡巳久；若弃秦，则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为明验。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未，事为著矣。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踰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伏惟圣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光格同于唐虞，享祚流于周汉，正位中境，奄有万方。今若并弃三家，远承晋氏，则蔑中原正次之实。存之无损于此，而有成于彼；废之无益于今，而有伤于事。臣愚以为宜从尚黄，定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贤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贬贬之。今议者偏据可绝之义，而不录可全之礼。所论事大，垂之万叶。宜并集中秘群儒，人人别议，择其所长，于理为悉。秘书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以为：尚书闾议，继近秦氏。臣职掌国籍，颇览前书，惜此正次，慨彼非绪。辄仰推帝始，远寻百王。魏虽建国君民，兆朕振古，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案神元、晋武，往来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聪、勒，思存晋氏，每助刘琨，申威并冀。是以晋室御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请。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则是司马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盖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符尚赤。后虽张、贾殊议，暂疑而卒从火德，以继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项而同吴广。近蠲谬伪，远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宁使白蛇徒斩，雕云空结哉。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馀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元同汉始。且秦并天下，革刱法度，汉仍其制，少所变易。犹仰推五运，竟踵隆姬。而况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岂可异汉之承木，舍晋而为土邪。夫皇统崇极，承运至重，必当推协天绪，考审正次，不可杂以僭窃，参之彊狡。神元既晋武同世，桓、穆与怀、悯接时。晋室之沦，平文始大，庙号太祖，抑亦有由。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臣所以慺慺惜之，唯垂察纳。诏令群官议之。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睿，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都曹尚书、新秦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秘书中散李恺，尚书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侍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言：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徵。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二家之论，大略如此。臣等谨共参论，伏惟皇魏世王元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惬。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万载。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宜承晋为水德。诏曰：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祖申腊辰。
太和十八年二月己丑，行幸河阴，规建方泽之所。三月庚辰，罢西郊祭天。
按《魏书·高祖本纪》云云。
太和十九年冬十有一月，行幸委粟山。议定圆丘。甲申，有事于圆丘。丙戌，大赦天下。
按《魏书·高祖本纪》云云。按《礼志》：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议定圆丘。己卯，帝在合温室，引咸阳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及议礼之官。诏曰：朝集公卿，欲论圆丘之礼。今短晷斯极，长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于圆丘，礼之大者。两汉礼有参差，魏晋犹亦未一。我魏氏虽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圆丘之礼，复未考《周官》，为不刊之法令。以此祭圆丘之礼示卿等，欲与诸贤考之厥衷。帝曰：夕牲之礼，无可依准，近在代都，已立其议。杀牲祼神，诚是一日之事，终无夕而杀牲，待明而祭。员外散骑常侍刘芳对曰：臣谨案《周官牧人职》，正有夕展牲之礼，实无杀牲之事。秘书令李彪曰：夕不杀牲，诚如圣旨。未审告庙以不。臣闻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注曰，先人。以此推之，应有告庙。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废告，而卿引證有据，当从卿议。帝又曰：圆丘之牲，色无常准，览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用骍，解言是尚。晋代靡知所据。舜之命禹，悉用尧辞，复言元牡告于后帝。今我国家，时用夏正，至于牲色，未知何准。秘书令李彪曰：观古用元，似取天元之义，臣谓宜用元。至于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义。帝曰：天何时不元，地何时不黄，意欲从元。又曰：我国家常声鼓以集众。《易》称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阳、微阴。今若依旧鸣鼓，得无阙寝鼓之义。员外郎崔逸曰：臣按周礼，当祭之日，雷鼓雷说A八面而作，犹不妨阳。臣窃谓以鼓集众无妨古义。癸未，诏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荐。甲申长至，祀昊天于委粟山。
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初营方泽于河阴。丁亥，车驾有事于方泽。
按《魏书·高祖本纪》云云。
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壬寅，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乙卯，仍有事焉。
按《魏书·世宗本纪》云云。
肃宗正光三年十一月，有事南郊，诏赦天下。
按《魏书·肃宗本纪》：正光三年十有一月乙巳，车驾有事于圆丘。丙午，诏曰：首节嘉辰，获展丘禘，神人交和，理契幽显，思与亿兆共此维新，可大赦天下。
正光五年春正月辛丑，车驾有事于南郊。
按《魏书·肃宗本纪》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