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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

 第七卷目录

 戎政总部总论六
  大学衍义补一〈总论威武之道〉

戎政典第七卷

戎政总部总论六

《大学衍义补一》《总论威武之道》

《易》:师之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臣按先儒谓:古者,兵农合一。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役则为卒伍军旅之众。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众即此民也。容之则保爱而不伤,畜之则聚处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遂;有以畜之,则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卫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地有险,则人莫敢踰;国有兵,则人不敢犯。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不顺不动也。

《序卦》曰: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杂卦》曰:比乐师忧。
苏轼曰:有亲则乐,动众则忧。
余𦬊舒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居下而任众,故忧。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乐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师之忧也。
臣按师之为卦,万世论行师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间。凡军旅之用,所谓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与夫奉辞伐罪,旋师班赏,无所不有。先儒谓:虽后世兵书之繁,不如师卦六爻之略。且所论者,王者之师,比后世权谋之书,奇正甚远,为天下者制师以立武,立武以卫国,卫国以安民。乌可舍此而他求哉。

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辄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而下之人乃。负固不服,桀骜不驯。其不正,甚矣。上之人专尚文德,而不奋威武以正之,则流于姑息,失之宽纵乃谦之过,非谦之益也。又岂所谓称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师。
朱熹曰: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师,顺动之大者。
臣按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己众。

夬之彖曰: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程颐曰: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也。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彊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
朱熹曰:夬,决也。阳决,阴也,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程颐曰: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谓不利即戎,与莫夜有戎相应。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此圣人所以深戒也。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养之以善,而横逆
自若也。则含晦俟时,以冀其机之可乘;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以除害,协力以敌忾。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不恃己彊而事威武也。内怀乎兢惕,外严乎备戒。虽有仓卒莫夜之戎,亦无所忧矣。夫然后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则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圣人于夬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其为君子谋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颐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臣按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泽润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泽而不溢。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其出也无穷尽,其流也无归。宿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譬之民焉,当夫国初民少之际,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致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独以戎器言,盖兵与农皆出于民。农所以别于兵者,以所执之器异也。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其实皆民也。言器则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久则必弊,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人聚则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臣按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易卦之用,然武而谓之神,神武而谓之不杀,神武而不杀之,一言是诚。圣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仁义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来也,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运用而无方,仁厚而不伤,广大而无间。是即帝尧广运之武,成汤天锡之勇也。伏惟圣人在上,体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杀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德威,以不杀而为杀也。则圣武布昭于天下,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荡荡乎,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

《虞书》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而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益赞尧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广运不徒曰广运,而继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谓之乃者,以见帝德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本神圣以为文武,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商书》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朱熹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旆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旆秉钺,不敢不虔,所谓临事而惧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高宗旧说,以此
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馀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发,而中其节,是谓之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祸延于子孙。呜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严粲曰: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群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孔颖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邘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乃作邑也。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惟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惟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臲臲然而不敢少安也。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
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宠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其七章曰:角弓其觓,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而谓之既。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鄫。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发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古有是言,而古之人实尝行之,非虚语也。

《曲礼》曰: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吴澄曰:班次朝仪,各有位次;整治军伍,各有部分;临涖官府,各有职掌班。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礼,是以有威严,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谓威则人不敢犯,严则人不敢违,所以致其威严者,礼而已矣。是以朝廷之仪,官府之治,虽皆不可以无礼,而于军伍之法,尤当以威严为尚。然徒尚威严而不本于礼,则所谓威者,矫亢之容;严者,暴戾之气也。

《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郑人伐卫。
胡安国曰:郑人伐卫,讨滑之乱也。凡兵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缳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徙其朝市曰迁,毁其宗庙社稷曰灭,诡道而胜之曰败,悉虏而俘之曰取,轻行而掩之曰袭,已去而蹑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实,以明轻重。征伐天子之大权,今郑无王命,虽有言可执,亦王法所禁,况于修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权,非王命而自行,是乱也。《春秋》:书郑人伐卫入。春秋以来,列国兴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书伐,推而详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战,曰围,曰入,曰迁,曰灭,曰败,曰取,曰袭,曰追,曰戍,曰以,以见用兵之事。其事类名称有不一如此者,兴师以讨人之罪者,必先审其大小远近彊弱虚实,以定其名。然后随其势,因其机,而决其谋,则收其万全之效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
胡安国曰:三军,鲁之旧也。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鲁侯封于曲阜,地方数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时,能复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颂。其诗曰: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故知三军鲁国之旧尔,然车而谓之公车,则臣下无私乘也,徒而谓之公徒,则臣下无私民也。若有侵伐诸卿,更帅以出。事毕则将归于朝,车复于甸,甲散于丘,卒还于邑。将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众,不相系也。文宣以来,政在私门,废公室之三军,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尽征焉,而旧法亡矣。是以谓之作《春秋》书之,以见昭公失国,定公无正,而兵权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国家者,之所宜鉴也。
臣按胡氏谓兵权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国家,宜以鲁为鉴。鲁,一国也。尚不可失兵权,而况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胡安国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执而杀之,楚子贬而称名,何也。世子般杀其君,诸侯与通会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倡天下,奉词致讨,执般
于蔡,讨其弑父与君之罪。而在宫在官者,咸无赦焉。残其身,潴其宫室,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又何恶乎今虔本心,欲图其国。不为讨贼举也,而又挟欺毁信,重币甘言,诈诱其君,执而杀之,肆行无道,贪得一时,流毒于后。弃疾以是杀戎蛮,商鞅以是绐魏将,秦人以是劫怀王。倾危成俗,天下大乱,刘项之际,死者十九。圣人深恶楚虔,而名之也,其虑远矣。后世诛讨乱臣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义兴师。至用诡谋诈力,侥幸胜之,若事之捷,反侧皆惧,苟其不捷,适足长乱。如代宗之图思,明宪宗之绐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书此以见人君欲兴师以除奸乱,必审机宜时势,以伺间待时,仗大义正言,以声罪致讨,而不用诡谋诈力,以侥幸取胜。胡氏所谓后世诛讨乱臣者,不以大义兴师,至用诡谋诈力,侥幸胜之,若事之捷,反侧皆惧,苟其不捷,适足长乱,此数语者,可以为世之人君诛乱臣,安反侧者之鉴戒。

《谷梁传》曰: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宁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邻国望我,欢若亲戚,何师之为。师众素严,不须耀军,列陈上兵,伐谋何乃。至陈军陈严整,敌望而畏之,莫敢战,投兵胜地,避实攻虚。故无死者,民尽其命,无奔背散亡,见危授命。义存君亲,虽没犹存也。
臣按古之圣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为国一以德礼,而不专恃于兵,未尝无兵也,而不用之于师旅。虽用师旅之众,而不布于行陈;虽有行陈之法,而不施于战斗。战斗有其备,遇敌可以不死,然卒不战也;死亡以其道,虽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

《左氏传》:隐公十一年,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臣按郑庄公会齐鲁伐讦,既入许,庄公命许大夫奉许叔。君子谓其得伐叛讨,贰存亡继绝之礼,所谓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数言者,诚得圣人制事待人之要,而所谓相时而动,无累后人者,其为虑周而谋远,尤可为世法者也。

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徵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杜预曰:不徵辞,谓言语相恨,当明徵其辞,以审曲直,不宜轻斗。
臣按韪之为言是也,人之兴师以伐人者,皆见他人有不是之处耳。反求诸己,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犯于不是者,则亟止焉。所谓是者,理而已矣。顺理为是,逆理为非。如此是惟不动众,动则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讨。

桓公十一年,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
臣按所谓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庄公十年,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臣按曹刿对庄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复得用兵之法。所谓小惠之未遍,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战。惟察狱以其情,是为尽心之忠,如是而后可战。可谓得战之本矣。若夫三鼓则气竭,惧其有伏,必其辙乱旗靡,然后逐之,可谓得战之法矣。其答乡人之问,而谓肉食者鄙,不能远谋,是诚天下后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褖,而不能谋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晋侯将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禦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战将饥。
臣按《春秋》去古未远,故其论战,恒以民心为本,后世则论敌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围曹。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
林尧叟曰:因垒而降,垒,石垒也。言不增兵,但因旧垒,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无阙,而后可以伐人。世主有欲兴师以伐人者,盍姑内自省,曰:吾之德有阙否乎。若犹有阙,方当修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苏轼曰:古人有言,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师,犹足以当桓文之师,一战之馀,救死扶伤不暇,此独妄庸耳。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以兴。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岂可同日而语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吕祖谦曰:说者以宋襄之败,为古道之累,是犹聩者之误评宫角,遂欲并废大乐,岂不过甚矣哉。或者又谓宋襄无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败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则固不待于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则兵者,生于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纵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从容揖逊以待之,适遗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师,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师曰殄,歼乃雠曰取,彼凶残凛然,未尝有毫发贷其所宽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归我,是以弗击苟推锋而与之。争一旦之命,胡为而纵之哉。是纵降者,帝王之兵;纵敌者,宋襄之兵也。乌可置之一域耶。
臣按宋襄公之败,公羊谓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其言虽过,然襄公之战,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变,是以取败耳。是故善学圣人者,当师其心。其心谓何仁义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不必拘,拘然以步骤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
杜预曰:责公不以礼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论征代率,以礼为言,可见惟礼可以已。乱苟伐人之国,而不以礼,则是以乱平乱也。

十有二年,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
臣按此举六事之目,下文历说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六者,为治之要也。为国而有六者,不可变易。则在我者,有不可敌之具;而在人者,无以敌我矣。

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盖古语也,使凡天下之兴兵动众者,皆必本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焉。非此七者不举,则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师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云霓矣。

成公十二年,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
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卫国家,此二者国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郑,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
孔颖达曰:叔时此对,首尾相成,先举六名,云战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战,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时,先王礼义之泽犹存。故论兵者,犹知以德义为言,后世则舍德义,而惟论兵甲士马之多寡强弱。其战则同也,所以为战则不同也。此无他,其器异也。其器既异,故其用亦各不同。

范文子曰: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臣按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之意也。盖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惧,有所惧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则不敢纵肆,而国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师请赏,公与之邑,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则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
林尧叟曰:宋向戍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赏。宋君欲赏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谓:凡诸侯之与,小国晋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惧,而后大小上下慈爱而和顺,慈爱和顺,而后国家赖以安靖,以听大国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无威则骄纵易生,骄纵则祸乱必至,祸乱则灭亡随之。此小大所以至灭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并举而用之,五者不可阙一。兵是五材之金,岂可去哉。古人设兵,其来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轨法之徒,而昭明国家文德之盛。汤武吊民伐罪,以兵威而兴;桀纣身弑国亡,以兵威而废。盖明君善于用兵,则以之而兴,以之而存,术之善也。昏主不善用兵,则以之而废,以之而亡,术之不善也。所以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诸侯,不亦诬罔之甚乎。
臣按国有六典而不可无兵,犹天有五材而不可以无金也。盖立国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赏必有罚。徒有文而无武,则威不立,而国势弱;有赏而无罚,则法不行,而人心纵。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王问于申无宇,对曰: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在庄十二年〉,齐渠丘实杀无知〈在庄九年〉,卫蒲戚实出献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预曰:五大,言五官之长,专盛过节,则不可居边,细弱不胜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颖达曰:宋杀子游,齐杀无知,乃是赖大邑以讨篡贼,而谓之害于国者,以其能专废置,则是国害。天子之建诸侯,欲令蕃屏王室;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挥从己,不得使下邑制国都。故大城为国害也。末大必折,以树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兽喻也。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实为切要。人君之治,国必居重驭轻,必以大制小,则上下之势顺,小大之分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独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语》有曰:公制城邑,若体牲焉。有首领股肱,以至于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变而不动。夫边境者,国之尾也。譬之于牛马,处暑之既至,䖟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惧之此譬尤为详尽谋人国而虑及远者尚其图之。

哀公元年,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厉,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吴也,不料其地土之广狭,车徒之多寡,士卒之强弱,甲兵之利钝。惟以君之所修所为者,以占其胜负焉。然则,有国家者,所以强兵
之要,孰有先于修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于城,城保于德。所谓德者,信与仁而已。国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为心。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上,毋以使下。又安有争斗侵夺之患哉。

《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先王之于兵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乎。王〈襄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列,匿文不昭。
胡安国曰:古者觌文匿武,修其训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观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让之令,陈文告之辞,而又不至焉。亦惟增修其德而已,不勤兵于远也。所以然者,岂非武不可觌,文不可匿,不当尚武隐文乎。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将以害我。故曰:其事好还,用师之地,农不得耕,则荆棘生焉。用兵之后,伤天地之和气,则必有凶年之菑。
臣按人臣之佐君,当以道胜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于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胜,而惟以兵强焉。则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胜者必遇其敌,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兴,农业必废,杀戮既盛。天和必伤,在地则生荆棘,在天则召水旱,在人则致疾疫。兵虽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决其所行也。所以除残暴,戡祸乱。不果,则民害不除,而无有已时。如是用兵斯之谓善,非用之以取强于天下也。用之取强,则非善矣。然所谓果者,若矜伐自骄,得已而不已,恃强以陵人,则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骄勿强,不得已焉。恒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谨之意。如是则吾之兵不至于过壮而老矣。盖兵直为壮,曲为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壮则老,苟用兵而矜伐骄强,可以已而不已,则必过壮而老矣。如此则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则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臣按佳之为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为佳美,是乃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无不恶之,然人亦或有以为佳美,不恶之者,无乃反以兵为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无为,惟以道德为乐,不以兵戎为佳。岂肯处其身于不祥之地,而杀人以为乐哉。后世之人主,如以用兵为佳,杀人为乐,本欲求以得志于天下,卒之殒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谓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与圣人之道无以异也。以奇用兵说者,谓奇为诈术。臣窃以为不然。盖所谓奇者,若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乘机设覆,非所谓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臣按为士者必以文事,而以武自名,非善士矣。战所以行天讨,非以泄己怒也。以怒为战,非善战矣。与人战而胜焉,非善胜也。不与敌战,而敌服斯,乃为善胜矣。用人而为之下,不以己长胜物,不以己
有陵物。则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争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臣按老氏所谓,用兵有言,谓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动,而惟应人。是谓不敢为主,而为客。我之进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虽至于尺,亦不计焉。行然后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敌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敌,而若无敌,执持必以兵。吾所执者兵,而若无兵。若是者,盖以不争为德也。然争固不可,而轻敌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祸,轻敌为最。大轻敌而忽之,不以为哀,而反以为喜,则吾所以为国之宝,几何而不为所丧乎。故两敌之国,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者,常胜。哀者不以用兵为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至失误,以丧吾所恃之宝也。则宝常为我所有矣。宝者,何。国宝于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异乎。以兵为佳者矣。不以兵为佳,而以为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则必不至于败衄,而丧吾之所实者矣。

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徵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下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
臣按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下爱民,则兵强矣。已诺而能信,则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不能者,则其强弱可知也已。

临武君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力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从。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之閒,滑然有离德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路暴露亶,读为袒,谓上下不相覆盖。〉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孙卿曰: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所以为仁义之师。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所过者,化融而无迹。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固非霸功小,小补塞閒隙之可比,又岂因小忿,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

《三略》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又曰: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惧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略》之书,或谓为太公之书。然其中所引军谶,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等语,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汉光武尝引其言,以为诏。则此书之传,亦已远矣。其中可取者,鲜。然此数言者,庶几不悖于圣贤之旨。故录之,不以人而废言也。

司马法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陈师道曰:齐威王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附以先齐大司马田穰苴之说。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国之政典也。所谓穰苴兵法,太史迁之所论,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国,正百官,均万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废其典,下失其职,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诸侯,典之用舍,兴坏系焉。迁徒见七国楚汉之战,以诈胜,而身固未尝行道也。遂以仁义为虚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谓不学矣。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然其书曰: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又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难哉。
臣按宋人辑兵法择其切要者,为七书。而司马法比诸家为优,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数言其尤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又曰: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胜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弱,力攻守也。
臣按先儒谓尉缭子虽未能纯王政,亦可谓窥本统矣。而此数言,庶几古人仁义之师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杀垂教,弃而不用可也。

《史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舅犯,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霸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驷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马迁载此于《律书》,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战国善战之士,次及桀纣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陈武之言终焉。盖欲世主偃兵息民,绥和通使,使民气欢洽,阴阳协和,以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谓孙武辈申明军约,身宠君尊,以为荣,则犹战国之气习也。夫帝主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岂所以为身荣哉。若夫所谓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权之一字,诚用兵可否之决也。臣以为权于轻重,以事言之;不若权于是非,以理决之。之为得也。

汉高祖时,陆贾时时前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贾称之。其言仅八字,古今为治,所以立国本,成国治,延国祚,诚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遗一乎。

陆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
臣按陆贾此言,虽一时为陈平画,计以谋诸吕。然而国家有变,未有将相乖异,而能安定者。此则百世之所同也。

汉宣帝时,魏相上书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论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闻之为言。盖
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为宣帝告也。后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以其所遇之敌,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于兹五者,果何当欤。必合于义,而王,应而胜。然后不得已而兴师动众,苟或有类。于所谓忿贪骄者,则亟止之,而不使其沦于败破灭之地。则所行者,下顺人心,上合天道,而无敌于天下矣。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禦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末,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谓三大弊。一曰不谨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废坏于下。
臣按欧阳修当仁宗时上此疏,其言虽为宋而发,然而天下后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诚能谨号令之颁,明赏罚之施,责功实之效。则兵将财用,不患其无。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举。威武岂有不振也哉。

韩琦言于仁宗曰:今献策陈边事者,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城隍,广畜资粮,以待黠羌之可胜。此为安边捍寇之切务。然而,凡人之虑,皆能及之。臣窃以为此特外忧而已。虽汉唐全盛之时,岂能使四裔常自窜伏而保不为患哉。若乃纲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务晏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请,容近昵之侥倖。此臣所谓内患也。且四裔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
臣按为国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自古帝王虽以文德为治,而所以济其文,而使之久安长治者,未尝不资于武事焉。然武之为用,不以用之为功,而以不用为大。故武之为文,以止戈为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所以遏祸乱于将萌,卫治安于长久。不待乎临事,而始为之;有事而后备之也。不然,则无及矣。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昔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谓自治之策,立纲纪,分忠佞,明赏罚,慎号令,节浮费,罢横赐,省逸游,禁奢靡,绝干请,抑侥倖。能行此数者,则内无患矣。内既无患,则威武之本立矣。虽有外患,庸何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