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三百五十卷目录

经籍典第三百五十卷

经学部传经名儒列传二十四

宋六

胡安国

按《宋史·儒林胡安国传》：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入太学，以程颐之友朱震文及颍川靳裁之为师。裁之与论经史大义，深奇重之。三试于礼部，中绍圣四年进士第。初，廷试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职以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时发策大要崇复熙宁、元丰之制，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哲宗命再读之，注听称善者数四，亲擢为第三。为太学博士，足不蹑权门。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举遗逸，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二人老不行，安国请命之官，以劝为学者。零陵簿称二人党人范纯仁客，而流人邹浩所请托也。蔡京素恶安国与己异，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无验，安国竟除名。未几，簿以他罪扺法，台臣直前事，复安国元官。政和元年，张商英相，除提举成都学事。二年，丁内艰，移江东。父没终丧，谓子弟曰：吾昔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钟，将何所施。遂称疾不仕，筑室墓傍，耕种取给，盖将终身焉。宣和末，李弥大、吴敏、谭世绩合荐，除屯田郎，辞。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辞；除起居郎，又辞。朝旨屡趣行，至京师，以疾在告。一日方午，钦宗亟召见，安国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万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愿擢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虚怀访问，阐发独智。又言：为天下国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视朝半年矣，而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觎，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乞访大臣，各令展尽底蕴，画一具进。先宣示台谏，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绌，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驳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议于朝，断自宸衷，按为国论，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可冀中兴。钦宗曰：比留词掖相待，己命召卿试矣。语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见安国论奏，愠曰：中兴如此，而曰绩效未见，是谤圣德也。乃言安国意窥经筵，不宜召试。钦宗不答。安国屡辞，南仲又言安国不臣。钦宗问其状，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钦宗曰：渠自以病辞，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对，钦宗即问识胡安国否，中丞许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实鲜。钦宗叹息，遣中书舍人晁说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彊留。既试，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南仲讽台谏论其稽命不恭，宜从黜削。疏奏不下，安国乃就职。南仲既倾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又谓许景衡、晁说之视大臣为去就，怀奸徇私，并黜之。安国言：二人为去就，必有陈论。怀奸徇私，必有实迹。乞降付本省，载诸词命。不报。叶梦得知应天府，坐为蔡京所知，落职奉祠。安国言：京罪已正，子孙编置，家财没入，已无蔡氏矣。则向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为京党，则人材见弃者众，党论何时而弭。乃除梦得小郡。中书侍郎何栗建议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以卫王室、捍彊敌。安国言：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权恐太重。万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见今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属守将应援，则一举两得矣。寻以赵野总北道，安国言魏都地重，野必误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如安国言。李纲罢，中书舍人刘珏行词，谓纲勇于报国，数至败衄。吏部侍郎冯澥言珏为纲游说，珏坐贬。安国封还词头，以为侍从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今台谏未有缄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职，此路若开，臣恐立于朝者各以好恶胁持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栗从而挤之，诏与郡。栗以安国素苦足疾，而海门地卑湿，乃除安国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国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国曰：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而可言也。安国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为郎，在城中，客或忧之，安国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敌围益急，钦宗亟召安国及许景衡，诏竟不达。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安国言：昨因缴奏，偏触权贵，今陛下将建中兴，而政事弛张，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职守，必以妄发，干犯典刑。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论其托疾，罢之。三年，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绍兴元年，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趣召，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对，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覈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论《定计》略曰：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论《建都》谓：宜定都建康以比关中、河内，为兴复之基。论《设险》谓：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论《立志》谓：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祇奉陵寝；必志于扫平雠敌，迎复两宫。论《正心》谓：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愿选正臣多闻识、有志虑、敢直言者置诸左右，日夕讨论。以宅厥心。论《养气》谓：用兵之胜负，军旅之彊弱，将帅之勇怯，系人君所养之气曲直何如。愿彊于为善，益新厥德，使信于诸夏、闻于夷狄者，无曲可议，则至刚可以塞两间，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国尝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命校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时，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初，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为朋党，且曰：党魁在琐闱，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即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如国计何。落职，提举仙都观。是夕，彗出东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报，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报，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馀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胜非遂相，安国竟归。五年，除徽猷閤待制、知永州，安国辞。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韩氏，仍诏馆阁裒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赙，赐田十顷恤其孤，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安国彊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撄其心。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安国曰：子发学《易》二十年，此事当素定矣。世间惟讲学论政，不可不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蠛蠓过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焞为称首。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他无所许可。后见安国，叹曰：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良佐尝语人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安国之使湖北也，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宫，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馀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安国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学道，乃不复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三子，寅、宏、宁。

胡寅

按《宋史·儒林胡安国传》：寅字明仲，安国弟之子也。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难制，父闭之空阁，其上有杂木，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曰：当有以移其心。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馀，寅悉成诵，不遗一卷。游辟雍，中宣和进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栗荐，召除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为祭酒，寅从之受学。迁司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鼎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言者劾其离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枢密使张浚荐为驾部郎官，寻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诏议移跸之所，寅上书曰：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出师河北，二圣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敌入关陕，漫不捍禦。盗贼横溃，莫敢谁何，元元无辜，百万涂地。方且制造文物，讲行郊报，自谓中兴。金人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一向畏缩远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克复旧物者，莫不本于愤耻恨怒，不能报怨，终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阙绝之后，固陋以为荣，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黄潜善与汪伯彦方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曾不思宗庙则草莽湮之，陵阙则畚锸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庙、蹙土宇、丧生灵者，可胜罪乎。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圣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致于今德义不孚，号令不行，刑罚不威，爵赏不劝。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一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恐非为自全之计。愿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倖之心，而不虚其祸。金人逆天乱伦，朕义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寝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决意讲武，戎衣临阵。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武勇，必云合响应。陛下凡所欲为，莫不如志其与退保吴、越，岂可同年而语哉。自古中国彊盛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扫灭，极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彊陵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长者之事，望于凶顽之粘罕，岂有是理哉。今日图复中兴之策，莫大于罢绝和议，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资。不然，则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圣。反复计之，所谓乞和，决无可成之理。夫大乱之后，风俗靡然，欲不变之，在于务实效，去虚文。治兵择将，誓戡大憝者，孝悌之实也；遣使乞和，冀幸万一者，虚文也。屈己求贤，信用群策者，求贤之实也；外示礼貌，不用其言者，虚文也。不惟面从，必将心改，苟利于国，即日行之者，纳谏之实也；和颜泛受，内恶切直者，虚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结约以诚信者，任将之实也；亲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虚文也。汰疲弱，择壮勇，足其衣食，申明阶级，以变其骄悍之习者，治军之实也；教习儿戏，纪律荡然者，虚文也。遴选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奸赃，广行宽恤者，爱民之实也；军须戎具，征求取办，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虚文也。若夫保宗庙、陵寝、土地、人民，以此六实者行乎其间，则为中兴之实政也。陵庙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为血为肉，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间，则为今日虚文。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质明辇出房，雉扇金炉夹侍两陛，仗马卫兵俨分仪式，赞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昼夜厉兵，跨河越岱，电扫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践衡霍之意。吾方拥虚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势不两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著则斥；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故其成当世之功，贻后人之辅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则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日远而销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圣屈辱，羿、莽擅朝，仗节死难者不过一二人。此浮华轻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称中兴者曰：拨乱世，反之正。今之乱亦云甚矣，其反正而兴之，在陛下；其遂陵迟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泽一老从官耳，犹能推诚感动群贼，北连怀、卫，同迎二圣，剋期密应者，无虑数十万人。何况陛下身为子弟，欲北向而有为，将见举四海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扫除妖沴，远迓父兄，称宋中兴。其与惕息遁藏，蹈危负耻如今日，岂不天地相绝哉。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除直龙图閤、主管江州太平观。二年五月，诏内外官各言省费、裕国、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应诏，曰修政事、备边陲、治军旅、用人才、除盗贼、信赏罚、理财用、核名实、屏谀佞、去奸慝。疏上不报，寻命知永州。绍兴四年十二月，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时议遣使入云中，寅上疏言：女真惊动陵寝，残毁宗庙，劫质二圣，乃吾国之大雠也。顷者，误国之臣遣使求和，以苟岁月，九年于兹，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见邪言，渐图恢复，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见效。今无故蹈庸臣之辙，忘复雠之义，陈自辱之辞，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若谓不少贬屈，如二圣何。则自丁未以至甲寅，所为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圣之所在者谁欤。闻二圣之声音者谁欤。得女真之要领而息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后，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继失险矣。夫女真知中国所重在二圣，所惧在劫质，所畏在用兵，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谓自是必改图矣，何为复出此谬计邪。当今之事，莫大于金人之怨。欲报此怨，必殄此雠。用复雠之议，而不用讲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雠，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后二圣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职举矣。苟为不然，彼或愿与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圣意直以世雠无可通之义，寝罢使命。高宗嘉纳，云：胡寅论使事，词旨剀切，深得献纳论思之体。召至都堂谕旨，仍降诏奖谕。既而右仆射张浚自江上还，奏遣使为兵家机权，竟反前旨。寅复奏疏言：今日大计，只合明复雠之义，用贤修德，息兵训民，以图北向。傥或未可，则坚守待时。若夫二三其德，无一定之论，必不能有所立。寅既与浚异，遂乞便郡就养。始，寅上言：近年书命多出词臣好恶之私，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词，未免玩人丧德之失，乞命词臣以饰情相悦、含怒相訾为戒。故寅所撰词多诰诫，于是妒忌者众。朝廷辨宣仁圣烈之诬，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进。除徽猷阁待制、知邵州，辞。改集英殿修撰，复以待制改知严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宁德皇后讣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上疏言：礼：雠不复则服不除。愿降诏旨，服丧三年，衣墨临戎，以化天下。寻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丁父忧，免丧，时秦桧当国，除徽猷閤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俄乞致仕，遂归衡州。桧既忌寅，虽告老，犹愤之，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落职。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谏通邻好不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桧死，诏自便，寻复其官。绍兴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节豪迈，初擢第，中书侍郎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许。始，安国颇重秦桧之大节，及桧擅国，寅遂与之绝。新州谪命下，即日就道。在谪所著《读史管见》数十万言，及《论语详说》，皆行于世。其为文根著义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胡宏

按《宋史·儒林胡安国传》：宏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优游衡山下馀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栻师事之。绍兴间上书，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谓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乡，若为知其体乎。有所不察则不知矣。有所顾虑，有所畏惧，则虽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忧也。夫敌国据形胜之地，逆臣僭位于中原，牧马骎骎，欲争天下。臣不是惧，而以良心为大忧者，盖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万事，统摄亿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于虑，便嬖智巧不陈于前，妃嫔佳丽不幸于左右时矣。陛下试于此时沉思静虑，方今之世，当陛下之身，事孰为大乎。孰为急乎。必有歉然而馁，恻然而痛，坐起徬徨不能自安者，则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为天子，瞽叟以匹夫为天子父，受天下之养，岂不足于穷约哉。而瞽叟犹不悦。自常情观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忧之，举天下之大无足以解忧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几三十年。钦宗皇帝生于深宫，享乘舆之次，以至为帝。一旦劫于雠敌，远适穷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饮食失膳夫之味，居处失宫殿之安、妃嫔之好，动无威严，辛苦垫隘。其愿陛下加兵敌国，心目睽睽，犹饥渴之于饮食。庶几一得生还，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欢若平生。引领东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疏贱，念此痛心，当食则嗌，未尝不投箸而起，思欲有为，况陛下当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对扬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雠敌。陛下自念，以此事亲，于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谋浅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贪图宠荣，皆为身谋尔。陛下乃信之，以为必持是可以进抚中原，展省陵庙，来归两宫，亦何误邪。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雠，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顾虑畏惧，忘之不敢以为雠。臣下僭逆，有明目张胆显为负叛者，有协赞乱贼为之羽翰者，有依随两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顾虑畏惧，宽之不敢以为讨。守此不改，是祖宗之灵，终天暴露，无与复存也；父兄之身，终天困辱，而求归之望绝也；中原士民，没身涂炭，无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轻用己私纷更法令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下诬君父，上欺祖宗，诬谤宣仁，废迁隆祐。使我国家君臣夫妇之间，顿生疵疠，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遂使敌国外横，盗贼内讧，王师伤败，中原陷没，二圣远栖于沙漠，皇舆僻寄于东吴，嚣嚣万姓，未知攸底，祸至酷也。若犹习于因循，惮于更变，亡三纲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势诱下，下以智术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实由此不核，赏罚由此失当，乱臣贼子由此得志，人纪由此不修，天下万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将何以异于先朝，求救祸乱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来，中正邪佞，更进数退，无坚定不易之诚。然陈东以直谏死于前，马伸以正论死于后，而未闻诛一奸邪，黜一谀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奸邪之难也。此虽当时辅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亿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辅助，而令奸邪得而杀之，于谁责而可乎。臣窃痛心，伤陛下威权之不在己也。高闶为国子司业，请幸太学，宏见其表，作书责之曰：太学，明人伦之所在也。昔楚怀王不返，楚人怜之，如悲亲戚。盖忿秦之以彊力诈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胜于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于彊敌，生往死归，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雠为大恩乎。昔宋公为楚所执，及楚子释之，孔子笔削《春秋》，乃曰：诸侯盟于薄，释宋公。不许楚人制中国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在金人，此中华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为大恩乎。晋朝废太后，董养游大学，升堂叹曰：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则引远而去。今阁下目睹忘雠灭理，北面敌国，以苟宴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又为之词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荫补右承务郎，不调。秦桧当国，贻书其兄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宁作书止叙契好而已。宏书辞甚厉，人问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桧死，宏被召，竟以疾辞，卒于家。著书曰《知言》。张栻谓其言约义精，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

胡宁

按《宋史·儒休胡安国传》：宁字和仲，以荫补官。秦桧当国，召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秦熹知枢密院事，桧问宁曰：熹近除，外议云何。宁曰：外议以为相公必不为蔡京之所为也。迁太常丞、祠部郎官。初，以宁父兄故召用，及寅与桧忤，乃出宁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观，卒。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宁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书云。

陈亮

按《宋史·儒林陈亮传》：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先是，亮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馀，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馀，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雠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雠，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霸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馀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毬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冑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返，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忽。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纠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雠，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政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雠，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雎，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脧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勤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彊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馀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通变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雠，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雠，不免藉天下之兵以为彊，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葺。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馀，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馀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扺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馀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馀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馀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彊，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馀，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居民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鹫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雠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彊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彊，不知何者谓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雠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踰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不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雠，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时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又上书曰：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十六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二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馀，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雠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雠，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馀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馀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馀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馀，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高宗与金有父兄之雠，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雠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傥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业之计，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陛下试一听臣，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馀，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时光宗不朝重华宫，群臣更进迭谏，皆不听，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早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归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对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贵，泽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闻者悲伤其意。然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后，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谥文毅，更与一子官。

郑樵

按《宋史·儒林郑樵传》：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辨论，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馀人。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邪。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閤，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漈先生。樵好为考證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林霆

按《宋史·儒林郑樵传》：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林光朝尝师事之。聚书数千卷，皆自雠校，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

李道传

按《宋史·儒林李道传传》：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道传少庄重，稍长，读河南程氏书，玩索义理，至忘寝食，虽处暗室，整襟危坐，肃如也。擢庆元二年进士第，调利州司户参军，徙蓬州教授。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谕曦必败，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正使不捷，亦无愧千古矣。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会沂府有母丧，遗表官吏例进秩，道传曰：有襄事之劳者，推恩可也，吾属何与。于是皆辞不受。迁秘书省、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以语侵道传道传不为动兼权考功郎官，迁著作郎。时薛拯、胡矩等皆以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言：今名优儒臣，实取材吏，刻剥残忍、诞谩倾危之人进矣。遂求补郡，于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传甓之，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阻，人心始固。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馀人，胥吏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馀人，释狱之滥系者二百馀人，弛负钱一十馀万缗。夏大旱，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官民如雠；钞法之行，商贾疑怨；赋敛增加，军将推剥，皆切中时病。遂条上荒政，朝廷多从之。与漕臣真德秀振饥，道传分池、宣、徽三州，穷冬行风雪中，虽深村穷谷必至，赖以全活者甚众。摄宣州守，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诸郡翕然应命，人蒙其利。广德守魏岘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挟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专掠美，乞远之。道传上疏力辨，岘坐免。会胡矩为吏部侍郎，荐道传自代。引疾乞去，不许。召令奏事，再辞，又不许，遂入对。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侍从、台谏阙失，尽言无所讳，帝不以为忤。除兵部郎官，辞未就。监察御史李楠觇当路指意，乞授以节镇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诏特转一官致仕，谥文节。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笃于践履，气节卓然。于经史未有论著，曰：学未至，不敢。于诗文未尝苟作，曰：学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谒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其用功慎独如此。居官以惠利为本，振荒遗爱江东，人久而思焉。三子：达可、当可、献可。献可为心传后。

程迥

按《宋史·儒林程迥传》：迥，字可久，应天府宁陵人。家于沙随，靖康之乱，徙绍兴之馀姚。年十五，丁内外艰，孤贫飘泊，无以自振。二十馀，始知读书，时乱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迥得以考德问业焉。登隆兴元年进士第，历扬州泰兴尉。训武郎杨大烈有田十顷，死而妻女存。俄有讼其妻非正室者，官没其赀，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诿迥，迥曰：大烈死，赀产当归其女。女死，当归所生母可也。调饶州德兴丞。盗入县民齐匊家，平素所不快者，皆𦊰絓逮狱。州属迥决禁囚，辨其冤者纵遣之。匊讼不已。会获盗宁国，匊犹讼还所纵之人，迥曰：盗既获矣，再令追捕，或死于道路使其骨肉何依岂审冤之道哉唐肃宗时县有程氏女，其父兄为盗所杀，因掠女去，隐忍十馀年，手刃尽诛其党，刳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复雠之义，颂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兴府进贤县。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决陈长年辄私卖田，其从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鱼氏年七十坐狱。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阕日，理为己分，令天下郡县视此为法。迥为议曰：天下之人孰无母慈。子若孙宜定省温凊，不宜有私财也。在律，别籍者有禁，异财者有禁。当报牒之初，县令杖而遣之，使听命于其母可矣，何稽滞遍愬有司，而达于登闻院乎。《春秋谷梁传》注曰：臣无讼君之道，为卫侯郑与元咺发论也。夫诸侯之于命大夫犹若此，子孙之于母乃使坐狱以对吏，爱其亲者闻之，不觉泣涕之横集也。按令文：分财产，谓祖父母、父母服阕已前所有者。然则母在，子孙不得有私财。借使其母一朝尽费，其子孙亦不得违教令也。既使归于其母，其日前所费，乃卑幼辄用尊长物，法须五年尊长告乃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开他日争讼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孙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师帅，政教之所由出。诚宜正守令不职之愆与子孙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为人母者。民饥，府檄有愬闭籴及粜与商贾者，迥即论报之曰：力田之人，细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于税赋，是以出粜，非上户也。县境不出货宝，苟不与外人交易，输官之钱何由而得。今彊者群聚，胁持取钱，殴伤人者甚众，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论再三，见从乃已。县大水，亡稻麦，郡蠲租税至薄，迥白于府曰：是驱民流徙耳。赋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犹曰：渡江后来，未尝全放，恐户部不从。迥力论之曰：唐人损七，则租、庸、调俱免。今损十矣。夏税、役钱不免，是犹用其二也，不可谓宽。议乃息。境内有妇人佣身纺绩舂簸，以养其姑。姑感妇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额仰天而祝之。其子为人牧牛，亦乾饭以饷祖母。迥廉得之，为纪其事，白于郡，郡给以钱粟。调信州上饶县。岁纳租数万石，旧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绝之，尝曰：令与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敛虐民，鬼神其无知乎。州郡督索经总钱甚急，迥曰：斯钱古之除陌之类，今其类乃三倍正赋，民何以堪。反复言之当路。奉祠，寓居番阳之萧寺。程祥者，从伯父待制昌禹来居番阳，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继亡，祥妻度氏犹质卖奁具以抚育孤子久之罄竭濒死邻家皆莫识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儿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抚其子，岂不负良人乎。终辞焉。或为迥言其事，迥走告于郡守，月给之钱粟。迥居官临之以庄，政宽而明，令简而信，绥彊抚弱，导以恩义。积年雠讼，一语解去。猾吏奸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诈以革。暇则宾礼贤士，从容尽欢，进其子弟之秀者与之均礼，为之陈说《诗》、《书》。质问疑难者，不问蚤暮。势位不得以交私，祠庙非典祀不谒。隐德潜善，无问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励风俗。或周其穷阨，俾全节行。听决狱讼，期于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为苟止。贵溪民伪作吴渐名，诬愬县令石邦彦，迥言匿名书不当受，转运使不谓然，遂兴大狱，庾死者十有四人。及闻省寺，讫报如迥言。迥尝授经学于昆山王葆、嘉禾闻人茂德、严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传外编》、《春秋传显微例目》、《论语传》、《孟子章句》、《文史评》、《经史说诸论辨》、《太元补赞》、《户口田制贡赋书》、《乾道振济录》、《医经正本书》、《条具乾道新书》、《度量权三器图义》、《四声韵》、《淳熙杂志》、《南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书告迥子绚曰：敬惟先德，博闻至行，追配古人，释经订史，开悟后学，当世之务又所通该，非独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试，而奄弃盛时，此有志之士所为悼叹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书满家，足以传世，是亦足以不朽。绚以致仕恩调巴陵尉，摄邑事，能理冤狱。孙仲熊，亦有名。

刘清之

按《宋史·儒林刘清之传》：清之，字子澄，临江人，受业于兄靖之，甘贫力学，博极书传。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调袁州宜春县主簿，未上，丁父忧，服除，改建德县主簿。请于州，俾民自实其户。由是赋役平，争讼息。调万安县丞。时江右大祲，郡檄视旱，徒步阡陌，亲与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实。州议减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过三十里内耳，外乡远民势岂能来。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馁死者。今有粟之家闭不肯粜，实窥伺攘夺者众也。在我有政，则大家得钱，细民得米，两适其便。乃请均境内之地为八，俾有粟者分振其乡，官为主之。规画防闲，民甚赖之。帅龚茂良以救荒实迹闻于朝，又偕诸公荐之。发运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县畸零之赋，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谓曰：侍郎因子言，谓子爱民特立，将荐子矣，其以阀阅来。清之贻之以书曰：所谓赢资者，皆州县侵刻于民，法所当禁。纵有赢资，是所谓羡馀也献之自下而诏止之今则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夺不餍，其弊有不可胜言。愿侍郎自请于朝，姑归贰卿之班，主大农经费，以佐国家。如此，则士孰不愿出侍郎之门。不然，某诚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鉴。以荐者两有审察之命，清之竟不见丞相，诣吏部铨，得知宜黄县。茂良入为参知政事，与丞相周必大荐清之于孝宗。召入对，首论：民困兵骄，大臣退托，小臣苟媮。愿陛下广览兼听，并谋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纲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变、弊不可革者，变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间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贤否。谓道义之臣，大者可当经纶，小者可为仪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临政，小者可使立事。至于专谋富贵利达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实。今百有司职守不明，非旷其官，则失之侵偪。愿诏史官考究设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亲定，载之命书，依开宝中差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晓然知之而行赏罚焉。三曰使材能。谓军旅必武臣，钱谷必能吏，必临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两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长。四曰听换授。谓文武之官不可用违其才，然不当许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艺，每岁互举堪充左右选者一人，于合入资格外，稍与优奖。改太常寺主簿。丁内艰，服除，通判鄂州。鄂大军所驻，兵籍多伪，清之白郡及诸司，请自通判厅始，俾伪者以实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张以节死，嘉祐中，诏封旌德县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无知其墓者，清之与郡守罗愿访而祠之。鄂俗计利而尚鬼，家贫子壮则出赘，习为当然，而尤谨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药而听于巫，死则不葬而畀诸火，清之皆谕止之。差权发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军兴，有所谓大军月桩过湖钱者，岁送漕司，无虑七八万缗，以四邑所入曲引钱及郡计畸零苗米折纳充之。旧法，民有吉凶聚会，许买引为酒曲，谓之曲引钱，其后直以等第敷纳。衡有五邑，独敷其四。取民之辞不正，良民遍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与常赋不输。虽得曲引钱四五万缗，而常赋之失，不啻数万缗矣。清之请于朝，愿与总领所酌损补移，渐图蠲减。不报。遂戒诸邑：董常赋，缓杂征，閤旧逋，戒预折，新簿籍，谨推收，督勾销，明逋负，防带钞，治顽梗，柅吏奸，扰户长，费用有节，渗漏有防，稽考有政，补置有渐。先是，郡饰厨传以事常平、刑狱二使者，月一会集，互致折馈。清之叹曰：此何时也。与其取诸民，孰若裁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于所职，无负于吾民足矣岂以酒食货财为勤哉。清之自常禄外，悉归之公帑，以佐经用。至之日，兵无粮，官无奉，上供送使无可备。已而郡计渐裕。民力稍苏。或有报白，手自书之，吏不与焉。尝作《谕民书》一编，首言畏天积善，勤力务本，农工商贾莫不有劝，教以事亲睦族，教子祀先，谨身节用，利物济人，婚姻以时，丧葬以礼。词意质直，简而易从。邦人家有其书，非理之讼日为衰息。念士风未振，每因月讲，复具酒肴以燕诸生，相与输情论学，设为疑问，以观其所向，然后从容示以先后本末之序。来者日众，则增筑临蒸精舍居之。其所讲，先正经，次训诂音释，次疏先儒议论，次述今所䌷绎之说，然后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诸侯治一国，学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确然皆有可举而措之之实。为阅武场。凡禁军役于他所，隐于百工者，悉按军籍俾诣训阅。作朱陵道院，祠张九龄、韩愈、寇准、周颐、胡安国于左，祠晋死节太守刘翼、宋死节内史王应之于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间，而参佐谋论多在焉。刘孝昌者，挚之孙也，贫不自立，清之买田以给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恶之，贻书所厚台臣，诬以劳民用财，论罢，主管云台观。归，筑槐阴精舍以处来学者。胡晋臣、郑侨、尤袤、罗点皆力荐清之于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犹贻书执政论国事。诸生往候疾，不废讲论，语及天下，孜孜叹息，若任其责者。病且革，为书以别向浯、彭龟年，赋二诗以别朱熹、杨万里。取高氏《送终礼》以授二子曰：自敛至葬，视此从事。周必大来视疾，谓曰：子澄其澄虑。清之气息已微，云：无虑可澄。遂卒。初，清之既举进士，欲应博学宏词科。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吕伯恭、张栻皆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亦敬慕之。母不逮养，每展阅手泽，涕泗交颐。从兄肃流落新吴，族父晔寓丹阳、艾寓临川，皆迎养之。从祖子侨为邵州录事参军，死吴锡之乱，清之遣其孙晋之致书邵守，得其遗骨归葬焉。族人自远来，馆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本之家法，参取先儒礼书，定为祭礼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财为讼，见清之豫章，清之为说《讼》、《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讼，市程氏《易》以归，卒为善士。所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祭仪》、《时令书》、《续说苑》、文集、《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