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三百二十六卷目录

经籍典第三百二十六卷

经学部总论五

《宋·朱子全书》《读诸经法》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尽矣。只就文字閒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子细求索之耳。须要思量圣人之言是说个甚么，要将何用。若只读过便休，何必读。
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
读书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晓，不必去偏曲处看。易有个阴阳，诗有个邪正，书有个治乱，皆是一直路径，可见别无峣崎。
人惟有私意，圣贤所以留千言万语，以扫涤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恻隐、羞恶之心。六经不作可也，里面著一点私意不得。
凡看文字，端坐熟读，久久于正文边自有细字注脚迸出来，方是自家见得亲切。若只于外面捉摸个影子说，终不济事。圣人言语只熟读玩味，道理自不难见。若果曾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则圣贤为欺我矣。如老苏辈，只读孟韩二子，便翻绎得许多文章出来。且如攻城，四面牢壮，若攻得一面破时，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
学者只是要熟，工夫纯一而已。读时熟，看时熟，玩味时熟。如孟子诗书，全在读时工夫。孟子每章说了，又自解了。盖他直要说得尽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后来老苏亦拖他来作文章说。须熟读之，便得其味。今观诗，既未写得传，且除了小序而读之。亦不要将作好底看，亦不要将作恶底看，只认本文语意，亦须得八九。
看经传有不可晓处，且要旁通。待其浃洽，则当触类而可通矣。
经旨要子细看上下文义。名数制度之类，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学问。
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作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睢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忆顷年见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切要处。后举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某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初学固是要看大学论孟。若读得大学一书透彻，其他书都不费力，触处便见。
看孟子，与论语不同，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故用子细静观。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贯，熟读文义自见，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会也。讲习孔孟书。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须要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不可谓孔孟不会说话，一向任己见说将去。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
易中说理，是豫先说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难。不若大学中庸有个准则，读著便令人识蹊径。诗又能兴起人之意思，皆易看。如谢显道论语却有启发人处。虽其说或失之过，识得理后，却细密商量令平正也。
易只是空说个道理，只就此理会，能见得如何。不如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难理会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礼乐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会褒贬，要求圣人之意。千百年后，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圣人说出底，犹自理会不得；不曾说底，更如何理会得。
敬之问易。曰：如今不曾经历得许多事过，都自凑他道理不著。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见这书卒未可理会。如春秋易，都是极难看底文字。圣人教人自诗礼起，如鲤趋过庭，曰：学诗乎。学礼乎。诗是吟咏性情，感发人之善心；礼使人知得个定分，这都是切身工夫。如书亦易看，大纲亦似诗。问：易如何读。曰：只要虚其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其读。他书亦然。
问：致知读书之序。曰：须先看大学，然六经，亦皆难看。所谓圣人，有郢书，后世多燕说是也。如尚书收拾于残阙之馀，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致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之可也。程先生谓：读书之法，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是也，且先看圣人大意，未须，便以己意参之。
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佐證，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此语是某发出来，诸公可记取。
问：近看胡氏春秋，初无定例，止说归忠孝处，便为经义，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且不如让渠如此说，且存取大意，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切不可忙；虚心观之，不须先自立见识，徐徐以俟之，莫立课程。
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劄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耶。
向时有一截学者，贪多务得，要读周礼、诸史、本朝典故，一向尽要理会得许多没紧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颠颠倒倒没顿放处。如吃物事相似：将甚么杂物事，不是时节，一顿都吃了，便被他撑肠拄肚，没奈何他。
今人只为不曾读书，祇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读书，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恻隐之心，如此便是羞恶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如近时祧庙可见。〈以上语类二十四条〉
日用切己之功，则圣贤言之详矣，其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者，文义分明，指意平实，读之晓然，如见父兄说门内事，无片言半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为不少置其心于此，而必用意于彼之崎岖哉？〈答胡平一〉但取一书，从头逐段子细理会，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时汎汎，都不著实循序读书未说，义理不精，且是心绪支离，无个主宰，处与义理，自不相亲，又无积累工夫，参互考證，骤然理会一件两件，若是小小题目，则不足留心择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终无浃洽之功，非区区所望者，但愿颇采前说，而以《论语》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问精粗难易，但只从头看将去，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反复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与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见有看得彻尾者，人情喜新厌常，乃如此甚可叹，《论语》二十篇尚不耐烦看得了，况所谓死而后已者，又岂能办如此长远工夫耶？〈答王钦之〉
论孟中庸尽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攒了，则虽看如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答吴伯丰〉
承谕专看《论语》，浸觉滞固，因复看易传及系辞，此愚意所未喻。夫《论语》所记，皆圣人言行之要，果能专意玩索，其味无穷，岂有滞固之理？窃恐却是不曾专一，故不见其味，而反以为滞固耳。至如读易，亦当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系辞，自有先后，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乱，一至于此耶。〈答吕子约〉
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工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于本文之下，打叠教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虫井蛙所以卒，见笑于大方之家也。〈答吕子约〉
春秋前辈以为此乃学者最后一段事，盖自非理明义精则止，是较得失、考同异，心绪转杂，与读史传摭，故实无以异，况如老兄心中本闹，恐非所以矫失而趋中也。愚意以为，不若只看论语，用年岁工夫，却看證候浅深，别作道理然，但论语中看得有味，馀经亦迎刃而解矣，圣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处，不可穿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閒看过直，须是置心平淡，悫实之地玩味探索，而虚恬省事以养之，迟久不懈，当自觉其益，切不可以轻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虚度光阴也。〈答魏元履〉
所谕文定专治《春秋》，而于诸书循环诵读，以为学者读书不必彻头彻尾，此殊不可晓，既曰：文定读《春秋》，彻头彻尾，则吾人亦岂可不然，且又安知其于他书非少日。己尝反复研究得其指归，至于老年，然后循环汎读耶，若其不能亦是读得春秋，彻头彻尾有得力处方始，汎读诸书，有归宿处不然，前辈用心笃实，决不如今时后生贪多务得涉猎无根也。某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说，然近日读之一二，大节目处犹有谬误，不住修削，有时随手，又觉病生，以此观之，此岂易事？若只恃一时聪明才气，略看一过便谓事了，岂不轻脱自误之甚耶？吕伯恭尝言道理无穷，学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论也。〈答胡季随〉学礼之意甚善，然此事头绪颇多，恐精力短，包罗不得，今可且读诗，俟他日所编书成，读之未晚，书虽读了，亦更宜温习，如大学语孟中庸则须循环不住温习，令其烂熟为佳，《春秋》一经，从前不敢容易令学者看，今恐亦可渐读正经及三传，且当看史，工夫未要，便穿凿说褒贬道理，久之，却别商量，亦是一事也。〈答潘子善〉
闻令诸生读左氏及诸贤奏疏，至于诸经论孟，则恐学者徒务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则恐未安，盖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若恐其徒务空言，但当就论孟经书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远，至于左氏奏疏之言，则皆时事利害，而非学者切身之急务也，其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从事其閒，而得躬行之，实不亦背驰之甚乎？〈答吕伯恭〉
往年经无定说，诸先生所发或不同，故读书不能无疑，比年以来，众误尽出，讲者亦多自是，无所致疑，但要反复玩味，认得圣贤本意，道义实体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处，耳尹，和靖门人，赞其师曰：丕哉！圣谟六经之编耳。顺心得如诵，己言要当，至此地位，始是读书人耳。〈答范文叔〉
通经之士，固当终身践言，乃为不负所学，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学者可谓至深切矣，然士之必于通经正为，讲明圣贤之训，以为终身践履之资耳，非直以分章析句为通经，然后乃求践言以实之也。〈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论语说序〉
古之圣人作，为六经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其于义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可谓盛矣。而总其书，不过数十卷，盖其简易精约又如此。自汉以来，儒者相与尊守而诵习之，转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后训传之，书始出，至于有国家者，历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记，于是文字之传益广，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然学者不欲求道，则己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而近世以来，乃有所谓科举之业者，以夺其志，士子相从，于学校庠塾之閒，无一日不读书，然问其所读，则举非向之所谓者。呜呼！读圣贤之言，而不通于心，不有于身，犹不免为书肆，况其所读又非圣贤之书哉？〈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　以上文集十二条〉

《论解经》

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
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自晋以来，解经者却改变不同，若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解书，须先还他成句，次还他文义。添无紧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
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
经书有不可解处，只得阙。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谬处。
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辞；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辞。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今公才看著，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发，明得个甚么道理？公且说：人之读书是要将作甚么？用所贵手。读书者是要理会这个道理，以反之于身，为我之益而已。
大凡人读书，且当虚心一意，将正文读熟，不可便立见解。看正文了，却著深思熟读，便如己说，如此方是。今来学者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譬如听人说话一般，且从他说尽，不可剿断他说，便以己意见抄说。若如此，全不见得他说是非，只说得自家底，终不济事。久之，又曰：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会不得处，深思之；又不得，然后却将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不饥不渴而强饮食之，终无益也。
问伊川说读书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一条。曰：此条，程先生说读书，最为亲切。今人不会读书是如何。只缘不曾求圣人之意，才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里面，胡说乱说。故教他就圣人意上求，看如何。问：易其气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宽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个难理会处，便要刻画百端讨出来，枉费心力。少刻只说得自底，那里见圣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会恁地。又举阙其疑一句，叹美之。
傅至叔言：伊洛诸公文字，说得不恁分晓，至先生而后大明。先生曰：他一时间都是英才，故拨著便转，便只须恁地说。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圣说话，虽后面便生一个圣人，有未必尽晓他说者。盖他那前圣，是一时閒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解得一一与之合。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说，却亦是好说。解文字，下字最难。某解书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为无那恰好底字子。把来看，又见不稳当，又著改几字。所以横渠说命辞为难。
某解书不合太多。又先准备学者，为他设疑说了。他未曾疑到这上，先与说了，所以致得学者看得容易了。圣人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须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与说他，便通透。更与从前所疑虑，也会因此触发，工夫都在许多思虑不透处。而今却是看见成解底，都无疑了。吾儒与老庄学皆无传，惟有释氏常有人。盖他一切办得不说，都待别人自去敲搕，自有个通透处。只是吾儒又无这不说底，若如此，少閒差异了。
或问：大学解已定否。曰：据某而今自谓稳矣。只恐数年后又见不稳，这个不由自家。问中庸解。曰：此书难看。大学本文未详者，某于或问则详之。此书在章句，其或问中皆是辨诸家说。
说大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若使天假之年，庶几将许多书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某于论孟，四十馀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又曰：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后又云：中庸解每番看过，不甚有疑。大学则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惬意，所以改削不己。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
精义诸老先生说：非不好，只是说得忒宽，易使人向别处去，某所以作个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义，晓得了，只管玩味，便见圣人意思出来。
看精义，须宽著心，不可看杀了。二先生说，自有相关透处，如伊川云：有主则实。又云：有主则虚。如孟子云：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又云：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自当随文、随时、随事看，各有通彻处。
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将两段比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将第三段比较如前。又总一章之说而尽比较之。其间须有一说合圣人之意，或有两说，有三说，有四五说皆是，又就其中比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彻，则知便至。一章之中，程子之说多是，门人之说多非。然初看时，不可先萌此心，门人所说亦多有好处。蜚卿曰：只将程子之说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为主，然后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彻了，然后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数篇之后，迎刃而解矣。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与门人之说，某初读之，皆不敢疑。后来编出细看，见得程子诸说虽不同，意未尝不贯。其门人之说，与先生盖有大不同者矣。论语中，程先生及和靖说，只于本文添一两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长，当子细看。要见得他意，方好。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对说将来。不知他古人如何作得这样文字，直是恁地整齐。因言：某旧年读中庸，都心烦，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谁作。若以为子思作，又却时复有个子曰字，更没理会处。某读书须先理会得这样分晓了，方去涵泳他义理。后来读得熟后，方见得是子思参取夫子之说，著为此书。自是沈潜反复，逐渐得其旨趋，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摆布得来，直恁么细密。又如太极图，若不分出许多节次来，后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后来读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五经中，周礼疏最好，诗与礼记次之，书易疏乱道。易疏只是将王辅嗣注来虚说一片。
王肃所引證，也有好处。后来郑元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据得好处。
前辈解经，有只明大义，务欲大指明，而有不贴文义强说者。如程易发明道理大义极精，只于易文义多有强说不通处。
问张子贞胜之说，曰：此虽非经义，然其说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说，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底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已如此，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贞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程子说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传》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轩尝云：伊川解经，有说未得的，当处此文义间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头项，则伊川底却是此善观伊川者，陆子静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静看其说未透耳，譬如一块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盖是不识金也。
子由诗解，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因说东莱改本书解无阙疑处，只据意说去，木之问：书解，谁底好看？曰：东坡解，大纲也好。只有失如说人心惟危，这般处便，说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须是识他，是与不是处，始得
汉书传训，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不与经连也，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为之，其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并何卷也。
问：先生于三礼书春秋未有说，何也。曰：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在册子上。后世诸儒学未至，而各以己意猜猼，正横渠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说多凿，是也。惟伊川以为经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与后来看，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远矣。书中间亦极有难考处，只如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亲目见者，皆有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曾见耳。康诰以下三篇，更难理会。如酒诰却是戒饮酒，乃曰肇牵车牛远服贾，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辞，更不可晓。其他诸篇亦多可疑处。解将去固易，岂免有疑。礼经要须编成门类，如冠、昏、丧、祭，及他杂碎礼数，皆须分门类编出，考其异同，而订其当否，方见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与后人。赵几道又问：礼合如何脩。曰：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会掊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曰：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究。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
解经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作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要之，经之于理，亦犹传之于经。传，所以解经也，既通其经，则传亦可无；经，所以明理也，若晓得理，则经虽无，亦可。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他禅家尽见得这样，只是他又忒无注解。问：陆氏之学，恐将来亦无注解去。曰：他本只是禅。〈以上语类三十二条〉
大抵讲学只要理会义理，非人所能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体，以为深远，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为浅近，而凿之，使深者亦非也，学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决于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过高矣，而犹患其卑；滞于近者已太近矣，而犹病其远。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学者所以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陈许二友好为，高奇喜立新说，往往过于义理之中正，故常因书箴之，盖因其病而药之，非以为凡讲学者，皆当画于浅近，而遂止也。然观圣贤之学，与近世诸先生长者之论，则所谓高远者，亦不在乎创意立说之间。伊川云：吾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意味，觉得与少时自别，又尹和靖门人称尹公，于经书不为讲解，而耳顺心得如诵己言。此岂必以创意立说为高哉？今吾辈望此地位甚远，大概读书且因先儒之说，通其文义，而玩味之，使之浃洽于心，自见意味可也，如旧说不通，而偶自见得，别有意思，则亦不妨，但必欲于传注之外，别求所谓自得者，而务立新说，则于先儒之说，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则用心愈劳，而去道愈远，恐骎骎然失天理之正，而陷于人欲之私，非学问之本意也。且谓之自得，则是自然而得，岂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认作独自之自，故不安于他人之说，而必己出耳。〈答柯国材〉近日看得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閒杂言语，则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圣贤真实意思，如其不然，纵使说得宝花乱坠，亦只是自家杜撰见识也。〈答吴伯〉
须先虚心熟读本文，未可遽杂他说，俟看得本意分明，却取诸先生说之通者，错综于其间，方为尽善，若合下便杂诸说，混看则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会道理矣。近日说经多有此弊，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辈不敢违异之心，便觉左右顾瞻，动皆窒碍，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复敢著实理会义理是非文意当否矣。夫尊畏前辈，谦逊长厚，岂非美事？然此处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学者不可不知也。〈答沈＄叔〉
前贤之说，虽或烦冗反晦经旨，然其源深流远，气象从容，实与圣贤微意泯然默契。今虽务为简洁，然细观之，觉得却有浅迫气象，而玩索未精，涵养不熟，言句之间粗率，而碍理处却多有之。尹和靖尝言：经虽以诵说而传，亦以讲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见此意思，若更得数年閒放未死，当更于閒静中淘汰之，庶几内外俱进，不负平日师友之训，但恐无复此日耳。龟山立言，却似有意于含蓄而不尽，遂多假借寄托之语，殊不快人意。圣贤之言，则本是欲人易晓，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答或人〉
贤者言语论议颇多烦杂牵连之病，此是大病，须痛扫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内看，并不须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答林一之〉
大扺文义先儒尽之，盖古今人情不相远，文字言语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这意味不同耳，其说非能顿异于众也，不可只管立说求奇，恐失正理，却与流俗诡异之学无以异也，只据他文理，反复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开泰，无许多劳，攘此一事，已快活了。〈答许顺之〉
读书须是虚心平气，优游玩味，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后随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而为之说。如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说，横于胸次，而驱率圣贤之言，以从己意，设使义理可通，已涉私意穿凿，而不免于郢书燕说之诮，况又义理窒碍亦有所不可行者乎？〈答胡伯逢〉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处不理会，却枉费了无限辞说牵补，而卒不得其本义，亦甚害事也。〈答杨元范〉
按此解之体，不为章解句释，气象高远，然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又或别用外字体贴而无脉络连缀，使不晓者展转迷惑，粗晓者一向支离，如此数章论性，其病尤甚，盖本文不过数语，而所解者文过数倍，本文只谓之性，而解中谓之太极，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说，非先贤谈经之体也，且如《易传》已为太详，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大扺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答张钦夫孟子说疑义〉问语孟。或问：乃丁酉本不知后来改定如何？曰：论孟集注后来改定处多。遂与。或问不甚相应，又无工夫脩得。或问故不曾传出，今莫若且就正经上玩味有未适处，参考集注，更有思索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书，便以为是也。〈答张元德〉
近看中庸古注极有好处，如说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后来杂佛老而言之者，岂能如是之悫实耶？因此方知摆落，传注须是两，程先生方始开得这口，若后学未到此地位，便承虚接响，容易呵叱，恐属僭越，气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答吕伯恭别纸〉人有士，男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泽薰陶所就，非一比长之官所能致也，关市讥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时，事《周礼》，乃成周大备之法，随时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辈盖尝论之不当，以此而难彼也，以言动行为三重，乃蓝田吕氏说，然以经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从旧，注之为安，求全之毁，对不虞之誉而言，则亦当从旧注，三代正朔，胡氏《春秋传》已有此论，然郑康成、杜元凯说亦不可废，盖三代虽不改时与月，而春秋记春无冰为异，则固以周正纪事也，石林叶氏又考左传所记祭，足取麦谷邓来朝二事，以为经传，所记有倒差两月者，是经用周正，而传取国史，直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诗》中月数多用夏正者，《书》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时，此为不改，时月之验甚明，但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为不可晓此，亦宜姑阙之耳，天产地产之说某所未晓，而李君所论，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从程传之说，大扺今人读书不广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务立说，此所以徒劳，苦而少进益也，因读李君脞说书此。〈跋李少脞说〉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添却一项工夫，窃谓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流，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盖如此则读者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畏矣。〈记解经　以上文集十三条〉

《王应麟·玉海》《历代经解总名》

记之经解，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未始正六经之名。庄子《天运篇》始述老子之言，曰：六经先王之陈迹。实昉乎此，太史公滑稽，传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而班史因之，又以五学配五常，而《论语》《孝经》并记，于六艺略中自时厥。后或曰五经，或曰六经，或曰七经。至唐贞观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褚遂良称为九经库，九经之名又昉乎此，其后明经取士，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谷》为小经，所谓九经也。国朝方以三传合为一，又舍《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与《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今所谓九经也。

《性理大全》《读经法》

程子曰：六经之言，在涵蓄中默识，心通精义为本，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其必有见矣。　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只是脩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止是空言耳。
龟山杨氏曰：秦汉以下事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著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须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经先王经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观史，未有史书以前人以何为据，盖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矣。
朱子曰：今日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　六经浩渺，乍难尽晓，且见得路径后，各自立得一个门庭。如何是门庭？曰：是读书之法。如读此一书，须知此书当如何读。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读书之门庭，缘当时诸经俱未有成说，学者乍难捉摸，故教人如此。　问左传疑义，曰：公不求之于六经语孟之中，而用功于《左传》，且左传有甚么道理？只看圣人所说，无不是这个大本，如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不然子思何故，说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说，是乃天地万物之大本大根，万化皆从此出，人若能体察得，方见得圣贤所说道理，皆从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　又曰：每日开眼，便见这四个字在面前，仁义礼智，这四个字若看得熟，于世间道理，沛然若决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　曾见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切要处。后举以告李先生，先生曰：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仔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某闻之，竦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去

《解经》

程子曰：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馀言，明尧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
朱子曰：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
解经当如破的，　经之于理，亦犹传之于经，传所

以解经也，既通其经，则传亦可无，经所以明理也，若晓其理，则经虽无亦可。

《明·薛瑄文集》《读书录》

近世儒者，割裂经史子集百家之说，区别门类，缀集成书务，欲包括古今问目，以为决科之利，使后学转相剽窃，但资侥倖利达，而无以资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
各经四书注脚之注脚太繁多，窃谓不若专读各经四书正文，传注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注脚太繁多，不惟有与经注矛盾处，亦以起学者望洋之叹。
《易》《书》《春秋》以数千年简编之传写，岂无一言半句之磨错，必欲字字释其义，难矣。不若守朱子读书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
古者《诗》《书》《礼》《乐》多就事，上教人，而穷理，亦就物，上穷究，故所学精粗本末，兼该而无弊。后世或论理太高，学者践履，未尽粗近而议论，已极精深，故未免有弊也。
岂独乐有郑雅耶？《书》亦有之，小学四书六经，濂洛关闽，诸圣贤之书，雅也，嗜者少矣，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说，淫词绮语，怪诞不经之书，郑也，莫不喜谈而乐道之，盖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则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则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归，亦何异于乐之感人也哉？
朱子曰：董遇云读书千遍，其义可见。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教之，非思之之力也，精神之极也。非妄语也，此言读书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时也。
八索九丘之书，在唐虞以前，然唐虞三代之书，无引其一言者，以是知其书之不传也久矣，孔安国乃谓孔子黜之，恐不然。

《王鏊文集》《六经》

世谓六经无文法，不知万古义理，万古文字，皆从经出也。其高者远者，未敢遽论。即如《七月》一篇，叙农桑稼圃内，则叙家人寝兴烹饪之细，禹贡叙山川脉络原委，如在目前，后世有此文字乎？《论语》记夫子在乡在朝使摈等容，宛然画出一个圣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书，铭如诗，学诗与书也。其他文多从孟子，遂为后世文章家冠，孰谓六经无文字乎？

《章潢·图书编》《五经》

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间者毕矣。又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荀之言重乎礼，庄之言遗乎礼，可见儒学所以异于老庄者，其辨在乎礼而已矣。
扬子曰：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班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于无训也；《书》以广听，智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尽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故易为之原。
真西山曰：六经于五常之道无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属于六艺。是《乐》有仁而无义，《诗》有义而无仁也。大率汉儒鲜得论经指要，反不若庄生当理也。
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说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极也；说事莫辨乎《书》，由吾心政之府也；说志莫辨乎《诗》，由吾心统性情也；说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恶也；说体莫辨乎《礼》，由吾心有天叙也；导民莫过乎《乐》，由吾心备太和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心譬则形，而经譬则影也，无是形，则无是影，无是心，则无是经，其道亦甚较然矣，然而圣人一心皆理也，众人理虽本具，而欲则害之。盖有不得全其正者，故圣人复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经教之，其人之温柔敦厚，则有得于《诗》之教焉；疏通知远，则有得于《书》之教焉；广博易良，则有得于《乐》之教焉；洁净精微，则有得于《易》之教焉；恭俭庄敬，则有得于《礼》之教焉；属词比事，则有得于《春秋》之教焉，虽然，有是六者之不同，无非教之，以复其本心之正也，呜呼！圣人之道，唯在于治心，心一正，则众事无不正，犹将百万之卒，在于一帅，帅正则靡不从，令不正，则奔溃角逐，无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敌哉？大哉心乎，正则治，邪则乱，不可不慎也。秦汉以来，心学不传，往往驰骛于外，不知六经实本于吾之心，所以高明骛于虚远而不返，卑近安于浅陋而不辞，上下相习，如出一辙，可胜叹哉！然此亦皆吾儒之过也，京房溺于名数，世岂复有《易》？孔郑专于训诂，世岂复有《书》《诗》？董仲舒流于灾异，世岂复有《春秋》《乐》？固亡矣，至于小大戴氏之所记，亦多未醇世，又岂复有全礼哉？经既不明，心则不正，心既不正，则乡闾安得？有善俗，国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学者脱，略诸说，独抱遗经而体验之，一言一辞，皆使与心相涵，始焉，则戛戛，其难入中焉，则浸渍，而渐有所得；终焉，则经与心一，不知心之为经，经之为心也。何也？六经者，所以笔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圣，颜曾之所以贤，初岂能加毫末于心哉？不过能尽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谓不学经也，卒不及古人者，无他，以心与经，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图，不过割裂文义，以资进取之计，然固不知经之为何物也，经而至此，可不谓一厄矣乎？虽然经有显晦，心无古今，天下岂无豪杰之士，以心感心，于千载之上者哉？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欢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为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欢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欢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向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是为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散亡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辨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总论》

圣学不明不行，岂有他哉？乱之于二氏虚寂之见者。其弊虽隐，而易见乱之于诸家支离之说者，其弊愈杂而难明，欲其大明而大行也，亦岂有他哉？圣门经典当一以孔子为宗，而诸家之训诂止存，以备参考焉可也，彼孔子之上续列圣之绪，下启诸贤之传，其道万世无弊，王通谓其于夫子，受罔极之恩者此也。今虽去孔子千数百载，而其道如中天之日，照耀今古，以六经四书尚为世所尊信，苟有志孔子之学者，以吾人之本心质之经典，其中正之轨，度为可循也。况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脩春秋，皆出自孔子手笔，或篇章稍紊于秦灰，而各经之可信者不如故哉。奈何自汉以来，诸儒不知反诸身心，以求乎圣门，一贯之真，乃各执意，见著为训诂，且以斯文未丧于天者，尽在兹也，故佛老之徒得乘其弊，直指本心，以倡其虚寂之说，反訾圣门典籍为糟粕，亦自取之耳，然二氏之书夫固各一其说，而未相淆也，宋儒宗五经，斥佛老，其有功孔门也大矣，何今之学不溺于二氏之虚寂，则杂于诸儒之支离？弊虽不同，同归于圣道之蓁芜，人心之荆棘，其责将谁诿也？虽然，圣人之五经具在也，《易》以道人心之中正，《书》以道人心之祇敬，《诗》以道人心之和平，《礼》以道人心之品节，《春秋》以道人心之是非，则是人心为五经之本，而谓经为人心，之注脚者，非谩语也，虽其中之所载，广大精微，未可以一端尽，而大旨则各有攸存，观圣人各取一篇，以冠乎经之首，则首篇即一书之要也，《易》首乾坤，《书》首帝典，《诗》首关雎，《礼》首曲礼，《春秋》首春王正月，谓非一书之旨要，奚可哉？是故提其纲，则目自举，揭其绪，则缕自清。惟乾坤明，而六十四卦中正之蕴可推矣；帝典明，而五十八篇祇敬之忱可推矣，关雎明，而三百篇和平之情可推矣；春王正月明，而二百四十五年是非之公可推矣。以至论语之学习，大学之格物，中庸之未发，孟子之义利，皆其提揭最要者也。惜乎诸家之留心经书也，非不竭精思、殚岁月，章分句析极其茧丝牛毛之精，然而于各经首篇，大要所关反支离沉晦，又何怪高明者，甘心虚寂之说，而自以为元解也，然则舍五谷，以求饱，于百果之异，品者固昧乎？饮食之正，而彼之执稊稗为稻粱者，恐亦以五十步笑百步耳。圣学不明不行，岂可耑罪夫异端之徒哉？要之，各执己见，以自售，不能一，以孔子为之宗，焉故也，志圣学者，固宜就正于圣经，而志穷经者，必于孔子首经之旨精义入神焉，其庶几矣？
五经肇，自伏羲以及周叔世，虽圣贤述作不齐，而一皆定之孔子，以垂教万世者也。《易》以象教，《书》以身教，《诗》以声教，《礼》以理教，《春秋》以名分教，若各一其义也。然道一也，自天地言之为乾坤，自朝廷言之为君臣，自一家言之为夫妇，自一人言之为身心，自一时言之一以天王为统纪，此五经之要领也，各经大义，俱寓于篇首，而读五经者，宜究心焉，何也？《易》首乾坤之变动周流，虽坤亦代乾，以有终而乾，尤易之主也；《书》首尧典舜典，朝廷之乾坤也，尧以钦明帝，于唐而举舜，以敷治故，舜德重华协，帝不过举九官十二牧而绍，尧以致治耳，虽传之三王，率是道也；《诗》首关雎，即一家之乾坤也，文王刑于寡妻，而太姒窈窕之德，足为好逑，故葛覃而下，风化渐被，南国而成，周家一统之，治俾雅颂，各得其实，肇于兹焉；《礼》首曲礼一人之乾坤也，毋不敬，俨若思，所以正心脩身，莫非天理之节文，凡檀弓曾子问，诸篇俱不过，发其经曲之极，其详尽者耳；《春秋》首春王，盖一岁四时始于春，而天道正万邦，臣民统于王，而人纪明其诸侯大夫，或遵或悖，褒贬自见，而春秋之乾坤不其定矣乎，可见诸圣贤述作之旨意，不能尽同，其定于孔子道则一以贯之耳，况经也者，万世不易之常道也，犹五行之在天地，五德之在人心，要皆太极之阖辟变化，随在易其名也，是故月一也，随江湖池沼盆盂之水，而全体具见，虽水有小大，月无增减，道在五经，犹是也。以此玩味五经，虽一语一字，莫非斯道之著见矣，又可于五经之大旨而分析之哉？

《五经总意》

经者，古今常行常明，随变所适，而不失其常者也。是故言万古不息者，孰不归之性乎？然天地间，万象万化，林林秩秩，皆从性，天中流出，即其支流派别，若变动不居而从性，天中时出者亘万古而不易焉，可见，性即经也，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者。常也，经之谓也。生民常秉之物，则虽欲变之，不可得，而变也，不以尧增，不以桀损，不以孔存，不以蹠亡，不以綦隆兴，不以衰乱灭人，人各正时，时运行者也，蹈此之谓道，得此之谓德，道德有于身者，则世不常有焉，愚者既无所见，而智者各执一篇，经之所以不明不行，得非自戕其性，天之大经乎。夫经一也，然而有五经焉，何也？五经一性也，圣人各从其性，天中所流出者，定之以立，万世不易之教，故各一其名耳，是故，性天之盈虚，消息神妙，万物不可得而形容之也，圣人特假奇偶之象以明之，所以六十四卦生，生不测者，皆可得意，于象辞之表，而乾知坤作，万古不变，孰非此性之生，生乎性，天之经纶纲纪，一日万几，不可得而形容之也，圣人特因历代之文，以纪之，所以典谟训诰维持，世教者皆可会元于政事之著，而帝王执中，万古不变，孰非此性之降衷乎？性天之灵机窍妙，有感则鸣，不可得而形容之也，圣人特因咏歌之声，以别之，所以国风雅颂各得其所者，皆可逆志于声歌之末，而感物成声，万古不变，孰非此性之思无邪乎？性天之是非毁誉直道而行，不可得而形容之也，圣人特假笔削之义以明之，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实，皆可考核于义例之中，而天王一统，万古不变，孰非此性之名分乎？性天之仪文度数高下散殊，不可得而形容之也，圣人特因退让之节以明之，所以三百三千经曲各当，皆可究竟于节文之间，而性天之秩叙，万古不变，孰非此性之无不敬乎信乎？易书诗春秋三礼，皆吾性固有之物也，后之穷经者，只于疏训解释，以沉潜其精神，而不反求诸身焉。不知阴阳奇偶，皆天地万物变动之象也；政事号令，皆帝王一时可见之迹也；咏叹歌谣，皆人心一事感触之声也；褒贬予夺，皆国史随事直书之笔也；升降裼袭，皆三礼制度文为之详也。其本不在是也，然则本安在哉？即所谓经也，即所谓吾人固有之性是也，果能本诸身以求其端，则乾坤易简之理，即吾性之易；帝王一中之传，即吾性之书；天机感触之声，即吾性之诗；天王一统之义，即吾性之春秋；上天秩叙之原，即吾性之礼。一尽性，而五经之大本大原备是矣。若舍原而求之流，舍表而求之影，使圣人删述之本旨，反支离于经，师传袭之见闻何怪乎？万古之道，不常明常行于天下哉。然则，穷经者自穷其性，天之真，凡古今典籍皆从此中出也，故孟子曰：君子之道，反经而已矣。

《汉儒专经名家源派考议》

周礼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观列国之所陈，鲁史之所具，左史倚相之所读，烦矣备矣。孔子观载籍之纷纭，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脩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典坟断，自唐虞以讫于周，故知由孔子而前，学术非寡，自有六经以后，趋于约也，身通六艺之士虽有三千，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于《易》有传，于《诗》有序，于《礼》有《丧服》一篇，于《春秋》以授公羊高谷梁赤，定撰《论语》，此子夏所以居文学之科也，或易以商瞿云，然犹《春秋》分为五〈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诗》分为四〈毛氏齐鲁韩〉，《易》有数家之传，诸子纷纭，以召焚坑，至汉而始出。《易》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而为汉兴，言易之祖。何授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所授为三门，曰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琊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古文，易为费氏学，沛人高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而费高二氏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得费氏之学，马融郑元荀爽并为之传注，自是费氏大兴，京氏遂衰，施孟梁丘高氏俱亡。今所得者皆费氏也，至晋，王肃又为费氏注，梁陈郑元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推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寖微矣。《尚书》汉济南伏生遭秦亡，其书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伏生，作尚书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千乘，欧阳生世传至欧阳高，为欧阳氏之学，夏侯都尉受业于张生，世传至夏侯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于建为小夏侯之学，故三家并立，至东京相传不绝，而欧阳为盛，孔安国得壁中书，考定为五十九篇，作传而私传于都尉朝，为尚书古文之学，未得立，传者中绝，遂有张霸伪书二十四篇，后汉杜林传之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元亦为之注，非孔氏旧本也。至晋永嘉，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并亡，东晋及齐，始行安国旧本，列之国学。隋以后，孔氏行，而郑氏微矣。《诗》汉初鲁申公受于浮丘伯，作训诂，是为鲁诗；齐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三家皆立于学官，又有赵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古训传，是为毛诗。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东京谢曼卿为之训，卫敬仲又加润色，郑众贾逵马融并作传，郑元作笺，而至今独立。齐诗亡于卫，鲁诗亡于晋，韩诗微存。《礼》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河间献王上之合五十六篇。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以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古礼合二百四篇，戴德删其烦重，为八十五篇，为大戴礼；戴圣又删定，为四十六篇，为小戴记。大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汉，惟曹氏传庆学，汉末郑元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立于国学，馀多散亡，又无师说矣。《春秋》夫子作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也，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汉初四家并行，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以至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子之学，与谷梁三家，并立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贾谊为训诂，以授贯公，后刘歆欲立于学，而不得。至建武中，韩歆陈元欲立之于是，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而诸儒攻之，及封卒而罢。然私相传者甚众，贾逵服虔并为之训，晋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后皆立国学至今，而公谷无私说。
议曰：汉之言《易》者六家，而费氏最后出言；《书》者四家，而孔氏后出言；《诗》者四家，而毛诗后出言；《春秋》者五家，而左氏后出；《礼》虽同出，后苍而小戴最后出，然至于今，而惟后出者为众所宗，将掇拾遗灰，考覈未精，朱紫递炫而正始未，先表见邪，历世而后，名山石室之藏，往往尽出，而诸儒又得以所诵习参互考定，以證是非，而后先王之迹著，是未可知也。然余不能无感矣，孔氏出壁中之藏，有天幸矣，而未得立，至使憸夫售其赝，又更四百馀载，而缉熙于残缺之后，何运之馀𢀴也，诗四家之传，涣如参辰，不相属焉，独毛诗适与经传合，而后儒信之似矣，公谷左氏之违戾，盖不特亥豕鲁鱼，偶误一二也，岂有夫子口授，而及门之徒，己自殊畛域邪，世儒择其差可信者，犹曰：左氏而近诬之讥尚何辞焉，此三经犹可言也，礼乐不可一日缺，而汉之言礼者，后苍而外，无异同，奈之何？舛驳至今，不可校阅，识者谓衰，周诸侯己去其籍，然使汉兴，君臣加意于斯，未必不可收拾百一，而卒以澌灭，是可慨也，迨夫大易之义，弥难言之矣，圣人设象以明教，而理自存，非独以明理也，借令圣人将以理教天下，微易谁不可明者，而何必以杜默无朕之画，精妙𥳑寂之辞为哉？而世儒罕知其故，遂略象数专治文义，以饰鄙陋，以此治易，不若已之，为愈而犹互诋，京焦党嗤孟喜，彼京焦孟喜，虽未必入羲，周之室而不犹愈于隔藩篱者乎，愈趋而下，以至王郑，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易之道，岂偏滞于天人哉，而天象难寻，人事易习，折杨黄华，学徒多从之，至宋极矣，虽然非质有其道，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与于斯，千载而后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不知其解者，虽耳提焉，犹是也，易故未易言也，由是言之吾疑，圣人之学已绝，而其所传者，不啻影响也，吾安知后出者之是，而前废者之非邪？区区欲以数千年之后，论数千年不可知之，前圣人不能，而况其凡乎？然则将遂已而已乎，是乌可已也。尝一脔之肉，知一鼎之烹矣；见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矣。凡有微言，无论讹正，宜并存，习以俟知者，天不陨绝斯文，或生圣人起，而折衷之，不尔则问礼，问官之安从，删正赞修之奚，取而圣人，亦末如之何矣，昔汉之君臣，详延广厉，功至伟矣，而吾于是有深尤者，石渠白虎之议也，据天子之势，而侵圣人之官，举一废百，破坏图书，不知妄作，莫斯为甚，曾不若众，建郡学，博徵明，儒之为益，而顾不出此悲夫。马郑二子，多所考定，时称大儒，溺其教矣。今言出，而旧文废，一家行而众言息，遂使将来学者日趋𥳑，易不焚而灭，职是之，由世儒祖之，更相著述至，使其智弥寡者，其取弥多，驰骛汎滥以示其博，而颣瑕屡见，是何为者也？彼嚣嚣者之载笔也，犹将簧鼓耳目，而况以儒命世者，冒为之学徒专师，转相赞扬，若是，而后出者不驩，然卒而骛之如驰乎，夫以儒命世者，言惟作训，不可不慎也，一言而扫百世，颛门自昔师儒之学，可灭迹绝影也，而苟所定者，不皆是所去者，不皆非焚者，其谁也？昔孔子以至圣之德，去群圣不远也，载籍尚完，学术未庞，识大识小者，其人不寡也，兼斯五者，犹谦让于六籍之事，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盖载之末年，从心不踰，而后乃敢撰定。然犹三绝韦编而曰：庶几假我数年以卒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后代儒者，微孔子至圣之德，而有千载旷不相属之势，载籍烂灭，异端烽恿，独闻独见，无所传，业借有一二师友，并持不下，甲是乙非，师心自是然授墨谓吾既已知言矣是也非与

《日知录》

《九经》

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并不列于学官，杜氏通典，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经置博士一人。
晋书荀崧传时简省博士，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

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馀易诗书则经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元于礼特明皆有證据。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亲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
按元帝纪云，太兴四年三月，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虽置而旋不行也。

唐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
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双，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
唐书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请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人，抱遗经扶微学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废之，盖必当时之士子，苦四经之难习，而主议之，臣徇其私意，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之为五，而义有并存，不容执一，故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礼各自为书，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
是时，仪礼、春秋皆不列学官，元祐初始复春秋左传。

朱文公乞脩三礼，劄子遭秦灭学，礼乐先坏，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性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
朱子言：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

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则仪礼之废，乃自安石始之。
语类言，仪礼旧与五经并行，王介甫始罢，去祖宗朝，有开宝通礼科，礼官用此等人为之，介甫一切罢去。

至于明代此，学遂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