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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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典第二百八十三卷

中庸部汇考一

周

周孔子孙子思作《中庸》四十九篇，今为三十三章。按《史记·周本纪》不载。　按《孔丛子·居卫篇》：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尔。假令周公尧舜不更时异处，其书同矣。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粤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曰：昔鲁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传矣今君何似之甚也。乐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鲁虽以宋为旧，然世有雠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不待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公仪篇》：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按朱子书中庸后，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篇，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意，盖一篇之体，要而其下十章，则引先圣之所尝言者，以明之也。
以情性言曰：中和以德行。言曰：《中庸》其实一也，

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之也。
十二章明道之体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妇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则有圣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为用，其费如此，然其体之微妙，则非知道者，孰能窥之？此所以明费而隐之义也。第二十章，据家语本一时之言，今诸家分为五六者，非是然家语之文，语势未终，疑亦脱博学之以下，今通补为一章。

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
二十一章承上章，总言天道人道之别，二十二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为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复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卒章反言下学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极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费隐诚明之妙，以终一篇之意，自人而入于
天也。

熹尝伏读其书，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窃惟是书子。程子以为，孔门传授心法，且谓使善读者得之，终身用之，有不能尽是，岂徒以章句求哉？然又闻之，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识之，以待诵习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谨书。

梁

武帝天监　年，造《中庸讲疏》。
按《梁书·武帝本纪》：帝少而笃学，洞达儒元。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中庸讲疏》，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
按《隋书·经籍志》：《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
大同六年，城西开士林馆，朱异贺琛等述高祖《中庸义》。
按《梁书·武帝本纪》不载。　按《朱异传》：大同六年，城西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

宋

真宗景德四年，邢炳陈中庸九经大义，上嘉纳之。
按《宋史·真宗本纪》不载。　按《儒林邢炳传》：炳知曹州。入辞日，赐袭衣、金带。是日，特开龙图阁，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诗二首赐之，预宴者皆赋。炳视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
按《玉海》：景德四年九月庚午，宴近臣于龙图阁之崇和殿，翰林学士邢炳视壁挂《尚书》《礼记》，图指《中庸》九经事，讲述其大义，序修身尊贤，皆有伦理在位耸听，上嘉纳之。
仁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等御书中庸篇各一轴。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天圣五年四月辛卯，赐进士王尧臣等闻喜宴于琼林苑中，使赐御诗，又人赐御书《中庸》篇各一轴，自后遂以为常，初上欲赐《中庸》，先命《中庸》录本，既上乃令宰臣张知白进读，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陈之上，候听终篇始罢。是岁进士三百七十七人。
景祐元年，赐新第张唐卿《中庸》。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景祐元年四月乙卯，赐新第张唐卿《诗》及《中庸》。
皇祐元年，赐冯京《中庸》。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皇祐元年四月戊子，赐冯京御《诗》及《中庸》
高宗绍兴五年，赐新进士汪应辰等御书《中庸》。
按《宋史·高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绍兴五年，策士首得汪应辰，九月十九日，言者请依雍熙故事，赐新进士《儒行篇》，以励士，检有旨，添赐《中庸》送秘府，校勘正字，张嵲校《中庸·高闶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闶奏儒行，虽间与圣人之意合，而其词夸大，类战国纵横之学，盖汉儒杂记，决非圣人格言，望止赐《中庸》，庶几学者知圣学渊源？奏可御书《中庸》，以十月四日赐之，　又云：绍兴五年九月己丑，赐新及第汪应辰以下御书：石刻《中庸》篇廷试毕，赐御书自此始。
绍兴十年，御书《中庸》赐秦桧。
按《宋史·高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绍兴十年五月十六日，御书《中庸》赐秦桧。
绍兴十三年二月，颁御书《中庸》于天下州学。
按《宋史·高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绍兴十三年二月，颁御书《孝经》、周官《中庸》于天下州学。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幸太学，命祭酒林光朝讲《中庸》。五月，诏以御书《中庸》，重行摹勒以补礼经之阙。
按《宋史·孝宗本纪》：淳熙四年二月乙亥，幸太学，祗谒先圣，退御敦化堂，命国子祭酒林光朝讲《中庸》。　按《林光朝传》：召拜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四年，帝幸国子监，命讲《中庸》，帝大称善，面赐金紫。不数日，除中书舍人。
按《玉海》：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诏知临安府赵磻老于太学，建阁奉安石经，寘碑石于阁下，墨本于阁，上以光尧石经之阁为名，朕当亲写参政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亲书经传至数千万言者，不惟宸章奎画照耀万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画天纵冠绝古今。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阁将就绪，其石经《易》《诗》《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外尚有御书，《礼记》《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不在太学石经之数，今搜访旧本，重行摹勒，以补礼经之阙从之。
理宗淳祐　年，御制《中庸》赞。
按《宋史·理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淳祐中，御制《中庸》《大学》赞。
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礼部尚书陈宗礼、国子祭酒陈宜中，进读《中庸》。
按《宋史·度宗本纪》：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帝诣太学谒孔子，行释菜礼，以颜渊、曾参、孔伋、孟轲配享，颛孙师升十哲，邵雍、司马光升列从祀，雍封新安伯。礼部尚书陈宗礼、国子祭酒陈宜中赐紫章服。

元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定国子学，制读书必先《中庸》。
按《元史·世祖本纪》不载。　按《选举志》：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
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诏于《中庸》内出题，用朱氏集注。
按《元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选举志》：皇庆二年，诏定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子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内出题，并用朱氏集注，后以己意结之。

中庸部汇考二

《宋·吕大临·中庸解一卷》按《胡宏序》。靖康元年，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师圣，自三川避乱，来荆州，某兄弟得从之游，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有张焘者，携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
之师，圣笑曰：何传之误？此吕与叔晚年所为也。焘亦笑曰：焘得之江涛家，其子弟云然，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师圣又，夫子犹子人也，师圣少孤，养于夫子家，至于成立，两夫子之属纩，皆在其左右，其从夫子最久，而知夫子文章为最详，其为人守道义，重然诺，不妄可信。后十年，某兄弟奉亲南止衡山，大梁向沈又出所传明道先生解，有莹中陈公所记，亦云此书得之涛，某反覆究观词气大类，横渠正蒙书，而与叔乃横渠门人之肖者，徵往日师圣之言，信以今日己之所见，此书与叔所著，无可疑。明甚惜乎莹中，不知其详，而有疑于行状所载，皆未之及，虽然道一而已，言之是，虽阳虎之言，孟轲氏犹有取焉，况与叔亦游河南之门，大本不异者乎？尊信诵习，不敢须臾忘勇哉，莹中之志，某虽愚，请从而后。
《吕大临·中庸后解一卷》按《大临自序》，《中庸》之书，学者所以进德之要，本末具备矣，既以浅陋之学，为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诸君者，古者宪老，而不乞言，宪者仪型，其德而已，无所
事干问也，其次则有问有答，问答之间，然犹不愤则不启，不悱则不发，又其次，有讲有听，讲者不待问也，听者不至问也，学至于有讲有听，则师益勤而道益轻，学者之功，益不进矣，又有讲而未必听，有讲而未必听，则无讲可也，然朝廷建学设官职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为诸君强言之也，诸君果有听乎，无听乎？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必存乎德行而无意于功名，为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后世学者有未及乎？为人而济其私欲者多矣，今学圣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则语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则教者亦何望哉？圣人立教，以示来世，未尝使学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设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尝使学者如是也，学者亦何必舍此而趋彼哉？圣人之学，不使人过，不使人不及，喜怒哀乐之前，以为之本，使学者择善而固执之，其学固有序矣，学者亦用心于此乎，则义礼必明，德行必修，师友必称，乡党必誉仰，而上古可以不负圣人之传，付达于当今，可以不负朝廷之教养，世之有道，君子乐得，而亲之王公大人乐闻而取之与，夫自轻其身，涉猎无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诸君有意乎？今日之讲，犹有望焉，无意则不肖，今日自譊，譊无益不几乎，侮圣言者乎？诸君其亦念之哉。
《晁说之·中庸传一卷》按《说之跋》。近世学者以《中庸》为二，事其说，是书皆穿窬，而贰之于是，本诸先生长者之论作传，是书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记之，犹大戴取之夏小正曾子之
类也，顾惟收拾煨烬之末，简编不伦，文字混淆回舛惜哉，汉《艺文志·礼》，家有《中庸》说二篇，今莫知其为何书也。
《杨时·中庸义　卷》按《时自序》。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殁，群弟子离散分
处，诸侯之国，虽各以其所闻授弟子，然得其传者，盖寡。故子贡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为庄周，则其去本浸远矣。独曾子之后子思、孟子之传得其宗，子思之学，中庸是也，孟子之书，其源盖出于此，则道学之传有是书而已，世儒皆尊孟氏，而于《中庸》之书未有能尽心者，则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丰中，尝受学明道先生之门，得其绪言一二，未及卒业，而先生殁。继又从伊川先生，未几先生复以罪窜涪陵，其立言垂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请祠馆，退居馀杭杜门却扫，因得温寻旧学，悼斯文之将坠，于是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学者因吾言而求之于圣学之门墙，庶乎可窥而入也。
按《陈亮序》。世所传有伊川先生《易传》，杨龟山《中庸义》，谢上蔡《论语解》，尹和靖《孟子说》，胡文定《春秋传》，谢氏之《书学》者，知诵习之矣。尹氏之书简淡，不足以入世
好，至于是三书，则非习见，是经以志乎举选者，盖未之读也，世之儒者，揭易传，以与学者，共之于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谓不由《大学》《论语》及《孟子》《中庸》以达乎《春秋》之用，宜于《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语孟精义既出，而谢氏尹氏之书具在，杨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终病，其未广别，刊为小本，以与《易传》，并行观者，宜有取焉。
《石·中庸集解二卷》按《朱熹序》。《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
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闻之言，更相反覆作为此书，孟子之徒实受其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汉之诸儒，虽或传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至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为书，今世所传陈忠肃公之所序者，乃蓝田吕氏所著之别本也，伊川虽尝自言：《中庸》今已成书，然亦不传于学者。或以问于和靖尹公，则曰：先生自意不满，而火之矣。二夫子于此既皆无书，故今所传特出于门人所记，平居问答之辞，而门人之说行于世者，唯吕氏、游氏、杨氏、侯氏为有成书，若横渠先生，若谢氏、尹氏，则亦或记其语之及此者耳，又皆别自为编，或颇杂出他记，盖学者欲观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异，而会其同也。熹之友新昌石君𡼖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为一，书以便观览，名曰《中庸集解》，复第其录如右，而属熹序之熹，惟圣门传授之微旨，见于此篇者，诸先生言之详矣，熹之浅陋，盖有行思坐诵，没世穷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辞于其间，然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遗漏者。呜呼！是岂古昔圣贤相传之本意，与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于后人者哉？熹诚不敏，私窃惧焉，故因子重之书，特以此言题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读此书者，使之毋跂于高，毋骇于奇，必沉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必戒惧乎不睹不闻之中，以践其实庶乎？优柔厌饫，真积力久，而于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则为有以真得其传，而无徒诵坐谈之弊矣。抑子重之为，此书采掇无遗，条理不紊，分章虽因众说，然去取之间，不失其当，其谨密详审，盖有得乎，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之意，虽哀公问政以下六章，据家语本一时问答之言，今从诸家不能复合，然不害于其脉理之贯通也，又以简帙重繁分为两卷，亦无他义例。云乾道癸巳九月，新安朱熹序。
按《张栻跋》右石𡼖子重所编，集解两卷，某刻于桂林郡学官，子重之编此书，尝从吾友朱熹，元晦讲订，分章去取，皆有条次，元晦且尝为之序矣，桂林学官，旧
亦刻《中庸解》，而其间杂乱，以他惧其反误学者，于是漫去旧版，而更刻此书，窃惟中庸一篇，圣贤之渊源也，体用隐显成己成物备矣，虽然，学者欲从事于此，必知所从入，而后可以驯致焉，其所从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闻之训著于篇首，又于篇中发明尚絅之义，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而推极乎笃恭之效，其示来世，可谓深切著明矣，学者于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则于是书反复䌷绎，将日新而无穷，不然辟诸枵腹，而观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朱熹·中庸章句一卷》按《熹自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此，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馀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始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覆，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辨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升高行远之一助云尔。淳熙己酉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熹·中庸集解二卷》按《熹自序》。此书始刻于南剑之尤溪，熹实为之序其篇目，今建阳长沙广东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张侯又将刻之县学，以惠学者，熹故县人尝病乡里，
晚学见闻，单浅不过，溺心于科举程试之习，其秀异者，又颇驰骛乎文字纂组之工，而不克专其业于圣门也，是以儒风虽盛，而美俗未纯，父子兄弟之间，其不能无愧于古者多矣，今得贤大夫流传此书，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闻，而乐赞其成者也。是书所记，虽本于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实不外乎达道达德之粲，然者学者诚能相与深究而力行之，则先圣之所以传与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将有以自得之，而旧俗之未纯者，亦可以一变而至道矣。〈书徽州婺源县中庸集解板本后〉
《朱熹·中庸辑略二卷》按明《唐顺之序》。《中庸》辑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𡼖子重，采两程先生与其高第弟子游，杨谢侯诸家之说。中庸者，为集解，凡几卷，朱子因而芟之为辑，略其
后，朱子既自采两程先生语入章句中，其于诸家则又著为。或问以辨之自章句，或问行而辑略集解，两书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吕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学，且谓子重其乡人也，因购求此两书，而余以所藏宋板辑略本授之，己而，吕子巡按江南则属武进李令板焉，而集解则不可复见矣，序曰：盖古之乱吾道者，常在乎六经孔氏之外，而后之乱吾道者，常在乎六经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术竞出，阴阳老墨名法尝与并立，而为六家为九流，其道不相为谋，而相与时为盛衰，佛最晚出，其说最盛，至与吾儒并立，而为儒佛，然其不相谋而相盛衰也，则亦与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驾其说而其盛也，至与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虽然其不相为谋也，则是不得相乱也。呜呼！六经，孔氏之教，所以别于六家九流与佛也，岂知其后也，六家九流与佛之窜入于六经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说《易》者，以阴阳，或以老庄，是六经孔氏中有阴阳家，有老家矣。说《春秋》者，以法律。说《礼》者，以形名度数，是六经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说《论语》者，以尚同之与兼爱，尚贤明鬼，是六经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恶言其作用，是性之说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说乎？是六经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与佛之与吾六经孔氏并也，是门外之戈也，六家九流与佛之说，窜入于六经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虽然六家九流之窜于吾六经孔氏也，其为说也，粗而其为道也，小犹易辨也，佛之窜于吾六经孔氏也，则其为道也，宏以阔，而其为说也，益精以密。儒者曰：体用一原。佛者曰：体用一原。儒者曰：显微无间。佛者曰：显微无间。其孰从而辨之。嗟乎！六经孔氏之旨，与伊洛之所以讲于六经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谓一原无间者，而后彼之所谓一原无间者，可识矣。儒者于喜怒哀乐之发，未尝不欲其顺而达之也，至于天地万物，皆吾喜怒哀乐之所融贯，而后一原无间者可识也。佛者于喜怒哀乐之发，未尝不欲其逆而销之，其逆而销之也，至于天地万物，泊然无一喜怒哀乐之交，而后一原无间者可识也，其机常主于逆，故其所谓旋闻反见，与其不住色声香触，乃在于闻见色声香触之外，其机常主于顺故，其所谓不睹不闻，与其无声无臭者，乃即在于睹闻声臭之中，是以虽其求之于内者，穷极深微，几与吾圣人不异，而其天机之顺，与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子程子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又曰：善学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驾其说，群儒之所不能乱其真也。彼游杨谢侯诸家之说，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于老与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师门之绪言益多矣，学者精择之而已矣，则是书其遂可废乎，是信卿所为刻以待学者之意也。夫嘉靖乙巳八月朔旦。武进唐顺之序。
《黎立武·中庸指归一卷》按《赵秉文序》。圣人一贯之道，在《易》《中庸》《大学》。《中庸》《大学》杂于《礼》《书》。自汉以来，诸儒未有能识之者。宋河南二程夫子实始挈而出之，于是孟氏子没后，数千百
年不传之道统，粲然复明于天下，伟哉。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二书言高旨远，辞密义微，读之者固未易窥其涯，涘自考亭四书，出学者奉持信受如读成律，或莫知其何为而出，何为而入，诵言终身。呜呼！圣人立教之大本，果不可得而闻耶？前魁彦新喻黎先生，宿德峻望如鲁灵光振铎乡国，以觉后为己任，慨然谓二书道统所载，乃取兼山郭氏说，从而发明之作《中庸指归》，首以正统居体释，所以名中之义，其说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称龙德正中，中之体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称黄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万化之所由出也，作大学发微，曰大学曾子之书，一书之功，在于止善，止善之说，盖取诸艮曾子，固尝称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谓一以贯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中庸》《大学》实出于《易》，先生提纲举要，统宗会同，由是天人相与之际，体用一源之实，昭彻无间，非先生之学，深造自得，卓然有见于大本，其孰能与于斯，既又原作者之意，为《中庸》分章，以见绳联珠贯之妙，据旧文之古，为《大学》本旨，以订夫更定错简之疑，备论详说归其有极，先生有功于圣门，有赐于后学，可谓远且大矣，先生既开山学以来，四方问学之士，又建凤洲精舍，彷佛河汾此二书者，先生沉涵有年，宜锓诸梓，以嘉惠同志，董子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吾党小子苟能端居默识，循初返本，则有以见先生，是书无隐乎，尔又何待，千载之后，子云也哉。
《黎立武·中庸分章一卷》按《立武自序》。《中庸》之书，浩博深远，若不可涯其实，绳联而珠贯也，诸家虽字论句析，然于大旨未明，读之使人茫然，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王柏订古中庸二卷》按《柏古中庸跋》。《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书，所以开大原，立大本，而承圣绪也，义理精微，而实难于窥测，规模宏远，而实难于会通，众说淆杂，而实难于折衷，此
子朱子所以任其责，而后学亦以春融而冰释矣，惟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一日偶见西汉《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一也，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书，未尝自名其篇目，凡题辞皆后人之所分识，徒见两篇之词义不同，遂从而参伍错综成就其总题己，天赋为命，人受为性，所赋所受，本此实理，故中庸二字为道之目，未可为纲，诚明二字，可以为纲，不可为目。仆不揆狂，僭为之索，隐从而析之，以类相从，追还旧观，但见其纲，领纯而辨也，如此之精，条目疏而理也，如此之莹，首尾相涵，可谓缜密，气脉流通，可谓融畅，虽各题一性字，而其义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来，一原其性之所实有，虽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异，一以行为主，故曰修道，一以知为主，故曰明诚，始于天者，终于天，始于诚者，终于诚，分限严而不杂，涂辙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无遗憾于千古之上矣。或曰：自汉晋以来，诸儒先未尝疑也，至于朱子章分句析，研几极深，而无间言也，子何为者而勇于妄论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书惟哀公问政章结构为最深，加以王肃贸贸然独掇此章，充塞乎家语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郑氏所谓误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论旧章之痕迹，尚未磨也，其往参之，位置尚可掩也，使后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说二篇，五字不列于诸子之上，而晦昧于古礼，经之末窃意，子朱子未必见也，或见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刚决，辞而辟之久矣，奚待于今日哉？
《元·刘惟思·中庸简明传一卷》按《吴澄序》。《中庸》，传道之书也。汉儒杂之于《记礼》之篇得存，于今者幸耳，程子表章其书，以与《论语》《孟子》并，然蕴奥难见读者，其可易观哉，程子数数为儒者言，
所言微妙深切，盖真得其传于千载之下者，非推寻测度于文字间也，至其门人吕游杨侯始，各有注，朱子因之著章句，或问择之精语之详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邻于巧惟详也，详之又详，流于多，其浑然者，巧则裂其粲然者，多则惑，虽然此其疵之小也，不害其为大醇。匡庐刘君，惟思良贵父，以朱子章句讲授，考索玩绎五六十年，年八十，乃纂其平日教人，笔之于纸，辞简义明，仿夫子说烝民之诗之法，始学最易于通习惠不浅也，夫汉儒说稽古，累数万言，而郑康成于《中庸》一十九字止，以十二字注之，朱子深有取焉，然则良贵父之简明，亦朱子意也，而见之不同者不曲。徇澄少读《中庸》，不无一二与朱子异，后观饶氏伯与父所见亦然，恨生晚不获，就质正焉。良贵父吾父行也，皇庆元年夏，其子秘书监典簿复初官满南归，相遇于东淮，出其父书，以示澄读之，竟既知先辈用功之不苟，而良贵父亦已下世，畴昔所愿，质正于伯与父者，今又不获，从良贵父订定焉，而三人之不同，卒未能以合于一也，则又乌乎不怅焉，以悲故为识其左，而还其书典簿氏。
《陈栎中·庸口义一卷》按《栎自序》。程子曰：《中庸》一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其言约而尽矣。朱子分为三十三
章，而复截为三大段，其言曰：首章子思推本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其下十章，则引先圣之言，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复引先圣之言明之，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朱子之区别亦已精矣，至其揭一诚字，以为一书之枢纽，则或问详焉，尤学者所当熟，复而贯通者也。朱子又尝曰：《中庸》之书，难读初学者，当理会中间多说无形，影如鬼神如天地等类说得高，说下学处少，说上达处多，今按说下学固少，而其中说下学处则甚切，如二十章择善固执一条，及二十七章尊德性道问学一条是也。且朱子亦尝于序文提出择善固执，以配大舜精一之言，以见道统之相传，不外乎此矣，学者诚能据此以为用力之方，而以诚之一言贯通之，复如朱子所分之三大段，以区别之，则所谓始言一理，末复合为一理者，理皆见其为实，理中散为万事者，事皆见其为实事，而所谓其味无穷，皆实学也者，的为实学而非虚言矣，言下学处虽少，而皆提纲挈领切要之言，言上达处虽多，而亦岂涣散无统，元妙不可究诘之论哉。愚每患从学者未尝精通夫《大学》《语》《孟》之三书，而遽欲入夫《中庸》之书，授以朱子之章句，或问往往难入不得已，䌷绎朱子之意，两句解之，复述读此书之大略于此云。
《明·朱升·中庸旁注一卷》按《升自跋》。《中庸经》，朱子训释之后，说者亦多，其间最有超卓之见者，饶氏也。有融会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于文义，切于体认者，楼山袁氏，述吴氏之说也。
今兹旁注，既各取其长矣，至于智仁勇之用，至诚不贰不息之分，尊德性道，问学之说，若此之类一得之，愚窃自摅其闻见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实用功力之君子，愿有以教之。
《张洪·中庸讲义一卷》按《洪自序》。尧舜初，言执中即事理，当然之极，即得而勿失，是之谓执也，至汤始言降衷，又言恒性，则人心固有之中，此推本之论，见道之大，原出于天也，降自
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何莫非此中乎，曾子述孔子之言，以为明德，亲民之止于至善，即尧舜禹之执中也，子思演绎曾子之言，以谓天命之谓性，即成汤之降衷恒性也，所谓道者，不过循其性之理，所谓教者，不过修其理之，则立此三言，为一书之纲领，初言性情之德，故谓之中和，次言事物之理，故谓之中庸，必先有此中和之德，而后合乎中庸之理，贤知之过者既失夫中庸，愚不肖之不及者，又不得夫中庸，此中庸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必如舜之大知，回之大贤，则无知行之过与，不及必如子路之强中立而不倚，则不临于二者之偏此三达德，所以为入道之门也，近而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与能行者此道也远，而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幽，而鬼神之为德明，而圣人之为教，无非真实无妄之理，亘万古而不变者，亦此道也，其书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为万事者，率性之道也，末复合为一理者，修道之教也，教者，所以复其性而已，故于末章，又从下学立心之始，言之推而至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人未始不为天，天未始不为人，中庸之道极矣，朱子盖尝折衷众说，以为章句，余尝䌷绎而与有得焉，为《中庸解义》一卷，与同志者共之。宣德四年四月初吉。
《杨守陈·中庸私抄一卷》按《守陈自序》。古书皆刻以竹简而编之，编断则简错，在当时，盖已有然矣，况乎秦人焚禁之馀，汉儒掇拾传写之后，岂有复完，正如古者哉，《大学》《中庸》二篇，皆
杂之戴记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学》简编杂乱而为之，更定《中庸》，则仍旧编，无所更也，朱子继之，乃重定《大学》之简，而分为经传十一章，《中庸》亦仍其旧，而分为三十三章，各为章句。或问并传于世，然愚以为，《大学》之错简未尽正，而《中庸》之简亦多错，《大学》之章可分，而《中庸》难以章分也。戴记四十篇，错简者过半矣，《大学》言三纲八目既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错简易见其错，有未尽正者，蒙复更定，而私抄为一帙矣。《中庸》之言，若散而无统，乱而无伦，故虽有错简，而卒未易见，人未始有疑之者。朱子之为章句，亦不疑其简之错，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乱也，故为说以连贯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则连之以知仁勇，自十二章至二十章，则连之以费隐，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则连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牵强。后汉或疑或信，辨说纷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于一焉，蒙自少诵经及章句，或问长而味之，不能无疑及味诵弥久，犹未能一一信也，侪辈有自谓无疑者，但据章句，或问而执以为信，亦非卓然有见，而灼然无疑者，愚疑久而不释，乃姑置章句，或问独取经文，复诵深味，继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乱者，但由简之错耳，既移正其简，又欲更定其章，则文义皆已连，属更无少断，有难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复诵深味，则前疑尽释，但见文辞精详而不紊，义理奥博而无穷，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章句亦不能明，乃复以经文依今所正之简而抄之，乃取章句分抄其下，而蒙之妄说，亦窃附其后焉，先儒尝戒人不可以脱简疑经，诚如其说，则虽如《大学》之错简者，皆必强信，固执曲解迂说，宁失圣贤之本旨，而不更耶？今一新学小生，乃于先儒之所未尝疑者亦过疑，以为错简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己见，可谓僭妄之极矣，然千虑或有一得，今迷尚待后悟，姑抄而藏之，未敢以示人也。
《湛若水·中庸测一卷》按《若水自序》。夫《中庸》何为者也？作者之志，其有忧乎？夫子没而异端起矣，是故子思忧之，忧夫道学之不明也，语用者之离，夫体也，语本者之离，夫用而本非
其本于天者也，故《中庸》者，本诸性而道具焉，本诸体而用具焉，本诸中而和生焉，是故君子慎独养其中而已也，中立而和生焉，修道致中和而位育成焉，是固一体也，夫中庸者，自天而推之人者也，自人而复乎天者也，斯理也，其执中，建中之传，博约之教，一贯之旨也，子程子曰：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其有以默识此矣。故《中庸》者，一干而四支者也，夫天下之支，未有不原于干者矣，天下之干，未有不因支焉，以发明者矣，是故以明乎慎独之功者，莫大乎一支以言乎，体道而致之中和位育之极致者，莫大乎，三支以言性，反本而约之其功，密其为效，远其体用一者，莫大乎四支，是故一干本根，纯粹精矣，四支发挥，旁通情矣，大哉道也。斯其至矣予忧，夫世远言湮，作者之精殆不可见，而道或几乎晦也，故为之作测。正德戊寅九月。
《夏良胜·中庸衍义十七卷》按《良胜序》。臣闻言帝王之学者，必本于道，言帝王之道者，必达于治，然一以孔氏为宗，孔氏，道之大成者也。虽厄于治而学道以图治者，非遵孔则绌孔道之
传，得其宗者，曾子述《大学》，言天下之治，必本道而学也，曾子之传得其宗者，子思作《中庸》言天下之学必达道而治也，体用一原，而师门之说，家教之绪，莫有轩轾焉者，其示孔道之宗旨一也，圣远言微，经焚而说凿以杂。宋仁宗时，王尧臣及第，赐《中庸》篇。吕臻及第，赐《大学》篇，始掇取于戴记中。至大儒程颢及颐尊信之，简编循次，旨趣有归。朱熹集说章句，别为或问，自谓平生心力尽在二书，而孔曾之道益明，真德秀衍《大学》义，而程朱之说大备，臣自知学每惜《中庸》尚或缺义，窃有志焉，幸参仕籍近三十年，而立朝才逾一，考恒以痛戚罪遣，屏居放废，弗之能就往者，以礼文罪案蒙诏逮治系狱，凡三年，自计一旦奄忽，竟赍于志省愆馀息谬有绎思，则拥被默稿片纸蝇书纳败絮中，既而有死语燬之，今幸生戍辽海，而随行无书，边士家亦罕得贷，本赖二三友朋，腹笥维富时，就咨质思缉，旧闻漫次，成录曰：《中庸》衍义，臣惟孔氏之道，至宋而明，亦至宋而厄，厄而复明，固其理也，程颐明是道者，入道学之禁，至刻党碑及禁，解吕大防列本朝事，以进皆祖宗家法，禁始于变法故也。朱熹明是道者，入伪学之禁，至燬家板及禁解，真德秀衍《大学》义以进，皆圣贤成法，禁始于嫉贤故也。呜呼！臣不得已而以言事君，二者备矣，人君而比类属思覆视于册有相发焉，必曰：古之圣贤则然，吾弗慕圣贤而何学焉。必曰：吾之祖宗则然，吾弗率祖宗而何学焉。如是而有，弗即于道，弗底于治，弗尊于孔氏者，未之有也。故臣不揣，荒陋僭有，是编纲目，虽具义例，罔修摛经摘史列传注论，断而折衷，以圣祖文皇之懿训，盖窃比于德秀之言，而附益以大防之义也，伏愧病与老乘惧弗终业，搜剔挂漏，莫副初心，然以畎亩馀忠兵戎，偶暇犬马一得之愚，附录谨藏敝箧，尚望圣恩，终贷解禁，生还将昧死以献焉。臣良胜惶恐顿首谨序。
《施儒·中庸臆说　卷》按《徐献忠序》。《中庸》一书，人自为说，或失则禅，或失则俗，党同伐异，其失均焉，至乃朱陆交辨有如聚讼。嗟乎！孔父不作，孰知是非？苟其大义无乖细目稍异，亦
何舛谬，而互相诋訾，一至于是，良可慨已，吴兴施先生聘之挺，豪杰之才，希圣贤之学，尝从游馀姚王公之门，惧微言之将绝，忧后学之靡，宗著《中庸》臆说一编，脱略前闻，䌷绎新得，既不苟同，亦不苟异，诚圣学之枢钥，古经之羽翼也。
《王渐逵·中庸义略一卷》按《渐逵自序》。言《中庸》者，莫善于程子，程子曰：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中庸》之义，其尽于此乎？《中庸》者，尽性之书也，首之以天命性之原也，
次之以道性之著也，教者所以成性也，中者性之蕴也，和者性之达也，天地万物者，性之实体也，《中庸》者，性之实行，知愚贤不肖，不能尽其性者也，南北风气之偏，性之杂糅而不齐者也，费者其散殊也，隐者其统会也，天地之憾，圣人之不知不能，性之变化而不可测也，鸢飞鱼跃，性之生意也，示人易矣，忠恕者存性之事也，素位而行性斯立矣，鬼神者，造化之功用，性之良能也，大舜、文、武、周公、孔子五圣人者，能尽其性，天下至诚者也，达道性之同也，三德性之通也，九经三重礼乐，性之用大本之所出也，知者知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及其成功一也，诚者天之道性之自也，成己成物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是故贯动静一，内外合人，己莫大乎性，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举天地之大，所以明吾性之大也，至于配天尽性极矣，夫焉有所倚也，肫肫以仁言，渊渊以性言，浩浩以心言，仁也，心也，性也，一也，学非为己，性不可得而存也，故戒惧慎，独不愧屋漏，所以存其心，养其性也，此复性之学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虚也，性之神也，夫天地之道化育行焉，万物生焉，其既也，敛于无迹，莫知其然，归于虚也，圣人之性，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其既也，求之无迹，亦莫知其然，本于虚也，故虚而神无而有性之所以为大也，此《中庸》之作，所以为尽性之书也，此程子之善言《中庸》也。
《管志道·中庸订释二卷》按《志道自序》，《中庸》一篇，朱子分为三十三章，孔丛子说有四十九篇，皆子思居宋解围后所作，而今不可考矣，世儒类知《大学》之简多错，《中庸》无错，则愚尚有
疑焉，幼读朱子章句，即疑哀公问政章，礼所生也之下有在下位三句，而遗全文，据朱子述郑氏之解，曰：此句在下误重在此，夫何以辨下文之非。错简而此处之非阙文也，又考家语子曰：三近之上，有伪撰，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三语，则又疑章句中，岂无误混，孔氏祖孙言语而强为分章之处，尝先订此章，其他章句亦有分其合，而合其分者，藏箧数年，不敢出迩，得南大司马孙文融书，促予作《中庸辑略》，予为心动，欣然从之，乃取十二年前草本参互考订修饰其文其章句，无大改于朱子之旧，而分合间有所裁，其注释亦多存原文，而与时说相违亦有之，要亦不诡于中庸之道已耳。
《周从龙·中庸发覆编一卷》按《陈懿典序》。《中庸》发覆编者，吾友周彦云所著也，其称发覆者，从前所覆者，自今发之，彦云所自命也，彦云于吾党中，最号博雅淹通，而好深湛之思者，兹编
虽成于匝月，然其平生积累之工夫见矣，世儒狃于旧闻，骤而语之，必惊且疑以为牵合穿凿，不知从古圣贤著书精微变化，无所不有，无所不通，本非一家之言，一人之见，所可画疆而守，况经籍流传，阙文错简，往往有之，釐正刊定，更不可少，兹编订定如武周达孝，继述二条，次于作述之下，缵绪之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条，次于在下位一条之下，天道人道之上，虽其中与传注不同者什九，而要之皆以《中庸》解，《中庸》读者又何骇焉，余尝窃疑《中庸》性命之书，而古者乃置之《礼经》，岂以武周祭葬郊社为礼之大者？故以入《礼经》中乎《论语》终篇，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礼之三千三百，无非性命也，而不可认礼为性命外之物也，圣人之致中和，无非性命，中来则谓中庸，为性命之言可也，谓为《礼经》亦可也，彦云解礼仪威仪，为道之愈析愈大处，待其人而后行，所行即礼，君子尊德性要归于崇礼，真发我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