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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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典第一百六十九卷

春秋部汇考三

宋程颐春秋程传一卷按颐自序：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道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
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道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谬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之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论曰：游夏不能赞一辞，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贬善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得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亦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孙觉春秋解五卷
按杨时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之诗非尽亡也，《黍离》降而为《国风》，则王者之诗亡；王者之诗亡，则《雅》不作，而天下无政矣，《春秋》
所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没，更秦燔书，微言中绝。汉兴诸儒守专门之学，互相疵病，至父子有异同之论，况馀人乎？然自昔通儒达识，未有不由此而学也。熙宁之初，崇儒尊经，训迪多士，以谓三传，异同无所考。正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而士方急于科举之习，遂阙而不讲可胜，惜哉。高邮中丞孙先生，乃以其餍馀尽，发圣人之蕴，著为成书，以传后学。其微辞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启其关键，使学者以稽其门、叩其户，以窥堂奥，岂曰小补之哉？余得而伏读之，不能释手，闻所未闻多矣。而其孙广伯，乃以其书属余为序，以予之浅陋，使得挂名经端，自托不腐，岂不幸矣哉！然承命以来，于玆有年矣，而不敢措辞于其间，窃谓先生以宗工钜儒，世所师仰，虽片言寸简，皆足以垂世传后，况其成书耶！晚学后进，妄以芜辞污镘之，非惟不足以为重，乃退之。所谓言之适，有累于高明也。故绝意不敢为，而广伯之请益至，乃勉为之书，其后庶乎如古之附骥尾者，后之览者矜其意，而勿诮焉可也。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

按明金九畴序：《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平阳孙先生所著也。予读《宋史·儒林传》，先生名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遂著是书。大约
本于陆淳而增新意，山东诸名士，自石介以下，皆师事之。丞相李迪知其贤，以其弟之子妻之，范文正富郑公皆言复有经术，宜在朝廷，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仁宗幸太学，赐绯衣银鱼，召为迩英阁祗候说书。时杨安国言：其讲说多异先儒，罢之后，翰林学士赵概等十馀人言，复经为人师，不宜去，仍留为直讲，以殿中丞卒。当复病时，韩琦言于仁宗，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史之序，先生者大略如此。又言其与胡瑗不合，在太学常相避，瑗治经不如复，而教养诸生过之。予尝游太学，窃追思二先生，而不可得乃幸而聚于一时，而又相避，何哉？乃先生虽不合于翼之见，诋于安国，而其于经术则富。范韩、赵诸君子，皆推重之，荐之人主，藏之秘阁，学者读其书，亦可想见其人矣。
陈傅良春秋后传十二卷
按楼钥序：《春秋后传》及《左氏》章指二书，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学不明久矣，啖赵之后，至于本朝，而后有泰山孙先生复尊王之说，弥
彰公是。刘先生敞《权衡》、《意林》等书，订證尤详。伊川程先生颐，虽无全书而一序所该，圣人之大法备矣。自荆公安石之说盛行，此道几废。建炎绍兴之初，高宗皇帝复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国承伊洛之馀，推明师道劝讲经筵，然后其学复传，学者以为标准可谓大全矣。东莱吕公祖谦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义殆无馀蕴，止斋生于东嘉，天资绝人，诵书属文，一旦迥出，诸老先生上敛然，布衣声名四出，六经之说流行，万里之外，而其学尤深于《春秋》。钥非深于此者，尝涉猎诸公之书，非不明白，然亦不过随文辨释，间有前后相，为发明者亦不见体统所在。钥自客授之初，即从止斋游，虽不得执经其门，尝深叩之，同在西掖时，始以《隐公后传》数篇相示，因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经者，其说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于此，而欲著书，于诸生中择其能熟诵三传者，首得蔡君幼学。蔡既壮，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随，遇其所问，其应如响，而此书未易成也。未几去国，而钥亦归，虽若相忘于江湖，而朋友之来必以此书为问。虽亲炙之者，跪以请，则曰：此某身后之书也，既不幸卒于嘉泰三年，而此书始出于笥中。其婿林子燕，最得其传，又四年而后，长子师辄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钥老矣，如获希世之珍，屏去它书，穷昼夜读之，始尽得其大意。呜呼盛哉！盖未有此书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则曰变例。窃以为未安公之书，不然深究经旨，详阅世变，盖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犹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犹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诸侯，不复知有王矣。桓公之后，齐不竞而晋霸；文公既亡，晋不竞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兴而复微，吴出而盟诸夏，于越入吴而春秋终矣。自杜征南以来，谓平王东周之始，王隐公逊国之贤君，其说甚详，而公以为不为平王，亦不为隐公，而为威王。其说为有据依，又其大节，目如诸侯，改元前所未有齐鲁诸大国，比数世间，有世而无年，至记厉王奔彘，始有纪年。古者诸侯无私史，乘与梼杌春秋，皆东迁之史也。书齐郑盟于石门，以志诸侯之合，书盟于咸，以志诸侯之散者，是春秋之终始也。隐桓庄之际，惟郑多特笔；襄昭定哀之际，惟齐多特笔。诸侯专征，而后千乘之国，有弑其君者矣。大夫专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鲁卫陈蔡为一党，齐郑为一党，公会齐郑于中丘，而后诸侯之师衡行于天下，罪莫甚于郑庄，宋鲁齐卫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祸，亦莫甚于五国，是可为不臣者之戒矣。齐桓公卒，郑遂朝楚，夏之变夷，郑乱为阶侵蔡，遂伐楚，以志齐桓之霸。侵陈，遂侵宋以志楚庄之霸，足以见夷夏之盛衰矣。书公孙兹帅师，书公孙敖帅师，书公子季友卒。习见三家之所从始，首止之盟，郑伯逃归，不盟则书，以其背夏盟也。厉之役，郑伯逃归，不书，盖逃楚也。夷夏之辨严矣。自隐而下，春秋治在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辞，有一国之辞，有一人之辞，于干戈无不贬于玉帛之使，则从其爵，劝惩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郑又五十馀年，而狄晋、狄郑犹可也，狄晋甚矣，贬不于甚，则于事端馀实录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发。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极言鲁之用天子礼乐，以明堂位之言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当用，僖公始作颂，所以郊为夸引祝鮀之言为證此，尤为前所未闻也。若左氏，或以为非为经而作，惟公以为著其不书，以见春秋之所书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书首尾，专发此意，昔人以杜征南为丘明忠臣，然多曲从其说，非忠也。公之章，指谓君子曰者，盖博采善言礼也者。盖据史旧闻，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后人增益之；或曰：后人依仿之；或以凡例义浅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盖爱而知其恶者，乃所以为忠也。又言庄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后讫，终篇多无传，疑有佚坠。公之求于传者详矣。呜呼！与止斋游，前后三十年，不得卒业，于其门，既兴殄瘁之悲，而后得二书，其间尚有欲质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抚卷三叹，而不能自已矣。开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楼钥序。
按周勉后序：先生为后传，将脱槁而病，期岁而病革。学者有欲速得其书，俾佣书传，写其已削者，或留其帖于编，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还始
得朋友订证之，然已削者可刊帖于编，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复求矣，惜哉！勉从先生于桂阳，于衡，于潭，日受经焉。及后传，且就先生每语友朋，面授勉使尽质所疑，而后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质今订證，犹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周勉谨书。
陈则通春秋提纲十卷
按胡光世序：《春秋》一经，说者亡。虑数十百家，其皆绘天地而图日月，似则似矣，于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则亡也。愚读是经，茫无津涯，及见此编，檃括诸传，包举
无遗。颇于圣人之意，若沧海之有畔，可以济其阔而极其际伏。读之，馀因思儒者之行，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秘，愿与同学是经者共之。故用锓梓以广其传，至于编中之所本者，则有诸传在，熟读诸传以求经之旨，而于此编，以发经之蕴，信所谓提纲者矣。
胡安国春秋传三十卷
按安国自序：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
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衰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其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谓此书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是故《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自先圣门人，以文学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赞一辞。盖立义之精，如此去圣既远，欲因遗经窥测圣人之用，岂易能乎？然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尔苟得，其所同然者，虽越宇宙，若见圣人亲炙之也，而春秋之权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据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中外淆乱，莫之遏也。噫！至此极矣。仲尼亲手笔削，拨乱反正之书，亦可以行矣。天纵圣学，崇信是经，乃于斯时。奉承诏旨，辄不自揆，谨述所闻，为之说以，献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
吕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
按明金玉节序：圣有经，贤有传，儒者有解。传也者，传经者也；解也者，解传者也。虽然传经者谓之传，亦谓之解，解传者谓之解，解经者亦谓之解，是故专乎传
以言之，则《左氏之传》、《公羊氏之传》、《谷梁氏之传》是也，专乎解以言之，则《左传》有《杜预之解》，《公羊传》有《何休之解》，《谷梁传》有《范宁之解》是也。统乎传与解以言之，则吕氏祖谦之，有《春秋集解》是也。予家藏书甚富，自先祖九畴公，搜罗益广，《春秋》凡百馀种。而东莱吕氏之书有二，一为文清公本中，一为成公祖谦。文清则《春秋》解二卷，成公则集解三十卷。二书皆宋艺文志所载，而予家皆有之。夫士甫识之无，无不知有东莱吕先生者。而东莱吕先生人物之盛，原不独以书著，即以书，亦不独以《春秋》显，即以《春秋》，亦不独以一东莱先生名也。一先生解于前，学者称之曰《东莱先生书》也，一先生集解于后，学者又称之曰《东莱先生书》也。祖作之孙，述之学者，读其书，求其所以，垂裕于前，绳武于后者，则庶乎得其所以为子、所以为臣之道。夫然后可以语《春秋》矣。
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
按琪自序：《春秋》一书，事变至繁，经文至约，接王政之末流，则可稽世道之升降，备霸事之终始，则具见中夏之盛衰，详列国之离合，则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
二百四十二年之纪一百二十国之行事，国各有史。晋乘楚杌，故典旧章，册书浩博，是非纷纠，而春秋以万八千言该之。国无不记之事，事无不著之实。自学者舍经求传，事始繁而晦矣。盖始读经者，睹本末之宏阔而考之，于训辞简严之中，错陈迭见，未究前后，不知据经以覈传徒，欲按传而疑经，是不能比其事而观之也。琪少窃妄意，叙东周十有四王之统合，齐晋十有三霸之目举，诸侯数十大国之系，皆世为之纪，不失全经之文略，备各代之实。每纪之后，序其事变之由，得失之异，参诸传之纪载，以明经之所书。虽若详而不遗于事，岂能精而有合于理，初学问津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旨奥义，则不在是。深于经者固自知之也。此编作于辛亥之冬，列国诸纪，檃括未竟，惧其条目破碎，爰辄止诸老先生，每索此书，无以复命，犹子韶为之补续，其未成，猥加整比。越二十年，甫为全书，非敢以示学经者，姑存其稿于家塾云。嘉定辛未秋，七月甲子，吴郡李琪序。
按周自得序：夫子约《史记》而修《春秋》，尊王贱霸，内华外夷，诛讨乱贼，绳以文武之法度。笔削之间，微辞精义，虽游夏弗与于斯，自隐迄哀，凡二百四十二年，其
行事笔于《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该万有八千言天道、人事、朝聘、会盟、侵伐、围入、崩薨、卒葬、王霸，华夷间见错出轇轕纷纠。学者欲睹世变始终之会，治乱得失之由，非融会经传该贯首尾，默识心通，则未足以知《春秋》之要领也。余童习是经，初得竹湖李氏所著《王霸列国世纪》，读之不无拆裂经文之疑，既观其分王霸之行事，具世系之本末，于治乱兴衰之际，复序而论之，读者一目而洞彻原委，则极叹前辈之读书不苟如此。间手抄以示同志，今庐陵罗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传之，斯文必盛行于世。学者由是而会经传之大全，以探笔削之深意，则未必非通经之一助云。至正乙酉岁，八月壬子朔，渝川后学周自得序。
赵鹏飞春秋经筌十六卷
按鹏飞自序：木讷子作经筌，自叙其首曰：鱼可以筌求，而经不可以筌求。圣人之道寓于经，如二仪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囿之。盖吾之所谓筌，心也；
求鱼之所谓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经当求圣人之心，此吾经筌之所以作也。然圣人作经之心安在哉？曰圣人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则所谓威福者，为赏为罚为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则所谓威福者，为褒为贬为劝，惩自其赏罚而观之，则贤不肖判然玉石矣。故虽识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举十六相、诛二叔、兴十乱，为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则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贬而诛奸魂，其文见于片言只字之间，而威福与二帝三王同其用，则深辞隐义，讵可亿而度哉？故《五经》鲜异论，而《春秋》多异说。麟笔一绝，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刘之调人，纷然杂出，几成讼矣。后学何所依从耶？及何休、杜预之注兴，则又各护所师，而不知经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鲁，非所谓忠于师者，彼所学者，则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学者，则兴卖饼之讥，各怀私意，以护私学，交持矛盾，以角单言片论之胜，于圣经何有哉？故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然世之说者，例以为非传则经，不可晓。呜呼！圣人作经之初，岂意后世有三家者为之传邪？若三传不作，则经遂不可明耶。圣人寓王道，以示万世，岂故为是不可晓之义，以罔后世哉！顾学者不沉潜其意，而务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学，已为有馀，而经之明，不明不问也。愚尝谓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谓《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三传固无足据，然公吾心而评之，亦时有得圣意者，若何休癖护其学，吾未尝观焉。惟范宁为近公至，于论三家，则均举其失曰：失之诬，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学也。其师之失，亦从而箴之，故《谷梁子之传》实赖宁为多。如经书乾时之战，我师败绩，赤曰：不讳败，恶内也。宁知其妄，正之曰：雠无时而可通恶内之言，传失之经，书作三军。赤曰：古者诸侯一军作三军，非制也。宁知其疏，正之曰：总言诸侯一军，又非制也，若是者，盖多有之故。愚以为宁之学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宁有志乎《春秋》焉。愚学《春秋》，每尚宁之志，固愿视经为的，以身为弓，而心为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雁鹜翔于前不眴也。三传纷纭之论，庸能乱吾心哉？庶有得于经，而无负圣人之志。盖《春秋》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经筌。
按留梦炎序：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衒而人莫之知，书之藏于家者，又以狄难而燬良
可嘅叹。麟经在蜀，尤有传授，盖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谪于涪，金堂谢持正先生，亲受教于伊川，以发明笔削之旨老，帅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讨论，传诸其徒，虽前有断烂朝报之毁，后有伪学之禁，而守之不变。故薰陶浸渍所被者，广如冯公辅、朱万里、张习之、刘光远诸先生，皆一时所宗。吾乡木讷，赵先生独抱遗经，穷探冥索，实为之倡，所著诗故，经筌二书有功于圣经甚大，诗故湮没不传，唯经筌独存。其为说不外乎濂洛之学，而善于原情，不为传注所拘，至于推见，至隐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参订，率有依据，经生学子，窃其绪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书，以淑后学，岂为是哉？先民谓《春秋》，孔子之刑，书传为案，经为断，其说尚矣。然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犹未免于致疑，其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恶是非之私，不徇夫牵合傅会之失。先原情以为之裁准，得其情，则案可断，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质诸人情，孰谓探索于千有馀年之后，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余所以深有味于是书也。余与先生居同里，且受经于先生之高弟，每患此书未能散于四方，谨刊诸家塾，与同志共之读经者，傥能主濂洛及胡文定之说，以求夫大经大法之要，又以此书原当世之人情而归于至理，广而充之，举而措之，以正谊明道，为心，以拨乱反正为事，使吾夫子赏罚之公，不徒载之空言，尚先生明经之志哉！咸淳壬申阳月朔，后学石泉青阳梦炎序。
崔彦直春秋本例二十卷
按彦直自序：《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夷狄，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
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从生也。著日以为详，著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轻重矣，安可不详所重而略所轻乎？大概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次者，时此亦易明尔。然而以事之轻重，错于大小尊卑疏戚之间，又有变例，以为言者此日月之例，至于参差不齐，而后世之论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春秋》之法，权事之轻重而著之，为例分其类而条次之，可以具见而不疑。若夫事有疑，于其例者，则备论焉。且尝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也，故号本例。呜呼！学者苟通乎此，则于春秋之义过半矣。
按明金玉节序：春秋本例者，涪陵崔彦直所著也。彦直究心经学，尤精于《春秋》。尝著《春秋经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请下湖州，取其书藏秘省，
于是其孙若上之朝。今观《本例》，条为十六门，而以日月时例之使，其义灿若列眉，燎如指掌，可不谓《鲁史》之功臣与。崇祯十年，江都金玉节题。

叶少蕴春秋传

二十篇按少蕴自序：叶子曰：春秋为鲁而作乎？为周而作乎？为当时诸侯而作乎？为天下与后世而作乎？曰：为鲁作《春秋》，非鲁之史也；曰：为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
为当时诸侯作《春秋》，非当时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与立者矣，可施之一时，不可施之万世，天下终不可立也。然则为天下作欤？为后世作欤？故即鲁史而为之经。求之天理，则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妇也，无不在也；求之人事，则治也，教也，礼也，政也，刑也，事也，无不备也。以上则日星雷电雨雹雪霜之见，于天者皆著也；以下则山崩地震水旱无冰之见，于地者皆列也；泛求之万物，则螽螟蝝蜚麋蜮鸲鹆之于鸟兽，麦苗李梅雨冰杀菽之于草木者，亦无一而或遗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笔削于其间，穹然如天之在上，未尝容其心，而可与、可夺、可是、可非、可生、可杀，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见，其始要之不见，其终是以其书断，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数，备四时以为年，而正其行事，号之曰《春秋》以自比于天，由是可以为帝，由是可以为王，由是霸者，无所用其力，由是乱臣贼子，无所窜其身。前乎此圣人者，作固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后乎此圣人者，作复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当孔子时，虽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自孔子没而三家作，吾不知于孔子亲闻之欤？传闻之欤？至于今千有馀岁，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子之自言。则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经也。故可与通天下，曰：事不可与通天下，曰：义《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谷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后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实而察义之当欤？惟知《春秋》之所以作为天下也，为后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事义更相发明，犹天之在上，有目者所可共睹，则其为与为夺、为是为非、为生为杀者，庶几或得而窥之矣。天之既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后世必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与经，试尝为之言，以俟后之君子而择。其中其亦有当尔乎，其亦无当尔乎？作《春秋传》二十篇。
刘敞春秋权衡十七卷
按敞自序：刘子作《春秋权衡》，《权衡》之书始出，未有能读者。爰自序其首曰：权准也，衡平也，物虽重，必准于权；权虽移，必平于衡。故权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
使轻重无隐也，所以使低卬适中也，察之者易知，执之者易从也。不准，则无以知轻重；不平，则轻重虽出，不信。故权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议《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传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恶相反，其褒贬相戾，则是何也，非以其无准失轻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刘歆之徒，盖相与争此三家矣，上道尧舜，下据周孔，是非之议，不可胜陈，至于今未决，则是何也？非以其低卬不平邪？故利臆说者害公议，便私学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诚准之以其权，则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则市人不惑。今此新书之谓也。虽然，非达学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矣。耳牵于所闻，而目迷于所习怀，恐人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故，亦譬之权衡矣。或利其寡，而视权如赢；或利其多，而视权如缩。若此者，非权衡之过也，人事之变也。虽然，以俟君子耳，孔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于权衡何伤哉？于是乎定其书为十七卷。
章冲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
按冲自序：始冲少时，侍石林叶先生为学。先生作《春秋谳考传》，使冲执左氏之书，从旁备检阅。左氏传事不传义，每载一事，或先经以发其端，或后经以终其
旨，有越二三君，数十年而后备，近者亦或十数年。有一人而数事所关，有一事而先后。若异君臣之名字，有数语之间而称谓不同，间见错出，常病其不属，如游群玉之府，虽珩璜圭璧，璀璨可爱，然不以汇聚，骤焉观之，莫名其物。冲窃谓左氏之为丘明，与受经于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艳广记，备言之，工学者掇其英精，会其离析，各备其事之本末，则所当尽心焉者，古今人用力于是书亦云多矣，而为之事类者未之见也。冲因先生日阅以熟，乃得原始要终捃摭推迁，各从其类，有当省文，颇多裁损，亦有裂句，摘字联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约而不烦，一览尽见。又总记其灾异，力役之数，时君之政，战阵之法，与夫器物之名，并系于后，读之者不烦参考，而毕陈于目前。惜乎先生已没，不及见类书之成。久欲锓板，勉卒前功，而虑有阙遗，载加订證，未敢自以为无恨也。姑广其传，以便童蒙则庶几焉尔。淳熙乙巳岁，冲假守山阳，尝刊之郡庠，适会卧疾，继有易地之命，卒卒雠校，其间多有字画，谬误题空差失者，朅来天台簿领之暇，遂加是正复刊之郡庠，尚冀有可教者。淳熙丁未十月望日，奉直大夫、知台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使章冲序。
按谢谔序：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叶或数叶，或展一二卷，或数卷。唯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往往
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领。况掣肘于他书他事，则力有不专，自长至老，应桑蓬于四方，物色办此者为谁氏？近收天台使君章冲茂深书，且以左氏事类，本末为寄，于是恍然，见所未见。盖《春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使君之法事为主，而年系之。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以年系事，而事为之全，二者不可一废。纪年也，故以事系而年全；纪事也，故以年系而事全。事系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系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为表里欤？初使君由山阳移天台，谔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书之明，于古书之明，古所以为政之宜，民又岂有二道邪？使君欲谔题数字，遂以喜于见所未见者报之。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癸酉，临江谢谔序于摛文堂。

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

十篇按铉翁自序：《春秋》非史也，谓《春秋》为史者，后儒浅见，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鲁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后世。《鲁史》，史也，《春秋》，则一王法也，而岂史之谓哉？
陋儒曲学以史而观《春秋》，谓其间或书，或不书；或书之详，或书之略；或小事得书，或大事缺书，遂以此疑。《春秋》其尤无忌惮者至目，《春秋》为断烂朝报，以此误天下后世，有不可胜诛之罪。由其不明圣人作经之意，妄以《春秋》为一时记事之书也。或曰：《春秋》与《晋乘》、楚《梼杌》并传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为是言乎？曰：史者，备记当时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记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始霸，是岁所书者皆晋事；庄九年，齐桓公入，是岁所书者皆齐事；隐四年，卫州吁弑君，是岁所书者皆卫事；昭八年，楚灭陈，是岁所书者皆陈事。有自春徂秋止书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阅，三时之久，而仅书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数十言，或一事而屡书特书，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义而无其辞。大率皆予夺，抑扬之所系，而宏纲奥旨绝出语言文字之外，皆圣人心法之所寓。夫岂史之谓哉？盖《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史也，圣人修之，则为经昧者。以史而求经，妄加拟议，如蚓蜗伏乎？块壤乌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盖可悯，不足深责也。铉翁早读《春秋》，惟前辈训说是从，不能自有所见，中年以后，阅习既久，粗若有得，乃弃去旧说，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时以著春秋，奉天时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颜渊，原托始以昭《春秋》、诛乱贼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诸说之已言，不敢苟异先儒之成训，三传之是者取焉，否则参稽众说而求其是，众说或尚有疑，夫然后以某鄙陋所闻，具列于下，如是再纪，犹不敢轻出示人。将俟晚暮，辑而成编，从四方友旧，更加订證，会国有大难，奉命起家，无补于时，坐荒旧学。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书，无一在者，忧患困踬之久，覃思旧闻，十失五六。已而自燕来瀛，又为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贵经籍，始得尽见《春秋》文字，因答问以述己意，卒旧业焉。书成撮为纲领，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托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时之意，三辨五始，四评三传，五明霸业，六以经正，例凡十篇，俾观者先有考于此，庶知区区积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躐之罪，则无所逃，眉山后学寓古杭家铉翁谨书。
王晰春秋皇纲论五卷
按经解序：宋《艺文志》：《春秋》之书，凡二百四十部二千
七百九十九卷，余所见者仅三十馀部，为卷数百，王晰皇纲论其一也，晰不知何如人，自称为太原王。晰陈直斋《书录解题》，亦但言其官太常博士，至和间人而已，不能详其生平也。直斋《解题》，于著书之人，往往举其立身大概，使后世读其书者，虽不获亲见其人，犹稍稍得其本末，以为论世知人之据，乃于晰独否，岂其人在直斋当时，已不可得而论定邪？然直斋所录皇纲论外，尚有明例。檃括图又云：馆阁目有通义十二卷。而王伯厚又云：通义之外，别有异义十二卷。通义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缺者，以己意释之，则晰所著二义者，正其解经之本，书兹论，则总括立言大旨，以成编者也。论特弘伟卓荦，则二义亦必有足观。惜乎不得而见也。嗟乎！古人辛勤著书，将以求知于后世，而世顾不得而知之，即其书幸而传矣，又不能尽传也，岂不重可叹也欤！论凡五卷二十有三篇〈按宋史作王哲此作王晰未知何据〉
吕大圭春秋五论一卷
按经解序：《春秋》论五篇，共一卷。一曰论夫子作《春秋》，二曰辩日月褒贬之例，三曰特笔，四曰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曰世变。宋吏部侍郎、知兴化军武荣吕大圭，
圭叔所著也，五论闳肆而严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进士，授潮州教授，改赣州提举，司干官，秩满调袁州，福州通判、升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兼崇政说书、出知兴化军，常以俸钱代中下户输税。德祐初，元转知漳州军节制左翼，屯戍军马，未行，属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笺，圭叔不肯，将杀之。会圭叔门弟子有为管军总管者掖之出，圭叔变服，遁岛上，寿庚将逼以官遣追之，问其姓名，不答，被害。先是圭叔缄其著书于一室，至是燬焉。五论与读，易管见《论语》，孟子解以传，在学者得存。然管见诸书，皆不可见，见者又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学，师事乡先生潜轩王昭。昭为北溪陈淳弟子，淳受业晦庵，称高足，渊源之来，人称温陵截派。呜呼！当时诋訾道学者，往往谓其迂疏无济，然宋社既屋，人争北向，圭叔独不为诡随甘走，海岛不惮，以身膏斧钺，大节何凛凛也。以是观之道学，又何负于人国乎？良可叹也矣。武荣即今泉郡之南安县，唐嗣圣中，尝以县为武荣州，故名。圭叔居县之朴兜乡大丰山下，学者因号为朴乡先生。
黄仲炎春秋通说十二卷
按仲炎自序：《春秋》者，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也，何谓教所书之法是也，何谓戒所书之事是也。法圣人所定也，故谓之教事，衰乱之迹也，为戒而已
矣。彼三传者，不知其纪事，皆以为戒也，而曰有褒贬焉。凡《春秋》书人书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贬恶也；其书爵书字，或称族或称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书或不书，则皆指曰：是褒贬所系也。质诸此而彼碍，證诸前而后违，或事同而名爵异书，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贬之例穷矣。例穷而无以通之，则曲为之解焉。专门师授袭陋，仍讹。由汉以来，见谓明经者不胜众多，然大抵争辨于褒贬之异，究诘于类例之疑滓，重烟深莫之澄扫，而《春秋》之大义隐矣。自大义既隐，而或者厌焉。不知归咎于传业之失，而曰圣人固尔也。故刘知几有虚美隐恶之谤，王安石有断烂朝报之毁，遂使圣人修经之志，更千百载而弗获伸于世，岂不悲哉。故曰：《春秋》者，圣人教戒大下之书，非褒贬之书也。昔之善论《春秋》者，惟孟轲氏、庄周氏为近之。轲之说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以戒言也。周之说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几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长幼男女、亲疏内外之差等不齐也。叙此者，为礼顺此者，为乐理此者，为政防此者，为刑尧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时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于是紊其叙，乖其顺，废其理，决其防，而天下荡然矣。孔子有忧之，而无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国之史以明之，陈覆辙所以惧后车也。遏人变所以返天常也，霸图之盛，王迹之熄也；盟会之繁，忠信之薄也。虽有彼善于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圣人何褒焉？至于夷狄之陵中国，臣子之奸君父，斗干戈以济贪忿之志，悖理道以伤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贬而后见其恶也。若夫笔削有法而训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内华而外夷，辨礼之非，防乱之始。畏天戒，重民生，为万世立治准焉。呜呼！使后之为君父，为臣子，为夫妇，为兄弟，为党友，为中国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则彝伦正而祸乱息矣。余由童至壮，研思是经，尝眩于旧说，如手棼丝目暗室，难于解辨。盖久而后能破之，旁稽记载，互参始末为书，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说》。通说者，去褒贬之茅塞，而通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只字垂法者矣。如加王于正，削吴楚僭号，而从其本爵之类是也，而非字字有义也，亦固有所谓例者矣。如书其君殁曰薨，外诸侯曰卒，内大夫书卒，外大夫不书卒之类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谓左氏非左丘明，丘明乃孔子前辈，故孔子云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先丘明而后己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盖今左氏传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则传是书者，倚相之后也。故左传载楚事比它国为特详，是得其实。《公》、《谷》亦莫明其所自来。或云子夏门人，要皆非亲受经于圣人者，故于说经，首失其义，而其间亦或有得者，谷梁氏尔。若夫具载事实，则左氏尚可考。故当据事以观，经事或牴牾，难于尽从，则以经为断上，以伸仲尼之志，虽以立异取讥于世而不辞也。绍定三年五月朔，仲炎序。
张洽春秋集注十一卷按卫宗武序：尝闻之，程子云看《春秋》有法。以传考经，以经考传。今观主一张君集注纂传文，载于经下，而系以诸家之说，使学者开卷笔削之法，瞭然在目，固
已得伊川先生之遗意，而又间附以己见。索幽阐秘，研精极微，有前人论著之所未到。犹之聚宝为器，益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后有作者弗可及已，其间如论楚之救，郑既不书救，又贬称人，以见荆楚之不足，进至吴之救陈，既不书师，复不书人，以见世变之益可哀。他如于公，如京师而继之，以伐秦而谓臣礼之仅存者不可废，臣礼之不专者为可贬，而两寓其旨，于葬蔡景公而继之，以宋灾故，而谓用变例以迭书，虑中国之沦胥，而三致其意，若此之类发明为多，皆能沉潜书法之妙，体认史外传心之蕴，不为无补于圣经。苟或无得于此，则若荆公，惟见其为断烂朝报耳。二百四十馀年褒贬之笔，夫子之志不几泯。夫此书惟临江有刊本，遭燬之后，董克翁以录本示予，谓不可不寿其传，故锓梓于华亭之义塾云。德祐乙亥菊节后，学卫宗武谨书。
按经解序：清江张元德，游朱子之门，为白鹿书院长，终著作佐郎、迨除直宝章阁，而元德已殁矣。其于《春秋》，有《集传》、《集注》、《地理沿革表》三书。端平中，进于朝，宣
付秘阁。朱子尝报元德书矣，曰：《春秋》，某所未学，不敢强为之说，而于《尚书》，则谓有老师宿儒所未晓者。夫学至朱子，智足以知圣人矣，而于《尚书》、《春秋》无传，非不暇为，亦慎之至也。明洪武初，颁五经四书于学官，传注多宗，朱子惟《易》，则兼用程朱传义，春秋则胡氏张氏注，并存久之。习《易》者舍程传而专宗朱子，习《春秋》者胡传单行，而集注流传日鲜矣。余诵其书，集诸家之长而折衷，归于至当，无胡氏牵合之说，允宜颁之学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说，乃命学士刘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书传曰《书传会选》，今其书渐废，而仍行蔡传，顾元德是书，昔之所颁行者，反不得与蔡氏并书之取舍兴废。盖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