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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五十六卷目录
诗经部总论八
宋章俊卿诗论〈风雅颂之体不同 风雅正变 正风变风〉
明薛瑄文集〈读书录〉
邵宝语录〈简端录〉
吕楠文集〈风雅颂〉
群书备考〈诗〉
日知录〈集先儒诗论 论诗总〉
何复汉文集〈毛诗略节〉
宋章俊卿诗论〈风雅颂之体不同 风雅正变 正风变风〉
明薛瑄文集〈读书录〉
邵宝语录〈简端录〉
吕楠文集〈风雅颂〉
群书备考〈诗〉
日知录〈集先儒诗论 论诗总〉
何复汉文集〈毛诗略节〉
经籍典第一百五十六卷
诗经部总论八
宋章俊卿诗论
风雅颂之体不同
夫子删诗，风雅颂各得其所，何尝以风必为诸侯之诗，彼序诗者妄以风雅辨尊卑，见《王》、《黍离》在国风，则不得不谓降王室而尊诸侯，乌有王室之尊，圣人辄降之乎？呜呼！自《诗序》之作，《诗》虽存而亡，已久矣。王室尚可降为诸侯，则天下岂复有理？圣人岂复有教乎？谓诗之传于世，吾不信也，曾不知圣人删诗，谓之风，谓之雅，谓之颂者，此直古人作诗之体耳。何尝有天子诸侯之辨耶？今人作诗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体制不同而名亦异，古诗亦然谓之风者出于风俗之语，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浅近易见也。谓之雅者则非浅近易见，其辞则典丽醇雅故也。谓之颂者则直赞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体裁不同，是以其名异也。今观风之诗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辞俱重复相类，既曰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叶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叶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芣苢》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北门》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风之体皆语重复，浅近易见如此。若夫雅则不然，其言典则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皆道之，盖士君子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复风之体，然其语间有重复，雅则雅矣，尤其小者尔。曰小雅者，犹言其诗典正，未至于浑厚大醇也。至于大雅，则浑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则非深于道者不能言也。风与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颂则无有讽刺，惟以铺张勋德尔，学者试以风之诗与雅之诗详观之，然后知圣人辨风雅之意以小雅之诗，与大雅之诗详观之，然后知圣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当圣人未反鲁之时，虽古诗之多，风雅颂皆浑淆无别，逮圣人而后，各得其所，学者可无思乎？彼序诗者，妄人尔，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国之事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谓之雅，政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颂则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惑，既以风为诸侯，又以周南为王者之风、后妃之德，何耶？借谓文王在当时犹为诸侯，故得谓之风，而豳诗乃成王之诗，周公之事亦列于风，岂时亦未为王乎？故谓《黍离》降则豳诗亦降矣，观此言，风之谬可知。既以小雅《蓼萧》为泽及四海，以《湛露》为燕诸侯，《六月》《采𦬊》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于此？又以小雅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贤何以大于《鹿鸣》，观此言，二雅之谬可知。颂者谓其称君之功德则是矣，何必告神明乎？岂不告神明即不得为颂耶？既以敬之为戒成王，小毖为求助，与《夫》、《振鹭》、《臣工》、《闵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观此言，颂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妇皆能言乡土之歌，此即古风之遗体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汉人作圣主得贤臣颂之类，此即古之雅颂遗体也。何用他说乎？或曰如子所说，则《七月》、《鸱鸮》之诗既出于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为雅而徒为风乎？曰诗各有体，《七月》、《鸱鸮》之诗其言则文，其体则风，虽非妇人小夫之言，而妇人小夫之体也。此无足疑。审夫此理，则周平王之诗为国风不害为天子之尊，鲁僖公诗列之于颂不失为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于此，故也学者不察此，徒信序诗之说，反谓圣人降王室而尊诸侯，岂不悲哉？风雅正变
汉儒序诗不特言二南与风雅颂之失，又有谬者风，一也，而云有正有变；雅，一也，亦云有正有变。二南之诗则为正风，十三国风则为变风，文武成王之诗则为正雅，幽厉则为变雅，有是理乎、有是理，圣人必言之矣。盖彼不知风雅乃古诗之体，或美或刺，辞有美恶，体则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诗，故不得不以为正风，谓二南之诗美诗多，而其他国刺诗多则是矣。谓风有正变则妄也。既谓之变风是无复美诗也，又以《淇澳》美卫武公，《缁衣》美郑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类，皆称其功德，何也？且谓变风、变雅之作，由礼义废、政教失，作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若卫武公、郑武公之德，岂亦礼义政教之废、失人伦、废刑政苛者乎？读《淇澳》、《缁衣》之诗，人爱之、誉之，如彼，乃使与墙，有茨南山，行如禽兽者同，谓之变风，善恶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为小雅，政之大为大雅，而雅亦有变，则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诗为刺幽王，大雅刺诗为剌厉王犬戎之祸，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犹为小乎？惟其有正变之陋说，是以其诗虽刺而必以为美，如《野有死麇》、《何彼秾矣》之类，皆以为文王诗是也。其诗虽美而必以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类，皆以为思古是也，诗人若伤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诗，惟述年谷丰盛、祭祀受福、人爱君子之辞，无一言不美，无一事可讥，何伤今思古之有？盖其诗不幸继鼓钟之后，以鼓钟为刺幽王，故此诗亦例于刺也。彼其悖理乱经如此，学经者仅守其说而不悟，不若不学之为愈也？程元尝问文中子曰：豳风，何也？曰：变风也。曰：周公之际亦有变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终疑则风遂变矣。郑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黄》，五十有八诗皆为小雅之变，自《民劳》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诗为大雅之变。夫成王贤主，周公圣臣，宣王中兴之功震赫，，古今其诗反谓之变风、变雅，则其正者又谁当之？郑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于《诗序》，其言之谬亦如此。诗义岂复存乎？故予尝曰黜左氏而后《春秋》明削汉儒之序，而后诗义著达者，或以为然。正风变风
明天子在上，天下统而为一，当是时也，歌咏功德皆归于王者，诸侯不得有正风，及其礼废教失、政异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恶，则变风兴焉。然周召为正，何也？曰：在商则为变，在周则为正也。明薛瑄文集读书录
孔子读《烝民》之诗，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凡圣贤说诗，只加数字，转换过而义自见，未尝费词，《朱子诗集传》盖得此法矣。诗困于小序之牵强，晦于诸家之穿凿，至《朱子集传》一洗相沿之陋习，洞开千古之光明，真所谓豁云雾而睹青天也。
范氏曰：予于《采薇》见先王以人道使人，后世则牛羊而已矣。观此，则先王之仁厚岂可及哉？
思齐一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备焉。读之有以远想前王之盛。
《抑》之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即川流不息之意，其要在谨。独予诵此诗。深有警于心。
卲宝语录简端录
夫妇之义无所逃于闺门之内，故不能奋飞，知义之言也。
《北门》之安命北风之先，几所处不同，同归于道也。卫之淫靡久矣，故有《氓》之诗，有《有狐之诗》，有《木瓜》之诗，然《竹竿》、《河广》之诗亦卫女作也。天理之在人心，岂终亡哉？故君子不以地废人。
郑诗《野有蔓草》、《褰裳》、《萚兮》、《风雨》、《有女同车》，说者皆谓淫奔之诗，然郑六卿饯范宣子，宣子请赋，子
、子太叔、子旗、子柳所赋即此诸诗也。若皆淫也，诸子者何不讳于客乎？不然则诸子之志荒矣。鲁风寓齐诗中敝，笱《载驱》是也，然姜齐女也。《抑》，固齐之风乎？《豳风》，月日兼用，夏周用夏以月，用周以日，春王正月意盖如此，一变文而二代之纪存焉。
日行于天之内，故天舒于日，数也。月行于日之内，故日掩于月，亦数也。数徵于象，人得而推之，亦得而见之，然理行于气，人得而与焉？不得而见也。是故阴不能胜阳，其常也，故当食不食，于数为变，于理为常。阳不能胜阴，其变也，故当食而食，于数为常，于理为变，故曰十月之交，交言数也，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言气也。
大宗维翰，其梓材所谓大家，孟子所谓巨室乎，故朱子曰强族，如谓本宗则支也。谓大宗无嫌乎？
右诗经简
吕楠文集风雅颂
观风之官不设而风亡，王道废而雅亡，谄道兴而颂亡，故君子不知风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颂不足以敦风。群书备考诗
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孔子删之为三百十一篇。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今又逸六篇，凡三百五篇。欧阳氏曰：删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句删其字，如棠棣之华四句。此小雅，《棠棣》之诗也。夫子谓莫以室为远害于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衣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风君子偕老之诗也。夫子恶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此大雅，《节南山》之诗，夫子以能之一字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悯平王之教化不行，则以雅为风，尊周公之大有勋劳，则以风为颂，治国先齐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乱极则思治，以邠风居十三国之终，至汉而说诗者分为四家，鲁诗始于申培，而盛于韦贤。
汉初有鲁人申培，即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训诂是为鲁诗。又有韦贤王式皆传之。
齐诗始于辕固，而盛于匡衡。
辕之诗失之杂。
韩诗起于韩婴，而盛于王吉。
婴孝文时为博士，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殊，又解汉广载女子佩瑱之事。
毛诗起于毛公，而显于郑元。
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后汉儒林传》称毛苌传诗，而《孔氏正义》作郑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然则苌乃大毛公也，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色。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康成元作毛诗笺，故谓之毛诗郑笺。按苌之说《诗》，其释《鸱鸮》也，与《金縢》合释《北山》、《蒸民》也，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清人》、《硕人》、《黄鸟》、《皇矣》，与《左传》合而序《由庚》等六章，与《仪礼》合。当毛氏时，《左氏》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说皆与之合，不谓源流有自可乎？据史，毛公赵人与河间王同时，三传而为徐敖，初无谢曼卿者，独《贾逵传》云父徽学诗于谢曼卿，
嗣后疏之者，何引全缓辈，而惟刘焯兄弟为殊绝
诸儒，称其警拔一时，骋辔千里？
宋欧阳氏
欧公作诗本义煞有好处，但生平不信符命，尝著书以《河图》、《洛书》为妖妄，今又以《生民》、《元鸟》之诗为怪说，而疑三代受命之符，则过矣。
苏氏
其说以毛诗序为卫宏作，非孔子之书，止存其首一言，馀皆删去。按司马迁曰周道缺而《关雎》作，扬雄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于下，《关雎》作于上，与今之《诗序》之意纯不同，则知序非孔子之旧，明矣。
诸家皆有训释，至朱传出，而其说始定焉。
郑夹漈专诋毛序，朱子采其说，以大小序目为一编，而辨其是非，言《关雎》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词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自以为无遗恨宜矣。
日知录集先儒诗论
程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继之以文王之诗，又曰学者不可不看《诗》，看《诗》使人长一格。
张载曰：置心平易，然后可以言诗，涵泳从容，则忽不自知而自解颐矣。
谢良佐曰：君子之于《诗》，非徒诵其言，又将以考其情性，又将以考先王之泽。
游酢曰：学《诗》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如观《天保》之诗，则君臣之义修矣；观《棠棣》之诗，则兄弟之爱笃矣；观《伐木》之诗，则朋友之交亲矣。观《关雎》、《鹊巢》之风，则夫妇之经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至于废，《蓼莪》则诗兴发善心，于此可见矣。
朱熹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均平天下之道得之于此矣。
孔子雅言诗曰兴于诗，曰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诚不可以不学也，然诵诗三百不足以致用，《诗》亦未易学也，学之当何如？亦惟取法孔子而已矣。即如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诵之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转换二三字，而性情之道了然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诵之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只提醒一语，而治国家之道了然矣。此孔子所以善说诗，孟子所以愿学孔子，而说诗亦以之为准绳也。但一则曰知道，二则曰知道，三百篇岂止此二诗为知道哉？欲求知道之旨，岂徒区区于名物之训释，而不思以意逆其志哉？大抵赋比兴、风雅颂虽各不同，其发乎性情，止乎理义，知道则一而已，观周召之告君也，《七月》章惓惓于蚕桑稼穑之艰难，《卷阿》章谆谆于凭翼孝德之引翼成王，所以兴起于善，而夙夜基命宥密，盖以此也。故《甘棠》之爱、《九罭》之留，一皆人心不容自已者，即此推之君之燕臣也。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臣之答君也曰：《天保》定尔，俾尔戬谷，臣之戒君也。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君之答臣也曰：学有缉熙于光明，弼时仔肩，示我显德行。君之于农也曰：我田既臧，农夫之庆。农之答君也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之感应，捷于影响，一皆真心之见乎词也。今读《缁衣》、《隰桑》即知其好贤之诚，读《巷伯》、《何人斯》即知其恶恶之切，读《伐檀》、《衡门》即知其守己之正，读《宛丘》、《株林》即知其行己之邪，读采采芣苢即知其太平之乐，读彼黍离离即知其东迁之忧，读《鱼丽》、《南山》、《蓼萧》、《湛露》即知周之所以盛，读《民劳》、《版荡》、《苕之华》、《何草不黄》即知周之所以衰，读《车攻》、《吉日》，《云汉》、《庭燎》即知宣王之所以中兴，读《祈父》、《黄鸟》、《我行其野》即知宣王之所以终，怠此其感发、惩创一，讽咏即得之矣。虽意之所指或不齐，孰非知道之言乎？至于飨祀朝会则历举先祖之德，如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所以形容其心神者，至矣。故凡上而后稷、公刘、太王、王季，下而武王、成康，各举其实以昭示后裔，而子孙臣工得与闻于庙庭之间，有不感发兴起者哉？是故不独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与《宾筵》、《淇澳》之咏可以为知道也，甚至兵旅之兴有严有翼，既敬既戒，一皆自其德心而充广之耳。若夫里巷之歌谣，则一出于妇人女子之口，在《汝坟》乃曰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在《雄雉》乃曰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在《鸡鸣之妇》乃曰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然犹处其常也。如《柏舟》、《绿衣》、《燕燕》终风，以及《白华》之雅，一则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一则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所以至今读之犹足以动人也。道在人心一触之而即兴，秉彝好德同焉故也。孔子谓思无邪之一言足以蔽三百篇之旨，兹可默会矣。虽然古天子巡狩列国必命太史陈诗以观政，谓治道风俗所攸关也。迨诗变而骚犹为近古，至汉魏而下，点缀敲推可谓工矣，然发乎性情，止乎礼义，谓之知道则概乎？未之闻也。诗不足以兴，何以诗为哉？
论诗总
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诗谱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此二条论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释文曰从《六月》至《无羊》十四篇，是宣王之变小雅。从《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从《民劳》至《桑柔》五篇，是厉王之变大雅。从《云汉》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变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变大雅。正义曰变者虽亦播于乐，或无算之节，所用或随事类而歌，又在制礼之后，乐不常用，今按以变雅而播之于乐，如卫献公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
大昌，字泰之，孝宗时人。著《诗论》一十七篇，朱子当日或未见。
《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据周礼籥章〉，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此条论四诗〉。
宋程大昌《诗论》谓无国风之目，然《礼记》王制言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即谓自邶至曹十二国为风，无害
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也。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此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此条论孔子删诗〉
太子弘事见《旧唐书》，高宗诸子传 ，黄氏日抄，云国风之用于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国之风未尝被之乐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颂，而未及乎风也。《桑中》之诗明言淫奔，东莱吕氏乃为之讳，而指为雅音，失之矣。
山堂考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秾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此下论何彼秾矣篇〉
洪氏容斋五笔曰春秋庄公元年，当周庄王之四年，齐襄公之五年，书王姬归于齐庄公；十一年，当庄王之十四年，齐桓公之三年，又书王姬归于齐，庄王为平王之孙，则所嫁王姬当是姊妹，齐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
毛氏传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按成王时，齐侯则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适其子，是甥舅为婚，周之盛时必无此事，逮成王顾命，丁公始见于经，而去武王三十馀年，又必无未笄之女矣。
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孙、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雍乎？是讥之也。按此说，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邶鄘以讫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剌，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钟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繻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彊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录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
《春秋》襄十五年书刘夏逆王后于齐，亦此意。
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而为是纷纷之说，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德可知矣。
《说苑》引书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妇人之所以姣好也。
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麇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
《洪氏隶释》载郭辅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贤姣孋，汉魏间人作已如此，
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
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谣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说也？
《何彼秾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
邶、鄘、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鄘卫〈此下论邶鄘卫〉。
《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
邶鄘卫者，总名也，不当于某篇为邶，某篇为鄘，某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
观小雅六笙诗，毛公颇有升降《黍离》之篇，毛公以为王，齐诗以为卫，则知今诗之次序多出于汉儒也。《新序》：《黍离》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而作，
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此诗今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卫，是知累言之，则曰邶鄘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意者西周之时，故有邶鄘之诗，及幽王之亡而轶之，而太师之职犹不敢废其名乎？然名虽旧而辞则今矣。
若据《汉书》言迁邶鄘之民于雒邑，则成王之世已无邶鄘，
邶鄘之亡久矣。故太师但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卫人之作，桧之亡未久而诗尚存，故别于郑，而各自为风，匪风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
曰谁将西归是镐京，尚存，故郑氏谱以为当夷王、厉王之时，苏氏以桧诗皆为郑作，非也，
邶鄘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国，今其相距不过百馀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并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止斋集答黄文叔书〉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其绵地广不得为邶鄘卫也。
许无风而《载驰》之诗录于鄘，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录于邶，圣人阐幽之旨兴灭之心也〈此论许黎二国〉。邶、鄘、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而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鄘、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此论王〉，
王亦周初太师之本名。马永卿述元城刘先生之言亦谓邶、鄘、卫，本商之畿内，故序王之上；
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录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太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说，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误矣。
自幽王以上，太师所陈之诗亡矣。春秋时，君卿大夫之赋诗无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见也。是故诗无正风，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惟何彼秾矣为平王以后之诗〉，其馀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周颂，西周之诗也。鲁颂，东周之诗也。成康之世，鲁岂无诗？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诗》亡列国之诗亡也，其作于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颂，则固未尝亡也。
自邶至曹皆周初，太师之次序，先邶鄘卫，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东都也。何以知其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晋而谓之唐也，皆西周之旧也。惟郑乃宣王所封，中兴之后始立其名，于太师而列于诸国之先者，郑亦王畿之内也，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时，其诗不存，故首《缁衣》也〈此论郑〉。
吴楚之无诗，以其僭王而删之与？非也。太师之本无也。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无分器〈左氏昭公十二年传〉。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者，乎滕薛之无诗，微也。若乃虢、鄫皆为郑灭，而虢独无诗陈蔡，皆列春秋之会盟，而蔡独无诗，有司失其传尔〈此论吴楚诸国〉。自周南至豳，统谓之国风，此先儒之误。程泰之辨之详矣。豳诗不属于国风，周世之国无豳，此非太师所采，周公追王业之，始作为《七月》之诗，兼雅颂之声，而周之祈报之事《周礼》，《籥章》逆暑迎寒则吹豳诗，祈年于田祖则吹豳雅，祭蜡则吹豳颂。雪山王氏曰此一诗而三用也。《鸱鸮》以下，或周公之作，或为周公而作，则皆附于豳焉。虽不以合乐，然与二南同为有周盛时之诗，非东周以后列国之风也。故他无可附〈此论豳〉。《六月》、《采𦬊》、《车攻》、《吉日》，宣王中兴之作，何以为变雅乎？《采芑》传曰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观夫《鹿鸣》以下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曲当而未尝有夸大之辞。大雅之称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过曰会朝清明而止，然则宣王之诗不有侈于前人者乎？一传而周遂亡。呜呼！此太子晋所以谓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固不待沔水之忧、祈父之刺，而后见之也〈此论变雅〉。
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大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幵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颎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禦，猃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大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禦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此论大原〉
《水经注》圣水径，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韩城东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王肃曰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按《史记》燕世家，易水东分为梁门，今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即汉之方城县也。《水经注》亦云湿水径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旧说以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韩，其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为司空王命以燕众城之，窃疑同州，去燕二千馀里，即令召公为司空掌邦土，量地远近、兴事任力亦当发民于近甸而已。岂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召伯营申亦曰因是谢人齐桓城邢不过宋曹二国，而召诰庶，殷攻位，蔡氏以为此迁洛之民无役纣都之理，此皆经中明證，况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国不到，亦似谓韩土在北陲之远也。又考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汉时去古未远，当有传授，今以《水经注》为定〈此两条论韩城〉。按毛传，梁山韩城皆不言其地，郑氏笺乃云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至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则彼已自知其说之不通，故训燕为安而曰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惟王肃以梁山为涿郡方城县之山，而以燕为燕国〈孙疏亦云〉。今于梁山则用郑说，于燕则用王说，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为司空之说，可谓甚难而实非矣。又其追其貊，郑以经传说貊多是东夷，故职方掌四夷、九貉，郑志答赵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隶注云征东北夷所获。而汉时所谓濊貊者，皆在东北，因于笺末添二语云。其后追也，貊也，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此又可见康成之不自安而迁就其说也。
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禘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此最学者之大病也〈此三条论鲁颂商颂〉。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太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
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太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次于后。《黄鸟》，穆公梦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厉王之诗。汉兴之初，诗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正义，以为《采蘋》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此条论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