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二十四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二十四卷

书经部总论四

宋郑樵辨伪

古文今文辩
伏生之书所以艰深不可通者，伏生齐人也。齐人之语多艰深难晓，如公羊齐人也。故春秋语亦艰深，如昉于此乎，登来之者何休注，云齐人语，以是知齐语多艰深难晓者。或者又云盘诰牙，自是书之本体典谟训贡范《汤誓》、《泰誓》等书同出于伏生，而明白坦亮如彼，岂齐音使然。详二说皆是，然未有的论，后见朱文公语录，云典谟之书必是经史官润色来，尚书诰命皆分晓，亦是当时制诰，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盘庚》、《酒诰》等篇，皆是当时与民说话，正如今之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时各不同，后来追录而成此言实为的论。

读书当观其意

《典谟》、《训诰》誓命孔安国以为书之六体，由今观之，有一篇备数篇之体，如大禹谟。曰禹乃会群后誓师，则是谟，亦有誓也。说命曰：王庸作书以诰，则是命亦有诰也。以至《益稷》、《洪范》、《本谟》，而不言谟旅獒无逸本训，而不言训《盘庚》、《梓材》本诰，而不言诰引征，不言誓君陈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论书之文，不可论书之旨。大扺五十八篇之中，圣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于治乱兴废之所由者，如《典谟》、《训诰》、《汤誓》之类是也。有世不得，以为治君不足，以为贤而有取其言，以传远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囧命之类是也。有取其事者，引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吕刑是也；有特记其时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劝者，费《秦誓》是也。大扺上古之世，风俗淳厚，初未有奇杰可录之事，故史官所存不过君臣之间忠言嘉谟，与夫国家兴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为无益于治，皆所不取焉。使后世之君读其书，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则为尧舜禹汤文武矣。有学而知之利而行之，则为启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强而行之，则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极于危亡，则为太康桀纣矣。其所示劝谕告戒之言，与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贬者，无以异也。唐李翱曰其读春秋也，若未尝有诗；其读诗也，若未尝有易；其读易也，若未尝有书。其知六经也哉。
中星辩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时，如此则六经之书。凡言见者，见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也。中星之说，虽经传无明文，要之其说，有二有正于午者，谓之中〈方位〉。有中于未者，谓之中〈星宿之见伏〉。尧典四仲迭建之星，则以午为中，月令昏旦之星，则以未为中。以午为中者，谓人君南面而听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时，故以午为中。若夫论星辰之出没，则又不然。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天势，东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运始，则见于辰终，则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焉，故以未为中，且以火星论之。惟其以午为正，故尧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惟其以未为中，故月令言季夏〈六月〉昏火中，惟其至申为流，故诗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为见以戌为伏，故传曰火见于辰火。伏而蛰者，毕不特火星为然，诸星亦然。如诗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于未也。大扺巳午，未皆南方，则以午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为火，见伏之始终，则以未为中，两言尽之矣。尧典则举四时之正，而言之月令，则举十二时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尧典言分
至之中月令，言昏旦之中

。〉王应麟玉海十例

书为例有十，曰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

马端临文献通考论古文今文尚书

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纪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晓者，至于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可见。石林叶氏曰：书五十八篇出于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于鲁共王。所坏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书后，传欧阳歙鲁共王壁中书，孔安国为之传，汉兴诸儒传经，次第各有从来。伏生当文帝时，年已老，口授晁错，颇杂齐鲁言，或不能尽辩他经，专门每辄数家，惟书传一氏安国无所授，独以隶古易科斗，自以其意为训解，不及列于学官。故自汉讫西晋言书，惟祖欧阳氏安国训解，晚出皇甫谧家。所谓二十六篇者，虽当时大儒扬雄杜预之徒，皆不及见刘向。以鲁共王书校伏生本酒诰亡简一召、诰亡简二字之不同者，尤多书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随其世不一体，其授受异同复若此。然大扺简质渊悫，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说之辞，则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后世以为圣贤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与往来，告戒论说，则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远，自立政而下其君，则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则伯禽君、陈君牙下。至于秦穆公其辞，则一时太史之所为也。视前为有间矣，是以其文则平易明白，意不过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于吾道焉，尔自安国学行欧阳氏，遂废今世所见，惟伏生大传首尾，不伦言，不雅驯，至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谓金縢作于周公没后，何可尽据其流，为刘向五行传夏侯氏灾异之说，去孔子本意益远。安国自以为博考经传，采摭群言，其所发明信为有功。然余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间与今文异同。《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疑，亦未能尽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由，观宁王以庶言同，则亡绎多亡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则何所取正余。于是知求六经残缺之馀于千载淆乱之后，岂不甚难，而不可忽哉。
陈氏曰：考之儒林传，孔安国以古文授都尉朝，次第相承，以及涂恽桑钦。至东都，则贾逵作训，马融郑元作传注解，而逵父徽实受书于涂恽。逵传父业虽曰远有源流，然而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也。岂惟两汉魏晋犹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经传有援大《禹谟》五子之歌，引征诸篇，皆曰逸书。其援《泰誓》，则云今《泰誓》无此文，盖伏生书亡《泰誓》，《泰誓》后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献者。或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得之，所载白鱼火乌之祥实伪书也。然则马郑所解，岂真古文哉？故孔颖达谓贾马辈，惟传孔学二十三篇，即伏生书亦未得为孔学矣。颖达又云，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于乱其纪纲，以为太康时，皇甫谧得古文《尚书》于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之，盖自太保郑冲授苏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赜为豫章内史，奏上其书时已亡。舜典一篇至齐明帝时，有姚方兴者，得于大航头而献之。隋开皇中搜索遗典，始得其篇，夫以孔注历汉末无传，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而散在民间故耶。
先公曰：〈按端临称先公谓其父廷鸾也〉欧阳公日本刀歌，云传闻其国居大海，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沥短刀何足云详。此诗似谓徐福以诸生带经典入海外，其书乃始流传于彼也。然则秦人一烬之烈，使中国家传人诵之书皆放逸，而徐福区区抱编简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独存夷，貊可叹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经书往往有外国本云〈锈沥一作绣涩〉。
按汉儒林传言，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唐艺文志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言元宗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然则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隶书秦汉间通行至唐，则久变而为俗书矣，何尚书犹存古文乎？盖安国所得孔壁之书，虽为之传而未得立于学官东京而后，虽名儒亦未尝传习至隋唐间方显往往人，犹以僻书奥传视之，缮写传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国所定之隶书，而未尝改以从俗字，犹今士大夫蓄书之家有奇异之书，世所罕见者，必是旧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书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间此二十五篇者，书虽传而字复不谐，于俗传于汉者，为科斗书传于唐者，为隶书皆当时之人所罕习者，盖出自孔壁之后，又复晦昧数百年而学者始得以家传人诵也。
元金履祥尚书表注论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字有四声，古多转用。如益之为翳，契〈去声〉之为卨，〈入声〉皋之为咎〈去声〉，君牙之为君雅是也，此古声之通用也。有同音而异文者，如陶之为繇，垂之为倕，鲧之为鲧，虺之为儡，纣之为受，囧之为臩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见书孟子之言益也，则五帝本纪；言益见秦记之为翳也，则秦本纪从翳盖疑而未决也，疑而未决故于陈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龙不知所封，则遂谬矣。胡不合二书而思之乎，夫秦记不烧太史所据以纪秦者也，秦记所谓佐禹治水，岂非书所谓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者乎；所谓驯服鸟兽，岂非书所谓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乎。其事同其声同，而独以二书字异，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谓误矣。唐虞功臣独四岳不名尔而姜姓，则见于书传甚明也。其馀未有无名者，夫岂别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见于书，又岂有驯服鸟兽者，孰加于伯益。虽朱虎熊罴亦以类见果，又伯翳才绩如此，而书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为伯益，则卨不得为契咎繇，不得为皋陶倕，不得为垂鲧，不得为鲧，它如仲儡不得为仲虺纣，不得为受臩，不得为囧君雅，不得为君牙乎。史记本纪世家及总叙之谬如此者，多不惟叙益为然也。重黎二人合而为一，则楚有二祖也；四岳为齐世家之祖而总叙齐人伯夷之后，则齐又二祖也。此其前后必出于迁谈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罗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为二人，又以伯翳为皋陶之子，则嬴郾李三姓无辨矣。且楚人灭六之时，秦方盛于西，徐延于东，赵基于晋使伯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为高阳氏之才子隤敱，至夏启时，则二百有馀岁矣。夫尧老而舜摄舜耄期，而荐禹岂有禹且老，而荐二百岁之益以为身后之计乎，皆非事实不可以不辩。
西伯戡黎辩
商自武乙以来，复都河北，在今卫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卫计，今地理三百馀里耳。则黎者，盖商畿内诸侯之国也，西北戡黎武王也。自史迁以文王伐耆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传注皆以为文王失之矣。孔子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为至德，而传称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则戡黎之役，文王岂遽称兵天子之畿乎然。则文王固尝伐邢、伐崇、伐密须矣，而奚独难于伐黎，盖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自文王献洛西之地，纣赐弓矢斧，钺得专征伐；则西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专讨之，若崇若密须率西诸侯也。自关河以东，诸侯非文王之所得，讨况畿内之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汉以南风化所感，皆归之尔文王，固未尝有南国之师也，而岂有畿甸之师乎。前儒谓孔子称文王为至德，独以其不伐纣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己为之。诚如是也，则观兵王疆文王已有无商之心矣。特畏后世之议，而于纣未敢加兵是后世曹孟德之术也。乌在其为至德昔者，纣杀九侯而醢鄂侯文王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而况于称兵王畿之内，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纣之悍而于此，反迟迟十有馀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吕成公、陈少南、薛季龙诸儒皆以为武王，然则戡黎盖武王也。昔者商纣为黎之蒐，则黎纣济恶之国也。武王观政于商，则戡黎之师。或者所以警纣耳，而终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师。与观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则是时，殷已阽危亡无日矣。故胡氏遂以为戡黎之师在伐纣之时，盖以其辞气观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则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谓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书以商观周，盖西伯尔殷之制，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子夏，谓殷王帝乙时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瓒秬鬯之赐果尔，则周之为西伯旧矣，非特文王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专征之命尔，武王之未伐商也，袭爵犹故也。故传记武王伐纣之事，曰西伯军至洧水，纣使胶鬲候周师而问，曰西伯将焉之。曰将伐纣，然则武王之为西伯，见于史传者，有自来矣。
微子不奔周辩
读西伯戡黎微子之书，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辞，在于警纣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诸公在于叹纣之必亡，而未尝忌周之必兴，盖祖伊、箕子、王子、比干与武王、周公皆大圣贤，其于商周之际，皆可谓仁之至义之尽。其有以知纣之必亡，商之泃，不可以不伐审矣。诸子岂舍理而论势，武王岂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间哉。然观微子之所自处与箕子之所以处，微子者，不过遁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纣必亡而奔周之说何，微子叛弃君亲而求为后之速也，此必不然也。而传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缚衔璧、衰绖舆榇之说，是尤传之讹也。夫武王伐纣，非讨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遁，则面缚衔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说，则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说，则微子面缚请降矣。武王岂不闻微子之贤，纵其时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业已伐商无复拘废昏，立明之节。然宾王家备三恪何不即以处微子，而顾首以处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见却可羞之甚乎？故于王子谓面缚衔璧必武庚也，后世失其传也。武王为生民请命，其于纣放废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颈也。既而入商，则纣已自焚矣。武庚为纣嫡冢，父死子继，则国家乃其责，故面缚衔璧，衰绖舆榇，造军门以听罪焉。武王悼纣之自焚，怜武庚之自罪，是以释其缚，焚其榇，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绝纣也。若微子，则遁于荒野。一时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尔恩礼举行悉遍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遁野未之获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后，而微子于此义，始不可辞耳。前日奔周之说，毋乃躁谬已甚乎。至比干箕子俱以死谏，比干偶逢纣之怒，而杀之箕子，偶不见杀而囚之为奴耳。囚而为奴，如汉法髡钳为城，旦舂论为鬼薪是也。而说者又谓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传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将生以传道，则异日扬雄之美新拟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岂知它日之必访己，而顾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馀载，间诬罔圣贤之论，故予不可以不辩。

论处殷民

殷自中叶以来，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货慢，令风俗浸不美。盘庚一尝正之历。高宗诸贤君风俗固尝正矣。至纣又以淫酗骄奢倡之，一时风靡而又为天下逋，逃主聚诸亡命是崇是长。凡亿兆之心，如林之旅计，皆是物荡无廉耻，一旦周师至，则倒戈迎降之不暇尔。武王入殷固已虑之，曰若殷之士众何。太公亦已有诛斥之意矣。独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气满终，不若在纣之日，故其后从武庚以叛，于是分迁畿甸而处之，而诱之，亦殊劳矣。昔子王子谓迹商民之所为自秦汉言之坑戮诛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为周家之忠厚也。然观于多士多方君陈毕命，诸书大抵殷民之为顽自其染纣之恶，于是有淫放之习。自其从武庚之叛，于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习而行思商之心奚，为其不乱也。周公之时，洛邑虽迁而思商未释也。君陈以后思商之念释而化，纣之习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释，故多方多士开谕之辞，详化纣之恶未除，故君陈毕命简别之政肃。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于生厚之迁保釐之册，汲汲于馀风之殄噫，是时为风俗，人心计耳。前儒谓东迁之后，卫之俗淫，郑之俗诽，魏之俗啬，齐之俗诈，独东周之民忠厚之风历数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宝器皆入于秦而周民遂东，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论三监

武王周公伐殷诛纣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管叔以殷畔。虽孟子亦认为周公之过，而苏氏又盛称武王之疏，以成败之迹言之过则诚过而疏，则诚疏矣。而圣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此略可见。然以处事之理言之固亦未为疏也。君臣之际，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汤伐桀，则放之武王克殷而纣死矣。武王为天下除残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圣人恶，恶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诛绝其子孙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论之，诛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复反乎。虑其反而不立，与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已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之监，以监之夫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亦殷礼也。况所使为监者，又吾之懿亲介弟也，武庚何得为乱于其国。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挟武庚以叛哉圣人于此，亦仁之至，义之尽矣。不幸武王则既丧，成王则尚幼而天下之政，则周公摄之，是岂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国家之谓何？又因以为利，彼固以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己为之兄，而不得与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实嗾之，于是倡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归而遂挟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瞰周室之内难，亦固以为商之天下 ，或者可以复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实藉之于，是始为浮言以诱三叔，既而三叔与之连，遂挟三监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其叛而不同其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鲁。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动众，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间周公，淮夷非乘此声势又不能以得鲁，此所以相挺而起，同归于乱周也。抑当是时，乱周之祸亦烈矣。武庚挟殷畿之顽民，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国虽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艰大之说，其艰难之势诚大也。有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之说，是欲闭关自守也。《大诰》一书，朱子谓其多不可晓，以今观之当时，邦君旧人固尝与于武王吊伐之事，非不知殷之当黜也。特以事势之艰大，故欲违卜自守耳，是以《大诰》一篇不及。其它惟释其艰大之，疑与其违卜之说，自肆予冲人以下释其艰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释其违卜也，尔惟旧人以下释其艰大也；予曷其极卜以下释其违卜也，若夫事理，则固不在言矣。抑《大诰》之书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监，则略而不详，何也？盖不忍言也。不忍言则亲亲也，其卒诛之何也？曰：亲亲尊尊并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亲亲焉于国？曰：君臣焉，象之欲杀舜，止于乱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杀周公，至于乱国，故成王得以诛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无诛，则天下后世之为王懿亲者，皆可以乱天下而无死也。可以乱天下而无死，则天下之乱相寻于后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义也。诛管蔡亦天下之公义也，夫苟天下之公义，圣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陈栎集传纂疏读尚书纲领〈朱子说外附以他说〉
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见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若二典所记上下百有馀年，而《武成》、《金縢》诸篇，其所纪载或更岁月，或历数年，其间岂无异事？盖必已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矣。
《尚书》初读似于己不相干，后来熟读，见尧舜禹汤文武之事，皆切于己。
问：尚书难读盖？无许大心胸他书，亦须大心胸方读得，如何程子只说《尚书》？曰：他书却有次第，且如《大学》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节次；《尚书》只合下便大，如尧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于变时，雍展开是何等大命，羲和定时，成岁便是心中，包一个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见得恁地。若不得一个大底心胸如何了得？
书中易晓处直易晓，其不可晓处且阙之，如盘庚之类，非特不可晓，便晓得亦要何用？如《周诰》等篇，周公不过说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当时说话，其间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观其大意所在而已。
书中不可晓处，先儒既如此解，只得从他说。但此一段如此，《训诂》说得通，至别一段如此，《训诂》便说不通，不知如何。
《盘庚》篇不可晓，如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至嘉绩于朕邦全无意义，又当时迁都更不明说，迁之为利，不迁之为害，何故？说得都无头绪。且如今要告谕民间一二事，做得几句如此，他晓得晓不得。《中篇》又说神说鬼，若使如今《诰令》如此好一，场大鹘突寻常读。《尚书》读得伊训太甲一德，便著鞔过盘庚，却看说命要之读，《尚书》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难晓，如书中周公之言，便难读，立政君奭是也。最好者，无逸中用字亦有诪张为幻之语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字，必当时有司润色之文。
《尚书》只是虚心平气，阙其所疑，随力量看教浃洽便自有得力处。又曰：其间大体义理固可推索，但于不可晓处，阙之而意义深远处，自当推究玩索之也。某尝欲作书说，竟不曾成。如制度之数，祇以疏文为本，若其他未稳处更与挑剔，令分明便得
与。仲默帖云书说未有分付处，《尚书》且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诸说此间亦有之，但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间尽有好处。
荆公不解《洛诰》，但云其间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荆公穿凿，他却有此处，若后来人解书，则又却须要尽解？
东坡书解说著处直是好，他看得文势好，又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问：但似失之简。曰：也有只消如此解者，
伯恭解书。自《洛诰》始其文，甚闹热某问之。云有难通处否，初云亦无甚难通处，后方云果有难通处。今只是强解将去耳。伯恭直是说得书好，但说不通处却一向解去，故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资太高，所以不肯阙疑。后数年再会于衢伯恭，始谓余曰书之文诚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阙所疑也。予惟伯恭所以告予者，虽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论之，使读者知求，伯恭晚所欲阙者，而阙之庶得其所以书矣。
书东莱书说后，
林书解尽有好处，但自《洛诰》以后非他所解。〈以上并朱子语录及文集中摘出〉

鄱阳柴氏与尊己程氏书曰：唐虞三代、圣帝、明王与其良臣硕辅，精神心术之妙，推之天下以为大经大法者，尽在于书。尝谓善言道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论，如诗思无邪、礼无不敬，皆可蔽以一言。吾友深于书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论，愿蔽以一言以为读书之指。南程氏答曰：读书必有纲领。自有纲领而提之，则其间世变之殊事为之异皆可会，而通之一以贯之五十八篇之所载。唐虞三代圣君贤相抚世，酬物殊时殊事而可蔽以一言者，其在于允执厥中乎，是中也。随事而有圣贤之于，是中也；当事而存，是故尧舜之禅受尧舜之执中也，禹之传子禹之执中也，汤武之放伐汤武之执中也，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辅成王伊周之执中也。亲如瞽瞍而不克谐以孝，则非为人子之中；顽如有苗而不诞敷文德，则非格远人之中；君如纣而不去、不囚、不死，则非微子箕子比干之中；水土不平亳不迁洛不作，则非拯民定业之中。其他如访箕子，以传道诛三监，以安周董正治官居丧，出诰训夏赎刑攘戎，悔过与凡修身任贤，奉天畏民保治遵法，纳忠辅德，因革废置宽严久速迹虽差殊，理实一致，无非随时顺理因事处宜，各当其可，各适其宜而已。故尧之授舜，舜之授禹，自执中之外无他语。而汤武诸君所以相与继天立极，与其诸臣所以相与扶世立教，大抵皆以此中相传而易地，皆然者也，此所以上契天心，下合民情，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然异乎子莫之执中者，圣贤固有精一之功，而非徒中之强执也。尧舜性之虽不俟于精一，而自然能合乎，中汤武而下反之，则必由此而后造于粹然之地焉。以是观之则，知书之要而唐虞三代之弘纲要旨，虽不中不远矣〈柴氏中行字与之程氏去华字实之〉。程氏又答友人问，曰：前辈谓读书要识圣贤气象，某谓读《尚书》亦当识唐虞三代气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后，则多臣戒君耳。禹皋戒君儆于未然，辞亦不费，夏商以后，则事形而后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详至不惮辞费矣。观启与有扈战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统六师，与一强诸侯对敌前，此未闻也。汤之伐夏，自《汤誓》、《汤诰》外，未尝数桀之恶，且有惭德武王伐纣，则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历历陈布，惟恐纣恶不白己，心不明略无回护意矣。伊尹谏太甲不从而放之，前此无是也。使无尹之志，则去鬻拳无几然。太甲天资力量远过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归周公，则谗疑交起。虽风雷彰德之馀，宅中图大之，后不敢去国，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辅佐，用力何其艰也。尧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岂细事而天下帖然无异。辞盘庚以圮于耿，而迁国本欲安利万民，而臣民欢哗至勤三篇，训谕而仅济然，盘庚犹可也。周之区处，商民自大诰以后，毕命以前，药石饮食之。一以为龙蛇，一以为赤子，更三纪之久，君臣共以为国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讫于无虞视尧舜区处，苗顽又何甚暇而甚劳也。精一执中无俟，皇极之烦，言钦恤明刑，何至吕刑之腾口降，是而鲁秦二誓见取于经，而王迹熄霸图兆矣。世变有隆污风，俗有厚薄，固应如此。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读书者其毋苟乎哉。
婺源滕氏〈和叔〉《尚书》大意序，曰书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执厥中书所以始，咸中有庆书，所以终以此一字。读此一书，迎刃而解矣。

中星考

尧典中星与月令中星候之必于正南午位，则同而其象，与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略而后渐详一也，尧典以中气，月令以月本而不专以中气二也，岁差三也，昏刻之难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圆如弹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绕也如转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隐半见，随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绕地一周，而过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绕地一周，而比天为不及一度。积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与天会，故占天者于节气初昏之时候，某星中于正午之位，以审作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详略不同，尔不必拘于南面，听治视时授事之说。今术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针以为准，亦其遗法中星无刻无之特。白日不见，他时无准惟于节气初昏之时候之正午为便尔，是故中星二字始见于孔传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此未见也。尧典候中星之法历，一月而中星移次历，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运转不停，惟春分星、鸟南星、昴西星、虚北星火东天位与地位合春。而夏则鸟转，而西火转，而南虚转，而东昴转，而北矣。所谓中星移方者，如此仿此而推他皆可见。尧典中星，惟虚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鸟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备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匀亭降而求之，月令又降而求之汉晋志三统。元嘉等历分至中星不皆相对闻之。先觉曰：尧即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为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虚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间贞元会合之运旷数千载而一遇者也。月令视尧典则渐详矣，其果精密与否未可知也。尧典惟举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则十二月备举之尧典，中星举四象十二次；月令专举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阔，而别举弧建以审细求之。尧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则并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见中星去日远近之度焉。朱子尝曰，天无体，只二十八宿便是天体。以是知中星之转移，即天体之转移也。定一岁之运，实本于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气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减每十八度。此法之由来必已久矣。尧典虽略，然宾出日饯，纳日冬夏至致日行之，惟谨且星鸟、星火、星昴、星虚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牵牛，中冬昏东壁中。郑氏曰：吕令与尧典异，举月本也。汉志亦引月令章句，谓中星当中而不中，或不当中而中，进在节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统，历后晋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历方退至壁八度，尔岂有吕令时仲冬已昏壁中，而汉晋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唯举月本也，此所以昏东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举月初，或举月末，皆据大略不细，与历齐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载之。二十八宿其星体有广狭相去，有远近，或月节月中之日，昏明之时，前星已过于午后，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明者昏早见，而旦晚没暗者，昏晚见。而旦早没，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历法但举大略尔。长乐陈氏亦曰：月令中星，或举朔气，或举中气互见也。以此二家说言之，则月令中星亦未可断，以为尽举月本也。兼之岁差之说，尤所当知而经解家之所鲜知，汉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论经，盖天度于零分而有馀岁，日于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运而舒日道常内转，而缩天渐差，而西岁渐差，而东此岁差之由，古历简易未立差法，但随时迁改以合其变。至东晋虞喜宋祖冲之隋张冑元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为百年。皇极历酌二家中数为七十五年，虽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风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谓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汉四百馀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参之大衍历及近世景祐新书，又谓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叙会天历者，又谓今不及六十年辄差一度。虽岁差年数难以一说定之，而岁之必差可知矣。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长，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后乃谓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间中星常过三度半强，而昏明之刻乃争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气有阴晴明晦之殊，则星之出没必有迟速难准之异，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异难矣哉。且是说也，一行常虑之矣。其说曰何承天以月蚀冲步日所在，又验以中星刻漏不定，汉世课昏明，中星为法已浅。今候夜半星以求日冲，虽近于密而水有清浊，壶有增减或积尘所壅，则漏有迟暮，臣等频夜候中星而前后相差或至三度。愚读唐书至此未尝不喟然，叹曰嗟乎。以昏难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凭。若可定矣，而又病于水也，壶也积尘也，以至于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几一刻之差也。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历家有历书，有浑仪，且世掌天官，从事专且久，而候中星之难尚如此，今吾侪仅据诸经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圆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异，信难矣哉。革卦之大象传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历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历必一改，惟不免于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与天合，使古历可胶固守之，则何取于治历，何足以明时哉。由是言之，则吕令上距尧时，几二千年仲冬日，自虚缩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无怪也。其不能不异者，不特难辩亦不必辩也，抑又有感焉。尧甲子岁冬至日，在虚一度，昏昴中历三代，秦汉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尧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营室中日在虚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岁差中数七十五年差一度约之，则二万馀年后，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与尧时合矣。而谁其见之论至此岂不曰俛仰终宇宙哉，岂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