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　言

　　本书以罗大春之「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为主，并搜集若干相关史料作为「附录」(详见书末吴幅员先生的「后记」)。
　　按「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为笔者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支持下，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中所发掘出来的。当时因为这书封面并未有注明作者及出版年日，书中又无序、无跋，所以该图书馆馆员误作为沈葆桢之作品，编入沈氏书目中。笔者因为多年从事沈葆桢生平之研究，竟于其间偶然发现这罗大春之唯一杰作。
　　去年(一九七二年)夏间，又得笔者现任教授之美国德拉威大学之暑期研究金，重到香港及台湾搜集有关台湾历史资料。蒙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之合作，将罗氏「日记」制成影印本，及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林立鑫副主任与吴幅员先生之赞助，编印成书，得与学术界分享此珍贵历史资料。
　　罗大春，字景山，贵州施秉县人，生卒年月不明。据卞宝第于闽抚任内之奏疏，罗氏是以行伍起家，在太平天国期间曾转战于广东、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奋勇异常，为左宗棠所深器；随同带队入福建，历摄提镇篆务，威望素著。其后，又

奉旨补授建宁镇总兵；抵任后，整顿部伍、绥辑地方，不遗馀力（(一)）。继授福宁镇总兵，再升署陆路提督。同治九年(一八七０)夏，天津教案爆发，一时中外惊动，沿海各省均加强海防设备；闽浙总督英桂以罗大春因训练兵丁得力，召其到福州省城，统率所选各兵，认真训练，实力整顿（(二)）。罗氏抵省后，与福州将军等会商筹划，将省标官兵归其训练；并拟再酌募丁勇，屯于附省地方，由罗大春亲率，教以战守之法（(三)）。三年后(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以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及船政大臣沈葆桢之会奏，授以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之缺（(四)）及其统领轮船之责。当时因为马尾船厂经费支绌，沈葆桢万不得已，把船政轮船分发各省。如此虽然减轻船政支出，但于操演联络方面，诸多不便；计不如统领躬任其劳，随时周历各口校阅（(五)）。由此可见罗氏对于福建海防、船政及沈葆桢之关系，相当密切。及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日人侵台，罗氏被召至台湾北部从事开山，亦不为意料之外。
　　但罗大春从福建内地到台湾，却经过一段风波。当清廷得日军侵略消息，马上于三月二十九日(一八七四年五月十四日)下令文煜、李鹤年、罗大春等通筹防务（(六)）；罗氏因而创设练营，招募壮勇，以固内地（(七)）。随后清廷又命船政大臣沈葆桢渡台（(八)），派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镇、道各官，均归节制（(九)）。沈葆桢随即函咨闽浙总督李鹤年，奏调罗大春驻扎台北苏澳。惟罗氏以其在内地筹办防

务，事方经营伊始，未便分身为词，请别调镇将驻苏澳（(一０)）；盖罗氏已早有乞养之举(见原文)，不愿赴台也。清廷因见罗大春延不赴调，以为文煜、李鹤年故意截留，责备文、李，谓其所奏筹防情形，半属空言（(一一)）。李鹤年随而参奏罗大春，其文曰：『乃罗大春初准调台之咨，既未遵行；乃奏咨驻扎苏澳，又复饰词推托。迨臣函牍严催，虽允渡台，仍未起程；要挟多端，渐形跋扈。查罗大春前署提督内任，联络官绅、搜捕土匪，颇负时誉。自蒙恩简授，渐觉器小易盈。臣冀其尚可训勉，不遽登之白简。乃当此时事多艰，复敢妄自尊大，畏葸不前；实属居心巧猾，贻误事机！若不据实严参，不但沈葆桢呼应不灵，臣亦诸多掣肘。……相应请旨将……罗大春交部严加议处，以肃军政』。罗氏因而被革职留任，并奉命迅赴台湾（(一二)）。
　　罗大春终于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一八七四年八月二日)由泉州臭涂口(又作秀涂)乘坐「靖远」轮船，随带亲勇一哨──计一百零八名，放洋东渡（(一三)）。六月二十二日(八月四日)抵台湾府，与沈葆桢、当地文武官员及洋将斯恭塞格[LouisDunoyer　　de　Segonzac]面议御敌之策（(一四)）。七月一日(八月十二日)离郡，十三日(八月二十四日)抵达苏澳。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接任台湾道夏献纶在台北所负之责。
　　自十三年七月十七日至光绪元年八月一日(一八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即罗大

春卸任之日，罗氏在台北共一年零数日，时间虽短，但其对台湾北部之开垦，不遗馀力，功劳甚巨。清末台北府之成立，北部及东北部之开山辟路、抚番设学、行政设施等基础，大都为罗大春所奠定。罗大春在台北开发之过程，原文记载得颇详，不必重复。笔者在此，只略述本书之范围及价值：
　　(一)虽然罗著称为「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其内容重心为在台湾北部开路及抚番工作。因为罗大春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亲历台湾北部，有关台北之记载十分详细，非其他史料可比。沈葆桢奏疏内对台北之描述，大都是以罗大春报告为根据；惟罗氏原为行伍出身，文字稍为粗陋，沈葆桢不时加以修改而已。
　　(二)关于抗日方面之记载，虽然日人侵略主力集中于台南，罗大春本人并未尝亲历其境；但因罗大春经常与其他官员通讯，对台湾各地之事件，亦十分清楚。况且罗氏与在台中下级官员来往之书信，在别种史料中亦不易找到。所以罗氏对抗日之记载，亦有相当价值。
　　(三)罗大春之「日记」对洋务各方面亦相当重视，将当时有关洋务之文件抄集起来，一方面表示罗大春本人对洋务之注意及认识，另一方面代历史家保存下多种珍贵资料。其最显著者为沈葆桢于光绪元年夏间之「通筹全台大局」一疏，充份地表达出沈氏对台湾开发之基本原则。略曰：『人第知今日开山之为抚番，固不知今日抚番之实以防

海也；人第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台湾安危，而不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南、北洋全局也。……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去岁倭事，特嚆矢耳。自法郎西据安南、英吉利据印度、新加坡等处，南洋各国渐为所收；遂使远隔数万里之豺狼，得以近吾卧榻。年来中国各口，异种杂居，蔓不可图；近复闻云、贵等处有陆路通商之请，推波助澜，且浸寻而未已。……台地，皆中土之藩篱也。……夫澳门片土，自明臣林富割居西人以为苟且之谋，遂贻今日无穷之患；此辙何堪再蹈』！其词意动人，表现出十九世纪中国洋务派之爱国精神，与沈氏拆毁吴淞铁路之精神打成一片（(一五)）。
　　(四)罗大春之「日记」对台湾现代化之分析，亦有相当价值。如其所载，台北招抚比台南为难；盖「北路则天荒未破，各社言语互异，官无从曲通其情，不得不诿诸通事。为通事者，向以欺番为利，号曰「番割」，生番积受其欺，无所控诉，愤不自胜，时报以杀。故通事亦以入番社为惴惴」（(一六)）。沈葆桢因而令罗大春就近劝富绅林维让于已开路处分段屯垦，则富绅获其利而开垦成功速。沈葆桢之政策当然获有成效，但亦促进台湾大地主势力之形成，成为后来台湾现代化之一大障碍。
　　当然，罗大春之「日记」并不是十全十美。其所谓「日记」，亦与现代之日记有所分别。在原文内，他往往将一两个月之事情一起谈论，以至造成时间性之混乱。数处记载，又缺日期。至于内容之正确与否，可分两种看法：

　　(一)在事实方面，据笔者所知，祇有小错一处，为罗大春误认法国人斯恭塞格为英国人。
　　(二)在观点方面，上文已提及罗大春基本之缺陷；李鹤年亦曾于一八七四年末之奏疏中，谓罗氏虽才具优良，但器量稍狭，且心地亦欠诚实等等（(一七)）。果如李鹤年所言，究竟其日记内容，对其本人之功劳，是否有誇张之处；对其手下之功绩，是否有隐瞒之处？读者应加注意。
　　总而言之，罗大春之「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不失为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五年有关台湾北部之重要历史文献。笔者读后，对当年满清政府之政策、各有关官员之观点、洋务运动与现代化之问题以及台北当地之情形，认识不浅。
　　庞百腾书于美国德拉威大学(David　Pong,　University　of　Delaware)，一九七二年十月。
　　　　　附　注

　　　　(一)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十，第七页。
　　　　(二)「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五，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页。
　　　　(三)前书，卷七十六，第二十七页。
　　　　(四)前书，卷八十九，第六至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