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八
　　　　　　　　　　　　　宋　吕中　撰
　哲宗皇帝
　　元祐(九年/)　　绍圣(五年/)　　元符(三年/)
　　　即帝位　太皇太后同听政
元丰八年三月上即位太皇太后同听政上甫十岁临
朝庄严

　　　废罢新法等事皆从中出
元丰八年三月罢京逻卒罢开河役夫罢造军器工匠
四月罢户马宽保马限罢成都府利禄买马罢在京东
西泗州物货场罢市易抵当汴河堤河岸司地课放市
易常平免役息钱罢赁地出限罚钱罢免行钱罢提举
保甲钱罢钱粮提举保甲官罢方田罢鄜延团将罢增置
铸钱十四监十二月罢后苑作坊院
初诏司马光吕公著于外未至遣中使迎劳太皇后手

书问以今日设施所当先光未及条上已有旨散遣脩
京城夫役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无状者敇中外无敢
苛刻暴敛废罢等事皆从中出大臣不与
　母后临朝三代之所未有高曹向孟之贤亦汉唐之
　所无也而宣仁圣烈皇后又母后之圣者与太任太
　姒匹休矣人皆谓新法之改出于司马入相之时而
　不知公之未至也凡废罢等事皆从中出非章惇蔡
　确之所抑亦非有待于司马光吕公著之所教也

　　　罢置等法
元丰八年司马光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
皆相贺不可从三年无改父之说保甲免役钱将官三
事当今之急务釐革之所当先也
元祐元年立三司同取旨法立户部总财用法罢提举
常平官复差役禁科举用字说置春秋博士八月复常
平法罢青苗钱
初进说者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欲稍捐其甚者光乃

毅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
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救溺也况太
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或曰元丰旧臣有以
父子之议间于上则朋党之祸作矣光起立拱手厉声
曰天若祚宋必无是矣
　变熙宁之法者改神宗本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
　天下人心之公论也司马光谓先帝之法善者虽百
　世不可改者若安石惠卿之所建非先帝意也改之

　当如救焚拯溺也此正孔子三年无改于道之意也
　然谓太皇以母改子则他日章惇之徒必以子不可
　改父之说进者此绍述之论所由起也当时吕公著
　之言曰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
　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福建江宁等路配买茶
　盐俱非朝廷本意一切罢去则是当变之法皆出于
　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则无绍述之患矣吕
　公著又谓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百姓自免抑

　勒之患充役之法少取宽刺之数则无下户虚纳之
　患保甲之法只此农隙教习则不至有妨农之患更
　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此亦所谓在所当改而
　可以无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则无反覆之虑矣故
　曰熙宁之小人不可以尽去而熙丰之法则不可以
　尽变去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则
　不容以太急青苗均输所可罢而雇役之法未可以
　遽罢也保马户所可罢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罢也

　新经字说可废而取经义先论策之意不可废也然
　司马光之变法如救焚拯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至
　于言朋党之祸则曰天若祚宋必无是事此又司马
　光至诚至公之心质之天地而无愧也后世闻公之
　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复差役法或又言不便
元祐元年复差役法惟衙门一役用坊场河渡钱依旧
法募人不足计差苏轼言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免役先

帝本意使民户专力于农决不可变光不悦轼曰日者
魏公刺陜西义勇公为谏官言之甚力岂今日作相不
许轼尽言耶苏轼范纯仁马默皆以复差役为不便蔡
京知开封府即用五日限光曰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
行乎台谏累疏报罢安石罢相在金陵闻变其法夷然
不以为意及闻罢役法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此法
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后果
如其言

　世率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
　荆公温公不用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然差
　雇二役轻重相等利害相半非关于民土地然也盖
　尝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虽有供役之
　劳亦以为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役皆吾职当为之
　事无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轻耳官物陷失
　勒之出官纲费用责之供农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
　之役募而不差农民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至雇

　役之法行民虽出役之直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
　之计亦无怨也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敷耳实费之用
　所当出额外之需非所当诛苟以宽之数散而不敛
　下户免需则乐于雇之说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则二
　法皆可行也然士大夫进用于熙宁之时以雇为是
　进用于元祐之时以差为得公心不立随声是非可
　叹也善乎邵氏之言曰苏轼范纯仁温公门下士以
　差役为未便章厚荆公门下士以雇役为未尽虽贤

　否不同各不私其所主若蔡京则贤如温公暴如子厚
　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立科举十法
元祐元年七月立十科举法从光之请也曰行义纯固
可为师表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曰智勇过人可备将
帅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曰学
问该博可备顾问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曰善听讼狱
尽公得实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曰明习法令能断奏

谳
　古人非无全才也然垂共工则不责以夔之乐稷知
　播种则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长而用之终其官而不
　徙此尧舜三代所以代天工也后世不以科举取人
　始则一空言进之一旦命以狱讼已而畀以财赋已
　而责以礼乐任将帅则欲其为卫霍典州郡则欲其
　为龚黄一人之身无官不可也世岂有此人哉此司
　马光所以有十科取士之法也

　　　立户部总财用法
元祐元年立户部总财用法光言户部尚书旧三司使
之佐左曹𨽻尚书右曹不𨽻尚书天下之财分而为二
乞令尚书兼领之三月以李常为户书或疑常文士少
吏干光曰使此人掌财计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掊
克之风庶几稍息
　以尚书兼领左右曹还国初三司之职也以李常为
　户部尚书此还国初用儒臣有才干者掌邦计之法也盖

　自熙宁变法以来司农与三司变而为二司农之财
　多于三司之所蓄三司掌邦费司农掌聚敛遂使元
　丰官制之行分户部为左右曹左曹即前日三司也
　右曹即前日司农也故温公谓天下皆国家之财而
　分张如此无专主之者谁谓国家通融措置公共爱
　惜者乎故令尚书兼领而诸州钱谷𨽻提举三司者
　亦具报申户部则天下利权一矣安石之分为二者
　盖以司农储非常之用崇观亦分而为二者盖以右

　曹奉君上之欲此温公之虑也
　　　置理诉所以通下情
元祐元年置理诉使熙宁得罪者自言
　此固所以通下情伸冤枉也然熙宁以来所以得罪者
　不过言新法不便之人尔朝廷以诏一伸雪可也何
　必置理诉所哉置其自理诉所而元符间又有详理
　诉局得罪凡八百人国家前日之屈固所以为今日
　之伸孰知今日之伸反所以为异日之屈者哉

　　　复茶盐法通商赈饥恤贫
元祐元年复茶盐法许通商四月赈淮南饥赐上供米
十万石蠲旱伤租二年出禁钱赐贫民
　此祖宗以仁立国之意暂息于熙宁而复续于元祐
　也使元丰绍圣相传袭中间无元祐数年之泽则靖
　康岂至后日而始见哉
　　　绝内降
元丰八年严内降复奏法王岩叟言杜绝内降不可不

防微太皇曰卿言极是然决不至有此
　章献治朝之时内降之法正于外朝之纪纲宣仁临
　朝之时内降之法正于内朝之纪纲不待正于外朝
　故为天圣之大臣难为元祐之大臣易
　　　回国论　　疏陈十事
元丰八年诏公著侍读达先帝意用之入见陈十事一
畏天二爱民三修身四讲学五任贤六纳谏七薄敛八
省刑九去奢十无逸

　熙宁之臣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惧祖宗不足法
　民怨不足矜谓暴虐为无伤谓厚敛为有益谓多欲
　不足害治何等议论如此观吕公著一疏十事所陈
　真可以回庆历诸公之议论矣
　　　求直言
元丰八年诏求直言从司马光之所请也先是五月诏
求言其中有曰若乃因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事机
或迎合已行上则徼倖希进下则眩惑流俗则出罚之

行是亦不得已也光言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则可以六
事罪之矣是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乞改前诏乃下
诏许中外实封言事
　自安石排旧臣而旧臣不敢言逐台谏而台谏不敢言编管
　监门而小臣不敢言置京师逻卒而亡卒不敢言下情不通
　久矣司马光入相之初以开言路为第一义固所以
　痛扫十馀年言路之荆棘所以为改新法之根本也
　使言新法之不便者出于天下之公而非出于一人

　之私庶可以无后日之患故范纯仁之言曰郡县之
　弊守令知之言路之弊监司知之茶盐利局民兵刑
　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军政之弊枢
　密及将领者知之边防之弊守边者知之各使条陈
　某事利人可以兴行某事劳扰可以简省某事蠹害
　公私可以釐革盖惟其能尽天下之情斯能变天下
　之法以当天下之心也
　　　荐贤才

元丰八年吕公著曰必欲实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于
是荐孙固方正有学识范纯仁劲挺有风力可充谏议大
夫等官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性资端厚
可充侍御史苏辙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言事御
史又荐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六
人或处台谏或侍读必有裨益
　元丰之末上自朝廷之执政下至州县之小吏非王
　吕之旧人则章惇之私台也故司马光吕公著之改

　新法也既以开言路为先复以召正人为急盖正人
　既召则新法不患其不改吾观元祐之人贬窜于元
　符绍圣以后禁固于崇观之间而英风义气至死不
　衰君子之泽未尝斩皆元祐培植之功向使元丰之
　后即继以绍圣则其不待靖康而后见也
　　　三旨宰相
元丰八年五月王圭薨时号三旨宰相上殿云取圣旨既
奏云领圣旨出外云得圣旨也

　　　相重臣
元丰八年以蔡确韩赪为左右仆射章惇知枢密院司
马光门下侍郎温公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号司马相
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赴阙卫士以手加额曰
此司马相公也争拥马前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
百姓所在民遮道聚观焉太皇闻之遣内侍劳公问政
　所贵乎大臣者非以其有过天下之才智也必其有
　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变旧法之易者以其

　虚名虚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
　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为宰相也然安石
　权臣温公君之重臣矣
　　　侍大臣
元祐元年以司马光为左仆射
　仲淹之事所以行之而遽变者以章德象为相而仲
　淹为参政也司马光所以能变新法于数月之顷者
　以光为左仆射而其权重也使天假之年得以尽行

　其志则岂有后日之祸哉二年以吕公著为左仆射
　　　定官制
元祐元年立旦三司同取旨法四月文彦博平章军国
事序相臣之上
　国初相臣同心共济进退百官经理大政皆与闻之
　自元丰官制既行维中书取旨其权独重盖出蔡确
　之私意自吕公著请三省同班奏事而后三省得同
　取旨矣国初宰相平章事有至三相者自元丰官制

　既行惟置二相元祐初司马相公欲起文彦博居已
　之上乃以师臣之礼待之此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
　元祐行之非不善而继之者有假是以行其奸章子
　厚任左仆射则废分班奏事之制以为先帝之意故
　终不置右相此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臣者也至
　京以太师总三省之政号为公相而使宰执居其下
　此又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职者也法一而已君
　子用之以济其善小人用之以济其奸此愚所谓建

　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实不惟其官而惟其人信
　矣
　　　序官爵
元祐三年诏文臣繁御分左右自朝仪以上进上为左
馀为右明年诏朝仪以下并分左右绍圣罢之惟朝议
以上如故崇宁又诏朝议中散正议光禄分左右两资
应转者先右而后左
　元祐之分左右所以别晋品崇宁之分左右特以序

　官爵耳
　　　举谏官
元丰八年诏举谏官时已除范纯仁唐淑问朱光庭苏
辙范祖禹为谏官章惇曰故事谏官皆两制以上举然
后执政拟今除目自中出不知陛下何从知之得非左
右所荐此门不可启太后曰此大臣所荐非左右也
　熙宁初年之台谏不同盖熙宁四年以君子而攻小
　人也四年以后以小人而攻君子也至元祐初年之

　台谏则以君子而攻君子也惟君子自相攻此所以
　启绍圣之台谏以小人而攻君子也愚故曰熙宁以
　前朝廷受台谏之福熙宁以后朝廷受台谏之祸者
　此也
　　　重监司
元丰八年十一月以鲜于侁为京东转运温公曰欲救
东土之弊非子骏不可安得数十子骏布天下乎
　外台正则州县之纪纲正故范仲淹革弊于庆历之

　时首汰监司之不才者司马改法于元祐之初惟先
　择转运使而已此可革前日提举常平之扰而察青
　苗等之为弊也
　　　崇节概之士
元祐二年四月授陈师道官师道徐州人传尧俞谓秦
观曰吾将见之惧其不吾见也子能介我于陈君乎怀
金欲馈之及睹其猊听其议论竟不能出留都不逾年
章惇欲一见不可得

　张来秦观黄廷坚陈师道四君子游于苏氏之门一
　世文章之杰然张文章之士耳秦之论事犹不及于
　三子则亦徒文章之士也而陈之节概犹过于黄是
　各有优劣也
　　　崇道学之臣
元丰八年六月程颢卒尝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
于人心有济熙宁初除监察御史里行前后进说大要
以正心惩欲求贤育才为先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

弟颐为首尝赴中书议事安石方怒颢徐曰天下事非
一家私事愿公平气以听安石愧屈又曰但作事顺人
心谁不愿从安石曰此则诚是颢章数十上其尤系教
化之本原者则论五霸及正学礼贤等篇是也竟以言
常平法不便出知扶沟县为沟洫之法未及兴功而去
曰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必数岁乃成吾经画十里之
地开其端后人知是利必有继之者吾于扶沟兴设学
校亦几成而废百里之地至狭也而道之兴废关焉尝

曰新法之行吾党激成之当时自愧不能以诚感悟上
心遂成今日之祸吾党当与安石分其罪可也
　道之不明天实悯之笃生贤哲资禀特异元气之会
　浑然天成天意固有所属矣居言路十年充养备至
　人见其辞气肃然不敢即也而和气充浃见面盎背
　遽色厉辞无有也人见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
　之崇深截乎规矩准绳之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
　若将浼焉而克勤小事虽鄙贱猥琐弗惮也立言路

　言近而易知叩之则无穷出之则愈新也人随其所
　见者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积乎中固纯乎而不杂也
　尝究先生所以用力之地谓心不可以一事留学不
　可以一善止有适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气未消
　防其非义理之胜去新学之支离非释氏之不相联
　属忌学者先立标准斥记诵者之玩物丧志游其门
　者如群饮于酪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教者如显道
　之诚笃公扶之端厚得先生之和者如惇夫之安恬

　中立之简易随其所得固已自足名世矣元祐群
　贤悉起散地先生独有忧色使之协济于朝以施调
　一之功安有绍圣报复之祸哉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