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古黄鹤楼建筑
式样
古黄鹤楼的形貌式样，是建筑学的选题，也是研究黄鹤楼历史沿革的题中之义。目前只有清末“同治楼”有详细的形制记载，并有赖于近代摄影技术而留下影像资料，可知其真实式样。其他时代的黄鹤楼，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缺失，均难考订真实具体的建筑形制。尽管如此，关于黄鹤楼的诗词歌赋、文学游记、界画作品和方志舆图等，仍对各个时期黄鹤楼的形象有所表现。这些表现中虽然难免想象夸张成分，或者限于示意功能，不一定是黄鹤楼的真实写照，也不能提供更多的建筑细节，但它们依然反映了各个时期黄鹤楼的某些样貌特点，反映了古人对于黄鹤楼的美学理想，对今人了解古代黄鹤楼的建筑形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黄鹤楼的建筑式样，没有任何确切资料传世。仅能从陈代张正见《临高台》的“层台迩清汉，出迥驾重棼。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诗句中大略想象，南朝后期的黄鹤楼有层台、重阁、飞檐、高窗等特征。
唐五代未见确切的黄鹤楼图传世，但黄鹤楼的文学题咏渐多，借助一些文学描述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唐楼的样子。例如王维笔下的盛唐黄鹤楼是“朱阑将粉堞，江水映悠悠”，说明当时的鹤楼是建造在夏口城白色的女墙之上，悠悠江水映照着朱红色的栏杆，颜色明丽。阎伯瑾《黄鹤楼记》中有一段对中唐黄鹤楼的描写：“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巃嵷，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舒，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语言虽然浪漫抽象，但“重檐翼舒”“耸构巍峨”说明当时的黄鹤楼是一座重檐且两旁有辅楼的雄伟建筑，规模壮观。其他如贾岛“高槛危檐势若飞”、齐己“寺阁高连黄鹤楼”、卢郢“高楼千载倚江城”等诗句，则传达晚唐五代时期雄峙江边的黄鹤楼飞檐高耸的信息。
黄鹤楼在宋代，确切地说从宋孝宗绍兴年间到宋理宗中期有百年左右的毁圮历史，所以宋代黄鹤楼的形象主要指北宋和宋末这两段历史。“重重轩槛与云平”是仁宗朝张咏对北宋前期黄鹤楼的描述，知其重檐叠轩、高耸如云；“翚飞栋宇据城端”是南宋后期罗与之对重建后黄鹤楼的描述，知其高踞城头、翘檐欲飞。但这些描述都太过笼统抽象。比较直观形象的材料，是一副传世的宋代界画《黄鹤楼》。
“界画”最初指一种以界笔和直尺为辅助工具，专画宫室楼台、屋宇舟车的绘画技法，特点是法度严谨、写实性强。此法晋代已传，到宋代发展成熟。北宋熙宁时将绘画分作人物、山水、花鸟、杂画四门，以界画为法的屋室楼台归入杂画门。宋徽宗将“画学”纳入科举制度后，“屋木”从杂画门中独立出来，与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等并列存在。到编修《宣和画谱》时，“屋木”又分化出专画宫室楼台的“宫室”门，并在画学十门中位居第三。可见“界画”由一种绘画技法逐渐演变成为以建筑、舟车为对象的绘画门类。
宋代界画《黄鹤楼》上的建筑群坐落在城垣的高台之上，主楼双层单檐，十字脊歇山顶，一楼有若干辅楼，辅楼之间以轩廊连接，方便游人宴集、凭栏。结合黄鹤楼在南宋的毁圮历史和宋代诗人的描述，画中的黄鹤楼与张咏“重重轩槛”的描述比较接近，很可能是以北宋黄鹤楼为对象的绘画作品。
元人题咏黄鹤楼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分是题画诗，如释大圭的七绝《题黄鹤楼图》、刘诜的六言绝句《和龙麟洲题黄次翁黄鹤楼图》等，说明元代曾有不少画家作过《黄鹤楼图》，但这些画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今天能够看到的元代黄鹤楼图，一是元末画家夏永的《黄鹤楼图》，一是山西永乐宫纯阳殿（又名混成殿）的壁画《武昌货墨》。夏永，字明远，钱塘人，擅界画，元顺帝至正七年（1374）四月曾作《岳阳楼图》。这幅《黄鹤楼图》大约与《岳阳楼图》为同期作品，为元代后期黄鹤楼的写照。界画上的黄鹤楼仍坐落在城墙的高台之上，主楼两层、重檐、九脊歇山顶，一楼有辅楼环绕，四周青松掩映，远处山川苍茫，一只黄鹤振翅飞过。
永乐宫混成殿的《武昌货墨》是一副宗教主题的壁画，描绘的是吕洞宾（号纯阳子）在武昌卖墨、仙游显化的传说，黄鹤楼是作为武昌的背景出现的。画面中的黄鹤楼接近方形、两层、重檐、十字脊歇山顶，二楼有一方宽阔的赏景平台，有人把酒赏景，楼外祥云流动、崇山峻岭，充满宗教意蕴和浪漫色彩。
明代黄鹤楼的图画资料以安政文《黄鹤楼雪景图》为代表。安政文，江苏无锡人，画史无载，约生活在明前期，据上海博物馆所藏《黄鹤楼雪景图》和《岳阳楼图》落款考，安政文为明代宫廷画家，授直正智殿锦衣千户。这幅《黄鹤楼雪景图》，绢本设色，纵162.5厘米，横105.5厘米，描绘的是雪景中的黄鹤楼。画中的黄鹤楼接近方形、两层、重檐、九脊歇山顶，增加了两个小骑楼，造型接近十字脊而有所变化。二楼轩窗全部撑开，楼内正在举行宴集活动。主楼两旁辅以两座独立的单层、重檐、九脊歇山顶小楼，主楼后面有一段通往主楼的长廊，楼下牌坊清晰可见。结合明初营造楚王府时对黄鹤楼一并重建的历史，以及杨基在洪武六年冬所作的《雪中登黄鹤楼》和《雪中再登黄鹤楼》，安政文这幅《黄鹤楼雪景图》很可能是以明初重建后的黄鹤楼为蓝本。
明代弘治年间是黄鹤楼更制的重要时期。此前黄鹤楼大体都是高两层的方形建筑，有时单檐、有时重檐，楼顶或为十字脊歇山顶，或为九脊歇山顶，主楼常被一些辅楼、回廊环绕或拱卫，气势恢宏。弘治重建后的黄鹤楼成为一座高三层、四望如一的单体建筑。何镗（1507—1585）《古今游名山记》有描述：“省城黄鹤山楼，制方，而补四隅为圆，二顶三层，高约五六丈，每隅合九角，每方四溜为柱，中外三起，外二起，四面各二十柱，中一起四。楼后接楹屋数间。后石镜亭、涌月台、仙枣亭，观音阁当其前，阁畔黄鹄矶、吕公洞。”《古今游名山记》首刻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结合黄鹤楼此前重修历史，何镗所见之楼正是弘治大修之后的黄鹤楼。万历三十七年（1609）王圻、王思义父子编撰的类书《三才图会》（又称《三才图说》）中也有一幅《黄鹤楼图》，图中黄鹤楼亦为三层。弘治更制在黄鹤楼建筑史上影响深远，奠定了明后期乃至整个清代黄鹤楼的基本形制。
清代黄鹤楼基本上维持一种稳定式样：攒尖顶、高三层、层层飞檐，是上下等大的直楼，俗称塔式楼。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刻的《湖广通志》中有一幅《黄鹤楼图》，三层、八面、重檐，与潘耒（1646—1708）的诗句“三层迥与三霄邻，八面平当八风起”吻合，大约为康熙十三年“补葺”后的黄鹤楼样貌。雍正十年（1732）刊刻的《湖广通志》卷二有一幅《黄鹤楼图》，则是康熙末满丕、张连登联手略修后的黄鹤楼样貌。二图细微差别在于，康熙十三年补葺的黄鹤楼从一层通往二楼的楼梯外露，到康熙末略修时将楼梯隐藏起来，而且立柱增多，外观更加繁复。
“同治楼”是清代最后一座黄鹤楼，也是黄鹤楼历史上最后一座纯木结构的传统楼阁。丁守存《重修武昌黄鹤楼碑记》载其“楼凡三层，计高七丈二尺，加铜顶九尺，共成九九之数，柱周六七尺以上者四十八楹，为地基周径长二十丈有奇，宽八丈有奇。楼八面，各宽四丈五尺，上供吕祖像，仍其旧也。馀材重建太白堂、一览亭、涌月台、留云阁、白龙池等处，以复古迹”。以今制折算，总高为27米，三层八面，每面宽15米，大柱48根，周长皆在2米以上，小柱更多。整体楼形的设计和尺寸计算，处处体现我国古代建筑中四象八卦的含义，凝聚了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的精髓。同治十年（1871），游历中国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为“同治楼”拍摄了一组照片，清晰直观真实地再现了“同治楼”的外观和结构，与丁守存碑记中的描述完全相符。“同治楼”虽然存世短暂，但其形象却深入人心，成为古代黄鹤楼式样的代表。
综上，黄鹤楼在清代以前没有统一、固定的建筑式样。魏晋南北朝时期黄鹤楼以军事功能为主，式样大概接近城楼。唐以后黄鹤楼游赏功能突出，规模始大，至明代前期多为群体建筑，形制不一。明代弘治以后黄鹤楼逐渐向单体建筑转变，至清代开始固定为攒尖顶、高三层的直楼式样。尽管古黄鹤楼代有其制，却有共同的审美取向。无论是“耸构巍峨，高标巃嵷”的唐楼、“重重轩槛与云平”的宋楼、“嶕峣黄鹄岭，岿巍构楚材”的元楼，还是“银榜孤悬逼太清，朱甍下瞰临寥廓”的明楼、“三层迥与三霄邻，八面平当八风起”的清楼，黄鹤楼一直以雄奇壮丽之姿立于江汉之间，这是千余年来黄鹤楼建筑的共同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