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民国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武昌成为首义之区。1912年4月，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抵达武昌，他在游览黄鹤楼故址时，对重建黄鹤楼表示关注。然而当时国家千疮百孔，重修事宜无法提上日程。民国时期不少游人及外国人来到武昌都希望能到黄鹤楼的故址踏访遗迹，而警钟楼和奥略楼又都建在黄鹤楼遗址附近，所以常有人将这两座楼误认为黄鹤楼。当时在国外发行的一部分以奥略楼和警钟楼为图像的明信片或邮票中，就常能见到“黄鹤楼”的标识。而且当时奥略楼旁还建起武汉最早一座照相馆“显真楼”，以奥略楼为背景留影便成为当时一大时尚。从现存的一些影像资料来看，1930年奥略楼的匾额已不存在，照相馆师傅修底片时还将匾额改为“黄鹤楼”，以满足游人到“黄鹤楼”一游的心愿。与此同时，重修黄鹤楼的计划一直没有停止过。1919年，位居湖北督军兼民政长的王占元为了青史留名，曾计划重修黄鹤楼。他派人四处募捐，又用“军事附铸”的名义命令铸币厂在铸造双铜元的项下，每串提出一成盈余作为重建黄鹤楼的储备基金。到1920年3月已募集到五千两白银，但这些银两仍然不够。王占元在任时横征暴敛，克扣军饷，引发辖内十余次兵变，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修楼之事也因循拖延。1921年8月9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免去王占元职务，王携一家老小仓皇逃往天津，修楼计划成了泡影。1922年，武汉士绅和商界代表拜见湖北督军萧耀南，希望能修建黄鹤楼。萧爽快答应，表示要尽最大努力重修黄鹤楼。同年4月，萧耀南会同省长刘承恩向湖北省财政厅下达筹措重修黄鹤楼款项的训令：“重建黄鹤楼，圈入旧臬署，辟为公园，并及各项景点。”并委任武昌商会会长徐荣廷和巨富李紫云为督修，负责黄鹤楼的重建事宜。训令下达后，财政厅厅长熊祥生立即会同湖北省警务处处长崔振魁、江汉道道尹周英杰磋商，并让武昌商埠局局长列席。会后财政厅提交了呈文，认为黄鹤楼为历代名胜，久毁无存，应重行建筑，以宏观瞻。修楼任务艰巨，非素有经验者不可胜任，拟委托熟悉工程的前鄂军第三师师长蔡希圣主其事。徐荣廷、李紫云乃武汉工商界首脑人物，有很强号召力，重修黄鹤楼也是湖北父老的心愿，所以筹措款项得以顺利进行。1924年8月，萧耀南在武昌召集官商学各界知名人士商谈筹款，出席的94人合计认捐资金8万元，加上王占元时期的30万元，筹款共计38万元。上海《字林西报》报道说：“足敷开工兴建之用。”徐荣廷、李紫云购买材料，准备开工。他们打算把黄鹤楼修成“制犹昔而工加固，凡属栋、梁、柱、椽等等，均以金属和石料代替木材，虽大火不能燔。”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胡大华闻讯后还写就了一篇1600多字的《拟重建黄鹤楼记》。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工程开工之际，有人提出重修黄鹤楼不能让少数人承担，应由全体湖北人平均捐款，导致重修之事一拖再拖，直到萧耀南死去，也没有如愿开工。在此前后民间流传一首民谣：“督军一纸空文，省长一事无成。马路冇修城还在，问黄鹤几时来临？”讽刺了萧耀南、刘承恩重修黄鹤楼落空，让武汉人民空喜一场，也表达了人民重修黄鹤楼的殷切之情。
1927年春，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蒋介石集团在江浙地区反共并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使大革命蒙上阴影。此时正在武昌主办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多次到蛇山黄鹤楼故址和奥略楼观览形势，思考大计。期间写下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达了对于所处时代的沉郁心情和对革命坚定的信念。同时代的爱国音乐家沈心工还创作了一组《黄鹤楼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以歌谣形式表达了仁人志士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著名学者、园艺家卢立群从国外归来参与武汉市政建设，任园林处主任。他计划重建黄鹤楼，并成立了委员会，搜集历代文献资料，伏案设计和制作模型，东奔西走，竭力募集经费、查勘场地，亲手植树多株为记。然而一番心血最后还是“吹落梅花流水处，付之一场梦幻”。
1932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携宋美龄及孔祥熙夫妇到武昌蛇山黄鹤楼故址游览。看到警钟楼、奥略楼一带散布茶楼、酒店和照相、算命的摊点，蒋介石也说了“千古名胜应予重修”之类的话。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夏斗寅遂请出湘鄂文化名人、曾任京汉两地大学教授、主修《湖北文徵》的学者王葆心，起草《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公告各界，以图发动社会力量筹资建楼。王葆心的《募资启》开门见山：“黄鹤楼者，江汉间千八百年之胜迹也。岳阳可媲弟昆，晴川为其孙子，赤壁析为五地，仲宣僻在一隅。”然后将黄鹤楼“自孙吴置戍而楼兴”到清代“火经三发、工届八兴”的史记佚闻一一罗列，最后呼吁“下及阛阓、上逮台阁……惠以兼金，报之千古”。文章颇有鼓动力，但1931年武汉三镇遭受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大批民房被水浸塌，供电中断，店铺歇业，工厂停产，物价飞涨。在国破家败的情况下，募捐建楼之事再成泡影。1933年，有人在王葆心编撰的《再续汉口丛谈》中读到《募资启》一文，感慨赋诗：“可怜焦土五十秋，画饼王郎愿未酬。清词丽句付流水，只见文章不见楼。”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近200个科学、文化和救亡团体迁到武汉，1000多名文化界人士荟萃武汉，100余家大型报刊社、出版社也齐聚武汉，中华全国戏剧界、电影界、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救亡文化团体在武汉成立，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文化中心。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由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任厅长。为了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第三厅成立不久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从4月7日持续至13日，每天都有一个重点宣传方式。4月10日是美术宣传日，在汉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数百幅抗战宣传画，陈列在武昌黄鹤楼旧址的两侧和台阶上。黄鹤楼旧址下观者如潮，并在武汉三镇大街小巷的醒目处绘制了许多巨幅壁画和漫画。黄昏时分美术歌咏游行之前，郭沫若在胜像宝塔前致开幕词，周恩来做了抗战形势报告，使在场数万听众热血沸腾。随后田汉高呼口号，全场人员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行开始后，由冼星海指挥的水上歌咏队高唱《松花江上》《长城谣》《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等救亡歌曲。黄鹤楼故址下，群情昂扬、歌声震天、火炬通明。著名话剧艺术家田汉深受感染，激动地写下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水上火炬大游行有感》：“大火雄歌杰阁前，长江两岸万雷喧。江头野老私相问：盛况何如北伐年？”黄鹤楼故址成为抗日救国宣传的阵地。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日军把黄鹤楼一带划为军事禁区。1941年，伪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函请武汉中日各机关长官及文化界名流”，举行“武汉名胜古迹保存运动座谈会”，宣称“要保存国粹，复兴东亚文化”，讨论通过了保护黄鹤楼在内的131处三镇名胜古迹，成立了“武汉名胜古迹保存运动委员会”。1942年7月，日本驻军把军事禁区内的黄鹤楼遗址移交给了伪湖北省政府。7月10日的伪《武汉报》刊登了这则消息，还举行了隆重的移交仪式，派伪武昌市政处处长作为代表前往接收。“武汉名胜古迹保存运动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调查，协助筹款及保存之设计等事项”。这个委员会只举行了一次武昌胜迹巡览大会，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丝毫修复黄鹤楼的行动，而且铲毁了黄鹤楼下的大型抗战壁画。
抗战胜利后，黄鹤楼重修又被提上日程。湖北省政府于1946年8月25日举行会议，决定邀请粤汉区、平汉区铁路管理局及中国桥梁公司共同组织成立武汉大桥筹建委员会，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为主任委员，茅以升为总工程师，同时也提出重建黄鹤楼事宜。据“联合征信所”讯，中国桥梁公司“在南京延聘一中国古典建筑师，设计建筑新黄鹤楼一座，其建筑形貌及色调，务求与旧黄鹤楼完全一致，一俟设计完成，即将在武昌蛇山头择一适当地址，开始建筑。按新黄鹤楼当在武汉大桥之侧云。”同年，武昌市政筹备处制订《修建市区文化古迹计划》拟重建黄鹤楼、文庙、卓刀泉等，并组建了“武昌市区内文化古迹筹募委员会”。1947年4月，市长杨锦昱主持制定章程、办法和募捐款项的具体分配数额。但是计划上报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后未获批准，万耀煌批示“劝募均以乐捐为原则，不必硬性规定金额和收入比例”。同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程潜也提议重建黄鹤楼，据《秋海棠》报载，程潜“最近发起重建黄鹤楼， 及汉阳之鹦鹉洲，期复当年胜概，至武阳夏三镇通贯之大铁桥为政府本年度三大桥工计划中之一，盖亦为将军所建策，而为上峰所嘉予釆纳者也。”但这些计划最终都不了了之。
鹤去楼碎矶头空。在民族危难、山河破碎之时，黄鹤楼虽空有遗迹，但它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依然十分重要。官方民间多次拟定重修黄鹤楼计划，为重建奔走呼号。黄鹤楼在人们心中成为一座明国破之痛、激爱国之情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