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清
清代黄鹤楼的兴废曾被近代学者王葆心概括为“火经三发，工届八兴”。所谓“工届八兴”，是指“清初粗葺于顺治十三年”“鼎而构于康熙三年”“补葺于康熙十三年”“新构于四十一年”“五次略修于六十一年”“六次大修于乾隆元年”“七次彻修于嘉庆元年”“八次捐修于同治七年”，“火经三发”指康熙三年、咸丰六年和光绪十年的三次火灾。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后挥师北京，明思宗在景山自缢，明朝灭亡。山海关一役后，李自成退出京师，清军入主中原，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定都北京，改元顺治，开始了清王朝的统治时代。
清初一段时期，武昌仍动乱不已。从顺治二年（1645）到康熙年间“三藩之乱”爆发，武昌先后成为清军与李自成残部、清廷平定吴三桂的重要战场。直到三藩平定之后，武昌才逐渐恢复发展。康熙三年（1664）时清廷曾将明代设置的湖广布政使司分为湖北布政司和湖南布政司，各设巡抚管理军事、行政大权，两巡抚之上再设湖广总督。清代的武昌城内计有湖广总督衙门、湖北巡抚衙门、湖北承宣布政使司衙门、提刑按察使司衙门、武昌府和江夏县的官署，还有主管湖北教育与科举考试，地位与督、抚基本平行的提督学政衙门，以及府、县两级学校和各种名目的书院。两湖贡院是清代湖北举行乡试的地方，全省考生荟聚在此猎取功名，日后又一度成为武昌的图书市场。武昌既是湖广大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黄鹤楼作为城内重要建筑和荆楚名胜，在清代依然备受重视。
清初时局未靖，毁于崇祯末年的黄鹤楼一片衰败气象。“城上高楼已作灰，更有何人夜吹笛”“我向城头履残址，闲寻片楬榛丛里”，这是明末清初布衣诗人邢昉（1590—1653）在《九月十三夜宿武昌城下》和《登黄鹤楼遗址》中的描述。建楼之事到顺治后期才提上日程。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刻的《湖广武昌府志》载，黄鹤楼“崇祯癸未又毁于贼。国朝顺治中，御史上官铉重建”。上官铉，山西翼城人，顺治十四年（1657）任湖广道监察御史。遗民诗僧戒显有一首《题黄鹤楼》，前半曰：“谁知劫火凭陵后，犹得重登黄鹤楼。晴树已随人事改，长江依旧大荒流。”正是借重修后的黄鹤楼抒发易代之感。
顺治年间重建的黄鹤楼工程较为简易，这座“草创”“粗葺”的顺治鹤楼在康熙三年（1664）遭遇了一场大火，湖北巡抚刘兆麒和湖广总督张长庚联手重建。据康熙二十六年刊刻的《湖广武昌府志》载，黄鹤楼“康熙三年火，巡抚刘公兆麒复建，湖广总督张长庚记之，而大冶胡梦发为之赋。”张长庚，顺治十七年（1660）四月任湖广总督。刘兆麒，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巡抚湖广。胡梦发在《黄鹤楼赋序》中称黄鹤楼遭火后，刘张二公“奋兴率作，扩而新之”，新楼“巍巍翼翼，恢旧观矣”。新楼落成后，三楚名儒王岱作《丙午登黄鹤楼》二首和《辛亥再登黄鹤楼同白孟辛李仲叙》三首为新楼壮声。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十二年（1673）秋八月，湖北蕲州人顾景星感于黄鹤楼古今题咏之盛，再次编辑《黄鹤楼集》，可惜并未流传下来。
康熙十三年（1674），湖广总督蔡毓荣又对黄鹤楼进行了一次补葺。蔡毓荣，康熙十三年任湖广总督，二十一年正月调云贵总督。可见补葺工程在蔡毓荣上任不久后就已着手。这次工程在“精于攻木”的湖南桂东人黄攀龙指导下完成。《光绪湖南通志》载，“黄攀龙，桂东人，精于攻木，康熙初武昌黄鹤楼势倾倚，攀龙牮整如旧，省费万计，人皆神之。”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刻的《湖广通志》中有一幅《黄鹤楼图》，三层、八面、重檐，与潘耒（1646—1708）的诗句“三层迥与三霄邻，八面平当八风起”吻合，当为康熙十三年“补葺”后的黄鹤楼样貌。
康熙四十一年（1702），黄鹤楼再遭雷击，倾圮难支。湖广总督喻成龙和湖广巡抚刘殿衡主持“新构”。喻成龙，康熙四十二年四月由安徽巡抚迁湖广总督，刘殿衡（刘兆麒之子），康熙四十三年三月由江苏布政使迁湖广巡抚，二人主持“新构”黄鹤楼的时间为康熙四十三年（1704）或稍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湖广总督满丕和湖广巡抚张连登主持“略修”黄鹤楼。满丕，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以工部侍郎身份署理湖广总督事务，六十一年被召回京。张连登，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任湖广巡抚，雍正元年正月被召回京。张连登有七律《登黄鹤楼二首》和《九日同人登黄鹤楼晚归四首》传世。雍正十年（1732）刊刻的《湖广通志》卷二有一幅《黄鹤楼图》，应为康熙末满、张联手略修后的黄鹤楼样貌。
黄鹤楼在康熙一朝修葺重建多达四次，到乾隆元年（1736）又迎来更制大修，由湖广总督史贻直主持。史贻直，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以户部尚书署理湖广总督，乾隆二年（1737）九月即被召回。这次重修形制，在乾隆末年汪中代笔的《黄鹤楼铭》序中有所回顾：“乾隆元年，大学士史文靖公总督湖广，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壮闳丽，称其山川，历年六十，坚密如新。”乾隆初重建的黄鹤楼能够“历年六十，坚密如新”，不仅说明重建工程之扎实，也折射出黄鹤楼在乾隆朝得到精心修缮维护。黄鹤楼在乾隆朝颇受朝廷与地方重视，留下不少记载。
据赵翼《檐曝杂记》回忆，乾隆十六年（1751）冬，朝廷为庆祝皇太后六十慈寿而举行大庆，当时中外臣僚纷集京师，各省争献宝物，广东省献翡翠亭，浙江省献湖镜，湖北省则献了一个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的黄鹤楼模型，令赵翼叹为天下奇观。不仅如此，乾隆还下令在北京西郊建清漪园，园中有一座望蟾阁据说是“仿黄鹤楼”而建。当时的直隶总督正是乾隆初年主持修建黄鹤楼的史贻直，望蟾阁仿黄鹤楼而建，或许与史贻直有关。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三十岁的翁方纲奉命充湖北乡试正考官，九月九日榜发后开宴于黄鹤楼，楼前设插屏，临江插菊花千万枝，酒罢后翁方纲在楼柱上题了一联：“千古题诗到崔李；国朝制义在熊刘。”次日翁方纲北归，渡过汉江至龟山后登晴川阁，回望黄鹤楼，朗吟崔颢《黄鹤楼》诗而去。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初一，四十七岁的赵翼从常德出发，游览了洞庭湖、岳阳楼后，沿江而下来到武昌，登上了年轻时在太后寿辰盛典上所见“黄鹤楼模型”的真身，留下一首《题黄鹤楼十六韵》大赞鹤楼“胜概斯称最，名区久未湮。楼真千尺迥，地以一诗传”，感慨崔颢一诗对黄鹤楼的深远影响。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皇帝巡游江南路过武昌时，亲自登临黄鹤楼，御书“江汉遗踪”匾额。此外，乾隆还有《黄鹤楼歌题邹一桂画》和《南苑行宫题仇英黄鹤楼图用崔颢韵兼效其体》两首题画诗传世。皇帝题匾、题画使黄鹤楼更受地方官员重视。乾隆四十九年（1784），六十九岁的袁枚作岭南之游，行到武昌时“更值天公张玉戏，雪花片片飞瑶台”，留下《黄鹤楼看雪》一诗，这是继元代陈孚、明代杨基、张元忭等人之后，再一次描绘黄鹤楼雪景的诗篇。
乾、嘉之交湖广总督毕沅对黄鹤楼“彻修”了一番。毕沅在乾隆朝两度出任湖广总督，第一次在乾隆五十一年六月至十月，任期很短；第二次在乾隆五十三年七月至五十九年八月，在任七年。据《郎潜纪闻二笔》 《国朝先正事略》 《汪容甫先生行状》等文献记载，毕沅开府武昌时广延宾客，当时江都文豪汪中在其幕中，黄鹤新楼落成后，毕沅请汪中代笔作《黄鹤楼铭》。汪文刚一脱稿，好事者便争相传诵，毕沅又延请歙县程瑶田书石、嘉定钱坫篆额，当时过客登楼叹为三绝。《黄鹤楼铭》前有长序，汪中回顾了乾隆初年大学士史贻直主持修建黄鹤楼的历史，并议论了黄鹤楼之所以代有修葺的原因。从序文“历年六十”可知，黄鹤楼在清代第七次“彻修”的主持者为当时湖广总督毕沅，王葆心《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称黄鹤楼“七次彻修于嘉庆元年者，则马慧裕也”，不确。马慧裕在嘉庆初期一直任职于陕西、河南两地，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九月才出任湖广总督，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月解任，不可能有嘉庆初“彻修”鹤楼一事。据丁守存《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称，黄鹤楼于“嘉庆癸酉增修式廊”，“癸酉”为嘉庆十八年（1813），正在马慧裕湖广任内，他对鹤楼的修葺，主要是增修式廊。
嘉、道年间，登临黄鹤楼依然是文人风尚。陈文述《颐道堂集》中以黄鹤楼为题的诗文达二十多首，多为登楼之作，可见其爱楼之深。无独有偶，清代医家陆以湉于道光十六年（1836）登第后宦游武昌，同年冬七次登上黄鹤楼穷览景物，并口占一诗曰：“半年家寄武昌郡，七度身登黄鹤楼。领取江天无尽景，平生奇绝是兹游。”后黄鹤楼毁于咸丰之祸，陆以湉感慨“人事迁流，胜游难再”，作“七上黄鹤楼散人”图章一枚，以追忆当年与黄鹤楼的这段缘分。
黄鹤楼在咸丰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付之一炬。据萧盛远《粤匪纪略》对“武昌省城三次失守”的记载，咸丰二年（1852）底，汉阳、武昌相继失守，此后数年太平军和湘军在长江下游持续交兵，武昌城笼罩在战火之中，失而复得，得而再陷。咸丰五年（1855）初，由于清军作战不当，太平军趁机攻破汉阳，复攻陷省城武昌。清军与太平军激战数月，太平军终“势穷欲遁”，逃走之前“先将汉口数十里层街叠市焚烧尽净，又将省门黄鹤楼聚薪焚毁，以数千年之古迹，一旦毁为平地，为神人所共愤，天理所不容，即愚夫愚妇，皆知其断难久存者也。十月二十四日夜，贼众开城潜逃，官兵截杀无算，于是日克复省城，余贼尽奔九江而去”。这段历史，在丁守存《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中也有回顾：“咸丰壬子，粤逆鸱张，围星沙，犯岳阳，胁数万众，掠大小艨艟蔽江直下，欃枪所至，烈焰灰飞，数年之间，鄂城三陷，武汉辐轴之地，沦为榛芜，至咸丰丙辰，兹楼付之一炬。”丙辰即咸丰六年（1856），武昌沦陷，黄鹤楼被毁。
黄鹤楼遭遇兵燹，当时文人笔下也有反映。汉阳人叶名沣有一首七绝《十二月十六夜醉后作》，诗序说“时闻武昌汉阳失守”，诗曰：“戒饮心情最可哀，今朝忽复事尊垒。江乡回首伤心甚，黄鹤楼高一劫灰。”董平章《哀武昌》诗曰：“禁者伊谁常抚军，临江屋宇皆遭焚。攻城得地贼欢言，武昌吏民同日死。君不见，黄鹤楼一炬休，鹦鹉洲万尸浮。”再现了当时乱军攻城、黄鹤楼焚毁的悲惨情景。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湖广总督官文等人立即计划重建黄鹤楼，恢复胜迹，当时捐赠者甚众，又从巴蜀衡湘等地遴选干员采购大木，但未及着手又逢“逆贼余烬复煽扰黄德诸郡”，建楼之事被迫暂停。咸丰时岁贡生车元春有一首《登黄鹤楼故址有感》，其中有“莽莽红羊劫火飞，春风不绿新浦柳。破瓦黏苔血战余，女墙列戟烽烟后。即今痛定抚疮痍，尚恐垂杨生左肘”之句，并自注“邻境兵哗，余氛未熄”。
直到同治七年（1868）战乱平息后，建楼之事才重新启动。这次主持重建的是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郭柏荫和护巡抚何璟三人。此年九月初八日定磉，十月十二日上梁，共千余工匠参与其事，到同治八年（1869）六月大工告成，丁守存作《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刻石以传。这是清代最后一座黄鹤楼，也是黄鹤楼历史上最后一座古楼，俗称“同治楼”。车元春再作《黄鹤楼新修落成作诗以告来者》《黄鹤楼次彭渔叟原韵》《和胡月樵都转〈黄鹤楼落成〉原韵》等诗。胡月樵即胡凤丹，浙江永康人，同治六年（1867）接受湖广总督李瀚章之聘，主持他所奏设的湖北崇文书局。在此期间，胡凤丹十分留意湖北山水名胜，尤其对名贤游览名胜之后留下的诗文着意寻访，日积月累，所积渐多，后分类整理编辑成《黄鹄山志》 《大别山志》 《鹦鹉洲小志》等书。其中《黄鹄山志》十二卷，“艺文”部分多为黄鹤楼文赋和古今体诗，为黄鹤楼留下十分珍贵的文献。“同治楼”命数不长，光绪十年八月初四（1884年9月22日）晚，汉阳门外一家骨货作坊意外失火，施救不及，遂至燎原，风助火威，导致“同治楼”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五天后上海《申报》报道了此次“鄂垣大火”：“初四晚，鄂垣北风劲疾，江上雪浪如山。七点半钟时，汉阳门外东门坡（应为董家坡）地方，张姓骨货作坊失火。该坊本系草屋，因学徒执火油灯上小阁取物，失手将油灯倾落，施救不及，遂至燎原。当时延烧筷子、骨牌、卤包等作坊，复飞至江家柴院子与王家板厂。箕伯扬威、火鸦飞舞，城内黄鹤楼第二条护栏亦被延及、立兆焚如……附近黄鹤楼之官厅及涌泉台（应为涌月台）亭顶同付一炬……烧至八点多钟，楼向南倒……黄鹤楼内烧死卧病六十余岁老道人一名。”写实派画家吴嘉猷则在第一时间以此为题绘制了画作《古迹云亡》，并于九月十八日在同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上刊登，为世人再现了当日众人救灾、百姓官兵奔走呼号、黄鹤楼在熊熊烈焰中焚烧殆尽的场面。
“同治楼”烧毁之时，清王朝已内忧外患，无力重建。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登黄鹤楼》、二十三年（1897）黄遵宪《上黄鹤楼》皆为登遗址之作。湖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武昌期间（1889—1907），因地方乡民和有识之士的呼吁，也有过重新建楼的打算。由于历史上黄鹤楼多次遭遇火焚，张之洞因此发愿将来若炼铁有效，黄鹤楼当造铁壁以避火灾。光绪十九年（1893），汉阳钢厂开炉竣工，但之后数年黄鹄矶上依旧不见鹤楼影子。以当时较为落后的铸造工艺和安装技术，建造钢浇铁铸的黄鹤楼很难实现。为此清末诗人黄遵宪《己亥杂诗》还感慨道：“黄鹤高楼又捶碎，我来无壁可题诗。擎天铁柱终虚语，空累尚书两鬓丝。”光绪三十年（1904），湖北巡抚端方在同治楼故址附近主持修建了一栋两层西式红色楼房，楼顶装有大自鸣钟，民众称为“钟塔”或“警钟楼”。后有人在此处开酒馆，店名借用黄鹤楼传说中吕洞宾（号纯阳子）跨鹤成仙的典故，取名“纯阳楼”，但这座楼无论形制规模和风格气势都与黄鹤楼相去甚远。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奉调进京任军机大臣，其门生故旧纷纷集资，在蛇山上建楼造堂歌颂张之洞的在汉功绩，于是黄鹤楼故址附近又树起一座仿古建筑，初名风度楼。楼成后，张之洞据《晋书·刘弘传》中“恢宏奥略，镇绥南海”字句，亲书“奥略楼”三字送鄂，遂改名“奥略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