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隋唐五代
唐代是黄鹤楼功能转型的重要时期。
开皇元年（581），北周丞相杨坚废帝自立，建立隋朝。后依次消灭后梁和南陈，完成一统。灭陈时，陈兵纷纷投降，生灵免于涂炭，城池得以保全。隋初改郢州为鄂州，稍后改置江夏郡。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唐国公李渊逼恭帝禅位，建立唐朝，年号武德。武德四年（621），鄂州及江夏隋军残部知大势已去，开门降唐，生灵城池再次幸免于难，同年又将江夏郡改回鄂州。唐太宗登基（627）后，将天下分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增至十五道。鄂州隶属江南西道，道级治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州级治所仍在江夏，因此夏口在唐代又常称作江夏或鄂州。
唐朝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和鼓励农桑的政策，社会稳定。鄂州江河水系发达，在战乱频繁的前朝形成的一系列军港，逐渐成为停泊商船之处，经济得到空前发展。随着江夏城行政地位和经济能力提高，前朝多遭战火洗礼的城垣和临江负险的黄鹤楼，也逐渐成为官商行旅、文人墨客登高眺远、抒发离情别绪的登览佳处。从这一时期文人游踪和传世诗文来看，黄鹤楼在唐五代大部分时间保存完好。此期虽然没有留下关于黄鹤楼建葺重修的直接史料，但从军事楼转变为游赏楼，想必经过一番改造或重建。
初唐时期鲜见资料记载黄鹤楼，盛唐时黄鹤楼已是江夏重要的登赏处和送别处。“分飞黄鹤楼，流落苍梧野”是孟浩然《江上别流人》中的诗句，“城下沧江水，江边黄鹤楼。朱阑将粉堞，江水映悠悠”是王维《送康太守》中的诗句。真正令黄鹤楼天下闻名的则是盛唐诗人崔颢的诗。诗人崔颢，年少有诗名，晚年之作“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崔颢漫游江夏时日暮登上黄鹤楼，将仙人骑鹤传说和眼中之景、胸中之情熔铸一炉，写下著名的七律《黄鹤楼》。
该诗之所以闻名，与两位名人的认可推举有莫大关系，第一位是诗仙李白。据宋人李畋《该闻录》记载，李白登黄鹤楼后欲题诗，见楼壁崔诗后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搁笔”而去，后到金陵后拟作《金陵登凤凰台》一诗“欲较胜负”。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从句法到用韵，确实有明显模仿崔诗的痕迹，而李白为崔诗“搁笔”的美谈也成为文坛佳话。从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刘克庄《后村诗话》、何汶《竹庄诗话》、曾慥《类说》、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沈义父《乐府指迷》、蔡正孙《诗林广记》，到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明代杨慎《丹铅馀录》、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历代文人对这段轶事均有记载，足见影响之深。崔诗之所以能广为流传，不仅得益于这段轶事，也离不开《国秀集》 《河岳英灵集》《又玄集》等唐五代著名诗歌选本的助推。另一位将崔诗推向顶峰的是南宋著名诗评家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曾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此后，关于“崔李优劣”“唐人七律第一”遂成为文坛公案，千百年争讼不休。崔颢凭此诗在文学史千古流芳，黄鹤楼也借此诗名扬天下。
事实上，诗仙李白与黄鹤楼结缘特深，不仅没有“搁笔”，而且一生中为黄鹤楼着墨甚多。他在这里送别友人：“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江夏行》），“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江夏送友人》），“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也以黄鹤楼代指江夏：“君至石头驿，寄书黄鹤楼。”（《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武汉有“江城”之名，也得因于李白“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的诗句。黄鹤楼成了李白的江夏印记，李白也用诗仙之笔让黄鹤楼永垂不朽。
经过几代帝王一个半世纪的励精图治，唐王朝在玄宗朝迎来“开元盛世”，并于天宝年间达到鼎盛。但“安史之乱”成为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从天宝十四载（755）冬爆发，到宝应二年（763）春平叛所有残部，历时七年两个月，为社会带来空前浩劫。当时黄河、淮河流域战乱不已，传统漕运道路堵塞，江淮财富不得不由长江转入汉江再接济京师，由此鄂州成为漕粮的转运枢纽。安史叛军为了切断朝廷的经济命脉，曾派大军猛扑南阳。唐军死守南阳、襄阳，使江汉地区免遭战火，得以维持相对平静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下降，鄂州人口反而大幅增加，号称“东南巨镇”，不仅少有战乱，而且商贸、矿冶、造船等业均得到较大发展。此期的黄鹤楼不仅没有毁于兵燹，反以雄奇之貌屹立于鄂州州城，仍旧是公宴游赏、纵览荆楚的名胜。
唐代宗广德初年（763），侍御史穆宁出任鄂州刺史兼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州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坐镇鄂州，以总管东南地区赋税的征收及运输事宜。穆宁在任五年，功绩显著，公退之余，常到黄鹤楼游览或送别，所谓“游必于是，宴必于是”。永泰元年（765）阎伯瑾（一作阎伯珵或阎伯理）受穆宁之命撰写《黄鹤楼记》，一记仙人传说，二记鹤楼样貌，三记穆公登楼之状。文章写就后，又由当时书法家魏万珵书写、李阳冰篆额，刻碑以传后世，可见当时影响颇大。阎文虽未提及当时是否重修，但可以肯定的是，“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的黄鹤楼，已具备游赏楼的规模和特点。
五十年后，黄鹤楼迎来了初遭贬谪的诗人白居易。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之后又被罗织多项罪名，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自长安赴江州时路过鄂州，友人卢侍御与崔评事在黄鹤楼上张席设宴，为其洗尘。白居易酒后登览，即席赋诗，写下“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的所见，抒发迁客骚人的愁闷心情。
敬宗宝历元年（825）正月，牛僧孺以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和武昌军节度使的身份坐镇鄂州。节度使原本是朝廷为了治理边疆而设置的官职，安史之乱后，这一制度被推行到内地。鄂州位于水陆冲要，朝廷起初在此设鄂、岳、沔三州都团练使或鄂、岳观察使，顺宗永贞元年（805）升鄂岳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观察使、节度使成为统治江汉地区的支柱。武昌军节度使的设立，标志着鄂州的区域性行政、军事地位进一步提高，更使鄂州州城自此有了“武昌”的别名，并一直沿用至今。在牛僧孺的改革和治理下，不仅将鄂州与大江对岸的沔州合并为一个行政机构，而且将鄂州城垣从夯土结构改造为砖陶结构。黄鹤楼作为州城城垣上临近大江的重要建筑，想必在城垣改造工程中得到一番改造。
文宗大和四年（830）正月，元稹接任鄂州刺史兼武昌军节度使，并在黄鹤楼留下一段神秘传闻。据《太平广记》载，元稹镇守武昌期间，秋夜登黄鹤楼远望江心，见火光闪现，命人查看后知是一艘钓船。但渔夫仅言钓获一尾鲤鱼，并不知火光之事。携鱼上岸后，元稹命人剖开鱼肚，发现藏有两枚古镜，与古钱等大，两面相合，背部隐隐凸起形似双龙，龙体虽小但鳞鬣髯爪清晰可辨，打磨之后古镜莹亮可鉴，元稹十分喜爱，置于巾箱中珍藏。元稹去世后古镜也下落不明。懿宗咸通八年（867），诗人皮日休也在黄鹤楼上演了一幕传奇故事。据《太平广记》载，皮日休登第后经过江夏在当时鄂州观察使刘允章幕府中稍作停留。刘允章乃当时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却十分欣赏皮日休的才华，待之甚厚。一日刘允章在黄鹤楼宴请诸人，皮日休也在被邀之列，但他当日不仅醉酒迟到，而且在酒席上口出狂言，惹得刘允章极为不快，便以祢衡之死警示皮日休。皮日休醒酒后惧祸远遁。元稹“鱼腹藏镜”的传闻带有神秘色彩，皮日休醉酒狂言的故事也颇具戏剧性，但两条记载都反映了黄鹤楼在唐代后期存世的消息和日常功能。唐末，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唐大起义孕育成熟，江汉地区再次沦为战争厮杀的战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军攻占长安，唐朝名存实亡。其后藩镇割据蔓延全国，在五代十国的割据征战中，吴和南唐的角逐、南唐与后周的争斗此消彼长，处在对峙拉锯战交界线上的鄂州再度硝烟弥漫，江夏城中黄鹤楼是否无恙已难知其详。从晚唐诗人齐己（864—938）“寺阁高连黄鹤楼，檐前槛底大江流”和南唐后主时进士卢郢“黄鹤何年去杳冥，高楼千载倚江城”的诗句推测，黄鹤楼在晚唐五代似乎依然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