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
……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光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已下阙续。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
蔡邕别传（范晔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
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能复操笔成草，致章阙廷。诚知圣朝不责臣谢，但怀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已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馀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会臣被罪，逐放边野，恐所怀随躯朽腐，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二：
东观汉记十卷。
陈氏曰：「汉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撰。初，班固在显宗朝尝撰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其后蔡植、蔡邕、马日磾等皆尝补续。唐艺文志著录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及景丹、盖延八人列传而已，其卷第凡十，而阙第七、八二卷，未知果当时之遗否也。」
罗鄂州序曰：「愿闻之上蔡任〈氵岌〉文源曰：『〈氵岌〉家旧有东观汉记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后得蜀本，错误殆不可读，用秘阁本雠校，删著为八篇。洎见唐诸儒所引，参之以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粗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显宗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迁为郎，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永宁元年，太后又诏刘珍与刘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今此记所存，皆建武事，岂固及珍、騊駼所述邪﹖其文间类前汉书，又传后所题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刘之所为分也。然固与珍传不载成书卷目，隋书经籍志称刘珍所撰汉记百四十三卷，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吴兢所藏与官书卷同，刘知几所有仅百十四篇，本朝欧阳公尝欲求于海外，后复散亡，今所存才此耳，岂不惜哉！然后汉成书，自刘珍、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忱、袁崧、刘义庆、萧子显凡九家，唯华峤专述汉记，逮范晔总载诸家而成书，亦以华峤为主，后之欲考汉记者，于范氏之书犹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愿以为此书乃汉世史臣亲记见闻，而袁、范出魏、晋后，以世揆之，不得为此。观高密侯一传，而纲领见矣。书虽不全，当共存录，因刻板于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时字，不欲辄改。」
姚之骃后汉书补逸东观汉记序：
东观，后汉藏图书之所也。学者号称道家蓬莱，其清华为最，故马融、窦章、蔡邕辈皆于此乎校书。崔子玉东观箴曰：「洋洋东观，古之史官。左书君事，右记其言。」盖无论君举必书，即礼制灾祥，以暨名臣言行，罔不毕载。自明帝诏班固、陈宗、尹敏、孟异作世祖本纪及建武时功臣列传，后有刘珍、李尤杂作建武以后至永初间纪传，又命伏无忌、黄景作诸王、王子、恩泽侯，并单于、西羌，地理志，又边韶、崔寔、朱穆、曹寿作皇后外戚传、百官表及顺帝功臣传，成百一十四篇，号曰汉记，此后汉史之权舆也。熹平中，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续为东观汉记，而东观之书于是乎成焉。今兹所传，半为蔚宗所采入。顾蔚宗颇多阙略及互异者，大约世祖、显宗两朝事迹为烦。光和以后，本无记也。典午时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及东观记为三史，隋、唐以后乃渐遗逸。然披其枝叶，寻厥根荄，东观记，其后汉诸书之鼻祖乎！爰捃拾群籍，裒为八卷，虽残缺失序，聊以见大凡云。
四库全书总目东观汉记提要：
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案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称长水校尉刘珍等撰。今考之范书，珍未尝为长水校尉，且此书创始在明帝时，不可题珍等居首。案范书班固传云：「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此汉记之初创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建武，讫永初。」范书刘珍传亦称邓太后诏珍与刘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此汉记之初续也。史通又云：「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与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复令大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范书伏湛传亦云：「元嘉中，桓帝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延笃传亦称笃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此汉记之再续也。盖至是而史体粗备，乃肇有汉记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雒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书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隶事释书，类多徵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于代，此书遂微。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书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氵岌〉始以秘阁本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于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于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于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骃撰后汉书补逸，曾蒐集遗文，析为八卷。然所采只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书，又往往掇拾不尽，挂漏殊多。今谨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所增者几十之六。其书久无刻版，传写多讹，姚本随文钞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表、志、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證。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今悉加釐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其篇第无可考者，别为佚文一卷，而以汉纪与范书异同附录于末，虽残圭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书中所载，如章帝之诏增修群祀，杜林之议郊祀，东平王苍之议庙舞，并一朝大典，而范书均不详载其文。他如张顺预起义之谋，王常赞昆阳之策，杨政之严正，赵勤之洁清，亦复概从阙如，殊为疏略，惟赖兹残笈，读史者尚有所稽，则其有资考證，良非浅鲜，尤不可不亟为表章矣。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證卷五别史类：
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案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称长水校尉刘珍等撰。今考之范书，珍未尝为长水校尉。且此书创始在明帝时，不可题珍等居首。案范书班固传云：「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汉记之初创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建武，讫永初。」范书刘珍传亦称邓太后诏珍与刘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此汉记之初续也。
嘉锡案：尝考隋书经籍志著录之例，其所注撰人，大率沿用旧本，题其著书时之官，故有一人所著书而前后署衔不同者。此书既题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必其在东观作汉记之时，正居是官耳。考范晔书文苑传云：「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案汉制，谒者仆射，仅比千石，五校尉则皆比二千石。其位次之序，首屯骑，次越骑，次步兵，次长水，次射声。见续汉书百官志。前汉有八校尉，后汉省并其三。刘珍盖以谒者仆射入东观校书，遂受诏撰汉记，旋迁长水校尉。书成之后，始转为越骑耳。本传不言长水之迁者，以其居此官不久，略之也。此当据隋志以补范书，不当执范书以疑隋志。提要谓珍未尝为长水校尉，不免刻舟求剑矣。至于此书始创于班固，而隋志独以珍等居首者，盖亦有说。班固传云：「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史通古今正史篇则谓明帝诏固等作之。余尝推究其事，盖明帝见固所作汉书而奇之，知其有著作之才，因思先帝之功业，不可无纪述，遂诏固与陈宗等作为本纪。又因以及诸功臣，与所平服之群雄，以彰世祖之威德。东平王苍传云：「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以固等所撰而谓之自作，或者帝慎重其事，亦尝有所点定于其间。可见帝之所留意，独在于本纪，其列传自二十八篇之外，皆不复作。虽有草创之功，犹未足为建武一朝之完史也。且其著作之地在兰台及仁寿闼，见马严传。不在东观。其书或称汉史，北海靖王兴传。或称建武注记，马严传。尚未定名为汉记。后来虽编入刘珍等所作书中，此犹班固于太初以前全同太史，未闻有于汉书之下追题马迁之名者，何独怪东观汉记之不题班固耶﹖及夫刘珍等之奉诏著书也，其地已移于东观，其书有纪，有表，有名臣、节士、案范书北海靖王传云：「平望侯毅与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疑史通所谓节士，即列士也。儒林、外戚诸传，至是始具国史之形。盖邓太后意嫌班固所作并建武一代事迹亦未全，其命珍等作汉记，实责以整齐旧闻。故珍等撰成上进时，自当并固等所作苞入其中，珍等亦必有所删润，非直录之而已。李尤传云：「召诣东观。安帝时为谏大夫，受诏与刘珍俱撰汉记。」汉记之名盖始于此。吴志韦曜传载华覈上疏救曜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隋志正史类小序亦云：「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陈宗等共成光武帝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案刘陶，后汉书有传，不言其入东观，此当是刘騊駼之误。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其言明白如此。然则著述东观，实自珍等始。汉记之称刘珍等撰，盖汉人旧本所题如此，故自三国至唐，相承无异词。提要乃谓不可以珍等为首，讵当改汉人之旧题，以未入东观之班固为首耶﹖且提要此篇所举汉记撰人姓名，仅以史通正史篇为主，并后汉书及史通他篇亦检阅未周，故不能完备。范书北海靖王兴传齐武王演子，附演传后。云：「兴子复为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案贾逵曾与修汉史，仅见于此。而张澍养素堂集卷二十书东观汉记后乃曰：「和帝永和时中郎将贾逵，与谏议大夫李尤共撰，安帝永宁时，贾逵又与尚书令刘陶、谒者仆射刘珍、平望侯刘毅共撰。」不知所据何书，俟更详考。马严传援兄子云：「有诏留严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本书卷十马严传略同，亦见御览卷一百八十四引东观汉记。史通覈才篇亦引传玄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案杜抚在儒林传内，不言曾与班固共定注记。其文曾不足观。」是与班固等共成纪传者，尚有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四人也。北海靖王兴传又云：「复子騊駼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按刘毅，文苑传有传，不言入东观撰汉记。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惟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考范书文苑传不言逸曾著作东观，但云「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而已。知几所谓旧史，盖指谢承、司马彪等书言之，然则与刘珍等俱撰汉记者，又有刘毅、王逸二人。逸事虽不甚著，而华覈及隋志固以珍、毅并举，此皆提要所未详者也。玉海卷四十六云：「安帝永初、永宁间刘珍、騊駼、张衡、李尤等撰集为汉记。」则于史通所举诸人外，又增出张衡。案衡本传云：「永初中刘珍、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病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以为恨。」是珍等虽尝请衡参论，而以珍等旋卒，中辍不行。衡虽自请补缀，亦不见听，故时人以其不得秉史笔为恨。史通覈才篇曰：「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正以衡未尝修史，犹之陈寿不常缀文也。章怀注载衡表自称「臣仰干史职」者，谓太史令耳，本传前已称太史令为史职。非谓史官之职。及至元嘉中伏无忌等奉诏撰集，则衡死已久矣，衡卒于永和四年，下距元嘉凡六年。玉海之说非也。
史通又云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与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范书伏湛传亦云元嘉中桓帝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延笃传亦称笃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此汉记之再续也。盖至是而史体粗备，乃肇有汉记之名。
案史通正史篇云：「伏无忌与黄景作南单于、西羌传。」南单于者，南匈奴单于也。提要引作「与单于」，盖馆臣笔误耳。殿本阁本皆作「与」，知非手民之误。史通又云：「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大军营司马官名，殊不经见。考之范书崔寔传云：「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著作东观。」盖史通传刻，脱一「将」字，浅人因不知冀为大将军之名，遂妄改为「营」，提要但知循文照录，而不知觉也。至于浦起龙通释谓「孝穆、崇二皇」五字传写讹脱，当作献穆孝崇二皇后，则又非是。黄叔琳训故补不言有讹脱。献穆皇后乃曹操之女，献帝之后，薨于魏景初元年，崔寔等死已久矣，安得为之作传乎﹖考桓帝纪云：「本初元年闰月，即皇帝位。九月，追尊皇祖河间孝王曰孝穆皇，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以其位号出于追尊，故皇而不帝，且不作纪而作传也。起龙不知此事，而欲轻改旧文，妄孰甚焉！史通又云：「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按顺帝即位时，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姓名具见范书宦者孙程传，无郭愿其人，此盖郭镇之误。镇延光中安帝末为尚书，及诛江京，镇率羽林士击杀卫尉阎景，封定颍侯，事迹附见郭躬传。镇，躬弟子。盖顺帝时功臣甚众，有宦者，有士人，不可胜数，故举孙程、郭镇二人，以概其馀耳。提要又不知其误，而反于郑众、蔡伦之上删去一「及」字，则似众、伦二人亦顺帝功臣矣。众卒于安帝元初元年，伦卒于邓太后崩后，盖安帝之建光元年。何其不思之甚哉！又考范书邓禹传云：「阊妻耿氏有节操，邓阊，禹之孙。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玉海及张澍书后中均有邓嗣，盖本于此。是与伏无忌等同著书者，又有邓嗣，史通偶遗其名，提要亦不能补也。史通所谓凡百十有四篇者，谓合安帝永初中刘珍、李尤等之所撰，珍于永初中撰集汉记，见张衡传。及桓帝元嘉中伏无忌、黄景、无忌、景及崔寔于元嘉中奉诏，见伏湛传。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等之所作，共得百十有四篇耳。其中兼有蔡邕、杨彪之作，说详于后。益以班固等所撰之二十八篇，加目录一篇，新唐志有录一篇。正如隋志著录一百四十三卷之数。古书多以一篇为一卷。知几生于初唐，故其所见之本，与隋志无以异也。所谓「号曰汉记」者，总一百四十二篇言之也。汉记之名，永初中已有之，提要误以为边韶、崔寔、延笃等所作为百十有四篇，故谓至是乃肇有汉记之名，其实史通之意，并不如此。姚振宗补后汉艺文志卷二所考，胜于提要，而言之未甚详明，故更考之如右。所说庸有相合者，振宗云史通谓元嘉时边韶等著作以后，综其书为百十四篇，号曰汉记。汉记之名，实定于安帝时。而非袭取之也，览者当自知之。
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志，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
案史通原文续成十志下云：「会董卓作乱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明本无「及」字，此从通释。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所谓董卓作乱西迁者，谓初平元年三月卓挟献帝迁都长安时也。隋书牛弘传云：「孝献徙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载而西，裁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经籍志序所言董卓之乱云云，即本于此，惟改西京为两京，非是。蔡邕所著汉记之散逸，盖由于此。邕本传云：「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志，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案初平三年五月，兴平二年三月、十一月，皆有李傕之乱。董卓传言傕、汜共追乘舆，大战弘农东涧，董承、杨奉军败，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事在兴平二年十一月。据献帝纪。此迁都长安后图书之又一厄也。蔡邕所著，或散于此时，亦未可知。史通所言，与后汉书年月不同，情状亦异。知几盖别有所本，今亦莫详其孰是，要之皆在建安以前耳。邕及杨彪所著，知几似皆未见其书，故并不言篇数，与叙班固、刘珍等异。然灵帝纪即邕所作，而隋志云：「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则灵纪尚存，邕所奏上十志之章，刘昭律历志注载其全篇，不遗一字。在本志末。邕虽有「分别首目，并书章左」之言，实未录其篇目。而章怀注邕传节录其文，末忽多出「有律历志第一、礼志第二、乐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车服志第六」二十九字，王先谦以为乃章怀就当时所有者言之，非邕书辞，是也。见集解卷六十下校补。知几与章怀同时，不应所见本有异。然则邕所作纪志，并未全亡，当时虽为王允所恶，未见录以继后史，而隋、唐之际，则其残篇已编入汉记矣。今聚珍本有灵帝纪及律历志、礼志、乐志、郊祀志、车服志，独天文志全阙耳。杨彪所注记，知几未言其有所亡佚。北堂书钞卷三十四引有东观汉记袁绍传原无「传」字，凡二条：一条言「宾客所归，倾心折节」，一条言「士无贫贱，与之抗礼」。今本无绍传。及今本王允、孔融、蔡邕等传，必出彪手无疑。知几不容不见，而竟不言其篇数，盖与蔡邕残稿，即在刘珍等所撰百十有四篇之内，知几虽未暇检点，然亦知中有邕、彪之作，故补叙之于后，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又案：蔡邕奏上十志章续汉律历志注引作蔡邕戍边上章。云：「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度数。」则与邕同撰志者，刘洪之外尚有议郎张华，此亦提要所未知者。华即邕本传所言与邕及杨赐、马日磾、单飏同被召入崇德殿，使中常侍就问灾异者也。
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洛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
案后汉书安帝纪云：「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注引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提要于出处不详，故复引焉。元河南志卷二引陆机洛阳记曰：「东观在南宫，高阁十二间。」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曰：「哀帝使歆嗣其前业，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言后汉于兰台校定群书，犹依七略之部分也。又于东观及仁寿闼撰集新记。」隋志序略同。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徵诣兰台。见后汉书杨终传。斯则兰台之职者，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提要之言，全本史通。
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
案新唐志著录此书固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然旧唐志实作一百二十七卷，此虽仅于目录有不入卷数与入卷数之分，其书并无异同。但提要竟混称新、旧志，不加分别，则非也。刘知几史通作于中宗神龙时，自叙云：「今上即位，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退而私撰史通。」考晁志卷六则天实录撰于神龙二年。所见汉记尚为一百二十四篇，不云有所阙佚，仅除目录不数耳。旧唐志钞自开元九年以后毋煚所作之古今书录，见志序。相去不过十馀年，而此书竟佚去十六卷者，盖煚但据集贤书院官本著录，其实民间所藏，固不仅如此也。唐末日人藤原佐世当唐昭宗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云：「东观汉记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讫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右隋书经籍志所载数也。而件汉记，姚振宗隋志考證卷十一云：「而件犹华言此件、前件。」案此用古训，而，如也。吉备大臣所将来也。其目录注云此书凡二本，一本百二十七卷，与集贤院见在书合。一本百四十一卷，与见书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与两本目录不合。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随写得如件，今本朝见在书百四十二卷。」考之续日本纪，日本史臣菅野道真等撰。吉备其姓，真备者其名，续纪卷十六云：「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冬十月丁卯，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赐姓吉备朝臣。」于彼国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十一月为入唐副使，见续纪卷十八。实唐玄宗之天宝十载也。其至长安当在次年。及天平胜宝六年正月，真备自唐归国，船著益久岛，见续纪卷十九。则为唐之天宝十三载矣。集贤院为天子藏书之处，唐六典卷九云：「集贤所写，皆御本也。」是也。真备既得见其书而亲检之，而其本仅百二十七卷，可见已散佚不全。毋煚古今书录之所载，即是此本矣。真备多处营求，而得百四十一卷之本，必系民间之所藏，宜其不著录于两唐志也。至所得零落四卷，当是别一残本，与两本皆不同。真备访得之后，以与两本互校，删除复重，多出佚文一卷。故佐世言其国现在书为百四十二卷耳。其书视隋志卷数所阙无几，且已溢出集贤院本之外，而真备犹复多处营求，岂必欲其一卷不阙耶？抑偶闻汉记残缺之言，误以为隋志所载亦非完本耶？不知史通所谓残缺者，谓蔡邕所著散逸不全，杨彪亦未能尽补，故憾其残缺无成，非谓魏、晋以后有所亡失也。此将于何处求之乎？日本所得此书，远过于唐中秘所藏，可谓艺林之星凤。然彼国所有中国古籍，今已先后并出，而不闻有此书，则其亡也亦已久矣。考皇宋事实类苑卷四十三引杨文公谈苑云：「景德三年予知银台进奏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语，命以牍对，云身名寂照，号圆通大师。」又云：「书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列子、神仙传、朝野佥载、白集六帖、初学记，本国有国史秘府略、日本记、文馆词林、此非彼国人所撰，寂照误也。混元录等书，释氏论及疏抄传集之类，多至不可胜数。」按寂照所对，虽不足以尽彼国储藏之全，然既举及醉乡日月、朝野佥载诸短书，使东观汉记而在，宁肯置之不言？以此推之，则真备之所营求，佐世之所著录者，盖早已不存矣。此前人所未知，故不惜详考之如此。
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唐初人隶事释书，类多徵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于代，此书遂微。
案魏、晋之间以此书与史、汉为三史者，以诸家后汉书未出，三史之名始见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之语，其时谢承书恐尚未成。或出而不为人重耳。及宋范晔书出，能集诸家之成，梁代韦阐即有后汉音，隋志云：「梁有韦阐后汉音二卷，亡。」阐见梁书韦睿传。虽不详为何家，以意推之，必范书也。剡令刘昭遂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见梁书文学传。昭，天监中人也。北魏刘芳亦撰范晔后汉书音一卷，见魏书卷五十五本传及隋唐志。芳以其父与于刘义宣之难奔魏，事在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而卒于魏世宗宣武帝延昌二年，即梁武之天监十二年也。二人固未尝相见，而其著书，先后同时。可见范晔之书已盛行于世，故为南北学者所重视。夫书无音注，则不便于诵习，诸家后汉史，自范晔书外，不闻有音注。惟梁人王规尝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见梁书本传。其体盖与刘昭同。司马彪之才，实不如蔚宗，规所以不惜殚力以注之者，以范书无志，究不得为全书也。及宣卿注范书纪传，取绍统之志以补之，斟酌尽善，其博悉盖亦非规所及，故能后来居上，规书遂因之以亡。隋志云：「梁有王韶后汉林二百卷，亡。」姚振宗疑即王规续汉书注，讹「规」为「韶」，盖是也。自刘昭以后，陈有宗道先生臧竞范汉音训，隋有萧该范汉音。皆三卷，见隋唐志。盖昭既为范书作注，遂大行于世，为学子所必读，故竞等为作音训，以便讽诵。东观汉记以下诸家，由是渐微，然仍存于世。两唐志可考。诸书引用不绝者，类事之家，以供渔猎；注书之人，用徵出典耳。至于考史，必据范书。史通所谓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是矣。谢启昆小学考卷四十九据隋志录刘芳以下后汉书音而论之曰：「隋、唐之间诸家后汉书俱在，而攻治后汉作音注者，皆据范书，是当日范书，已高出诸家，诸家渐就湮没，非无故矣。」斯诚笃论，然则范书之盛行，何必待至章怀之作注也哉？章怀之注成，独能令人弃刘昭注不读，而竞习东宫睿制之书耳。至于东观汉记及诸家后汉书，其不行固已甚久，若其遂至亡佚，则当在唐天宝以后至五代之间，于章怀无与焉。提要谓六朝、唐初人多徵引汉记，自章怀注范书，而此书遂微，今考徐坚初学记成于开元十五年，详初学记本条下。其书裁三十卷，而引东观汉记至百有八条，又引东观记者二条。唐人刘赓者，不知何时人，作稽瑞一卷，其自叙曰：「方今元日朝会，上公上寿已，文部尚书奏天下瑞凡四。」案新唐书百官志云：「天宝十一载改吏部为文部，至德二载复旧。」则赓亦玄宗时人也。其书当作于十二载至十四载之间，书仅寥寥数十叶，而引东观汉记至十有四条，章怀注献于仪凤元年十二月，见旧唐书高宗纪。至是行于天下，近者五十年，谓至开元十五年。远者七十馀年矣。谓至天宝十二载。二人著书，徵引汉记之多犹如此，然则何尝因章怀之力而使之日及于微哉？提要之言，真臆说也。
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氵岌〉始以秘阁本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于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于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于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
案闻见后录卷九云：「神宗恶后汉书范晔姓名，欲更修之，求东观汉记，久之不得。后高丽以其本附医官某人来上，神宗已厌代矣。至元祐年高丽使人言状，访于书省，无知者。医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尝写本于吕汲公家，亦弃之兵火中矣。」高丽献书之事，不见于续通鉴长编及宋史。然邵博以世家子记当时事，其言当必不虚。若赵希弁则去元祐远矣，读书附志内亦无此书，惟于卷上列子条下论及此事，与邵博略同，但删去其末两语，盖即剽取闻见后录耳。二人并不言其书为若干卷，通考经籍考杂史类引罗鄂州序曰：「愿闻之上蔡任〈氵岌〉文源曰：〈氵岌〉家旧有东观汉记四十三卷，丙子绍兴二十六年。渡江，亡去。后得蜀本，错误殆不可读，用秘阁本校雠，删著为八篇。洎见唐诸儒所引，参之以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粗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则四十三卷者，任〈氵岌〉所旧藏之书也。不知提要何缘据以为高丽本之卷数？邵博但称高丽以其本来上，未尝言其残阙不完。虽罗序又云：「本朝欧阳公尝欲求于海外，后复散亡，今所存才此耳。」则任〈氵岌〉所藏自当即是高丽本，然恶知医官家所得、邵博所写，非百二十七卷之旧，任〈氵岌〉所藏之四十三卷，为渡江以前所据之本，已是散佚之馀也耶？罗序既言之不详，提要遽合邵、任两本为一事，言之凿凿，其亦不善阙疑矣。玉海卷四十六东观汉记条下引中兴书目云：「八卷，按隋志本一百四十三卷，唐吴兢家藏，已亡十六卷。今所存止邓禹、吴汉、贾复、景弇、耿弇之「耿」，宋人避太宗嫌名改为「景」。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此即提要所据也。然其卷一百六十六汉东观条又引中兴书目景弇作耿弇，而无景丹，九传作八传。同引一书，而前后不同，未详孰是。通考经籍考有东观汉记十卷，引陈氏曰：「唐艺文志著录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及景丹、盖延八人列传而已。其卷第凡十，而阙七、八二卷，未如果当时之书否也？」盖书录解题之元本如此，而聚珍本解题卷七传记类此条，于一百二十卷作一百二十七卷，八人列传作九人列传。其卷第凡十，作其卷第凡十二。除「一百二十七卷」句下有馆臣校语，知为依唐志改正外，馀皆不知何据。夫振孙所举吴汉等姓名，止有八人，则其列传安得有九？振孙所著录之汉纪为十卷，而阙其第七、八二卷，故止八卷，则其卷第安得为十二？疑亦馆臣所妄改，而提要误从之也。解题无邓禹，而中兴书目有之，此其显然不同者。提要顾谓振孙所见之本无异于书目，岂其然乎？考高似孙史略卷三曾引汉记邓禹传序、吴汉传序各一篇，序即传后之赞，罗愿云：传后所题，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刘之所为分也。罗愿序亦曰：「观高密侯一传，而纲领见矣。」可见南宋官私各本之东观汉记皆有邓禹传，而陈振孙所见者又有残缺也。提要谓永乐大典于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今案四库全书考證卷三十二于汉记邓禹祭遵两传内并引有永乐大典各一条，其殆得之他韵之中耶？提要明言九篇明初已不存，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吕大防条下自注乃谓今四库本辑自永乐大典，然则其书明初尚存，不亡于南渡；是并提要亦未读也。
本朝姚之骃撰后汉书补逸，曾蒐集遗文，析为八卷。然所采祇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书，又往往掇拾不尽，挂漏殊多。今谨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所增者几十之六。其书久无刻版，传写多讹，姚本随文钞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志、表、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證，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今悉加釐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其篇第无可考者，别为佚文一卷，而以汉纪与范书异同，附录于末，虽残圭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
案总目于此书之下虽注为永乐大典本，其实馆臣重辑时，系以姚之骃本为主，参之以大典所载，然后旁考唐、宋诸类书，自北堂书钞至太平御览以补之。观提要此节，语意自明。若更读本书校语及佚文，与夫四库全书考證，尤可得其梗概。后人动称殿本东观汉记辑自永乐大典者，皆未细读本书之过也。大典所载，盖亦宋末或元、明人所辑，初非采自元书。否则南宋秘阁已止存列传九篇，安得如许之残编断句乎？姚本沿明人陃习，一概不著出处，馆臣从而效之，亦不举所出之书，遂使读者莫知所自来及其可信与否。夷考其实，即诸类书所引，亦复掇拾未尽。最甚者御览卷九十一章帝、和帝条，均引有东观汉记序数十言，今本竟不登一字。他若隋书音乐志牛弘等议乐引东观书马防传凡一百八十二言，今本防传只存「防上言，圣人作乐」云云五十四言。详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三册。弘又引顺帝纪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云云，文与范书不同，亦东观书之顺帝纪也。李氏亦言及之。汉书艺文志师古注引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历代名画记卷四叙蔡邕事自注云：「见东观汉记。」史记索隐于孝文帝纪注云：「东观汉纪宋杨传云：『宋义之后有宋昌。』」今本皆未辑入。馀如编珠、开元占经、證类本草、记纂渊海、玉海等书所引诸佚文，自一二条以至数条，今本亦一字不收。至于后来所出古书，若稽瑞、类林、杂说、晏公类要、史略之类，为馆臣所不及见者，更无论矣。以此推之，其所挂漏，岂可胜言！馆臣又于光武纪中凡称公、称上、称世祖处，皆改为帝，称王寻、王邑为二公处，二人皆莽之三公也。皆改为寻、邑，不惟失古书之真，直是不通文义。然则全书之中为所妄改者，又不知凡几矣。虽有搜集之功，不足抵疏谬之罪，安得博通之士起而网罗放失，重辑一完善之本乎！又案此篇草创于三十年前，原稿陋略，不足道。后来屡加修改，三易其稿，至戊子一九四八年。之夏始重付缮写。其明年冬十一月，乃得见今人东莞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其史部二有此书跋，云桐城姚柬之得一北宋刊本云云，而不言其何所本，遍考之不得。偶举以问吾友邓文如，之诚。久之始得复云：「此出近人刘声木清四川总督秉璋之子。撰苌楚斋随笔，然恐不足信。」余既闻其说，已而大病五阅月而后愈，又久之，乃求得其书观之，果见之于三笔卷十，略云：「东观汉记原本一百四十三卷，自唐久已散佚，桐城姚柬之任大定府知府，于道光某年得一北宋刊本，全书共五十册，太守所得中缺两册，初拟进呈内府，未果。旋燬于咸丰某年当是十年。桐城失守，深为可惜！」刘氏书他条多言见某书某卷，或闻之某人，独此条不著出处。既与柬之生不同时，不识何以知之？刘氏自言尝著有桐城文学渊源考及藏书纪事诗补遗，或曾于彼二书中详著其说，故于此不复及之耶？编者按：据刘声木先生近函云：「东观汉记记得似系从桐城萧敬孚（穆）手稿中录出，惟本无书名人名及来历。」然柬之自著之伯山诗文集十八卷，固未尝言有是书也。且据罗愿序，任〈氵岌〉所藏北宋本尚只存四十三卷，今柬之所得原书乃有五十册。纵以一册为一卷，亦已溢出任〈氵岌〉所藏本之外，以理推之，此必无之事也，则文如以为不足信也固宜。姑记之于此，以俟续考。庚寅孟秋七月自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