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　言

　　「台案汇录丁集」是从「明清史料」戊、己两编里选录了一百十八个文件编辑而成的。全书分作五卷。
　　卷一收了二十四个乾隆时期的文件，卷二收了三十一个嘉庆和道光时期的文件。在这些文件里，以关于台湾马政──如奏留马匹在台试养、报销官马朋扣皮脏银两以及请裁马匹之类的为较多，其次则为关于台澎各营修建衙署兵房、戍台班兵的调拨与配渡、赏恤遇匪御盗被难的弁兵、题报官庄租息、筹拨防堵经费、调驻营员、移拨汛兵以及恭报奉到恩诏、律例、王命旗牌和钦颁督捕则例之类的例行公事。总而言之，都是有关台湾军事行政的各项档案。
　　卷三收了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期的二十个文件，全系巡阅全台营伍的报告。按照定例，台湾总兵年须巡查所属营汛地方，校阅官兵武艺、点验军装器械；但将军、督、抚和水提、陆提也要分年轮流渡台巡阅。所以这一卷的文件，四分之三是台湾总兵的报告，四分之一是将军、巡抚和水陆提督的报告。
　　卷四收了雍正、乾隆时期的十三个文件，卷五收了嘉庆、道光时期的三十个文件。这些文件大都是报告督解台澎饷银、运载戍兵眷米、报销官兵俸饷马乾红白赏银和眷口

米折银两的档案。
　　巡阅营伍和办理军饷，原也是军事行政的事项；因为这两项的文件比较多，就特为分作两类，编为三卷(卷三～卷五)。
　　各卷之中，有些文件是奏报福建全省之事的。因为台湾是福建的一府，这些文件当然与台湾有关，所以也被收入了。
　　本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嘉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的一道上谕(见卷二第三三号文件)。这个上谕先述清朝的经制兵在乾隆晚期以前是如何的能打仗：
　　　　『国家设兵，所以卫民，内而八旗劲旅、外而驻防绿营，原以备一时徵调之用。我朝从前用兵域外，平定准噶尔、回部、大小金川以及剿捕内地乱民，均系调用额兵，随征奏凯，从未有雇募乡勇之事』。
　　继述乾隆五十二年用兵台湾以及嘉庆初期几年间平定川、楚白莲教之乱，却都雇募乡勇：
　　　　『自台湾匪徒林爽文滋事时，该处地隔海洋，本有义民等急公慕义，请效驰驱，因而随宜量用，协同官兵，分司搜剿。
　　　　『迨至剿办邪匪，带兵大员及地方官等召募乡勇多名，辗转随征，以致愈集愈

多，数盈累万』。
　　国家既有经制兵，为什么又雇募乡勇呢？上谕说：
　　　　『揆厥所由，皆因武职大员不能实心办公。平居无事，往往令本标兵丁充仆隶厮养之役，或兼习手艺，在署佣工，而于训练操演，转视为具文。属下将弁相率效尤，而督、抚大吏又不能随时整饬。遂致隶名营伍，步伐茫然；一旦有事徵调，其能知纪律、陷阵冲锋者寥寥无几，势不得不募民充勇，以供调拨』。
　　这个上谕说明了嘉庆时期清朝的经制兵──八旗与绿营都已腐败不堪。白莲教乱之平定，不是这两种额兵打平的，全靠团练乡勇之力。
　　考团练乡勇的政策，是由合州知州龚景瀚建议的。他因八旗官兵不可靠，所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所以主张募集乡勇，给以武器，举办团练，既可替国家节省军费，又可减免地方的扰害。其时，四川一省便有乡勇三十万人。事平之后，又把乡勇的兵器收回。嘉庆皇帝还下了这一道上谕，认为：
　　　　『国家兵制之设，有将军、都统、督、抚、提、镇以资统辖，设立营伍，蒐简军实，岂尚不能为国宣力？乃必藉闾阎未经练习之人，供疆场折冲之用，则又安用官兵为耶？
　　　　『兵之强弱，总视乎练兵之勤惰。如勤加训练，则弱者可渐使之强；倘玩愒从

事，则强者亦流而为弱』。
　　他谕令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镇等：
　　　　『嗣后均应饬营员，痛改[前非，督率]官兵，认真操演。俾标兵皆成劲旅，以肃军政而励戎行』！
　可是，这种颓风终究未能挽回。清代的经制兵既不足以平内乱，当然没有捍御外侮的能力；所以后来一与西方武力接触，便无往而不败。而洪、杨之役，也全靠乡勇之力才得平定。足见八旗、绿营的腐化，是清代中衰的主要象徵之一。(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