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　言(一)

　　郑成功和他的后人以台湾为基地，反抗清朝，因此郑氏史事成为台湾史上主要的题材之一。
　　成功的父亲芝龙，原是著名的海盗渠魁。他自崇祯初被福建地方当局招抚之后，屡建剿寇之功，逐步升任到总兵官，成为东南沿海安危所系的人物。可惜他后来变节降清，自取灭亡。但成功所以能在东南沿海抵抗清军，未尝不是靠著他们郑家原来在海上的声望和势力；就是成功手下的将领，也不少是芝龙的旧部。因此凡记述郑氏史事的，无不从芝龙少年时候往海外冒险的故事说起。
　　关于郑氏史事的著作，「台湾文献丛刊」已经刊印了十多种。其中如「台湾割据志」、「台湾郑氏纪事」、「台湾郑氏始末」、「闽海纪要」、「闽海纪略」、「海纪辑要」、「靖海志」、「台湾外纪」、「海上见闻录」、「赐姓始末」、「郑成功传」等书，都是通述郑家几代史事的。又有延平王户官杨英所记自永历三年到十六年的「从征实录」，是一部较为可贵的史料书。又有「平闽记」和「靖海纪事」：前者是福建提督杨捷在康熙十七年到十九年间与延平嗣王郑经作战的奏疏和其他公牍，后者是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施琅征澎湖、降台湾的奏疏，也都具有原始资料的价值。此外，本丛刊里

还有二十几种记述南明或台湾史事的书，每书都有一部分讲到郑氏抗清的事迹。但这些著作多系转手的叙述，不能被视为第一等的史料来应用。
　　早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０一)，日本人市村赞次郎就从北京内阁东大库检到有关台湾郑氏的三件旧档案。他曾把这三件档案的原文连同他的简单说明于第二年在「史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便是本丛刊所已刊出的「郑氏关系文书」。这三个文件，一件是康熙元年郑泰、洪旭、黄廷移咨靖南王耿继茂和总督李率泰的咨文，并附官员兵民船只总册；一件是同年钦命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户部郎中贲岱等的题本，并附郑成功殁后郑经所管文武官员的底册；一件是康熙六年南安县生员黄元龙的密奏。从这几个文件上，可以看出康熙初几年间郑氏部下投归清朝的有那些人以及若干冒称下海、投诚谋官的乘机取巧之徒。这本「郑氏关系文书」虽只有三个文件，却都是很可贵的原始资料，毋怪市村氏视之若镶宝。
　　近三十多年来，内阁大库档案被刊布出来的已经不少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编印的「明清史料」，便已有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编。我们约计其中有关郑氏史事的文件，不下五百多件。这些文件，虽然有许多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又非彼此互相衔接的，但都是原始的文件，为研究郑氏史事最好的资料。因此我们决定把这些文件汇集起来，先照年代的先后，再按事情的内容，加以排列整理，编为「郑氏史

料」。又因分量很多，所以分做几编刊出。
　　这本「郑氏史料初编」是用从「明清史料」乙编、丁编和戊编里抄出来的文件编成的。这些文件都是关于郑芝龙的史料，所以称做「初编」。凡分三卷：卷一、卷二共收二十一个文件，都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卷三收了六件，是清朝顺治九年、十年和十八年的文件。我们从卷一的十个文件里可以看出：在郑芝龙受抚前后，东南沿海所受寇祸的情况；郑芝龙受抚后，他怎样协剿闽寇李芝奇，又怎样会剿粤寇钟凌秀，又怎样和当时骚扰闽、粤沿海的红毛夷有所接触。我们从卷二的十一个文件里可以知道郑芝龙剿灭海寇刘香老的经过以及崇祯末期闽、浙海上的情形。崇祯十六年，明廷还有急调郑芝龙率领水师北上，以图牵制满洲的计议；但他迟迟未能成行，而满洲已经入关了。
　　这里没有讲到郑芝龙如何拥立唐王于福州，如何在唐王的朝廷里专横跋扈、擅作威福以及如何投降清朝，被挟北去。我们从卷三的六个文件里，一则看出郑芝龙已成笼中之鸟、釜中之鱼；一则看出清朝皇帝要拿他作钓饵来招降郑成功，便先封他为同安侯，等到抚事不成，便说他『包藏异志，图谋不轨』，他终于得到一个悲惨的下场！
　　本丛刊第三三种「靖海纪略」，系明人曹履泰所撰。他于天启、崇祯间任同安知县五年，此书所载，都是他在任内办理海寇事宜的公私函札；时间虽短，也不失为真实的史料，足备参考。(百吉)

　　　弁　言(二)

　　本书原是作为「郑成功光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特辑」之一的，因述其经过，以留纪念。
　　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０年)十二月间，我连续接到陈正祥先生几个电话，他说：明年四月是郑成功光复台湾三百周年，我们得及早筹备一个像样的纪念特辑。因此，我于五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特约陈正祥、夏德仪、戴炎辉、赖永祥、曹永和诸先生集会商讨；当日，正巧中村孝志教授来看我，所以也就请他出席参加。
　　会谈开始以后，我以召集人的地位，首先表示意见。我坦诚报告，这件事的主动者是陈正祥先生；就我们(指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来说，是所谓「有可无不可的」。我们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为什么「可以不做」？因为我们毕竟是台湾银行的研究机构，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台湾经济；即如我们印行台湾文献丛刊，目的也在帮助台湾经济的研究，而非纯为台湾历史的研究；所以，我们不做「纪念」工作，不算失职。又为什么「可以做」呢？这因郑成功对台湾的关系太大了，尤其在举国推崇郑成功的今天，我们即使「做了」，想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们「多事」的。惟其如此，我的主张：我们不做则已，做则一定要有意义，要有价值，千万不能走上「赶热闹」或「交账」的「魔道」

。其次，讲到纪念的日期，按照规定，是郑成功登陆台湾本岛的那一天(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一说三十日)。但时间太逼，恐筹备不及；「纪念论文」的发表日期，可否延到荷兰人投降的那一天(永历十六年、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
　　大家同意，于是进而讨论如何纪念。首先提出的，是在第十三卷第一期(民国五十一年三月出版)的「台湾银行季刊」上，出一「纪念特辑」。特辑的内容，除了郑成功年谱的编撰与郑氏文献的分类编目外，我们希望能有十篇研究郑成功(包括郑氏祖孙三代)的专门著作，有系统地分为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等等。我还自告奋勇，愿以尚未发表的拙著「郑氏时代之台湾经济」(为拙著「台湾经济史」之一章)改写充数。但是，这一计划，终于因为我们的交游太窄，力不从心，无法进行；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主张改著作为翻译，即就外国学者有关郑氏的著作，翻译十篇拿来纪念。陈正祥先生认为这「太泄气」，我却认为这「很别致」。后来夏德仪先生提议，除了「季刊」出「翻译特辑」(包括「年谱」与「文献目录」)外，还可就中央研究院印行的明清史料选辑有关郑氏部份，加以整理，定名为「郑氏史料」，编入「台湾文献丛刊」，作为纪念之一(按：我们曾就「明清史料戊编」，选出有关郑芝龙的四个文件，作为「文丛」第三三种「靖海纪略」的附录)。他说：这是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工作；同时，有意义，有价值。果然不出夏先生所料，我们能够做到的，也祗有这一「郑氏史料」的编

印，而且直到今天才能刊出「史料」的「初编」(全属郑芝龙部份。上述「靖海纪略」附录四篇，亦已重新编入)；因为时间实在落后太久，所以除在这里一提当时的经过以外，今后「续编」出版，将不再说「纪念」的话了。
　　至于另一计划「翻译特辑」，稿至今天还未齐全。我们不得已祗好改变方针，准备将来编入「台湾研究丛刊」，不再作在「季刊」发表的打算了。其中有一件事，要乘便一提。这就是郑成功年谱，当时决定由我们主稿，字数以不超过三万为度。虽不满意，幸有结果。有位从未见面的南栖先生，他在「季刊」发表过「台湾日月潭浮田种稻说之研究」，文字条理，均有可观；他有的是多馀的时间，曾自动替「文献丛刊」做义务的校勘工作。我们为了「集思广益」起见，同时也觉得对他的义务校勘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在七月二十八日，写信请他利用我们已出版的「文献丛刊」写篇「郑成功年谱」，以供我们合编参考之用，决定在年底交稿。因为我们给他的时间不多，同时我们的目的原在合编参考，所以未有字数的限制；以意度之，三、五万字而已，最多也不会超过十万字(按照我们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约稿，对内得先经过一定的手续；所以我们也没有做这手续)。想不到的，他竟「下笔千言」，一口气写了八十多万字。最后还是我们因为种种关系，写信要他停止下来；如果全稿完成，一百万字是可能的。而且，他还用的是简洁的文言；要是改用语体，至少又得增加二十万字。再则，他还没有机会利用下

述这些重要参考资料，日文如「华夷变态」及其他有关郑氏的专门著作，中文如「小腆纪年」、「小腆纪传」、「烬馀录」、「南疆绎史」、「张苍水诗文集」，特别是「郑氏史料」各编；否则，至少又得增加二十万字。因为这部稿子的字数太多了，所以我们给的也是极甚微薄的报酬；这在作者未免是委曲，但在我们却也很为难，几乎要用停止「季刊」一期来填补这一「窟窿」。推其原因，全在我们当初少了一句限制字数的话。这是一个意外，不胜遗憾之至。
　　我不认得南栖先生；我的印象，他不但工作认真，同时，理想甚高。照常情来说，一个人写的东西，总希望能够出版的；他用近百万字来写「郑成功年谱」，如果也存了出版的希望，就眼前的事实来说，这理想未免太高了。这犹如前些日子，我们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希望我们拿二十五史也像「文献丛刊」一样标点印行。现在，这部稿子放在我的书厨里，我也没有工夫详细去看，祗在第一册原稿上随手写了几点意见；但却不时使我想起「处理」的问题。近年以来，我虽一意经营台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这毕竟不是我的「本行」；不过，为使南栖先生的这番心血不至于完全抹杀，我颇想等待「郑氏史料」出齐以后，花一年半载的时间，改用语体，加以整理，豫计字数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万。由于兴趣与健康的关系，我没有把握能做到。我希望年轻的曹永和先生能够参加这一工作，使底于成。但是同一本书，我们已有稿费支出，不能再有稿费负担；

曹先生虽然热心从公，岂可枵腹将事！真不知将如何「以善其后」？思之！思之！『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我用这话来做结束。(周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