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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這本「臺灣通志」,曾經列為臺灣研究叢刊第六四種(「臺灣方誌彙刊」卷九)印行.茲即以原刊之「弁言」刪去幾字,作為本書的「弁言」.
『關於方誌的界說,迄無定論.因此,關於方誌之圍範,也就所見不一;有人認為「吳越春秋」也是方誌,可見一斑.不過,如就近代官修方誌的內容而論,這無異是一定地方的百科全書.它不但包含歷史與地理,而且涉及習俗與藝文.這種地方單位的百科全書,在我們學習經濟學的人看來,它是以農業生產為其背景的.它是農業生產發展至相當時期的產物.過去中國的農業生產較為發達,所以方誌之盛也非世界各國所可企及.有清一代,刊印特多.據朱士嘉「中國地方誌綜錄」:清代共修方誌四、六五五種、七六、八六0卷,創歷朝未有之紀錄.這半由於印刷技術的進步,半出於當局的蓄意提倡.但無論如何,方誌不失為中國文化之一特徵,亦為前人遺給後世之一瑰寶.它在中國的文化遺產上,形成了重要的部分.不說別的,我們今天研究臺灣的歷史,就少不了當年的方誌.所以,方誌的價值是不可掩抹的.不過,由於社會的進步,到今天,方誌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因為現代的學術貴乎專精,所以方誌的地位就得重新檢討.這一變化,在我們學習經濟學的人看來,自亦有其深遠的社會基礎;即與農工生產的基本
精神具有密切的關係;在此不想申論.至少無可否認:今天是「學術分科的時代」,不是「地方單位的時代」.例如方誌的編輯,在過去,這可由一、二通儒負責經營;在今天,則一草一木,都得有專家的鑑定.今天祗有專家,已無所謂儒,更無所謂通儒.因此,今天還要像過去一樣,各省、各縣遍修方誌,即使有此志趣,恐亦無此可能.先哲昭示後人迎頭趕上,我們豈可固步自封?
『現在,由於「臺灣研究」上的需要,我們拿清代官修的臺灣方誌彙集重刊.章學誠說:「志屬信史」;而朱希祖則謂:「官書大都不足徵信」.所以如何利用官修方誌,這就得憑各人的史觀與鑑別了.
公元1892年
『本書是依據省立臺北圖書館所藏的所謂「原稿本」標點排印的.「原本稿」既無序跋,又未署明纂修者的姓氏.據該館編「臺灣文獻資料目錄」:「臺灣通志,四十卷,清蔣師轍、薛紹元纂,原稿本」.連橫著「臺灣通史」卷二四「藝文志」載:「光緒十八年,臺北知府陳文騄、淡水知縣葉意深稟請纂修通志,巡撫邵友濂從之.設總局於臺北,以布政使唐景崧、巡道顧肇熙為監修,陳文騄為提調,通飭各屬設局採訪,以紳士任之.二十一年略成,續進總局,猝遭割臺之役,戎馬倥,稿多失散;其存者,亦唯斷簡而已」.日人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卷中第八篇「修志始末」則謂: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間,通志已成稿十之六七......云云.林熊祥影印「清光緒臺灣通志序」有
公元1907年
云:「割臺後,此稿不知落於何人之手,攜之以內渡.光緒三十三年,日人訪知有此,由其駐福州領事以銀一百五十元購得,送回臺灣,藏諸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按即現今省立臺北圖書館).
『以上是引述「臺灣通志」纂輯的大概及所謂「原稿本」的來由與其收藏經過.
公元1892年
『但,蔣師轍實未曾參與纂修工作.按蔣氏(字紹由,江蘇上元人)於光緒十八年二月應巡撫邵友濂之聘,於三月二十日抵臺,至八月二十一日離去,留臺僅六閱月(是年六月加閏);初則襄校臺南、臺北試務,旋(四月)雖應通志局總纂約,惟因與當時志局提調陳文騄有所齟齬,遲遲未能開局,纂輯無由開展.蔣氏著有「臺游日記」(「臺灣文獻叢刊」第六種),詳記留臺始末.蔣國樑在跋文上謂其於「光緒壬辰應邵侍郎之招,修臺灣通志,與某太守議不合......遂拂衣歸」.所謂「某太守」,即指陳文騄而言.至於修志緣起及其進行情形,「鳳山縣志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三種)卷首載有「采訪事由」,頗有涉及,可供參閱.此須說明者一.
『又,「臺灣通志」之名稱有待商榷.所謂「原稿本」四0卷,實祗由於裝訂方便的區分.前半部疆域、物產、餉稅、職官、選舉、列傳各部門編輯粗備,至其以下則屬「素材」性質的一束資料而已.以此猶未完稿之彙抄本,似未可即以正式「通志」名之.此須說明者二.
『再,「原稿本」卷十九及二十係將「臺東州採訪修志冊」收入,尤屬不合體例.這一部分,已另抽出編印為「臺東州采訪冊」單行本(「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一種).此須明者三.
『又再,由於「原稿本」下半部全屬資料性質,無法分門編目,惟有以「附錄」形式刊列.因為這些資料大體可分兩大類,前一類為有關武備之件,後一類為有關獎卹事項,因區分成「資料(一)」及「資料(二)」,並將各件標題詳列,以便檢索.此須說明者四.
『末了,尚須附帶一提的;因為本書是所謂「原稿本」,顯然很多地方還有待於整理,所以錯字之類特別多(此次重印,頗有改正).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影印」的優點,也可看到「影印」的缺點.如果我們採取「影印」的方式,管它錯不錯,「一印到底」,既省費,又省事,別人更找不出你的錯處.現在改為標點排印,那結果就適得其反.但是,我們為了責任心的驅使,為了要使青年讀者易於閱讀,我們仍舊採用標點排印的辦法.像這本可說「錯字百出」的書,我們明知道不可能拿這些錯字一一校正,甚而至於我們明知道本身的標點也可能會有錯誤的地方;我們「權衡輕重」,還是這樣做了.至於負責本書標點的,是新竹中學的趙制陽先生,我們對他的艱苦工作,表示謝意』.(周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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