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

　第六十八卷目录

乐律典第六十八卷

律吕部总论三

明·朱载堉《律吕精义二》《总论律度量衡四器寓法于黍》
唐《礼乐志》曰：声无形而乐有器。古之作乐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声不可以言传，惧夫器失而声遂亡也，乃多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声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广，积而为分、寸；一黍之多，积而为龠、合；一黍之重，积而为铢、两。此造律之本也。故为之长短之法，而著之于度；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为之轻重之法，而著之于权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敝，则又总其法而著之于数。使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然后律、度、量、衡相用为表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则推其法数而制之，用其长短、多少、轻重以相参考。四者既同，而声必至，声至而后乐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敝，声藏于无形而不竭，以有数之法求无形之声，其法具存。无作则已，苟有作者，虽去圣人于千万岁后，无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终始，而忧世之虑深，其多为之法而丁宁纤悉，可谓至矣。
宋司马光曰：夫所谓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则吹其声，而知声度其长，而知度审其容，而知量校其轻，重而知权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于度，与黍将何从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为制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虽亡，苟其一存则三者从可推也。又谓后世器或坏，亡故载之于书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变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将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长短则谓之度，量其多少则谓之量，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然量有虚实，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难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非谓太古以来，律必生于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从度法求之耳。
臣谨按古法，由律累黍以生尺，今则由黍累尺，以求律，故或者多笑之，谓若溯流而探源也。噫溯流探源，取则不远宁，无愈于舍流，而但以意揆其源哉。夫土木之性，本非方圆匠者，规矩之则，方圆定矣。人之声音，本非中和，圣人调协之，则中声出矣。律吕者，调协中声之具也，累黍者，考定律吕之准也。是故，古有累黍之法，岂特为彼一时，制秤尺斗斛设哉，正欲使百世之下由，夫累黍可以见律耳。总然岁有凶丰，地有肥瘠，种有长短小大。圆妥之不同。在人择乎，中者可也。宋蔡元定不达此理，盖因汉志横累九十黍，为黄钟所误，其于围径积实参考不协，则又操两可之说，曰：莫若且多，截管权拟黄钟，但凭候气人声，以为信验。夫候气乃荒唐之，所造人听，无凭据之中，声舍累黍，无一定之法度，呜呼。蔡氏此说在其书中，最为谬妄者也。近世迷者，反从而善之，何哉。或问画工，貌物孰易孰难答曰：鬼神易犬马，难何。故貌物，欲其似也。鬼神无證，故易犬马有證，故难。夫律家，累黍制管犬马之类也，候气审音鬼神之类也，昔之狂伶妄瞽造为无稽之言。以神其术，欺罔众愚，使人莫可致诘，历代信之，不疑则是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也，不亦谬哉。窃谓律学，当以穷理为先，理明而后数定，数定而后制成，制成而后音和，音和而后气应。以候气审，音为造律之本者，迂愚之论也。故曰：考究此理，勿事空言，必以累黍为本。

《总论律吕》

臣读性理等书，摘取先儒要语，与夫古今儒者，或论律学之正理，或辨乐家之邪说，附录于此卷末，兴乐君子览焉，庶几知所取舍云耳。

程颐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为难，求中声须得律，律不得，则中声无由，见律者，自然之数至如今之度量权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为准，则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虽出于自然，亦须人为之，但古人为之，得其自然，至于规矩，则极尽天下之方圆。
已上一条言，求先王古乐必须求真律。

又曰：黄钟之声，亦不难定，世自有知音者，将上下声考之，既得正便将黍以实其管，看管实得几粒然，后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当实千二百粒黍，今羊头山黍不相应，则将数等验之，看如何大小者。方应其数，然后为正。
又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气为准，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积数在先王时，惟此适与，度量合故可用，今时则不同。
张载曰：律吕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又曰：古乐不可见盖为，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只以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求之得乐之意，盖尽于是诗，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转其声，令人可听今日歌者，亦以转声而不变字，为善歌长言，后却要入于律，律则知音者，知之知此声，入得何律，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后之言乐者，止以求哀，故晋平公曰：音无哀，于此乎。哀则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则入于噍杀，太下则入于啴缓，盖穷本知变，乐之情也。
已上四条言律，有可求之理，亦不难求。

朱熹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缉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若乃乐之为教，则又绝无师授，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莫有知其说者，而不知其为阙也。
又曰：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十二律，无能晓者，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又曰：今人都不识乐器，不闻其声，故不通其义。如古人尚识钟鼓，然后以钟鼓为乐，如孔子云：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今人钟鼓已自不识。
已上三条言，乐不求则失传，求则得之。

又曰：古者教法，礼、乐、射、御、书、数、不可阙一，就中乐之教尤亲，切夔教冑子只用乐，大司徒之职也。是用乐盖是教人，朝夕从事于此，物得心长，在这上面盖为，乐有节奏，学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换了他一副当性情。
已上一条言，古乐有益于国，有益于人。

又曰：古乐亦难，遽复且如今乐，中去其噍，杀促数之音，并考其律，吕令得其正，更令掌词。命之官制撰乐章，其间略述、教化、训戒，及宾主相与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类。令人歌咏之，亦足以养人心之和平。
已上一条言，古乐难遽复，必自今乐始。

又曰：乐律自黄钟至仲吕，皆属阳；自蕤宾至应钟，皆属阴，此是一个大阴阳。黄钟为阳，大吕为阴；太蔟为阳，夹钟为阴。每一阳，间一阴，又是一个小阴阳。又曰：自黄钟至仲吕，皆下生。自蕤宾至应钟，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已上二条辨蕤，宾生大吕为重，上生旧，有二说：吕不韦，刘安作，上生者，是也；司马迁，班固作，下生者，非也。且如应钟，在亥为阴，吕蕤宾，在午为阳。律故应钟生，蕤宾是阴生阳，为上生，所谓小阴阳也；至若蕤宾姤卦为一阴，大吕临卦为二阳，故蕤宾生大吕亦是阴生阳，为上生，所谓大阴阳也。盖阴吕居阳，方即皆属阳，而阳律居阴，方即皆属阴。惟应钟蕤宾同在阴方，而仲吕黄钟同在阳方，故别论小阴阳，其馀诸律则只论大阴阳耳，此论精妙而。非蔡氏所及，故表出之。
右出性理大全论律学之正理。

沈括，辨历代乐家之失曰：《汉志》言数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吕长短，置算立成法耳，别有何义。为史者，但见其数浩博，莫测所用，乃曰：此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尝有人于土中得一朽弊，捣帛杵不识，持归以示，乡里大小聚观，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后有一书生过，见之曰：此灵物也。吾闻防风氏，身长三丈，骨节专车，此防风氏胫骨也。乡人皆喜筑庙，祭之，谓之胫庙。班固此论亦近乎。胫庙也。
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簴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簴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国史纂异》云：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从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为磬，当依节气，闰月自在其间，闰月无中气，岂当月律此，懵然者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晋某年所造，既沦陷在地中，岂暇复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诞之甚也。〈已上并见梦溪笔谈〉
刘濂辨历代乐家之失，曰：《虞书》诗言志数语，万世诗乐之宗也，自是而下言乐之详者，莫如乐记及周礼。大司乐其言过，当失实，如系风捕影，无一语可裨于乐者，盖由不知，诗之为乐，乃遗诗而言乐，故其失如此律者，圣人之制，古今所同，今据大司乐之说，是天地间别有一律法，别有一圣人矣。有是理乎。一变而致羽物，再变而致裸物，三变而致鳞物，四变而致毛物，五变而致介物，六变而致象物。夫羽毛鳞介者，麟凤龟龙也，尤可说也。所谓裸与象者，果何物乎。误天人甚矣，周成王之盛实，未闻有此瑞，应不知何所指也。
臣载堉曰：经凡言致者，不过言致礼耳，非谓致其物来至也，旧说以为大蜡，索鬼神而致礼，百物乐六奏而礼毕，此说是也。然又以为感，致其物来，至则近乎。语怪非经本旨矣。

诗乐沦缺已久，犹幸《乐记》一篇存焉，愚读其书，往往见其过，当失实，荒漫无稽心，甚疑也。曰：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夫乐之有宫商，角徵羽犹国之有君臣，民事物亦一时取义取象，如此耳，其实了不相涉，乃谓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宫商角徵羽之乱，近于诬矣。
《前汉志》曰：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愚谓黄钟之管，嶰谷可也，他竹亦可也，神明存乎。人耳至于听凤之鸣，雄鸣为六应律；雌鸣亦六应吕，清浊不相凌犯，如旋宫之法焉，有是理乎。使六鸣清浊不顺，次序待人而择，则人之歌。唱亦有六声，何不择人而择凤也。尝听黄鹂之鸣，清和宛转，五音俱备，亦可准以为律乎。凤固神鸟也，其灵在于天下有道，始出不在于声之应律也。达识贞观者，决明其不然矣，《后汉志》曰：伏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愚谓律法者，皆实理实事，明白易简不以律管，候阳气又以阳气为律管，惑于候气之法，而复为异说，以附会者也。
《太史公律书》曰：王者，制事一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愚谓六律本为正五音而设，候气之法已非正议，至于望敌闻声而知吉凶胜负，则又谶纬家幽谬之术矣。此因宫乱，君骄商乱，臣坏之意，而附会之也。末又及于文帝，天下殷富粟之十馀钱，鸣鸡、吠犬、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此鲁之腐儒。积德百年，而后兴礼乐之说，不足据也。鲁两生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愚谓礼乐刑政治之具也，王者业，定功成正当兴礼乐，然后可以更化善治，移风易俗以致太平；乃不兴礼乐，而积德则所谓德者，何物也。百年之间，将悠悠无为空谈，白坐以俟，德化之成，天下古今有是理乎。
开皇时新乐，既成万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四海全盛。闻者不以为然，至大业末乃验，炀帝将幸江都，有乐人王令言妙达音律，其子尝于户外弹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卧中闻之，大惊，谓其子曰：慎无从行，此曲宫声往而不返，愚谓乐声淫厉而哀，此俗乐之常著，作者非其人耳，由此遽知天下将尽，吾不敢以为然也，令言占之，宫声往而不返，神其术以欺人，实以自欺矣。裴知古逄乘马者，闻其声，知其当坠马，死闻新妇佩玉声，知不利于，姑此又以邪谬之术而假之，乐声以欺人者，不可信也。〈已上并见乐经元义〉
臣谨按：圣人之制作也，律以和歌声，历以纪时令，度以审修短，量以平多寡，衡以权轻重，所以齐远近立民信耳，故《舜典》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者，一例言之，自吕不韦著书始言，伶伦嶰谷取，则凤鸣雄鸣为律，雌鸣为吕太史公，亦谓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推之律理，实乃讹。而历代诸家效尤者众，刘歆既以律为候气，衍历之术京房，又谓：律有寒燠，风雨之占，自此以后，遂使流俗视律吕之理，若鬼神之变，化非圣人所能为，一或用之，未当则祚之，延促国之治乱，无不系焉。宁不制律作乐，而惟恐制作之未善，不敢与度量权衡，一例论之矣。此吕不韦司马迁之说所误也。吕氏又言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乃令鳝先为乐倡鳝，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喾，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尧立乃命质为乐，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此等，文字怪诞不经，非儒者之言也。仲尼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正谓此耳，飞龙及鳝之奇，兽凤鸟
天翟之异，禽孰能驾御而上，帝玉磬之音，孰曾见闻，伶伦嶰谷，雄律雌吕是此，一类语耳。后人撰前汉、晋、隋《志》皆采其说，以为实有嶰谷凤鸣之事，盖亦误矣，至于缑山跨鹤，秦楼引凤，寒谷生黍，缇室吹灰此类最多，大率皆邪说也。臣愚奏，议有云：尊信耳闻虚，说指此类而言也，今拟断自舜典，以为律家之始，岂不光明正大。其馀嶰谷等说，在所不取焉，夫汉晋隋儒不必论矣，宋儒每以道统，自居不为，牵合傅会不为，浮辞滥说而取候气吹灰之事，以为造律之本，何哉。详观历代史书，论律吕处惟唐《礼乐志》，得之，既不惑于凤鸣。幽怪之说，亦不流于候气狂诞之为，可谓：深知圣人制律本旨，而非京刘班马诸家所及也。
右出《笔谈》等书辨乐家之邪说。

《辨李文利之失》

序曰：李文利黄钟失之清，故辨之。

莆田李文利著《律吕元声》，会稽季本为之辨曰：近日，莆田李教授文利，著律吕元声，专主黄钟三寸九分之说。盖本《吕氏春秋·仲夏适音篇》，其言曰：黄帝令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嶰溪之谷，空窍厚匀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次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宋刘恕作《外纪书》：黄帝令伶伦造律，亦载此文，原恕之意，不过博采，古书以备三，皇之事耳。而三寸九分之制，则未暇详求其义焉，然吕氏季夏六月，纪又曰：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其法固与《史记》、《汉书》上下相生，三分损益者，同而黄钟之宫，实起九寸也，吕氏之说前后不同，亦自相牴牾矣。夫《史记》、《汉书》虽未为得古人制律之意，然比之三寸九分之说，犹有可推，而其数亦似自然，若以三寸九分为黄钟，如吕氏上下相生之法，而损益之至，于应钟止长一寸八分四釐八毫八丝，何以成声耶。窃意长三寸九分，当为长九寸空，径三分之误也。故《汉书》引此语削去长三寸九分五字，盖有以知其为。非矣，《隋志》亦偶未察而复述此，以论和声，亦欲备古义，踵其误，而不觉耳。终亦以上下相生，三分损益，为古人易简之法，而黄钟之为九寸者，皆仍《汉旧》未有改也。若韦昭注，《国语》而曰：黄钟阳之变本，为黄钟而言其曰：管长九寸，径三分，围九分。亦言黄钟之围径长短，而于蕤宾则固曰：管长六寸二分八釐。但举成数而曰：六寸三分耳。非以九寸，本蕤宾之律，而为黄钟之变也，岂可据三寸九分之谬说，以为黄钟之定数哉。文利之意，本以律吕之数往而不返，非阴阳消长往来之理。故以三寸九分起数，循环升降。自大吕以至蕤，宾五阳辰皆以阳，升而进九分，惟黄钟阳气尚微，故止进六分，自林钟以至黄钟，五阴辰皆以阴降，而退九分，惟林钟阴气未盛，故止退六分，此其差也。然阳之进也，气则从微至著，以渐而盈阴之退也，气则从盛。反衰以渐而缩阴阳，进退盈缩适均不应，阳之始进以六分，而后则五辰，皆进九分，阴之始退，以六分而后，则五辰皆退九分也，其意虽善，而数亦强排，且非吕氏上生下生之本法也。则亦臆说而已，既以三寸九分，定黄钟因谓黄钟之尊，在于清气，上行不在数多，清者数少，浊者数多，数少者贵，数多者贱，黄钟为宫声，极清而上行至，角徵羽乃下降，重浊而为民事，物尽斥诸儒言：黄钟长九寸之非殊，不知礼有以多为贵者，如献数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士一豆，数天子二十六，诸公十六，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佾数，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之类，各随所重，以别尊卑，未尝执一端，以为典要也。故数多管长，则声浊而为宫，有持重深沈之意焉，何害其为贵。数少管短，则声清而为羽，有飞越轻佻之意焉，何害其为贱。商角徵之声，亦因是而上下之此，君臣民事物所以序也。凡天地之道，体静而用，动君也者，以静制动者也，自商以下皆以动而制于静者也。古人立法亦随所用，而各有意义，何必务为新奇，以成其臆说哉。今律吕大象章，既以子黄钟为正宫，丑大吕亥应钟为宫寅，太蔟戌无射为商卯，夹钟酉南吕为角辰，姑洗申夷则为徵巳，仲吕未林钟为羽午，蕤宾为正羽，以配君臣民事物之等。则明以三寸九分之黄钟，以次而至于九寸之蕤宾也，其定五声生数次第，则曰宫声，五十商声，八十角声，九十徵声，七十羽声，六十商角，则自宫而加多徵羽，则自角而减少，或加三十，或加一十，或减二十，或减一十，其参差不齐又不知其何。所本耶。夫宫土声也，以土当河图之五数十乘之，而为五十，徵火声也。以火当河图之七，数十乘之，而为七十，羽水声也。以水当河图之，六数十乘之，而为六十，犹可说也。商金声也而以当河图之八，数十乘之而为八十，则木而非金矣。角木声也而以当河图之九，数十乘之，而为九十，则金而非木矣。其视律吕大象章所差之，次又何其舛错耶。又以变宫五十，变徵七十，为二变，以备七音，是又袭七，始七同之旧也，故其对调旋宫之图，悉从律吕新书，每均七声之数，而蔡氏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之说，亦并用之然。止用全声，不用半声，其数皆不因上生下生，而得徒以雌雄，和鸣之，故阳律三为宫商角，则阴吕二为徵羽阴。吕三为宫商角，则阳律二为徵羽，其长短亦不皆一，一顺序也，亦安在其为均哉，至其六十调图，虽本律吕新书，而新书之意乃以一律为五调，故每律皆立五均，今以其逆行而正之，以从左旋，而每五调之后，又列一宫，捏与大司乐奏歌之说。相凑其双宫，对调之图则止据，奏歌二律分配，而互换更番也。此本不知律吕新书之意，而妄意为之，其劳拙亦甚矣，其正五音章，以喉舌齿唇牙分，属宫商角徵羽，则别为一义，盖喉舌齿唇牙字音也。字亦有清浊，半清半浊之分，故借宫商角徵羽以名之，而非以字音分六律，所正之五音也，如沈括所谓，字则有喉唇齿舌，当使字字举皆轻圆，而声中无字，又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使字中有声则可若谓字声，即合歌声，则不可以歌声，即同字声，是又一牵扯也，至引苏祗婆七声之说，正是秦汉以来，五声二变之义，但在西域其名异耳。安得执此，以为声清之證哉。其为此书，止有以先儒不识，黄钟生成之数，一节足以破往而不返之，失其馀诸论，今不今古，不古以法象，则无取以度数，则不伦无一，合于理者也。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其此类也夫。
臣谨按：李文利所见之偏，何瑭李、文察皆辨之。惟金溪黄积庆宗信其说，著书名曰《乐律管见》，与《律吕元声》并行于世。

《辨何妥之失》

序曰：何妥知音，而不知乐故辨之。

《隋书·乐志》曰：开皇二年，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译立议以为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大乐。时邳国公世子苏夔，亦称明乐，驳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准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
臣谨按七音者，譬吹横笛六孔，皆闭为一音，从尾渐开为六音，共为七也。夫横笛到手，必六指按之。虽愚夫皆知笛是七音，不可增损，则此七音从来有之，乃自然之理，非难知之事也。译及万宝，常皆托得于裔人所传，何哉。彼徒知神其说，以欺愚夫。殊不知，反使愚夫诋七音，为裔乐其疑，至今不决。非译辈之罪，欤既有七音，宜有七调，而蔡元定谓二变，不为调盖，苏夔故智也。且《史记·荆轲传》明载：变徵为调，而夔以为所出未详，近时何瑭刘濂又指易水歌，为商调，岂别有所考欤。

译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蔟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众从译议。
会稽季本著《乐律纂要》曰：夫五声得变，而后成均犹，四时得闰，而后成岁，此乃自然之理。虽圣人亦不得，而增损之也，《通典》注谓自殷以前，止有五音，自周以来，加文武二声，盖本《国语》，七列七同而为之说，耳殊不知，《国语》此言，因七律而附会。非声律之自然也。况《汉志》称舜欲闻七始，则唐虞时固已有之，安得云至周始加乎。
臣谨按七始二字，伏生以为出于舜世，其名义最古雅，但汉志以天地人及四时，解之则惟黄钟一调可通，而馀均皆不通。恐非命名初意，臣尝思之夫，十二律各自为均，每均之内，凡有七音，古人谓之七始，何也。盖律吕相生，有始必有终，故七始而五终。始者，本也，终者，末也。故用其本，不用其末，朱熹所谓律吕有十二个，用时只使七个，是也。假如黄钟之均，则黄生林，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应，应生蕤，此所谓七始也。蕤生大，大生夷，夷生夹，夹生无，无生仲，此所谓五终也。又如大吕之均，则
大生夷，夷生夹，夹生无，无生仲，仲生黄，黄生林，此所谓七始也。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应，应生蕤，此所谓五终也。馀均皆放此，《孔子家语》曰：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此之谓也，五终，古人谓之五降。

译又与夔俱云：案今乐府黄钟，乃以林钟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钟宫，以小吕为变徵，乖相生之道。今请雅乐黄钟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徵。众皆从之。
臣谨按：今太常笙尺，字簧长，合字簧短，此所谓林钟为调首也。谱有上字，而无勾字，此所谓小吕为变徵也。自隋已前，如此非始于近代也，盖亦有说焉。林钟为调首者，古称下徵是也，今民閒笛六孔全闭，低吹为尺，即下徵也，徵下于宫，故曰下徵即林钟倍律声也。从尾放开一孔，低吹为工，即下羽也，羽下于宫故曰下羽，即南吕倍律声也。放开二孔低吹，为凡即应钟倍律声，放开三孔低吹，为合即黄钟正律声，放开四孔低吹，为四即太蔟正律声，放开五孔低吹，为一即姑洗正律声，六孔全开低吹，为勾即蕤宾正律声，此黄钟之均七声也。其林钟南吕，应钟正律之声，及黄钟太蔟，姑洗半律之声，开闭同前，但高吹耳，臣谓民閒之笛，盖古人遗法也，其宫商有清浊，而徵羽有上下，下徵二字见《晋书》、《宋书·志》及《文选注》。夫一调内，下有倍律浊声，上有半律清声，则黄钟为中声明矣。管仲所谓徵数一百八羽数，九十六宫数，八十一商数，七十二角数，六十四徵羽之数，多宫商角之数少，即此理也。近世律家不明此理，往往强作解事，指黄钟为最浊，似是而实，非也。今太常笛六孔，全闭为合拟，黄钟之正律；六孔全开，为凡拟应钟之正律。译等所改，即此笛耳。彼徒能改笛，而不能改笙，今笙所存者，古人遗法也。以理论之黄钟之均，无仲吕有蕤宾译等，以为去仲吕，用蕤宾其议是也，去林钟倍声，则非也。

夔又与译议，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吕。时以音律久不通，译、夔等一朝能为之，以为乐声可定。而何妥旧以学闻，雅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悦学，不知乐，妥又耻己宿儒，不逮译等，欲沮坏其事。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高祖张乐试之。遂先说曰：黄钟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钟之调，高祖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陈用黄钟一宫，不假馀律，高祖大悦，班赐妥等修乐者。自是译等议寝。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牛弘遂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雅乐每宫但一调，唯迎气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祭祀施用。各依声律尊卑为次。高祖犹忆妥言，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故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更尽，其馀声律，皆不复通。
《文献通考》致堂胡氏曰：音五尔，而律吕十有二，犹十二支，而配十千，所以变而不穷也。律吕阴阳也，阙一则不和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今独奏，黄钟而不用，馀音是有君，而无臣，无民，无事，无物，其为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岂不知之。而命以典乐，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于黄钟，帝果悦，而从之，遂使古乐尽废，后世无所考焉其害，岂不甚哉。

《唐书·乐志》曰：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外国。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故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钟一宫而已。唐兴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其五钟设而不击，谓之哑钟。唐协律郎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高祖命与孝孙吹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调、八十四声。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徵为正徵，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钟，终南吕，迭为纲纪。黄钟之律，管长九寸，王于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与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变，循环无閒。故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凡十二宫调，皆正宫也。正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故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调有下声一，谓宫也。十二角调，调有下声二，宫、商也。十二徵调，调有下声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调，调有下声四，宫、商、角、徵也。十二变徵调，居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变宫调，在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无出七声，本宫递相用。唯乐章则随律定均，合以笙、磬，节以钟、鼓。乐既成，奏之。
臣谨按《唐志》谓：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惟论黄钟之
均，则可馀均，则不通矣。律家以清浊二字，论宫、商、角、徵、羽者，盖非知音者也，且如应钟之均夷，则为羽无，射为变宫，皆浊于正宫，亦自然之理耳，惑者，欲以夷，则无射子声代之，非也。

《文献通考》曰：周世宗显德六年，枢密使王朴。上疏曰：臣闻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钟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将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宾，旅恢政教，厚风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于神明俾百代之后，知邦国之所由行者也。
臣谨按世儒谈乐者，往往讥王朴然，朴之，失在于信用，班固《汉志》误以莽尺，为周制耳。除此之外，未可轻议之也，盖朴亦一代之，奇才且如此段，论议十二变，而复黄钟之一言，足以度越诸家矣。自汉京房至今，皆守往而不返之说，惟朴独参透。遂不用旧说，此岂他人所能及哉。故特表而出之庶，使后世学者，不可以其所短，而废其所长也。

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太常，丞鲍邺兴之，亦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声，其馀五调，谓之哑钟盖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所以知太宗之道，与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馀，工器俱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酌详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案，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伪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至于十二镈，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之，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馀八十四调，于是乎。泯灭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臣谨按历代乐家得失，此段载之甚明，但观此文，不必细考他书，亦知其大概矣。

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至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如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仲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惟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下中书门，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已上二段皆王朴疏〉
臣谨按《后汉志》载京房之说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又曰：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朴之准，盖出于房也，二家之法颇烦琐，而难用臣尝自造一物，形如界尺，厚如半指，一头宽者，高如瑟柱，一头窄者，低如瑟岳，长如瑟身之半，均作九段，命为九寸，寸内均作九分，分内均作九釐，拟轩辕氏古尺也。依新法或旧法，各律之长，而刻如阶级焉，置于瑟中弦之下，以代瑟柱吹，黄钟正律之声。以定中弦，按其刻处，弹之内外，二十四弦由此定矣，比诸房朴之准，庶几简而易行，附载于此。

《宋史·乐志》曰：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言：奉诏与参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窃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钟准为十二正声，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种。子声即清声也。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者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求声之法，本之于钟，故《国语》所谓度律均钟者也。其编金石之法，则历代不同，或以十六为一虡者，是谓县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为一虡，则清、正之声备。故唐制以十六枚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施。今太常钟县十六者，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于图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实有义趣。盖自夷则至应钟四律为均之时，若尽用正声，则宫轻而商重，缘宫声以下，不容更有浊声。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谓陵僭，故须用子声，乃得长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则为宫，则黄钟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蔟为角；应钟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钟为角。盖黄钟、大吕、太蔟、夹钟正律俱长，并当用清声，如此则音律相谐而无所抗，此四清钟可用之验也。至他律为宫，其长短、尊卑自序者，不当更以清声间之。自唐末世，乐文坠缺，考击之法久已不传。今若使匏、土、丝、竹诸器尽求清声，即未见其法。又据大乐诸工所陈，自磬、箫、琴、和、巢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歌工引音极唱，止及黄钟清声。臣等参议，其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商、角依次并用清声，自馀八均尽如常法。至于丝、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令随钟石教习；本无清声者，未可刱意求法，且当如旧。惟歌者本用中声，故夏禹以声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请止以正声作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别无差戾。其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曼，近于郑卫，不可用。诏可。《文献通考》曰：宋仁宗明道初，改制大乐，命集贤校理李照等预议。翰林学士冯元等同共讨论。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簴，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馀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钟，则哀思邪辟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驳之曰：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之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
神宗元丰三年，诏刘几、范镇、杨杰详定大乐。初，杰言大乐七失。其二曰八音不谐，钟磬缺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众乐之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清声，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也，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钟、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帝乃下镇、几参定。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成。第加恩赉，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
哲宗元祐间，范镇为乐论，上之其论钟曰：清声者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杨杰著元祐乐议以破镇说曰：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独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钟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钟，厚薄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箫、笛、埙、篪、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