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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
第六十七卷目录
律吕部总论二
明吴继仕乐经原流〈论五音生于人心 论黄钟为诸律之本 乐经未亡〉
何瑭乐律管见
朱载堉律吕精义一〈候气辨疑 中黍辨疑〉
明吴继仕乐经原流〈论五音生于人心 论黄钟为诸律之本 乐经未亡〉
何瑭乐律管见
朱载堉律吕精义一〈候气辨疑 中黍辨疑〉
乐律典第六十七卷
律吕部总论二
《明·吴继仕·乐经原流》论五音生于人心
五音原于天而生于人，宫声最居上元，声出于中宫，其气直升；商声次上元声，出于中前，其气斜升；角声平舒元声，又出于前，其气横出；徵声下行元声，出于前下，其气舒迟；羽声下降，元声出于下，下其气沈滞。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上下升沈，秣不紊也。天以一元之气生人，人之声即天之声。声由心生，心以物动，故形于声，五声之生出于中也。有渐声始出于喉，直上出为宫，再出到腭声上腾为商，又再出到舌中声平出为角，又再出到齿声斜降出为徵，又降出到唇为羽，喉腭舌齿唇，乃人元气，所出随所到之处，而得宫商角徵羽之声也。喉声最清，腭声次清，舌声半清半浊，齿声次浊，唇声极浊。人声上腾升，扬者清，下沈重滞者浊，喉腭之声上腾，故清齿唇之声，下沈，故浊莫非声气之自然，不假于安排也。若歌声长者，重浊而舒迟；短者，轻清而漂疾。天上腾而清，地下重而浊，亦其验也。宫商角徵羽者，五声之名，生出先后之序也。君臣民物事者，五声之实，贵贱清浊之次也。一均间有七音，宫声、南宫声、角声、变徵声、徵声、羽声、变宫声、宫南宫、变宫俱平声，则声上腾，非浊也，清可知也。
论黄钟为诸律之本
黄钟长三寸九分，空围九分，为声气之元。其时子半，其数极少，其声极清，音属正宫，一阳方动，其卦为后日南至而始反北也。按此即黄帝命伶伦所造之黄钟也。黄钟之尊，在于气清，上行不在，数多清者，数少浊者数多，数少者贵，数多者贱，故太极一数也，阴阳二数也。二老二少，四数也。水火金木土，五数也。庶事出庶类，兴百千万数也。所以纲维主宰之者一，太极也；天子，一数也；二伯二数，三公三数也，六卿六数，九技九数也，百辟群后千百数也，万国万民，万数也，所以操握宰制之者，一天子也。宫声极清，黄钟实为正，宫其数极少，故为君臣数多于君，故商为臣；民数多于臣，故角为民；事多于人，故徵为事；物多于事，故羽为物，皆原于黄钟之生，生不已也。以气言之，其初至清，至静清以生浊，静以生动，动则万物生矣。其至清至静者，实为之主也。以数言之其初为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皆一以始之也。宫声三十九丝，其声清越微妙为君，至声微妙而众声宗之，犹人君至德渊微而天下应矣，故宫为声气之元。汉儒以黄钟九寸，则黄钟为宫极浊，声极下，管极长。长则声浊，因谓宫声亦极浊。夫宫为君声极清。且上行至角羽之声，乃下降重浊而为民物。古人比类取象，毫釐不爽，后世徒拘见闻，不以心悟。一人传讹，遂以为则，且不知声气所出之原。《乐记》曰：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义。黄钟一差，则诸律之制俱差，而度数失矣；度数既失，则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而相夺伦，则礼义废矣。故知五音之上下，则知黄钟之长短；知黄钟之长短，则识君臣之次第。按汉儒只闻得黄钟为诸律之本，又闻律长九寸，遂错认以九寸为黄钟之长。唐宋以下，有志于乐者，遂以为法，不敢变也，盖不知九寸为黄钟之中数，乃黄钟益数之极，而为蕤宾之管也。由是损之，以渐而短，至应钟而极，皆原于黄钟之损益也。三代以下，独韦昭以九寸为黄钟之变，虽不明言，黄钟几寸亦庶乎。有见矣如黄钟九寸为宫，至应钟四寸六分，奇为变宫，乃不及黄钟半律，音节不属；如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长四寸一分，音节亦不属，故有用半律子声之说者，是不得已而强迁就之也。造化果如是耶。
乐经未亡
圣王作乐之道，载诸经史，其后虽经秦火，而《乐经》固未尽亡也。以今考之，作乐始于黄帝，而刘恕《通鉴外纪》载黄帝命伶伦造律吕，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而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为六，以比黄钟之宫；生六律六吕，候气之应，以立宫商角徵羽之声，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变，推律历之数，起消息正闰馀。长孙无忌《隋志》曰：传称黄帝令伶伦断竹，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吕氏春秋》亦载三寸九分之数，此黄帝制作之法。见于史传者然也。《虞书》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有虞制作之法。见于经者然也。《周礼·典同》曰：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凡和乐亦如之。而金石革乐县之制，备载小胥。及《考工记》此成周制作之法，见于经者然也。至于《乐章》咸英虽不可见矣，部濩犹有存。《诗经》一部，乃周之全乐，十五国风，王侯卿大夫士庶者，如《明良》《南风之歌》，韶之遗也；《商颂》五篇，濩之遗也；通用之乐也。小雅，燕飨之乐也；大雅，会朝之乐也；周鲁二颂，宗庙郊社之乐也。以此观之，乐经何尝尽亡也哉。惟因先儒未能深考《礼经》古史传记，而据传闻之说。及管子之言，误以九寸为黄钟之管，又误于隔八上寻损益，又误于礼运还相为宫之言，于是律法始乱，而古乐不可复矣。今圣天子在上，方兴礼乐以回淳古雍熙太和之盛，佐下风者，诚能依古律数，度齐量以制器，则八音之器即古之器，而声之出于器者，即古乐之声矣。又以人声之出于喉腭舌齿唇者，以定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七声，则声之出于人者，亦与律协，而古乐何有不可复者哉。呜呼，六经之道，礼乐为大；六艺之教，礼乐为先。帝命夔以教胄子，专主典乐，然则乐岂细故也哉。有志于世道者，尚毋以为细，故而忽之可也。何瑭《乐律管见》序
予幼读《西山律吕新书》，初盖茫然不知所谓，玩索之久，始得其门户，而疑其有所未通。后读书翰林，见宋陈氏《乐书》，反覆参玩，乃若有得，然后知西山之说有未至者，顾时无同志，无所切磋，藏之中心，盖二十馀年矣。近见士夫著述有论及乐律者，惜其于古人作乐用律之意，均未有发明，乃录出管见如左，盖将求正于四方之君子，庶古乐可复见耳。观者幸恕其僭妄云。
古乐之不传也久矣，然其始终，本末则略见于《虞书》之数言，而律吕声音则犹存于俗乐之制，作顾观者，不加察耳。夔作典乐，舜命之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之始终本末，略见于此。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可考，莫非各陈其情，是之谓诗言志；俗乐之词曲，各陈其情，乃其遗法也。诗既成矣，其吟咏之间，必悠扬宛转，有清浊高下之节，然后可听，是之谓歌永言；今俗乐之唱词曲，乃其遗法也。当歌之时，欲和之以乐器之声，其乐声之清浊高下，必与歌声之清浊高下相应，是之谓声依永；俗乐唱曲之时，或吹竹弹丝，与之相应，乃其遗法也。至此则乐已小成矣。若并奏众音，清浊高下难得齐一，故须用律以齐之，如作黄钟宫调，则众音之声皆用黄钟为节，作太簇商调，则众音之声皆用太簇为节，然后清浊高下自齐一而不乱，是之谓律和声；俗乐以工尺上一合四为板眼，如作工字，则众音皆以工为节；作尺字，则众音皆以尺为节，然后不乱。乃其遗法也。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至此则乐乃大成矣。神人以和，则其用也。夫作乐之法，始于诗言志，终于律和声，始乃其本，而终则言其末也。古乐之全，亦略可见矣。自蔡氏书传误以声依永之声为歌声，致先王作乐之妙，晦而不明，其可叹多矣。夫乐器之声与歌声相依，乃事体文理之自然也。若谓歌声与歌相依，则非惟事体不通，且亦不成文理矣。况歌声随口而出，又安用以律而和之乎。律之所和，止于歌声，八音又何自而克谐乎。蔡传之误也明矣。《西山律吕新书》惟其不知此也，故不可用，今略为更订如左，以俟知音之君子正焉。
右第一章论古乐
黄钟长九寸，空围九分，积七百二十九分，西山谓积八百一十分，盖以十分为寸乘之也。夫律吕之数，以九为法，故黄钟九寸，寸有九分，分有九釐，釐有九毫，毫有九丝，丝有九忽，盖未尝以十分为寸也。以十分为寸，则三分损益之法不可行矣。西山之误明甚，以九分为寸，相乘则止当得七百二十九分也。
右第二章论黄钟
黄钟长九寸三分损一下生。
林钟长六寸三分益一上生。
太蔟长八寸三分损一下生。
南吕长五寸三分三分益一上生。
姑洗长七寸一分三分损一下生。
应钟长四寸六分六釐上生。
蕤宾长六寸二分八釐下生。
大吕长四寸一分八釐三毫上生。夷则长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下生。
夹钟长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丝上生。
无射长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丝下生。
仲吕长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丝二忽。
十二律长短之实，乃自然之数也。西山乃谓大吕夹钟，仲吕当用倍数，故谓大吕长八寸奇，夹钟长七寸奇，仲吕长六寸奇，此盖惑于十二月月气之说。以黄钟九寸之后，大吕不可辄短至四寸奇；太蔟八寸之后，夹钟不可辄短至三寸六分奇；姑洗之后，仲吕不可辄短至三寸奇，故加倍其数耳。殊不知十二律候气之法相传已误。况律吕本为正五音，而设候气，盖其用之一端耳。夫六律为阳老，阳之数九，而阳始于子，故黄钟九寸以次而短，至无射而极；六吕为阴，老阴之数六而阴，始于未。故林钟六寸以次而短，至仲吕而极，乃自然之数也。故其播之五音，无不顺序。大吕夹钟仲吕，若用倍数，既非三分损益之法，至播之五音，不免止用半律，盖仍去其倍数也。制律则用倍数，至于正音，则仍去其倍数，盍若当时止用本律之数为自然乎。况律书谓仲吕为十二律之穷，盖谓其数之极短也。若加倍数为六寸有奇，则犹长于南吕应钟，又安得为十二律之穷乎。至于六吕各居其辰之冲，尤为无谓，盖为相生之次所误耳，不论可也。
右第三章论十二律
黄钟为宫，则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是谓黄钟一均。若太簇为宫，则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是谓太簇一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宫，准此与西山大同，但西山谓宫声八十一，商声七十二，角声六十四。徵声五十四，羽声四十八，此则有碍耳。盖宫商角徵羽以清浊为序，宫最浊，商次浊，角在清浊之中，徵次清，羽最清。律之长者其声浊，律之短者其声清。故以黄钟为宫，则以太蔟以下四律为商角徵羽，盖以太蔟四律渐短于黄钟故也。至于以太蔟为宫，则又以姑洗以下四律为商角徵羽，盖以姑洗四律渐短于太蔟故也。十二律之为五音，亦不过以清浊之序定之耳，其数盖无常也。西山所谓宫声八十一，商声七十二云云者，止可施于黄钟一均，馀律则岂可行乎。
右第四章论五音
古乐相传有四清声，故编钟编磬皆用十六，盖以十二应十二律，馀四应四清声也，其法本为六律，正五音而设。盖黄钟为宫，则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以至蕤宾为宫，则夷则为商，无射为角，大吕为徵，夹钟为羽，浊清顺序，正律自足；若夷则为宫，则无射为商，黄钟为角，黄钟之长九寸，其声浊于夷，则势不可行。故周仲吕上生之变，黄钟当之变，黄钟止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丝一忽，此清声之一也。夹钟为徵，仲吕为羽，仍用正律，是谓夷则一均；无射为宫，则仍用变黄钟为商，此清声之二也，太簇为角，而太簇长八寸，其声浊于无射，势不可行，故用变林钟上生之变，太簇当之变，太簇止长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忽八初，此清声之三也，仲吕为徵，林钟为羽，林钟长六寸，其声浊于无射，势又不行，故用变黄钟下生之，林钟当之变，林钟止长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丝六初，此清声之四也，是谓无射一均；至此则六律全矣，此清声之所以止于四也。宋《陈氏乐书》不察其原，疑四清无用，辄欲去之，过矣。乐之律吕，虽十有二，至用以正五音，则惟以六律为主，故古书类谓六律正，五音至于六吕，则不过助律备音而已。西山惑于礼运，旋宫之注疏，乃谓六吕亦有五音，共三十音，合六律所正之五音为六十调，及故孔疏宫徵相生之序，清浊凌犯，势不可行。则又为变律变半律以曲通之，其法至用二十八律。若如其法，则编钟编磬，皆当以二十八为数，盖自来论乐者所未闻也。其不可用，盖不待精于音律者而后知矣。至于《周礼》大司乐圜钟为宫之说，则或有别法，今无所考阙，疑可也。
右第五章论四清
乐音宫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变宫变徵二音，其说谓宫与商，商与角相去，各止一律，故相近而声和。角与徵，羽与宫相去各二律，故相远而声不和。变宫变徵，盖为济其相远以和声也。予谓相去一律二律，盖以律之辰次为言耳。至于声之清浊次序，则不以相去一律二律而有间也。姑以黄钟一均言之，黄钟为宫九寸，太蔟为商八寸，姑洗为角七寸一分，清浊固为相近。然林钟为徵六寸，去姑洗亦非相远，至于南吕则长五寸三分，其去黄钟始为相远，然此乃音之自然，非人为也。若谓变徵济徵之不及，变宫济宫之不及，则蕤宾变徵长六寸有奇，视林钟为稍长犹可也。应钟为变宫，则应钟止长四寸六分有奇，较南吕则又短矣。以南吕太短，其声之清，去黄钟之浊太远，故济以应钟，而应钟之清又过南吕，则安所济乎。此甚不通之论也。殊不知乐音之清浊，虽以宫商角徵羽为序。至其用之，则宫商角徵羽各随诗之音节所，宜或先或后，盖未尝拘其序也。则角徵羽宫之间，又何用以二变济之乎。《陈氏乐书》谓二变当去，今从之。
右第六章论二变
乐虽备五音，而起调毕曲，则恒以一音为主，如作宫调，则起调毕曲皆主于宫；作商调，则起调毕曲皆主于商，角徵羽调皆然。一音为主，而众从之，如听调然，故谓之调。如俗乐之《端正好》一阕，则宫调也，故其声含洪而扬，始终不失乎宫。《集贤宾》一阕，则商调也，故其声悠长而抑，始终不失乎商，犹古意也。但古法先有词，然后审音以定调；今法则先定调，然后按腔而填词，此为少不同耳。法虽不同，至于调之为宫为商，则无以异也。古法审音以定调，如何曰调之词。句有短长，则其音自有清浊高下之异。审其音之宜宫宜商，一也；句之韵脚字各不同，审其音之为宫为商，一也；然荆卿《易水之歌》初为商声，士为流涕，则商调也；继为羽声，土皆裂眦，则羽调也。夫易水之歌词一也，其词可以为商，可以为羽，古之乐调亦可以变通而用之矣。或问西山所定六十调如何。曰：西山谓六律六吕，皆有五音，故谓乐有六十调，予四清章内已辨其失矣。至其论起调之法，则又以一均变为五调，如黄钟一均，在本均则为宫调，在太蔟均则为商调，在姑洗均则为角调，在林钟均则为徵调，在南吕均则为羽调，盖以黄钟以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故也。夫黄钟之音极浊，故止为宫音，不复为商角徵羽音役于他律。今以太蔟、姑洗、林钟、南吕为宫调，而以黄钟为商角徵羽调，则清浊凌犯，岂可行乎。况同用一均之律，乃谓其为宫为商，为角为徵羽，安所别乎。殊不知一均之中，各有五音，每音各主一调，馀音则不过从而应之耳。如黄钟均中，以太蔟为商，若作黄钟商调，则其音乃太蔟耳。馀三调仿此。西山盖原不知乐，其说之不可行无怪也。惜予未精于音，不能尽得其妙，姑发其端，以俟夫知乐之君子补其缺云。
右第七章论乐调
或问：古有十二律管候气之法，其理如何。曰：此相传之误也。候气止用黄钟之管，候子月冬至之气，馀月则否。何以知之。盖古法占候，恒在岁始。冬至盖阳气之始也，气在地中，且无形可见，故以黄钟之管，候之冬至之日，气至灰飞，则气节相应，是谓和平；若气至灰飞在冬至之前，或在其后，则为太过，不及于是乎。有占与冬至登台，望云物以占吉凶，盖同一意也。若谓馀月皆候，则丑月阳气未出地中，候之犹可也；寅月以后，阳已出地上，又何候乎。况午月以后，阳气皆自上降下，又安有灰飞之理。然则谓十二月皆以律管候气者非也，其为相传之误无疑。
右第八章论候气
或问：古乐俗乐不可并论尚矣，今子论古乐，动引俗乐为證，何也。曰：古之度量权衡，皆出于黄钟之律；今之度量权衡，非古也。然以量长短以较多寡，以称轻重，与古之度量权衡无异。盖物有定形，初不以度量权衡出于黄钟，与否而变也。今之俗乐，虽不出于黄钟之律，亦岂至大异于古哉。盖清浊高下，乐有定音，是固不可变也。然则乐之本末始终，断可知矣。论乐者不知乐之本末，乃谓不得黄钟，则不可复古乐以成，至治岂不误哉。汉志谓黄钟之律，九寸加一寸为一尺，夫度量权衡，所以取法于黄钟者，盖贵其与天地之气相应也。若加一寸以为尺，则又何取于黄钟。殊不知黄钟之长，固非人所能为。至于九，其寸而为律十，其寸而为尺，则人之所为也。汉志不知出，此乃欲加黄钟一寸为尺，谬矣。至于准黄钟之律，为量为权，则不可径致。故必用容黍之法。黄钟容千二百黍，亦当时偶然之数耳。使止容千黍，则即准千黍为量，为权亦可也。论乐者求黄钟于度量权衡，固已疏矣。论度量权衡者，不求于黄钟，又反求于累黍，岂不疏之甚哉。
右第九章论度量权衡
《虞书》之后论乐者，莫详于《礼经》之《乐记》。顾其词时有过当而失实者，读者识其意而不泥其词则可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若此者，以其象言之耳。盖乐之有宫商角徵羽，犹国之有君臣民事物；宫商角徵羽乱，则不可以为乐，犹君臣民事物乱，则不可以为国，其道相似，故以为比。非谓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于宫商角徵羽之乱也。曰：然则何以为声音之道与政通。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者，此也，非宫商角徵羽之谓也。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圣人之言，是固不可易矣。
右第十章论礼记
读律吕元声
律吕元声，莆两山李文利氏所著也，其法谓黄钟律三寸九分，最短；蕤宾律九寸，最长。宫音最清，羽音最浊，与古法大相反。窃谓此不过一家之言耳。究其实，则非也。夫律之短长，音之清浊，皆人所命。则谓黄钟为长、为短，宫音为清为浊，似无不可。今所以知其非者，亦以其法象无准，伦类不通知之耳。古法黄钟律长九寸，盖以天地之阳气，冬至之日始自下而升。然去地上犹远，故埋黄钟九寸之律于地中，以候之气至，则律管灰飞，以此为验。若黄钟止三寸九分，则安能与地中之气相接。若谓候气之法，十二律之管埋于地中者，皆齐其下，不齐其上，则十二律之管气至，当一时飞灰，又何以别于黄钟，此其法象无准一也。律以候气和声。声气皆属乎阳老，阳数九，故黄钟九寸，若谓三寸九分，则不知何所取义。此法象无准二也。乐声与人击各有五音，而人声尤为自然，喉为宫音，舌为商音，牙为角音，齿为徵音，唇为羽音，此人声之自然者也。李氏亦谓此为可据矣。喉为宫音，岂非以其来之深长而浊乎。故古法以长律之音为宫以配之；唇为羽音，岂非以其来之短浅而清乎。故古法以短律之音为羽以配之。今李氏乃谓宫音最清，羽音最浊，则与人声之宫羽相反，此伦类不通一也。李法谓数少者音清，数多者音浊。及论五音之数，则谓宫音五十，商音八十，角音九十，徵音七十，羽音六十，宫音五十最少，谓数少音清可也。商音次清，数乃八十；羽音最浊，数乃六十，又安在其少者清，而多者浊乎。此伦类不通二也。若谓宫土音故，数五十羽水音，故数六十则商金音，数何以反八十角木音，数何以反九十乎。土浊水清，理不可易。今乃谓土音清而水音浊何居此。其伦类不通三也。夫既以宫为清，而羽为浊矣，及论乐调，则又谓蕤宾为宫，则夹钟为羽，又安在其宫清而羽浊乎。此其伦类不通四也。此六者，皆其大端馀琐。琐者，未暇细论。然则其法之非也，明矣。
朱载堉《律吕精义一》候气辨疑
序曰：不经之谈，儒者不信，盖常理也。不经之谈，儒者信之，岂非一大怪异事乎。候气之说有二，作乐致物，此其正说，非不经之谈也；埋管飞灰，此其谬说，乃不经之谈也。然自两汉扬雄、蔡邕已有是说，迄于宋元朱熹、许衡，中历多儒，未尝辨论以破其谬，是故学者惑之久矣。恭惟世庙中兴，礼乐咸新，文化远被，于是始有一二儒臣稍稍辨论，以破其谬，若王廷相、刘濂、季本、何塘之徒是已。此系本朝盛事，理合拾遗补阙著成篇章以备国史采用，或少裨于万一耳。
王廷相曰：律吕何为者，正乐之法器也。人有性情则有诗，有诗则歌咏生焉，有歌则被之音以为乐，有乐必调之以律吕。而后定是律也者，本之人声而为正乐之具也。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之谓也。然则何以为用。曰：古之神圣，本人声清浊之形，故吹律以定其乐声之中，恐后世或失其传，故累黍以存其画；一之法令为律者，吹之求以正钟磬之音，尔钟磬既正，则琴瑟笙竽依类而定。由是合而奏之，黄钟之宫作而林钟之徵应，大吕之宫作而夷则之徵应，天然妙合，不假人为，所谓同声相应是也。今之作乐也，当何如。曰：因尺造律，以累黍为法，求中声以为乐元，比之诗而吹之，使浊不至，弇郁而不畅，则黄钟之元声定矣。元声定则诸律正，诸律正则八音克谐如运之掌。夫乐者，中和之道也；音也者，以渐而清之道也。极清不足以成调，极浊不足以为元。律吕之始终，要诸此而已矣。王朴之乐，钟磬遥长，掩遏群音，固太高矣。而李照改定辄下四律，遂使律度疏长，八音郁抑，是岂知中和之道者哉。〈见王氏家藏集〉又曰：律以候气之说，然乎。曰：非也。邹衍京房谬幽之说，尔天地之气，有升有降。天气降地，气升则达而为阳；天气升，地气降，则闭而为阴，寒暑者，其气也。日进退者，其机也。气无微不入者也，达即不可禦矣，岂拘拘于九寸之间耶。岂胶固留滞于方寸之差，而月馀始达以应耶。若曰：夏至以前，阳气律应；冬至以前，阴气律应，是一岁之中，阴阳皆上升而不下降矣。若曰：阳气升自中吕而止，阴气即乘之，不知阳气升至半涂，当何所归往使。日渐上升，不几于动阴律之灰乎。若曰：小雪方动应钟之灰，是一岁之周，地气犹未出土，万物安所藉之以发育乎。天下古今安有是理。故曰：谬幽之说也。〈同上〉
刘濂曰：六经缺《乐经》，古今有是论矣。愚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夫诗者，声音之道也。昔夫子删诗取风雅颂，一一弦歌之，得诗得声者三百篇，馀皆放逸。可见诗在圣门，辞与音并存矣。仲尼殁而微言，绝谈经者，知有辞不复知，有音如以辞焉。凡书皆可，何必诗也。灭学之后，此道益加沦谬。文义且不能晓解，况不可传之声音乎。无怪乎以诗为诗，不以诗为乐也。故曰：三百篇者，乐经也。或疑之曰：乐之用广矣大矣。乃以三百篇当之，何局而不弘也。愚曰：乐之道，与他书不同。有以文义存者，器数存者，声调谱奏存者，文义存者，诗章是也；器数存者，六律八音是也。声调谱奏存者，工师以神意相授受是也。古圣人以明物之智，制为黄钟之宫，自十二律出而律吕之，能事毕矣。自钟磬琴瑟，笙箫埙篪出，而声音之能事毕矣。则器数者，即经也。周太师制歌声，自关睢、鹿鸣、文王、清庙以往皆，有定调国风。小雅多商音，大雅多宫音，三颂尽为宫音，则周庭之乐，惟黄钟太蔟二调也。至春秋而鲁庭师挚，犹能传其音。汉兴制氏以声音之学肄业。晋杜夔尚能传文王、鹿鸣、伐檀，驺虞四诗，馀响此以音调相授受也。南陔、白华、华黍、崇丘、由庚、由仪，六篇，其辞已不可考，而笙竽独能存其音。节此以谱奏相授受也，则神意者即经也。二者其始皆出于圣人，既寄之器数，即求之器数；寄之神意，即求之神意，遗此而使圣人更复著经，将何著乎。惟所谓诗者，以辞义寓乎声音，以声音附之辞义。读之则为言，歌之则为曲，被之金石弦管则为乐，三百篇非乐经而何哉。至于律吕之法，古圣人本人声清浊之形，故吹律以定其乐声之中，使钟磬弦管诸音，与人歌协和而不夺伦者，律吕之能也。以累黍容黍为黄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十二变复归。黄钟本数，其法亦甚简矣。三代袭用，皆其遗法。汉魏以后，儒者智不稽圣，性寡神解，视律吕为神异之物凿，以元尺之淫说附，以候气之诐术，其论愈多，其法愈密，去古乐万里矣。故愚论律吕于黄钟诸篇，各著数语，馀几万言，不过辨历代诸儒穿凿附会之谬，于律吕本意，不敢有加也。夫自周至今，上下数千年，中间阅历圣哲，凡不知有几。未闻拟三百篇为宫商二调者，乃今辄拟之。其于古今诸儒之论，不无少涉，于刺辨揆之圣门之教，先王之律，则固不敢叛也。呜呼，黄帝远矣，夔伦邈矣，求之载籍，载籍不灵；求之世说，世说淆乱，反而求之心焉，有馀师矣。此吾之所以作元义也。〈见乐经元义〉
又曰：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万世诗乐之宗也。夫人性本静也，喜怒哀乐之心感，而呻吟呕叹之事兴，凡诗篇歌曲，莫不陈其情而敷其事。故曰诗言志也；歌生于言，永生于歌，引长其音，而使之悠扬回翔，累然而成节奏。故曰歌永言也；乐声效歌非歌，效乐当歌之，诗必和之以钟磬琴瑟之声。故曰声依永也；乐声以清浊顺序，不相凌犯为美，必定之以律管而后协焉。故曰律和声也；律吕既定，由是度之金石弦管诸音，且如作黄钟调，则众音以次皆从黄钟；作太蔟调，则众音以次皆从太蔟，人声乐声莫不安顺和好。故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也。此堂上之乐，即先王所谓雅奏登歌平调者也。夫始于诗言志，终以八音克谐，古乐之全，大略可见矣。独所谓律和声者，嚣然未定也。盖律吕者，正乐之法器也。古圣人本人声清浊之形，吹律以定。其乐声之中，然吹律之法，又不可以径致而袭取，必有所由起而后可以施，吾之智而运吾之巧，于是仰观俯察于秬黍，而有得焉。谓一黍可以为分〈盖指纵黍之长〉九分，可以为寸，〈九分均作十分〉计九十分可以为尺，〈九寸均作十寸〉容一千二百黍可以为中空之广，使天下后世累黍为尺，以较律之长；容黍为量，以较律之广，此一物也，而尺量生焉，所以为圣人之神智也。或谓年有凶丰，地有肥瘠，种有长短圆妥大小不同，如何曰虽有不同，要之不甚相远也。神明存乎人耳，圣人何不用菽麦粟稻也。〈同上〉
又曰：六律为阳老，阳之数九，而阳始于子，故黄钟象阳，以次而短，至无射而极。六吕为阴老，阴之数六，而阴始于未，故林钟象阴，以次而短，至仲吕而极。此十二律取象取义于十二月之微旨也，再无遗说矣。后世既不识月律肇造之原，又不察圣王造律简易之心，遂以十二律为神物，真可以通天地而合神明者。及考其法，皆极为不通，然后知其非圣人之制也。一岁之气，有升有降，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闭塞而为阴，秋冬之事也。升者上，降者下，埋管于地，将谁候乎。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畅达而为阳，春夏之事也。氤氲两间，发育万物，地下无气，不可候矣。气，无微而不入者也，十二管飞则皆飞，不飞则皆不飞。若曰冬至动黄钟，夏至动蕤宾，其馀皆以辰位，应用不爽。是气为有知择管，而入管为有知择气而施，天下古今有是理乎。其说始于张苍定律推五胜之法，京房刘歆又傅会以五行幽谬之术，已叛于先王之教矣。至后齐信都芳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自住。愚谓气在地中，无形可见，故用律管候之。若仰观云色，即知气至，又何必用律验灰也。且以轮扇代律管，果轮扇可用，则律为不可凭矣。此邪佞之人敢为妖诞之事以惑主诬民，可以诛矣。〈同上〉
季本曰：候气法本《后汉志》，而律吕家以此著为定法。至朱熹《钟律》解，乃取《隋志》埋管上与地平之说，而与内庳外高者不同，何耶。盖阳之升，始于子午，虽阴生而阳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后穷上反。下又地有四游气，亦随方而至，但得律之围径，长短不差，则自然与天地之气相应。故虽斜埋直置，皆能受之，二说盖两通矣。若夫黄钟九寸，冬至气应。大寒以下，其律渐短，其气渐升者，则以阳气潜藏，从微至著。其初细弱，其势未扬；其后愤盈，其势渐达，盖气力强弱，自然不同，非谓阳气之升，果以分毫而进也。沈括发明，《隋志》乃曰：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故黄钟应之；正月距八寸而止，故太蔟应之；则有不通者矣。夫阳之上升，本无停息，距地九寸八寸而止，则九寸八寸之上独无阳乎。况地有高卑，气无先后。将地之卑者，气先至，而高者乃后至耶。就如其说，则凡候气者，苟律之长短适合，则不必度其围径，定其中声，而气无不应矣，安在其声音之道与天地通哉。然小动大动，应各有由，则天地之气，必待人主致中和而后正，是候气定律之说，或者亦难乎其尽恃尔。〈见彭山全集〉李文察曰：候天地之气，则可以验十二律之妙。候吾心之气，则可以定黄钟一律之长短，候吾心之气以定黄钟，有本乎。曰本于记。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是也。记有本乎。曰本于书。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也。即书之言观之，永其声，气之元乎。盖永乃人心之中声也，诚亦有据。人自不察之耳。盖志微焦杀，固不能永而粗厉，猛愤亦不能永，必心平气和，不疾不徐，不刚不柔，然后始有永声。永声乃人心纯阳之气，发而为纯阳之声。然是永声亦未易得，必养之深，鍊之熟，识之精，然后有之。养不深则无永之气，鍊不熟则无永之力，识不精则无永之辨。三者备，始可以言永矣。故曰：声为律，非永以为黄钟之谓乎歌。到有永处，则天地之气已在我矣。故曰：直己而陈德焉，动己而天地应焉，星辰理焉，四时和焉，万物育焉。或曰：舜之命夔言乐之概，而声之元，作乐之本，未必在是。曰制礼作乐，道统之传其本，皆出于尧舜之世。其言也，辞简而理尽，不容添一字，如添一字以制礼，则其所制者必非五典之礼；添一字以为道，则其所为者必非执中之道；添一字以言乐，则其所作者必非德音之乐。是故三本皆备于尧舜之世，于礼于道，人固本而述之，独于乐以为概，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何尧舜之世人独详。于礼于道，而略于乐也耶。〈见律书补注〉
又曰：作乐必以律吕者，盖本于书，律和声之一言也。彼言律，此兼吕，吕乃阴律，阴亦律焉。律吕，乐之筌蹄得鱼者，忘筌得兽者，忘蹄得乐者，亦可以忘律吕。非律吕无以正乐之声，滞律吕无以得乐之意，得意在律吕前，制律在得意后。故自古一圣人作，必有一代之乐律吕。未必亲传，传其理耳。异代制乐，万代同理，非得其意能之乎。故曰：识礼乐之情者，能作兴乐，君子未考律吕，先得律意，意得则律吕亦得。〈同上〉
右律吕本末并候气辨疑
新撰《本末辨疑论》曰：古圣人制律历度量权衡者，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是故物有修短，则齐之以度容，有多寡，则齐之以量体；有轻重，则齐之以权衡；声有高下，则齐之以律事；有先后，则齐之以历。齐修短者，不失毫釐；齐多寡者，不失圭撮；齐轻重者，不失铢累；齐高下者，不失中和；齐先后者，不失时令。民信既立，争端不起。自古有国家者，靡不由之。故舜典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其本也。故黄帝造律，与伏羲画卦同功。闻成纪卦台山，其上有伏羲庙，相传雪后卦文自现，民俗神之，香火不绝。有好事者每岁雪后察之，卒无效验，香火遂绝。噫八卦之功，岂以现与否而为轻重哉。彼惑于旧说而信之者，固非其泥于新闻而疑之者，亦未必是，迨与候气之说类矣。夫候气之说，六经不载，月令虽有律中某某之文，盖以按月奏乐言耳。宋儒张载曰：声音之道，与天地同。和与政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正与天地相应，方蚕吐丝木之气极盛之时，商金之气衰；如言律中太蔟，律中林钟于此盛，则彼必衰。方春木当盛，却金气不衰，便是不和，不与天地之气相应。疑古所谓候气，不过如此云耳。盖谓人吹此律以调天地之气，非谓律自能吹灰也。邹衍吹律生黍，京房吹律知姓，亦无吹灰之说。或谓始于蔡邕，然邕月令章句但云律率也。率，声之管也。上古圣人，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而不可以文载口传也。于是始铸金作钟，以主十二月之声，然后以放升降之气。钟难分别，乃截竹为管，谓之律律者，清浊之率法也。声之清浊，以律长短为制，亦为按月奏乐言也。《前汉志》言律甚详，但云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而已初无吹灰之说。吹灰之说，其始于后汉乎。光武以谶兴命，解经从谶，汉儒遵时制不得不然也。隋唐已后，疏家递相，祖述而遂为定论矣。按《后汉·晋隋志》所载，𠋫气之法，各有异同。既云以木为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上与地平，又云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此置律有深浅高下，其说不一也。既云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气至者灰去，又云以竹莩灰实律中，以罗縠覆律口，气至吹灰动縠，而有小动、大动、不动三说。又云：灰飞冲素，散出于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其说又不一也。总似道听途说，而未尝试验耳。盖𠋫气之法，不见于经而见于纬信都芳轮扇事，尤为虚诞。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儒家以格物穷理为要，务乃被无稽之辞欺惑，千载而未能觉。则格物致知之学安在哉。蔡元定曰：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于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秬黍，则得之矣。臣愚窃以为大不然，何也。史志所载，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合八能之士，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灰，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效则和，否则占盖纬书之文也。后汉著令依法行之，故史志述焉。此乃以律验气，非以气验律也。何谓以律验气。吾既得黄钟真数之管矣，以之候气而尚有不应者，盖系其岁气候和否，何如耳。则是先得真律，吾恃夫律，用以验气也。假若吾之所谓黄钟之律者，长短宽狭尚无一定，而即以之验气万一，推步之术，未善候气之感，不常安知所中之管，非真数之黄钟。其所不中者，虽乃真黄钟，而谁可辨哉。候气之法不足恃也明矣。臣尝考诸往代凡造乐者，学士大夫之说，卒不能胜。工师之说盖学士大夫之明理者，苦于不知音，工师之知音者又率皆不明理。然学士大夫之说，务必欲其器之中度，工师之说，不过欲其音之美听，此二者不可得兼也。欲议此事，须会二者之同乃可耳。元定既言累黍不足取矣，彼候气之法又多无證验，所谓声气之元者，有何状貌而为凭据耶。将使学士大夫听而别之耶。抑使工师听之耶。夫工师听之虽言，可用而未必合于理为士大夫者，又岂能尽如师旷、钟子期哉。即如师旷之聪，亦未尝不以六律而能正五音。况于他人乎。是以古先圣人立成画一之法，为制律之准，则所谓累黍是也，欧阳修、司马光之论得之矣。而元定乃反之，不亦谬乎。要之律，以和声为本，累黍为要，若夫候气，盖其用之一端耳，非乐学之所急。或有或无，存而不论可也。
跋曰：按刘濂指《诗经》即《乐经》，其论甚精。何瑭引俗乐證古乐，其说甚明。李文察谓律吕乃乐之筌蹄，而永乃声气之元，其论益精。其说益明要之，皆为有见者也。季本辨往而不返之，非王廷相等辨候气之谬，诚为卓见，不可诬也。故其言或同或不同，或当或未当，今并载之，以广异闻。但诸臣所著律书，皆宗三分损益之法。其本既乖，故无可取。兹摘取已上数条，譬犹断章取义，不以其所短废其所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