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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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典第十七卷

乐律总部汇考十七

宋三

英宗治平元年，太常寺奏，仁宗配飨明堂歌曲。
按《宋史·英宗本纪》不载。　按《乐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飨明堂，奠币歌《诚安》，酌献歌《德安》。按《文献通考》：仁宗庙室酌献奏《大仁》之曲。
治平二年，礼官请郊、庙二舞各用六十四人。
按《宋史·英宗本纪》：二年十一月庚午，飨景灵宫。辛未，飨太庙。壬申，有事南郊。　按《乐志》：二年九月，礼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庙二舞郎总六十八，文舞罢，舍羽籥，执干戚，就为武舞。臣谨按旧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庙，大乐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进退同时，行缀先定，步武容体，各应乐节。夫《至德升闻》之舞象揖让，《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习亦异，不当中易也。窃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谐，祖考来格，天子亲执圭币，相维辟公，严恭寅畏，可谓极矣。而舞者纷然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是，岂明有德、象有功之谊哉。国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阙如，名曰二舞，实一舞也。大朝会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备其数；郊庙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减其半：殊未为称。事有近而不可迩，礼有繁而不可省，所系者大，而有司之职不敢废也。伏请南郊、太庙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帝王之礼乐，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礼官请以英宗庙为《大英之舞》。按《宋史·神宗本纪》：四年正月丁巳，即位。九月乙酉，祔英宗神主于太庙，乐曰《大英之舞》。　按《乐志》：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言：国朝宗庙之乐，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继天遵业，钦明勤俭，不自暇逸。践祚未几，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轶百王之上。今厚陵复土，祔庙有期，而乐名未立，亡以诏万世。请上乐章及名庙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后礼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详定朝会及郊庙礼文官于乐节有议论，率以时考正之。
神宗熙宁元年，定郊庙鼓吹曲。
按《宋史·神宗本纪》：熙宁元年十一月丙戌，朝飨太庙。丁亥，祀天地于圜丘。　按《乐志》：熙宁中，亲祠南郊，曲五奏，正宫《导引》、《奉禋》、《降仙台》；祠明堂，曲四奏，黄钟宫《导引》、《合宫歌》：皆以《六州》、《十二时》。永厚陵导引、警场及神主还宫，皆四曲，虞主祔庙、奉安慈圣光献皇后山陵亦如之。诸后告迁、升祔、上仁宗、英宗徽号，迎太一宫神像，亦以一曲导引，率因事随时定所属宫调，以律和之。
按《文献通考》：神宗熙宁元年，冬至亲郊，在亮闇内音乐缘事神皆不可废。于是礼院请郊庙及景灵宫用乐，外卤簿鼓吹及楼前太常钧容等乐，皆备而不作，其警场但鸣金钲、鼓角而已，诏可。自后或有故则废乐用以为例。
熙宁九年，礼官请更宗庙乐舞之节。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乐志》：九年，礼官以宗庙乐节而有请者三：其一、今祠太庙《兴安》之曲，举柷而声已过，举敔而声不止，则始终之节未明。请祠祭用乐，一奏将终，则戛敔而声少止，击柷则乐复作，以尽合止之义。其二、大乐降神之乐，均声未齐，长短不协，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请以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九变用九，则乐舞始终莫不应节。其三、周人尚臭，盖先灌而后作乐；本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请先灌而后作乐。　又按《志》：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天圣五年，以内侍二人为钤辖。嘉祐中，诏乐工每色额止二人，教头止三人，有阙即填。异时或传诏增置，诈有司论奏。使、副岁阅杂剧，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应奉人阙，即以次补。诸部应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许补庙令或镇将，官制行，以隶太常寺。同天节，宝慈、庆寿宫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国之庆事，皆进歌乐词。熙宁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乐声高，歌者难继。方响部器不中度，丝竹从之。宜去噍杀之急，归啴缓之易，请下一律，改造方响，以为乐准。丝竹悉从其声，则音律谐协，以导中和之气。诏从之。十一月，奏新乐于化成殿，帝谕近臣曰：乐声第降一律，已得宽和之节矣。增赐方响为架三十，命太常下法驾、卤部乐一律，如教坊云。
元丰元年，诏学士宋敏求等定朝会宫县之乐。
按《宋史·神宗本纪》：元丰元年十一月己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等详定正旦御殿仪注。　按《礼志》：元年，宋敏求上《朝会仪》二篇、《令式》四十篇，诏颁行之。其制：元正、冬至大朝会，大乐令展宫架之乐于横街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于宫架外。协律郎二人，一位殿上西阶之前楹，一位宫架西北，俱东向。及百僚、客使、文武官俱入就位。侍中版奏中严，又奏外办。宫悬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帝御舆出，协律郎举麾奏《乾安》乐，鼓吹振作。帝降舆坐。协律郎偃麾乐止，百官、宗室及辽使，以次入，《正安》乐作，就位。乐止，押乐官归本班，起居毕，复案位。三师、亲王以下及御史台、外正任、辽使、太尉、中书令、门下侍郎及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司天监奏礼毕，殿下鸣鞭，宫悬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协律郎举麾，宫悬奏《乾安》乐，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偃麾乐止。侍郎奏解严，百官并退。有司设食案，大乐令设豋歌殿上，二舞入，立于架南。预坐。尚食奉御设寿尊于殿东楹少南，设坫于尊南，加爵一。百官立班如朝贺仪。侍中版奏中严、外办，帝御舆出东房，乐作。帝即坐，乐止。群臣上寿。尚食奉御酌御酒一爵授太尉，太尉自东阶侍立。举第一爵，《和安》乐作，饮毕，乐止。尚食奉御进酒，殿中监省酒以进。帝举第二爵，登歌作《甘露》之曲。饮讫，殿中监受爵，乐止。群臣就位。各赐酒。大官令行酒，宫县作《正安》之乐，文舞入，立宫架北。觞行一周。凡行酒讫，并大官令奏巡周，乐止。尚食进食升阶，以次置御坐前。又设群官食，讫，大官令奏食遍。大乐丞引《盛德升闻》之舞入，作三变，止，出。殿中监进第三爵，登歌作《瑞木成文》之曲。饮讫，乐止。群官皆坐。又行酒、作乐、进食，如上仪。大乐丞引《天下大定》之舞，作三变，止，出。殿中监进第四爵，登歌奏《嘉禾》之曲，如第三爵。大官令行酒又一周，乐止，侍中跪奏，礼毕，殿下鸣鞭，大乐令撞蕤宾之钟，左右钟皆应。协律郎举麾。大乐令令奏《乾安》之乐，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乐止。侍中奏解严，所司承旨放仗。百寮再拜，相次退。
元丰二年，详定所请更朝会乐十事，太常议仍如旧。按《宋史·神宗本纪》：二年夏四月癸亥，定正旦御殿仪。秋七月戊寅，详定朝会仪。丁亥，详定郊庙礼仪。　按《乐志》：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请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以初入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盖作乐所以待王公，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于丹墀上东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乐引三品以上官，未为得礼。请侍从及应赴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其二、今朝会仪：举第一爵，宫县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庆云》、《嘉禾》、《灵芝》之曲。则是合乐在前、登歌在后，有违古义。请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止吹笙，馀乐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下之乐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距四步为酂缀，各六十四。舞者服进贤冠，左执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执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进蹈安徐，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是为一成。馀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为第一成，至第三表为再成，至北第一表为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为四成，至第二表为五成，复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则集雉尾置于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实无所本。聂崇义图，羽舞所执类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结绶系于柄，此纛翳之谓也。请按图以翟羽为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酂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万，为猛贲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空，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鼗、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其五、古之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谓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会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数相敌，非也。盖乡射乃列国大夫、士之礼，请增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宫县四隅虽有建鼓、鞞、应，相传不击。乾德中，诏四建鼓并左右鞞、应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为均，与镈钟相应。鞞、应在建鼓傍，是亦朔鼙、应鼙之类。请将作乐之时，先击鼙，次击应，然后击建鼓。其七、今乐县四隅设建鼓，不击，别施散鼓于乐县内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诏可，而乐工积习亦不能废。李照议作晋鼓，以为乐节。请乐县内去散鼓，设晋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视瞭皆掌播鼗，所以节一唱之终。请宫县设鼗，以为乐节。其九、以天子礼求之，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以钟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乐；戛击则柷敔，球则玉磬，搏拊所以节乐，琴瑟所以咏诗，皆堂上乐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进之使在上，若击石拊石，则当一庭。后世不原于此，以春秋郑人赂晋侯歌钟二肆，遂于堂上设歌钟、歌磬，盖歌钟则堂上歌之，堂下以钟鼓应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钟，则以节歌是已，岂堂上有钟邪。歌磬之名，本无所出，晋贺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盖取舜庙鸣球之制。后周登歌，备录钟磬，隋、唐迄今，因袭行之，皆不应礼。请正、至朝会，堂上之乐不设钟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数：大射工六人，四瑟，则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皆四人矣。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礼》登歌下管，贵人声也，故《仪礼》瑟与歌工皆席于西阶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击以偶歌琴瑟，非所谓升歌贵人声之义。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权。盖乐有八音，所以行八风，是以舞佾与钟磬俱用八为数。请罢庭中歌者，堂上歌为八，琴瑟之数放此，其筝、阮、筑悉废。太常以谓：堂上钟磬去之，则歌声与宫县远。汉、唐以来，宫室之制寖广，堂上益远庭中，其上下乐节苟不相应，则繁乱而无序。况朝会之礼，起于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钟磬、庭中歌工与筝、筑之器，从旧仪便。遂如太常议。
按《玉海》：元丰二年八月知太常礼院杨杰上大乐十二均图
元丰三年，诏秘书监致仕刘几，与致仕礼部侍郎范镇及杨杰等，重定大乐。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乐志》：三年五月，诏秘书监致仕刘几赴详定所议乐，以礼部侍郎致仕范镇与几参考得失。而几亦请命杨杰同议，且请如景祐故事，择人修制大乐。诏可。初，杰言大乐七失：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盖金声舂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馀，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为度，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节其烦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咏；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者，此也。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声不依咏，以咏依声，律不和声，以声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谐，钟磬阙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众乐之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轻清，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钟、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三曰金石夺伦。乐奏一声，诸器皆以其声应，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馀。今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镈钟、特磬、编钟磬击三声；声烦而掩众器，遂至夺伦，则镈钟、特磬、编钟、编磬节奏与众器同，宜勿连击。四曰舞不象成。国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节尤无法度，则舞不象成也。五曰乐失节奏。乐之始，则翕然如众羽之合；纵之，纯如也；节奏明白，皦如也；往来条理，绎如也：然后成。今乐声不一，混殽无驭，则失于节奏，非所谓成也。六曰祭祀、飨无分乐之序。盖金石众作之谓奏，咏以人声之谓歌。阳律必奏，阴吕必歌，阴阳之合也。顺阴阳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飨祖庙，不奏无射；秋飨后庙，不歌小吕。而四望山川无专祠用乐之制，则何以赞导宣发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哉。七曰郑声乱雅乐。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郑无象而难知，圣人惧其难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万世。今古器尚存，律吕悉备，而学士、大夫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则雅、郑不得不杂。愿审条钟琯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通习，则郑声莫能乱雅。遂为十二均图，并上之。其论以为：律各有均，有七声，更相为用。协本均则乐调，非本均则乐悖。今黄钟为宫，则太簇、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声相应，谓之黄钟之均。馀律为宫，同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出，故宫生徵；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而迁则失常，故商、角、羽无变声。君总万化，不可执以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徵有变声。几律吕之调及其宫、乐章，具著于图。帝取所上图，考其说，乃下镇、几参定。而王朴、阮逸之黄钟乃当李照之太簇，其编钟、编磬虽有四清声，而黄钟、大吕正声舛误；照之编钟、编磬虽有黄钟、大吕，而金阙四清声，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夹钟，则声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时设而不用。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镇等因请择李照编钟、编磬十二参于律者，增以王朴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吕清声，以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之四清声，俾众乐随之，歌工咏之，中和之声庶可以考。请下朴二律。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别制之。而太常以为大乐法度旧器，乞留朴钟磬，别制新乐，以验议者之术。诏以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几等谓：新乐之成，足以荐郊庙，传万世。其明堂、景灵宫降天神之乐六奏：旧用夹钟之均三奏，谓之夹钟为宫；夷则之宫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一奏，谓之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圜钟者，夹钟也。用夹钟均之七声，以其宫声为始终，是谓圜钟为宫；用黄钟均之七声，以其角声为始终，是谓黄钟为角；用太簇均之七声，以其徵声为始终，是谓太簇为徵；用姑洗均之七声，以其羽声为始终，是谓姑洗为羽。今用夷则之均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奏，谓之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则祀天之乐无夷则、林钟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夹钟宫、黄钟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礼也，宜用夹钟为宫。其黄钟为角，则用黄钟均，以其角声为始终；太簇为徵，则用太簇均，以其徵声为始终；姑洗为羽，则用姑洗均，以其羽声为始终。祭地祗，享宗庙，皆视此均法以度曲。几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声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轻重与律吕相应。钟三等，王朴钟所谓声疾而短闻者也，阮逸、胡瑗钟所谓声舒而远闻者也，惟李照钟有旋虫之制。钟磬皆三十有六架，架各有十六，则正律相应，清声自足。其堂上堂下篪、笛率从新制，而调琴、瑟、阮、筑、埙诸器，随所下律。诏悉从之。乃缉新器用，徙置太常，辟屋以贮藏之。考选乐工，汰其椎钝癃老，而优募能者补其阙员，立为程度，以时习焉。初，皇祐中，益州进士房庶论尺律之法，以为尝得古本《汉书》，言在《律历志》。范镇以其说为然，请依法作为尺律，然后别求古乐参考。于是庶奉诏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为非。诏镇与几等定乐，镇曰：定乐当先正律。帝然之。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乐成。第加恩赉，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乃复上奏曰：太常镈钟皆有大小、轻重之法，非三代莫能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铸铜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钟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钟律，比朴乐才下半律，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钟声郁而不发，无足议者。照之律虽是，然与其乐校，三格自相违戾。且以太簇为黄钟，则是商为宫也。方刘几奏上时，臣初无所预。臣顷造律，内外有损益，其声和，又与古乐合。今若将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编次太常镈钟，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无雷鼓、灵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开元中，有以画图献者，一鼓而为八面、六面、四面，明堂用之。国朝郊庙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应经义。又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竿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是无匏音也；埙器以木为之，是无土音也。八音不具，以为备乐，安可得哉。不报。　按《礼志》：三年，翰林学士张璪言：先王顺阴阳之义，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万世不可易之理。于是礼官请如璪议，设宫架乐、文武二舞，改制乐章。
按《文献通考》：初，杰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旧钟可校。乃诏许借朴钟为清声，不得销毁。后辅臣至太常按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敝者，一县乐工不平，夜易之，而杰不知。明日，辅臣至，杰厉声云：朴钟甚不谐美。使乐工叩之，韵更佳。杰大沮。
元丰四年，以详定所言增设钟虡及建鼓。
按《宋史·神宗本纪》：四年九月甲辰，详定郊庙奉祀礼仪。十二月乙亥，慈圣光献皇后禫祭，宰臣王圭等上表请听乐，不许，自是五表，乃从之。　按《乐志》：四年十一月，详定所言：搏拊、琴、瑟以咏，则堂上之乐，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则堂下之乐，以象万物之治。后世有司失其传，歌者在堂，兼设钟磬；宫架在庭，兼设琴瑟；堂下匏竹，寘之于床：并非其序。请亲祠宗庙及有司摄事，歌者在堂，不设钟磬；宫架在庭，不设琴瑟；堂下匏竹，不寘于床。其郊坛上下之乐，亦以此为正，而有司摄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宫县推之，则天子钟、磬、镈十二虡为宫县明矣。故或以为配十二辰，或以为配十二次，则虡无过十二。先王之制废，学者不能考其数。隋、唐以来，有谓宫县当二十虡，甚者又以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摄事，乐并用宫县。至德后，太常声音之工散亡，凡郊庙有登歌而无宫县，后世因仍不改。请郊庙有司摄事，改用宫架十二虡。太常以谓用宫架十二虡，则律吕均声不足，不能成均。请如礼：宫架四面如辰位，设镈钟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设钟，乙、丁、辛、癸设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气。宗庙、郊丘如之。
按《玉海》：元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详定礼文所言。按《仪礼·大射仪》：诸侯之制钟磬镈九，则天子钟磬镈十二，虡为宫架，明矣。所有郊庙，有可摄事乐，请改用宫架十二虡。从之。
元丰五年，布衣叶防上书论乐，补为乐正。
按《宋史·神宗本纪》：五年十二月丁巳，新乐成。　按《乐志》：五年正月，开封布衣叶防上书论乐器、律曲不应古法，复下杨杰议。杰论防增编钟、编磬二十有四为簨制，管箫视钟磬数，登歌用玉磬，去乐曲之近清声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与刘几同。请以晋鼓节金奏。考经、礼，制簨虡教国子、宗子舞，用之郊庙，为何所取。而范镇亦言：自唐以来至国朝，三大祀乐谱并依《周礼》，然其说有黄钟为角、黄钟之角。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于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簇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今叶防但通世俗裔部之说，而不见《周礼》正文，所以称本寺均差互，其说难行。帝以乐律绝学，防草莱中习之尤难，乃补防为乐正。
元丰六年，御大庆殿初用新乐，更定郊庙舞名。按《宋史·神宗本纪》：六年正月丁丑朔，御大庆殿受朝，始用新乐。　按《乐志》：六年春正月，御大庆殿，初用新乐。二月，太常言：郊庙乐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设于殿上。三月，礼部言：有司摄事，昊天舞名。请初献曰《帝临嘉至》，亚、终曰《神娭锡羡》；太庙初献曰《孝熙昭德》，亚、终献曰《礼洽储祥》。诏可。九月，礼部言：《周礼》，凡大祭祀，王出入则奏《王夏》，明入庙门已用乐矣。今既移祼在作乐前，皇帝诣罍洗奏《乾安》，则入门亦当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灵宫及南郊壝门，乞如之。　又按《志》：六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以三班借职王恩等六人差监在京闲慢库务门及旧城门敢勇三十六人，与茶酒新任殿侍。《大晟乐书》曰：前此宫架之外，列熊罴案，所奏皆夷乐也，岂容淆杂大乐。乃奏罢之。然古鞮鞻氏掌四夷乐，𩎟师、旄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盖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欢心，使鼓舞焉，先王之所不废也。《汉律》曰：每大朝会宜设于殿门之外。天子御楼，则宫架之外列于道侧，岂可施于广庭，与大乐并奏哉。　又按《志》：元丰中，言者以鼓吹害雅乐，欲调治之，合与正声相得。杨杰言：正乐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气、格降上神、移变风俗，而鼓吹者，军旅之乐耳。盖鼓角横吹，起于西域，圣人存四裔之乐，所以一天下也；存军旅之乐，示不忘武备也。鞮鞻氏掌四裔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车驾所在，则鼓吹与武严之乐陈于门而更奏之，以备警严。大朝会则鼓吹列于宫架之外，其器既异先代之器，而施设概与正乐不同。国初以来，奏大乐则鼓吹备而不作，同名为乐，而用实异。虽其音声间有符合，而宫调称谓不可淆混。故大乐以十二律吕名之，鼓吹之乐则曰正宫之类而已。若以律吕变裔部宫调，则名混同而乐相紊乱矣。遂不复行。　按《礼志》：六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至坛中，宫架乐作，至午阶下版位，西向立，乐止。有司请行事。宫架奏《景安》之乐，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诣罍洗，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乐止。帝搢圭，盥帨讫，乐作，至坛下，乐止。升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殿中监进镇圭，《嘉安》乐作，诣上帝神坐前，再拜。乐止。《广安》乐作，诣太祖神坐前，如上帝仪。登歌乐作，帝降坛，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向立，乐止。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以下奉馔俎，宫架《丰安》乐作，奉奠讫，乐止。再诣罍洗，帝盥帨，洗爵拭爵讫，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禧安》乐作，诣上帝神坐前，执圭，俛伏，兴，乐止。太祝读册，帝再拜讫，乐作。次诣太祖神坐前，如前仪。登歌乐作，帝降自午阶，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向立，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乐止。亚献盥帨讫，《正安》乐作，礼毕，乐止。终献行礼并如上仪，献毕，宫架乐作，帝升自午阶，乐止。登歌乐作，至饮福位，乐止。《禧安》乐作，饮福讫，乐止。帝还位，赐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宫架《宴安》乐作，一成止。宫架乐作，帝诣望燎位，南向立，乐止。礼毕。宫架乐作，帝出中壝门，归大次，乐止。有司奏解严。帝乘舆还青城，将至宣德门，奏《采荠》一曲，入门，乐止。
元丰七年，礼部请冢宰摄行郊祀乐，仍准亲祠。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乐志》：七年正月，诏从协律郎荣咨道请，于奉宸库选玉造磬，令太常审定音律。六月，礼部言：亲郊之岁，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遣冢宰摄事，礼容乐舞谓宜加于常祀。而其乐虡二十、乐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与常岁南北郊上公摄事无异，未足以称钦崇之意。乞自今准亲祀用二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诏可。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定神宗庙乐曰《大明之舞》。按《宋史·哲宗本纪》：八年三月戊戌，即位。十一月丁酉，祔神宗于太庙，庙乐曰《大明之舞》。
哲宗元祐元年，荣咨道以亲祠明堂，请用玉磬。
按《宋史·哲宗本纪》：元祐元年九月辛酉，大飨明堂。按《乐志》：元年，荣咨道言：先帝诏臣制造玉磬，将用于庙堂之上，依旧同编钟以登歌。今年亲祠明堂，请用之，以章明盛典。从之。
元祐三年，范镇上新乐，帝御延和殿，召执政共观赐诏嘉叹以太常言仍用旧制。
按《宋史·哲宗本纪》：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镇定铸律、度量、钟磬以进，令礼部、太常参定。　按《乐志》：三年，范镇乐成，上其所制乐章三、铸律十二、编钟十二、镈钟、衡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并书及图法。帝与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诏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皆往观焉。赐镇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谨在。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为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镇为《乐论》，其自叙曰：臣昔为礼官，从诸儒难问乐之差谬，凡十馀事。厥初未习，不能不小牴牾。后考《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贯穿，悉取旧书，去其牴牾。掇其要，作为八论。其《论律》、《论黍》、《论尺》、《论量》、《论声器》，言在《律历志》。《论钟》曰：夫钟之制，《周官·凫氏》言之甚详，而训解者其误有三：若云：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则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误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之间，则舞间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间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既言鼓间与舞佾相应，则鼓与舞皆六，所云钲六、舞四，其误二也。又云：鼓外二，钲外一。彼既以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故从而穿凿，以迁就其说，其误三也。今臣所铸编钟十二，皆从其律之长，故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以为钟之身。钲者，正也，居钟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为之鼓，上去二以为之舞，则钲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隧、甬、衡、旋虫，钟之文也，著于外者也；广、长、空径、厚、薄、大、小，钟之数也，起于内者也。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经》，差之毫釐则声有高下，不可不审。其镈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钟无大小、无厚薄、无金齐，一以黄钟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钟最薄而轻。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声者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论磬》曰：臣所造编磬，皆以《周官·磬氏》为法，若黄钟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长而三分损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长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声，不亦远乎。钟有齐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为之长短、厚薄，而其声和，此出于自然，而圣人者能知之，取以为法，后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则不足为法矣。特磬则四倍其法而为之。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臣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论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丝、竹，是八物者，生天地间，其体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圣人制为八器，命之商则商，命之宫则宫，无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间至相戾之物无不同，此乐所以为和而八音所以为乐也。乐下太常，而杨杰上言：元丰中，诏范镇、刘几与群臣详议郊庙大乐，既成而奏，称其和协。今镇新定乐法，颇与乐局所议不同。且乐经仁宗帝作，神考睿断，奏之郊庙、朝廷，盖已久矣，岂可用镇一说而遽改之。遂著《元祐乐议》以破镇说。其《议乐章》曰：国朝大乐所立曲名，各有成宪，不相淆杂，所以重正名也。故庙室之乐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类是也。今镇以《文明》之曲献祖庙，以《大成》之曲进皇帝，以《万岁》之曲进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难以施于宗庙、朝廷。《议宫架加磬》曰：镇言：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按《唐六典》：天子宫架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庙与殿庭同。凡中宫之乐，则以大磬代钟，馀如宫架之制。今以镈钟、特磬并设之，则为四十八架，于古无法。皇帝将出，宫架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皇帝兴，宫架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未闻皇帝出入，以特磬为节。《议十六钟磬》曰：镇谓：清声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徒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钟，厚薄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箫、笛、埙、篪、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　按《范镇传》：镇于乐尤注意，自谓得古法，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司马光谓不然，往复论难，凡数万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下王朴乐三律。皇祐中，又诏胡瑗等考正。神宗时诏镇与刘几定之。镇曰：定乐当先正律。神宗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釜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赐赉有加。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是，乃请大府铜为之，逾年而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赐诏嘉奖。下之太常，诏三省、侍从、台阁之臣，皆往观焉。镇时已属疾，乐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忠文。　按《杨杰传》：杰官太常。神宗诏秘书监刘几、礼部侍郎范镇议乐，几请命杰同议。杰言大乐七失，并图上之。神宗下几、镇参定，镇不用杰议，自制。乐成，诏褒之。哲宗即位，议乐，又用范镇说。杰复破镇乐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钟磬之非。又论镇以黑黍用秠律、铜量，叩之不合黄钟，以世无真黍，用大府尺为乐尺，下旧乐三律。杰在神宗时与镇异议，至是复攻之，镇之乐律卒不用。按《文献通考》：元祐初，镇用房庶律法上所定乐，下诏褒美。杨杰言：按《尔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法律有用秬黍之文，无用秠之说。以为必得秠，然后制律。未之前闻。镇所造铜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龠，上三下二，与汉制符矣。《汉志》量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声中黄钟，覆斛亦中黄钟之宫。臣叩镇所造铜量，其声不与黄钟合，则非汉制也。黄帝命伶伦断竹节两间，听凤之鸣，以为律吕。此造律之本也。初无用黍之法，至汉制乃有用黍之制。镇以为世无真黍，乃用大府尺以为乐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实下旧乐三律矣。其可用乎。镇乐律卒不行。
元祐四年，始命大乐正叶防撰朝会二舞仪。
按《宋史·哲宗本纪》：四年十二月癸丑，更定朝仪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　按《乐志》：四年十二月，始命大乐正叶防撰朝会二舞仪。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变：舞人去南表三步，总干而立，听举乐，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顾作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以干戈相击刺，足不动；再鼓，皆回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进，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执干当前，右手执戈在腰为进旅；再鼓，各相击刺；再鼓，各退身复位，整其干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转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击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节乐则蹲。第二变：听举乐，依前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贲趫速之状；再鼓，各转身向里相击刺，足不动；再鼓，各转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陈其干戈，左右相顾为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并入行，以八为四；再鼓，皆两两对相击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扬其干戈；再鼓，交相击刺；再鼓，皆总干正立，遇节乐则蹲。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台讲武；再鼓，皆击刺于东南；再鼓，皆按盾举戈，东南向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击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举戈，南向而望，以象杭、越来朝，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击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北向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击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向而望，以象肃清银、夏；再鼓，皆舞，进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尽即止，以象兵还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变：舞人立南表之南，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皆右顾右揖；再鼓，皆开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辞，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顾，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再鼓，皆左顾，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为固辞；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并立；再鼓，皆俛身相顾，初谦，合手当胸；再鼓，皆右侧身、左垂手为再谦；再鼓，皆左侧身、右垂手为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遇节乐则蹲。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为初辞；再鼓，皆舞，辞如上仪；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再鼓，相向；再鼓，皆顾为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节乐则蹲。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趋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初辞；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顾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躬而授之，正立，节乐则蹲。凡二舞缀表器及引舞振作，并与大祭祀之舞同。协律郎陈祈按阅，以谓节奏详备，自是朝会则用之。
元祐八年，诏增稷坛乐。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乐志》：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言：臣尝奉社稷之祠，亲睹陈设，初疑其阙略不备，退而考元祐祀仪，乃与所亲见者合焉。其登歌之乐，虽有钟、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属，独陈太社坛上，而太稷阙焉。夫宫架不备，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公》制祭祀之法，则有灵鼓以鼓之，有帗舞以舞之，有太簇、应钟、《咸池》以极其歌舞之节，此乐文之备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于开元，亦循三代之遗法，于坛之北，宫架备陈，别异天神，中建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礼，凡祭祀太社、太稷，宜仿《周官》及《开元礼》文，于坛之北备设宫架，钟、匏、竹各列二坛，南架之内，更植灵鼓。于是集侍从、礼官议增稷坛乐，而添用宫架之说不行。　按《礼志》：三年，从博士孙谔言，祭太社、太稷，皆设登歌乐。
元符元年，学士院上乐章又诏复元丰乐制。
按《宋史·哲宗本纪》：元符元年夏四月壬寅，学士院上《宝玺》、《灵光》、《翔鹤》乐章。　按《乐志》：元年十一月，诏登歌、钟、磬并依元丰诏旨，复先帝乐制也。
按《文献通考》：哲宗受传国宝，命官改制乐章，凡三章。大朝会，上寿，用之。其一永昌，其二神光，其三翔鹤。元符二年，诏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改造乐器，教习登歌。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乐志》：二年正月，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以太常少卿张商英荐其知乐故也。初，良辅在元丰中上《乐书》五卷，其书分为四类，以谓：天地兆分，气数爰定。律厥气数，通之以声。于是撰《释律》。律为经，声为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相为宫，七音运生。于是撰《释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故经之以六律，纬之以五声。声律相协，和而无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于是撰《释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数施设，象隐于形。考器论义，道德以明。于是撰《释器》。类各有条，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经传，精以讲思，颇益于乐理，文多，故弗著焉。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定哲宗庙乐学士院并奏撰山陵乐章。
按《宋史·徽宗本纪》：元符三年正月，即位。八月癸亥，祔哲宗神主于太庙，乐曰《大成之舞》。　按《乐志》：三年七月，学士院奏：太常寺鼓吹局应奉大行皇帝山陵卤簿、鼓吹、仪仗，并严更、警场歌词乐章，依例撰成。灵驾发引至陵所，仙吕调《导引》等九首，已令乐工协比声律。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