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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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典第一百七十二卷

明堂祀典部汇考三

唐高祖武德年，祀明堂，以元帝配。
按《唐书·高祖本纪》不载。按《礼乐志》：武德中，季秋祀五方天帝于明堂，以元帝配。〈又〉季秋大享于明堂，天子亲祠不能，则有司摄事。五方帝大享于明堂，太尊实汎齐，著尊实醴齐，牺尊实盎齐，山罍实酒，各二。五人帝从享于明堂，以著尊实醴齐，皆二。祀以四圭有邸，与配帝之币皆以苍。五方帝，笾八、豆八、簋一、簠一、豋一、俎一。五人帝，笾四、豆四、簋一、簠一、俎一。按《旧唐书·礼仪志》：武德初季秋，祀五方天上帝于明堂，元帝配，牲用苍犊二。五人帝、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
太宗贞观五年，议立明堂制度。
按《唐书·太宗本纪》不载。按《礼乐志》：隋无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坛。唐高祖、太宗时，寓于圆丘。贞观中，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议：从昆崙道上层以祭天，下层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侍中魏徵以谓：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虽异，而以为如此者多同。至于高下广狭大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又〉唐初《贞观礼》：李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又〉贞观初，明堂以高祖配。
按《旧唐书·礼仪志》：高祖受禅，不遑创仪。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贞观五年，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上言曰：臣伏寻前敕，依礼部尚书刘伯庄等议，以为从昆崙道上层祭天。又寻后敕云：为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皆名基上曰堂，楼上曰观，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楼、明观，其义一也。又明堂法天，圣王示俭，或有剪蒿为柱，葺茅作盖。虽复古今异制，不可恒然，犹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为稿秸，器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古之文，实堪疑虑。按《郊祀志》：汉武明堂之制，四面无壁，上覆以茅。祭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无四壁，未审伯庄如何云上层祭神，下有五室。且汉武所为，多用方士之说，违经背正，不可师祖。又卢宽等议云：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相仪接神不敬，步往则劳曳圣躬。侍卫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以求己长。伏以国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群臣详议。侍中魏徵议曰：稽诸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百虑一致，异轸同归。洎当涂膺箓，未遑斯礼；典午聿兴，无所取则。裴頠以诸儒持论，异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适从，遂乃以人废言，止为一殿。宋、齐即仍其旧，梁、陈遵而不改。虽严配有所，祭享不匮，求之典则，道实未弘。夫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臣等亲奉德音，令参大议，思竭尘露，微增山海。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若据蔡邕之说，则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为，则又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议，非无用舍。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有则象，又事多故实。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人神不杂，礼亦宜之。其高下广袤之规，几筵尺丈之制，则并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廓千载之疑议，为百王之懿范。不使泰山之下，惟闻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独称汉武之图。则通乎神明，庶几可俟，子来经始，成之不日。议犹未决。
贞观十七年，秘书监颜师古上明堂议。
按《唐书·太宗本纪》不载。按《礼乐志》：秘书监颜师古曰：《周书》叙明堂有应门、雉门之制，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其青阳、总章、元堂、太庙、左右个，皆路寝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带弓韣，礼高禖，九门磔禳，国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与《月令》合，则皆在路寝也。《大戴礼》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庙也，此奚足以取信哉。且门有皋、库，岂得施于郊野。谓宜近在宫中。
按《旧唐书·礼仪志》：贞观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断。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徒以战国纵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今之所存，传记杂说，用为准的，理实芜昧。然《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门、雉门，据此一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阳、总章、元堂、太庙及左个、右个，与四时之次相用，则路寝之义，足为明證。《文王居明堂》之篇：带以弓韣，祠于高禖。下九门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农夫，令国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观其所为，皆在路寝者也。《戴礼》：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堂一筵。据其制度，即大寝也。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斯皆路寝之徵，知非别处。大戴所说，初有近郊之言，复称文王之庙，进退无据，自为矛盾。原夫负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库之内，亦何云于郊野哉。《孝经传》云在国之阳，又无里数。汉武有怀创造，询于搢绅，言论纷然，终无定据，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远近，无择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虽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议营创。孔牢等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其实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文，不能分别同异。中兴之后，蔡邕作论，复云明堂太庙，一物二名。郑元则曰：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释例》亦云：明堂太庙，凡有八名，其体一也。苟立同异，竟为巧说，并出自胸怀，曾无师祖。审夫功成作乐，理定制礼，草创从宜，质文递变。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随时之义，断可知矣。假如周公旧章，犹当择其可否；宣尼彝则，尚或补其阙漏。况郑氏臆说，淳于謏闻，匪异守株，何殊胶柱。愚谓不出墉雉，迩接宫闱，实允事宜，谅无所惑。但当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贻范于来叶。区区碎议，皆略而不论。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发德音，久令详议。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为五帝之后，两汉已前，高下方圆，皆不相袭。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何以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廷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昔汉武欲草封禅仪，博望诸生，所说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为其节文，不可谦拒，以淹大典。寻以有事辽海，未暇营创。
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又敕详定明堂形制。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礼乐志》：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按《旧唐书·礼仪志》：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元幽赞，处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应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纪配天之业。且合宫、灵符，创鸿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业。虽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则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其归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聿遵孝享，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稔，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宣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覈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庶旷代阙文，获申于兹日；因心展敬，永垂于后昆。其明堂制度，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秘书官、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郑元议，以为明堂之制，当为五室。内直丞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议，以为九室。曹王友赵慈皓、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诸儒纷争，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议为是，乃令所司详定形制及辟雍门阙等。
按《唐会要》：永徽二年七月癸巳，诏礼官学士，议立明堂。柳宣依郑元议五室，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议九室。赵慈皓、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样。上以九室可依，令所司详定明堂形制大小，阶台高下，及辟雍门阙等制度。
永徽三年，出九室图，令有司损益之。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旧唐书·礼仪志》：永徽三年六月，内出九室样，乃更令有司损益之。有司奏言：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并不用。又内：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春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飨，总于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正。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二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元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元、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其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圆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馀基，共作司约准面别各馀一丈一尺。内：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同，请依为定。其户依古外设而不开。内：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屋盖形制，仍望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色。请施四垣及四门。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三辅黄图》云水广四周，与蔡邕不异，仍云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位》、《阴阳录》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今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陈设，犹恐窄小。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元阃，四角造三重魏阙。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眕等请为五室。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帝曰：明堂之礼，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未果营建。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工部尚书阎立德对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由是且止。
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等，奏正明堂配位。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旧唐书·礼仪志》：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礼官等奏议曰：臣等谨寻方册，历考前规，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预入明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见永徽二年七月，诏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纵圣德，追奉太宗，已遵严配。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率意定仪，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深乖明诏之意，又与先典不同。谨案《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诏意，义在于斯。今所司行令殊为失旨。又寻汉、魏、晋、宋历代礼仪，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元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祀，良为谬矣。故王肃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孝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祀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类，是谓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馀，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岂有生来受职，殁则配之，降尊敌卑，理不然矣。故《春秋传》：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祀典也。《传》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谓祖、宗合祀于明堂也。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南齐萧氏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经，未足援据。又检武德时令，以元皇常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贞观初缘情革礼，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迁世祖专配感帝。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取法崇庙，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搆室有周，建绝代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德迈发生，道符立极。又世祖元皇帝潜鳞韫庆，屈道事周，导浚发之灵源，肇光宅之垂裕。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昔者炎汉高帝，当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请遵故实，奉祀高祖于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黩，拯率土之涂炭，协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请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迁庙；两圣功大，各得配天。远协《孝经》，近申诏意。
显庆二年，定明堂大享，祭昊天上帝。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礼乐志》：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议曰：明堂本以祭天，而郑元以为祭太微五帝。皆谬论也。由是尽黜元说，明堂大享祭昊天上帝。
乾封二年，诏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以高祖、太宗并配。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礼乐志》：乾封二年，诏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又诏明堂，以高祖、太宗并配。
按《旧唐书·礼仪志》：乾封二年二月，详宜略定，乃下诏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绪。奉二圣之遗训，抚亿兆以初临，驭朽兢怀，推沟在念。而上元垂祐，宗社降休，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检玉泥金，升中告禅，百蛮执贽，万国来庭，朝野欢娱，华夷胥悦。但为郊禋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犹阙合宫。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辍寝，讨论坟籍，错综群言，采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赜，斟酌前载，制造明堂。栋宇方圆之规，虽兼故实；度筵陈俎之法，独运财成。宣诸内外，博考详议，求其长短，冀广异闻。而鸿生硕儒，俱称尽善，搢绅士子，并奏该通。创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礼获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时起作，务从折中，称朕意焉。
总章元年，议明堂班制度。不果。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礼乐志》：高宗改元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示欲必立之。而议者益纷然，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而高宗依两议，以帟幕为之，与公卿临观，而议益不一。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设鸱尾，其言益不经，而明堂亦不能立。总章二年复诏示明堂规制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旧唐书·礼仪志》：总章二年三月，又具规制广狭，下诏曰：合宫听朔，阐皇轩之茂范；灵府通和，敷帝勋之景化。殷人阳馆，青圭备礼；姬氏元堂，彤璋合献。虽运殊骊翰，时变质文，至于立天中，建皇极，轨物施教，其归一揆。考图汶上，仅存公玉之仪；度室圭躔，才纪中元之制。属炎精坠驾，璿宫毁籥，四海沦于沸鼎，九土陷于涂原。高祖太武皇帝仗钺唐郊，收钤雍野，纳祥符于苍水，受灵命于丕山。飞沈泳沫，动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协降火而登坛；丰谷断蛇，应屯云而鞠旅。封金岱岭，昭累圣之鸿勋；勒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堂，显庸太室。旁罗八柱，周建四门，木工不琢，土事无文，丰约折衷，经始勿亟，阙文斯备，大礼聿修。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总成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处二仪之中，定三才之本，构兹一宇，临此万方。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徘徊五间。按《尚书》，一期有四时，故四面各一所开门；每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期十有二月，故周回总十二门。所以面别一门，应兹四序，既一时而统三月，故于一舍而置三门。又《周易》三为阳数，二为阴数，合而为五，所以每门舍五间。院四隅各置重楼，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维，故四楼。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异色，故其墙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礼》黄琮礼地。郑元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则知地形八方。又按《汉书》，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登地之坛，形象地，故令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径二百八十尺。按《汉书》，阳为六律，阴为六吕。阳与阴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为阳数，八为阴数。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丈。按《汉书》，九会之数有四十，合为三百八十，所以基径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错综阴阳之数。以明阳不独运，资阴和以助成；阴不孤行，待阳唱而方应。阴阳两顺，天地咸亨，则百宝斯兴，九畴攸序。基每面三阶，周回十二阶，每阶为二十五级。按《汉书》，天有三阶，故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故周回十二阶。又按《文子》，从凡至圣，有二十五等，故每阶二十五级。所以应符星而设阶，法台耀以疏陛，上拟霄汉之仪，下则地辰之数。又列兹重级，用准圣凡。象皇极之高居，俯庶类而临耀。基之上为一堂，其宇上圆。按《道德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按《汉书》：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又按《周礼》，苍璧礼天。郑元注：璧圆以象天。故为宇上圆。堂每面九间，各广一丈九尺。按《尚书》，地有九州，故立九间。又按《周易》，阴数十，故间别一丈九尺，所以规摹厚地，准则阴阳，法二气以通基，置九州于一宇。堂周回十二门，每门高一丈七尺，阔一丈三尺。按《礼记》，一岁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门。又按《周易》，阴数十，阳数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阳数五，阴数八，故阔一丈三尺。所以调兹玉烛，应彼金浑，叶二气以循环，逐四序而迎节。堂周回二十四窗，高一丈三尺，阔一丈一尺，二十三棂，二十四明。按《史记》，天有二十四气，故置二十四窗。又按《书》，一年十二月，并象闰，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数一，地数十，故阔一丈一尺；又天数九，地数十，并四时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棂。又按《周易》，八纯卦之本体，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象风候气，远周天地之数，曲准阴阳之和。堂心八柱，各长五十五尺。按《河图》，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长五十五尺。耸兹八柱，承彼九间，数该大衍之规，形符立极之制。且柱为阴数，天实阳元，柱以阴气上升，天以阳和下降，固阴阳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为四辅。按《汉书》，天有四辅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内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辅明化，上交下泰，表里相成，叶台耀以分辉，契编珠而拱极。八柱四辅之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易》，天数十，并五行之数合而为二十，故置二十柱。体二仪而立数，叶五位以裁规，式符立极之功，允应刚柔之道。八柱四辅之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记》，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则乾图，上符景宿，考编珠而纪度，观列宿以迎时。八柱四辅之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汉书》，有八节、八政、八风、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调风御节，万物资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区仰而贻则。外面周回三十六柱。按《汉书》，一期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岁时而致用，顺寒暑以通微，璿玑之度无愆，玉历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总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为三才，故置柱长短三等。所以拟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体万物以资生，长短兼运。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礼记》，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为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职设官，翊化资于多士；开物成务，构厦藉于群材。其上监周回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汉书》，九会之数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采坤策之元妙，法甲乙之精微，环回契辰象之规，结构准阴阳之数。又基以象地，故叶策于坤元；柱各依方，复规模于甲子。重楣，二百一十六条。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条。所以规模《易》象，拟法乾元，应大衍之深元，叶神策之至数。大小节及栱，总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汉书》，会月之数，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远采三统之文，旁符会月之数，契金仪而调节，偶璇历以和时。重干，四百八十九枚。按《汉书》，章月二百三十五，闰月周回二百五十四，总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奥义，象举正之芳猷，规模历象，发明章、闰。下枊，七十二枚。按《易纬》，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节，取规贞候，契至和于昌历，偶神数于休期。上枊，八十四枚。按《汉书》，九会之数有七十。又按《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司马彪注：天地四方为六合。总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范二仪，包罗六合，准会阴阳之数，周通气候之源。枅，六十枚。按《汉书》，推太岁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该历数，包括阴阳，采甲乙之深微，穷辰子之元奥。连拱，三百六十枚。按《周易》，当期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准当期之日，顺平分而成岁，应晷运以循环。小梁，六十枚。按《汉书》，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构此虹梁，遐规凤历，旁竦四宇之制，遥符六甲之源。，二百二十八枚。按《汉书》，章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应长历之规，象中月之度，广综阴阳之数，旁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尚书》，五行生数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结栋分间，法五行而演秘；疏楹叠构，叶生数以成规。南北大梁，三根。按《周易》太极生两仪，故置二大梁。轨范乾坤，模拟天地，象元黄之合德，表覆载以生成。阳马，三十六道。按《易纬》，有三十六节，故置三十六道。所以显兹嘉节，契此贞辰，分六气以燮阴阳，环四象而调风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汉书》，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规，合通法之数。是知疏椽构宇，则大壮之架斯隆，积月成年，则会历之规无爽。大招，两重，重别三十六条，总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时，五日一风，一年有七十二风，故置七十二条。所以通规瑞历，叶数祥风，遥符淳俗之源，远则休徵之契。飞檐椽，九百二十九枚。按《汉书》，从子至午，其数九百二十九。所以采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数。且午为阴本，子实阳源，子午分时，则生成之道自著；阴阳合德，则覆载之义兹隆。堂檐，径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纬》云，年有七十二候，合为二百八十八，故径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远承贞候，顺和气而调序，拟圆盖以照临。堂上栋，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数九，地数十，以九乘十，数当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圆清，下仪方载，契阴阳之至数，叶交泰之贞符。又以兹天九，乘于地十，象阳唱而阴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尺。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拟大《易》之嘉数，通惟神之至赜，道合万象，理贯三才。上以清阳玉叶覆之。按《淮南子》，清阳为天，合以清阳之色。诏下之后，犹详议未决。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
仪凤二年，太常卿韦万石请定明堂礼。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按《旧唐书·礼仪志》：仪凤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明堂大享，惟古礼郑元议，祀五天帝，王肃议，祀五行帝。《贞观礼》依郑元议祀五天帝，显庆以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复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礼俱以贞观年礼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礼行事。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未审依古礼及《贞观礼》，为复依见行之礼。时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依违久而不决。寻又诏尚书省及学士详议，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贞观、显庆二《礼》。
中宗嗣圣五年〈即武后垂拱四年〉，武后毁乾元殿，作明堂。按《唐书·武后本纪》：垂拱四年正月庚午，毁乾元殿，作明堂。十二月辛亥，改明堂为万象神宫。按《礼乐志》：
则天始毁东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无复可观，皆不足纪。其后火焚之，既而又复立。
按《旧唐书·礼仪志》：则天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者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撑、棍，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鸑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家神宫。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诏曰：黄轩御历，朝万方于合宫；丹陵握符，咨四岳于衢室。有虞辑瑞，总章之号既存；大禹锡圭，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阳馆以辨方；周室凝图，立明堂以经野。用能范围三极，幽赞五神，展尊祖之怀，申宗祀之典。爰从汉、魏，迨及周、隋、经始之制虽兴，修广之规未备。朕以庸昧，虔膺厚托，受寄于缀衣之夕，荷顾于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属意于阳馆，故宗辅之县，预纪明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总章之号。朕于乾封之际，已奉表上尘，虽简宸心，未遑营构。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处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舟车是凑，贡赋攸均，爰藉子来之功，式遵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比者鸿儒礼官，所执各异，咸以为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国阳明之地。今既俯迩宫掖，恐黩灵祇，诚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朕乃为丙巳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今故裁基紫掖，辟宇彤闱，经始肇兴，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严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负扆临人，则茅宇土阶，取适而已，岂必劳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诚以获执蘋蘩，虔奉宗庙故也。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来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圣，以配上帝。宜令礼官、博土、学士、内外明礼者，详定仪礼，务从典要，速以奏闻。
嗣圣六年〈即武后永昌元年〉，武后享于万象神宫。按《唐书·武后本纪》：永昌元年正月乙卯，享于万象神宫，大赦，改元，赐酺七日。戊午，布政于万象神宫，颁九条以训百官。按《则天皇后传》：永昌元年，享万象神宫，改服衮冕，搢大圭，执镇圭，睿宗亚献，太子终献。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从，以高祖、太宗、高宗配，引魏王士彟从配。班九条，训百官。遂大飨群臣。按《旧唐书·礼仪志》：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兼赐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来贺。嗣圣七年〈即武后载初元年〉，武后亲享明堂。
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按《旧唐书·武后本纪》：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按《礼仪志》：载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复亲飨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政于群后。其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
嗣圣八年〈即武后天授二年〉正月，亲祀明堂。
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按《旧唐书·武后本纪》云云。
按《礼仪志》：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亲祀明堂，

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于是春官郎中韦叔夏奏曰：谨按明堂大享，唯祀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则《礼典》所云大享不问卜，郑元注云谓遍祭五帝于明堂，莫适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郑元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故《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据此诸文，明堂正礼，唯祀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馀神，并不合预。伏惟陛下追远情深，崇禋志切，于明堂享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补前王之阙典，弘严配之虔诚。往以神都郊坛未建，乃于明堂之下，广祭众神，盖义出权时，非不刊之礼也。谨按礼经：其内官、中官、五岳、四渎诸神，并合从祀于二至。明堂总奠，事乃不经。然则宗祀配天之亲，杂与小神同荐，于严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请每岁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请依礼于冬、夏二至，从方丘、圆丘，庶不烦黩。从之。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馀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
嗣圣九年〈即武后天授三年〉正月，亲祀明堂。
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按《旧唐书·武后本纪》云云。嗣圣十年〈即武后长寿二年〉，武后亲享于明堂。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按《则天皇后传》：长寿二年，享神宫，自制大乐，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为亚献，三思为终献。
按《旧唐书·武后本纪》：长寿二年春一月，亲享明堂。嗣圣十一年〈即武后长寿三年〉，武后亲享于明堂。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按《旧唐书·武后本纪》：长寿三年春一月，亲享明堂。
嗣圣十二年〈即武后證圣元年〉，明堂灾。
按《唐书·武后本纪》：天册万岁元年正月，改元證圣。丙申，万象神宫火。
按《旧唐书·武后本纪》：證圣元年春一月丙申夜，明堂灾，至明而并从煨烬。庚子，以明堂灾告庙，手诏责躬。
按《礼仪志》：證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

堂，至曙，二堂并尽。寻时又无云而雷，起自西北。则天欲责躬避正殿。宰相姚璹曰：此实人火，非是天灾。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长；汉武建章，盛德弥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则天乃御端门观酺宴，下诏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无有所隐。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臣闻自古帝王，皆有美恶，休祥所以昭其德，灾变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则休祥屡臻，不可务功而自满；灾变奄降，不可轻忽而靡惊。故殷宗以桑谷生朝，怀惧而自省，妖不胜德，遂立中兴之功；辛纣以省生大鸟，恃福而自盈，祥不胜骄，终致倾亡之祸。故知灾变之生，将自觉悟明主，扶持大业，使盛而不衰。理须祗畏神心，警惧天诫，饬身正事，业业兢兢，则凶往而吉来，转祸而为福。昔殷汤祷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风，宋公忧荧惑之灾，而应三舍之寿，高宗徵雊鼎之异，而享百年之福，此其类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荐臻狎委，非臣所能尽述。日者变生人火，损及神宫，惊惕圣心，震动黎庶。臣谨按《左传》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人火因人而兴，故指火体而为称；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灾言之。其名虽殊，为害不别。又《汉书·五行志》曰：火失性则自上而降，及滥燄妄起。所谓人火。其来虽异，为患实同。王者举措营为，必关幽显。幽为天道，显为人事，幽显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无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宫，复非延火之所。孽煨潜扇，倏忽成灾，虽则因人，亦关神理。臣愚以为火发既先从麻主，后及总章，意将所营佛舍，恐劳而无益。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绀宫，方存汲引。既辟在明堂之后，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构崇大，功多难毕。立像弘法，本拟利益黎元，伤财役人，却且烦劳家国。承前大风摧木，天诫已显；今者毒燄冥炽，人孽复彰。圣人动作，必假天人之助，一兴工役，二者俱违，厥应昭然，殆将缘此。臣以为明堂是正阳之位，至尊所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会，神灵依凭。营之可曰大功，损之实非轻事，既失严禋之所，复伤孝理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犹申寅畏之旨，群寮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岂合承恩耽乐，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圣德，睹变憎惶，神体克宁，岂非深悦。但以火气初止，尚多惊惧，馀忧未息，遽以欢事遏之。臣恐忧喜相争，伤于情理。故传曰：可忧而为乐，取忧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墉，积阴之气，祈之以禳火灾。火，阳之气，欢乐阳事，火气方胜，不可复兴阳事。臣闻灾变之兴，至圣不免，聿修其德，来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称，当弥勒初成佛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实非君臣之正论。晻昧王化，无益万机。夫天道虽高，其察弥近；神心虽寂，其听弥聪。交际皇王，事均影响。今大风烈火，谴告相仍，实天人丁宁，匡谕圣主，使鸿基益固，天禄永终之意也。伏愿陛下乾乾在虑，翼翼为怀，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审其致灾之理，详其降眚之由，无瞢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靡穷，幸甚，幸甚。则天寻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绕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
嗣圣十三年〈即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复作明堂改名通天宫按《唐书·武后本纪》：万岁通天元年腊月甲申，封于神岳。改元曰万岁登封。三月丁巳，复作明堂，改曰通天宫。大赦，改元，赐酺七日。
按《旧唐书·礼仪志》：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其年，祷铜为九鼎。
嗣圣十四年〈即武后神功元年〉正月，享于明堂。四月，置九鼎于通天宫。
按《唐书·武后本纪》：神功元年四月，置九鼎于通天宫。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按《旧唐书·武后本纪》：万岁通天二年正月，亲享明堂。夏四月，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按《礼仪志》：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永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车源，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咸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宗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元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南北衙宿卫兵十馀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时又造大仪钟，敛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贵于质朴，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为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于通天宫。以契丹破灭，九鼎初成，大赦。改元为神功。
嗣圣十六年〈即武后圣历元年〉正月，亲享于明堂。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按《旧唐书·武后本纪》：圣历元年正月，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按《礼仪志》：圣历元年正月，又亲享及受朝贺。寻制：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司礼博士辟闾仁諿奏议曰：谨按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礼记·玉藻》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于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下、诸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则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而郑元注《玉藻》听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听朔，必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郑注之误也。故汉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谓宣布时令，告示下人，其令词云其帝其神耳。所以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时而务其业。每月有令，故谓之《月令》，非谓天子月朔日以配帝而发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诸侯之礼也。故《春秋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又郑注《论语》云：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是诸侯之礼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闻也。按郑所谓享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虽并功施于人，列在祀典，无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谨检《礼记》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为代无明堂，故无其告朔之礼，则《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则无明堂而著其享祭，何为告朔独阙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则周、秦有明堂，而经典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历观今古，博考载籍，既无其礼，不可习非。望请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国经。窃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非所谓颁告朔、令诸侯、使奉而行之义也。凤阁侍郎王方庆又奏议曰：谨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盖所以顺天气，统万物，动法于两仪，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虽有五名，而以明堂为主。汉代达学通儒，咸以明堂、太庙为一。汉左中郎将蔡邕立议，亦以为然。取其正室，则谓之太室；取其向阳，则谓之明堂；取其建学，则谓之太学；取其圜水，则谓之辟雍。异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总受十二月之政，还藏于祖庙，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诸侯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月取一政而行之。盖所以合阴阳、顺天道也。如此则祸乱不作，灾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称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礼告庙，则谓之告朔；听视此月之政，则谓之视朔，亦曰听朔。虽有三名，其实一也。今礼官议称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谨按《春秋》：文公六年闰十月，不告朔。《谷梁传》曰：闰，附月馀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传》云：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臣据此文，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宁有他月而废其礼者乎。博考经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礼·太史》职云：颁告朔于邦国。闰月，告王居门终月。又《礼记·玉藻》云：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并是天子闰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礼官又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无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谨按《玉藻云》：元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郑注云：朝日，春分之时也。东门，皆谓国门也。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帝而听朔焉，卒事，反宿于路寝。凡听朔，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谓今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及布政，自是古礼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于明堂，其义昭然，犹未行也。即如礼官所言，遂阙其事。臣又按《礼记·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旧说，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问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时迎气，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礼官立议，王惟岁首一入耳，与先儒既异，臣不敢同。郑元云：凡听朔告其帝。臣愚以为告朔之日，则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则灵威仰，夏则赤熛怒，秋则白招拒，冬则汁光纪，季月则含枢纽也，并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于其月而享祭之。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犹可识其礼，羊亡其礼遂废，故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汉承秦灭学，庶事草创，明堂、辟雍，其制遂阙。汉武帝封禅，始造明堂于泰山，既不立于京师，所以无告朔之事。至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庶几复古，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于明堂，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馀人助祭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汉末丧乱，尚传其礼。爰至后汉，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董卓西移，载籍湮灭，告朔之礼，于此而坠。暨于晋末，戎马生郊，礼乐衣冠，扫地总尽。元帝过江，是称狼狈，礼乐制度，南迁盖寡，彝典残缺，无复旧章，军国所资，临事议之。既阙明堂，宁论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为《礼论》，虽加编次，事则阙如。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业中炀帝命学士撰《江都礼集》，只抄撮礼论，更无异文。《贞观》、《显庆礼》及祠令不言告朔者，盖为历代不传，其文遂阙，各有由绪，不足依据。今礼官引为明證，在臣诚实有疑。陛下肇建明堂，幸遵古典，告朔之礼，犹阙旧章，钦若稽古，应须补葺。若每月听政于明堂，事亦烦数，孟月视朔，恐不可废。上又命奉常广集众儒，取方庆、仁諿所奏，议定得失。当时大儒成均博士吴扬吾、太学博士郭山恽曰：臣等谨按《周礼》、《礼记》及《三传》，皆有天子告朔之礼。夫天子颁告朔于诸侯，秦政焚灭《诗》、《书》，由是告朔礼废。今明堂肇建，总章新立，绍百王之绝轨，树万代之鸿规，上以严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时，使人知礼乐，道适中和，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今若因循颁朔，每月依行，礼贵随时，事须沿革。望依王方庆议，用四时孟月日及季夏于明堂修复告朔之礼，以颁天下。其帝及神，亦请依方庆用郑元义，告五时帝于明堂上。则严配之道，通于神明；至孝之德，光于四海。制从之。
嗣圣二十一年〈即武后长安四年〉，命元日，受朝于明堂。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按《旧唐书·礼仪志》：长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朝，停读时令。
神龙元年，祀天地于明堂，以高宗配。
按《唐书·中宗本纪》：神龙元年九月壬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
按《旧唐书·礼仪志》：中宗即位，神龙元年九月，亲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礼毕，曲赦京师。明年驾入京，于季秋大享，复就圜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