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三百五十五卷目录

食货典第三百五十五卷

钱钞部汇考十一

《本草纲目》《古文钱》释名

泉　孔方兄　上清童子　青蚨
李时珍曰：《管子》言：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困，此钱之始也。至周太公立九府泉法，泉体圆，含方轻重，以铢周流四方，有泉之象，故曰泉。后转为钱，鲁褒《钱神论》云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又昔有钱精，自称上清童子、青蚨，血涂子母钱，市物仍自还归，用之无穷。
集解

苏颂曰：凡铸铜之物，多和以锡。《考工记》云，攻金之工，金有六剂是也。药用古文钱铜、弩牙之类，皆有锡，故其用近之。
寇宗奭曰：古钱其铜焦赤有毒，能腐蚀坏肉，非特为有锡也。此说非是，但取周景王时大泉五十及宝货秦半两，汉荚钱大小五铢，吴大泉五百大钱，当千宋四铢二铢，及梁四柱，北齐常平五铢之类，方可用。李时珍曰：古文钱但得五百年之外者，即可用。而唐高祖所铸开元通宝，得轻重大小之中，尤为古今所重。綦毋氏《钱神论》云：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适妇。其性坚刚，须水终始。体圆应天，孔方效地。此乃铸钱之法也。三伏铸钱，其汁不清，俗名炉冻。盖火剋金也，唐人端午于江心铸镜，亦此意也。
气味

辛平有毒。
李时珍曰：同胡桃嚼即碎，相制也。
主治

大明曰：医障明目，疗风赤眼，盐卤浸用，妇人生产横逆，心腹痛，月膈，五淋，烧以醋淬用。
陈藏器曰：大青钱煮汁服，通五淋，磨入目，主盲障，肤赤。和薏苡根煮服，止心腹痛。
发明

寇宗奭曰：古钱有毒，治目中障瘀，腐蚀坏肉，妇人横逆产，五淋，多用之。予少时常患赤目，肿痛数日不能开，客有教以生姜一块洗净去皮，以古青铜钱刮汁点之，初甚苦，热泪蔑面，然终无损，后有患者教之往往疑惑，信士点之无不一点遂愈，更不须再。但作疮者，不可用也。
李时珍曰：以胡桃同嚼食二三枚，能消便毒，便毒属肝。金伐木也。
附方

时气欲死，大钱百文，水一斗，煮八升，入麝香末三分，稍饮至尽，或吐，或下愈。〈肘后方〉
时气温病，头痛，壮热，脉大，始得一日者，比轮钱一百五十七文，水一斗煮取七升，服汁，须臾复以水五升更煮一升，以水二升投中，合得三升，出钱饮汁，当吐毒出也。〈方同上〉
心腹烦满及胸胁痛欲死者，比轮钱二十枚，水五升，煮三升，分三服。〈方同上〉
急心气痛：古文钱一个打碎，大核桃三个同炒热，入醋一碗冲服。〈杨诚经验方〉
霍乱转筋：青铜钱四十九枚，木瓜一两，乌梅炒五枚，水二盏，煎分温服。〈圣济录〉
慢脾、惊风、利痰、奇效，用开元通宝钱背后上下有两月痕者，其色淡黑颇小，以一个放铁匙上，炭火烧四围，上下各出珠子，取出候冷，倾入盏中作一服，以南木香汤送下，或人参汤亦可。钱虽利痰，非胃家所好，须以木香佐之。〈杨仁斋直指方〉
下血不止：大古钱四百文，酒三升，煮二升，分三服。〈普济方〉赤白带下：铜钱四十文，酒四升，煮取二升，分三服。〈千金方〉
小便气淋：比轮钱三百文，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方同上〉
伤水喘急：因年少饮冷水惊恐所致者，古文钱七枚，洗净，白梅七个，水一钟，同浸三宿，空心一呷，良久得吐效。〈仁存方〉
唇肿黑痛，痒不可忍：四文大钱于石上磨，猪脂汁涂，不过数遍愈。〈幼幼新书〉
口内热疮：青钱二十文烧赤，投酒中，服之立瘥。〈陈藏器本草〉
眼赤生疮，连年不愈：古钱一文，生姜石一个，洗净以钱于石上磨蜜取浓汁三四滴在盏，覆瓦上以艾灸瓦内，七壮熏蜜取点之效。〈普济方〉
赤目浮瞖：古钱一文，盐方寸，匕治筛，点之。〈千金方〉目卒不见：钱于石上磨汁，注眦中。〈普济方〉
目生珠管及肤瞖：铜钱青一两，细墨半两，为末，醋丸，白豆大，每以一丸，乳汁，新汲水各少许，浸化点之。〈圣惠方〉
腋下胡臭：古文钱十个，铁线串烧，醋淬十次，入麝香，研末，调涂。〈应急良方〉
跌扑伤损：半两钱五个，火锻醋淬四十九次，甜瓜子五钱，真珠二钱，研末，每服一字，好酒调随上下食前后。〈青囊〉
误吞铁钱：古文铜钱十个，白梅肉十个，淹过即烂，捣丸绿豆大，每服一丸，流水吞下，即吐出。〈圣济录〉百虫入耳：青钱十四文，煎猪膏二合，少少，滴之。〈圣济录〉便毒初起：方见发明下。

《天工开物》《钱》

凡铸铜为钱以利民，用一面刊国号通宝四字，工部分司主之。凡钱通利者，以十文抵银一分，值其大钱当五当十，其弊便于私铸，反以害民。故中外行而辄不行也。凡铸钱每十斤，红铜居六七，倭铅居三四，此等分大略，倭铅每见烈火，必耗四分之一，我朝行用钱高色者，惟北京宝源局黄钱与广东高州炉青钱，其价一文敌南直江浙等二文，黄钱又分二等，四火铜所铸曰金背钱，二火铜所铸曰火漆钱，凡铸钱镕铜之罐，以绝细土末和炭末为之，罐料十两土居七而炭居三，以炭灰性煖佐土，使易化物也。罐长八寸，口径二寸五分，一罐约载铜铅十斤，铜先入化，然后投铅洪炉，扇合倾入模内，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匡，土炭末筛，令极细，填实匡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则用松香与清油，然后以
钱百文，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

实合。盖之既合之，后已成面背两匡，随手覆转，则母钱尽落后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实，合上后匡，如是转覆只合十馀匡，然后以绳裍定其木，匡上弦原留入铜眼孔，铸工用鹰嘴钳洪炉提出镕罐，一人以别钳扶抬、罐底相助，逐一倾入孔中，冷定解绳开匡，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走铜如树枝样，挟出逐一摘断，以待磨鎈成钱，凡钱先错边，沿以竹木条直，贯数百文，受鎈后鎈平面，则逐一为之，凡钱高低，以铅多寡分其厚重，与薄削则昭然易见，铅贱铜贵，私铸者至对半为之，以之掷阶石上，声如木石者，此低钱也。若高钱铜九铅一，则掷地作金声矣。凡将成器废铜铸钱者，每火十耗其一，盖铅质先走，其铜色渐高，胜于新铜初化者，若琉球诸国银钱，其模即凿锲铁钳头上，银化之时，入锅夹取，淬于冷水之中，即落一钱。
附铁钱

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起于唐藩镇魏博，诸地铜货不通，始冶为之。盖斯须之计也，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杂伯衰时，则铸铁为钱，并志博物者感慨。

钱钞部总论一

《贾谊·新书》

《铜布》

铜布于下，为天下菑，何以言之。铜布于下，则民铸钱者，大抵必杂石铅铁焉，黥罪日繁，此一祸也。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祸也。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此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阱也。且农事不为，有罪为菑，故民铸钱，不可不禁。止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钱重则盗铸钱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下，其祸博矣。今博祸可除，七福可致。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下，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铜不布下，则伪钱不繁，民不相疑，二。铜不布下，不得采铜，不得铸钱，则民反耕田矣，三。铜不布下，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则钱必治矣，四。挟铜之积，以铸兵器，以假贵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别贵贱，以差上下，则等级明矣，五。挟铜之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挟铜之积，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矣。此谓之七福。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顾退七福而行博祸，可为长太息者，此其一也。

《铸钱》

乃者窃闻吏复铸钱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少者十数家，属知识及吏之所疑系，因榜笞及奔走者，类甚不少。仆未之得验，然其刑必然，抵祸罪者，固乃始耳。此无息时，事甚不少，于上大不便，愿陛下幸无忽。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钱，铸钱之情，非殽铅铁及杂锡铜也，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又易为无异盐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张法虽公铸，舍赐而铸者，情必奸伪也。名曰顾租公铸法也，而实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将何赖焉。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操造弊之势，各隐屏其家而公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此理然也。夫日著以请之，则吏随而掩之，为民设阱，孰积于是。上弗早图之，民势且尽矣。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虽少异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具救乎。且世民用钱，县异而郡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轻小异行，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将使天下操权，族而吏急一之乎。则大烦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势不可施。纵而弗苛乎。则郡县异而市肆不同，小大异用，钱文大乱。夫苟非其术，则何向而可哉。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烦，释其耒耨，冶镕炉炭，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积，吏民且日斗矣。少益于今，将甚不祥，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何以围之。今禁铸钱，钱必还重，四钱之粟，必还二钱耳。重则益铸钱如云而起，则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不胜而禁法数溃，难言已大事也。久乱而费弗早振，恐不称陛下之明，凡治不得应天地星辰，有动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图也。

《盐铁论》《错币》

大夫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知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馀，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威罚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馀，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知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大夫曰：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元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
文学曰：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坊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礼则民闇饰，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政。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裔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申鉴》《时事》

或问货，曰：五铢之制宜矣。曰：今废，如之何。曰：海内既平，行之而已。曰：钱散矣，京畿虚矣，其势必积于远方，若果行之，则彼以无用之钱，市吾有用之物，是匮近而丰远也。曰：事势有不得，官之所急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钱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周而通之，海内一家，何患焉。曰：钱寡矣。曰：钱寡民易矣。若钱既通而不周于用，然后官铸而补之。或曰：收民之藏钱者，输之官牧，远输之京师，然后行之。曰：事枉而难实者，欺慢必众，奸伪必作，争讼必繁，刑杀必深，吁嗟。纷扰之声，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抚遗民，成缉熙也。曰：然则收而积之与。曰：通市其可也。或曰：改铸四铢。曰：难矣。或曰：遂废之。曰：钱实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以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钱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废之，弗得已，何忧焉。

《宋书》《孔琳之传论》

史臣曰：民生所贵，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民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民未漓，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则馀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弊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兼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稌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于汤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与事习，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销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异唐世。桓元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杜佑·通典》《钱币总叙》

货币之兴远矣，夏商以前，币为三品。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权。秦用黄金铜钱为上下二等。汉兴为八铢，或为荚钱，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铢五分，迭废迭用。王莽又设错刀金银龟贝凡数十品。公孙述始作铁钱。魏文帝谷帛相贸。刘备以一当百。孙权以一当千。理道陵夷，则有鹅眼、线环之别；王纲解纽，又有风飘、水浮之异。名目繁杂，不能遍举，缅徵损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为市，非独提挈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历代钱货，五铢为中，一品独行，实臻其要。今钱虽微重于古之五铢，大小斤两，便于时矣。太公既立之于周，退行之于齐，曰：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矣。又管仲曰：三币握之，非有补于温饱也，舍之非有切于饥寒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利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其后言事者，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况当今人疲赋重，康俗济用，莫先于斯矣。

《文献通考》《论历代钱制》

按钱币之权，当出于上，则造钱币之司，当归于一。汉时常令民自铸钱，及武帝则专令上林三官铸之。而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输其铜三官。然钱以铜铁铅锡而成，而铜铁铅锡搬运重难，是以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直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冶铸，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而会子则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之以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覆，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
东莱吕氏曰：泉布之设，乃是阜通财货之物，权财货之所由生者。考之于古，如管子论禹汤之币，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金，皆缘凶年，故作币救民之饥。考之周官司市，凡国有凶荒，则市无征而作布。又考单穆公谏景王之说，古者天灾流行，于是量资币，权轻重，作币以救民。以管子与周礼单穆公之论，观夏商之时所以作钱币，权一时之宜，移民通粟者，为救荒而设，本非先王财货之本处。论国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则有九年之食，以为财货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论财货，但论九年之积，初未尝论所藏者，数万千缗何故。所谓农桑衣食，财货之本，钱布流通，不过权一时之宜而已。先有所谓谷粟泉布之权，方有所施。若是无本，虽积镪至多，亦何补盈虚之数。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者，皆以谷粟为本，所谓泉布，不过权轻重，取之于民，所以九贡九赋，用钱币为赋甚少，所谓俸禄，亦是颁田制禄，君卿大夫不过以采地为多寡，亦未尝以钱布为禄，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为末作。盖缘钱之用少如制禄，既以田，不以钱，制赋又自以谷粟布帛，其间用钱甚少，所以钱之权轻，唯凶年饥荒，所以作币。先儒谓金铜无，凶年权时作此，以通有无，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论泉布者甚少，到得汉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职之高下，所谓万石千石百石，亦是以谷粟制禄，不过口算。每人所纳，百馀年尚未以钱布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时国用不足，立告缗之法，以括责天下，自此古意渐失，钱币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谷粟为本，以泉布为权，常不使权胜本，所以当时地利既尽，浮游末作之徒少。后世此制坏，以匹夫之家藏镪千万，与公上争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后世贡禹之徒，欲全废此，惟以谷帛为本，此又却是见害惩艾，矫枉过直之论。大抵天下之事，所谓经权，本末常相为用，权不可胜经，末不可胜本。若徒见一时游手末作之弊，欲尽废之，如此则得其一不知其二，后世如魏文帝，当时天下尽不用钱，贡禹之论略已施行，遂有湿谷薄绢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为无用，其意本要重谷帛，反以轻谷帛。天下惟得中适平论最难，方其重之太过，一切尽用，及其废之太过，一切尽不用。二者皆不得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汉至隋，其泉布更易虽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自汉至隋，屡更屡易，惟五铢之法终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时初铸开元钱最得其平。自唐至五代，惟开元之法终不可易。论者盖无不以此为当，以此知数千载前有五铢，后有开元最可用，何故。论太重，有所谓直百当千之钱，论太轻，则有所谓榆荚三铢之钱。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开元铢两之多寡，鼓铸之精密相望，不可易。本朝初用开元为法，其钱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张齐贤为江南转运，务欲多铸钱，自此变开元钱法，钱虽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张齐贤未变之前，所谓太平钱尚自可见，齐贤既变法之后，钱虽多，然甚薄恶不可用。当时务要得多，不思大体，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权归公上，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南齐孔顗论铸钱不可以惜铜爱工，若不惜铜，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循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齐孔顗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或者自缘钱薄恶后论者，纷纷或是立法以禁恶钱，或是以钱为国赋，条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铜爱工，使奸民无利，乃是国家之大利。泉布之法总而论之，如周如秦，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此是钱之正，若一时之所铸，如刘备铸大钱以足军市之财，第五琦铸乾元钱，此是钱之权也。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王莽以龟贝为币，此是钱之蠹也。或见财货之多，欲得废钱，或见财货之少，欲得鼓铸，皆一时矫枉之论，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权一时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创置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于蜀，则可于它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托之于官所以可行。铁钱不便，交子即便，今则铜钱稍轻，行旅非不可挟持，欲行楮币，铜钱却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议者欲以楮币公行参之于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经久之制，今日之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在于钱少，或销为铜器，或边鄙渗漏，或藏于富室。今则所论利害甚悉，财利之用在于贸易。孔顗之论，宜不惜铜爱工，不计多寡，此最的，当推本论之。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于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尽，谷帛有馀，山泽之藏，咸得其利，钱虽少，不过钱重，钱虽重，彼此相权。国家之利，亦孔顗之论，要当寻古义，识经权，然后可也。
水心叶氏曰：钱之利害有数说。古者因物权之以钱，后世因钱权之以物。钱币之所起，起于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后浸多，至于今日，非钱不行。三代以前，所以钱极少者，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谷米布帛蔬菜鱼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然后赖钱币之用，如李悝平籴法，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是时已为多矣。盖三代时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谷粟则布帛，与夫民之所自致者，皆无待于金钱。而民安本著业，金钱亦为无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数以岁计之，亦是临时立法制其多少。后世不然，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布帛则有丈尺之数，谷粟有斛斗之数，其他凡世间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间输贡，州县委藏，商贾贸易，皆主于钱。故后世用钱百倍于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后世不得不多，何者。三代各断其国，以自治一国之物，自足以供一国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不至费心力以营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穷力远须，故《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极，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无所用钱如此，安得不少。后世天下既为一国，虽有州县异名，而无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于四方，则商贾往来，南北互致，又多于前世，金钱安得不多。古者以玉为服饰，以龟为宝，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赐予，则是金尽用黄金，既以玉为服饰，玉是质重之物，以之为饰，过于金珠远矣。汉世犹用金银为币，宣元以后，金币始尽，王莽欲复古制，分三等币，后不复行。至东汉以后，黄金最少，又缘佛老之教盛行，费为土木之饰，故金银不复为币，反皆以为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饰却用金银，故币始专用钱，所以后世钱多，此数者皆钱之所由多，用钱既多，制度不一，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变易，至唐以开元钱为准，始得轻重之中。古钱极轻，今三代钱已无，如汉五铢半两，其在者尤轻薄不可用。盖古者以钱为下币，为其轻易，后世以钱为重币，则五铢半两之类，宜不可用。然太重则不可行，所以开元为轻重之中，唐铸此钱，漫衍天下，至今犹多有之。然唐世无钱尤甚，宋朝则无时不鼓钱，以开元钱为准，如太平天禧钱，又过于开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钱最好，自熙宁以后不甚佳。国初惟要钱好，不计工费，后世惟欲其富，往往减工缩费，所以钱稍恶，若乾道绍兴钱，又不及熙丰远矣。然而唐世所以恶钱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铸，要之利权，当归于上，岂可与民共之。如刘秩之论，与贾谊相似，当汉文帝欲以恭俭致升平，谓天下无用钱处，故不复收其权柄，使吴邓钱得布天下，吴王因之卒乱东南，唐以开元天宝以后，天下苦于用兵，朝廷急于兴利，一向务多钱以济急，如茶酒盐铁等，末利既兴，故自肃代以来，渐渐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于民间。上下相征，则虽私家用度，亦非钱不行。天下之物隐没不见，而通行于世者，惟钱耳。夫古今之变，世数之易，物之轻重，货之贵贱，其间迭往迭来，不可逆知。然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于外，以待之不如，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然自古今之弊相续至于今日，事极则变，物变则反，必须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当如何变。得其决不可易者，废交子，然后可使所藏之钱复出，若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其变通之道，非圣人不能也。

《续文献通考》《论金钱钞》

史臣曰：金人铜钱、交钞之弊，盖有甚者。初用辽、宋旧钱。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严，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缺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若钱法之变，则鼓铸未广，敛散无方，已见壅滞。初恐官库多积，钱不及民，立法广布。继恐民多匿钱，乃设存留之限，开告讦之路，犯者绳以重法，卒莫能禁。州县钱艰，民间自铸，私钱苦恶特甚。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铸大钱，所准加重，百计流通，卒莫获效。济以铁钱，铁不可用，权以交钞，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亦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益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祚亡矣。

《图书编》《钱法》

南齐孔顗论铸钱不可惜铜爱工，又言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实不可易之论也。大概如周如秦，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此是钱之正，若一时之所铸，如刘备铸大钱。
时军用不足，刘巴请铸直百钱，平诸物价，旬月间，府库充足。

第五琦铸乾元钱。
唐肃宗国用不足，币重货轻，琦请铸乾元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

此是钱之权也。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王莽以龟贝为币，此是钱之蠹也。或见货财之多，欲得废钱，或见货财之少，欲得鼓铸，皆一时矫枉之论，不可通行者也。圣祖置宝源局，铸造通宝者二。洪武六年，禁民私铸，申著律令。成祖而后，皆有年号，通宝体郭尽制，轻重适中，彷佛乎五铢，开元之遗，较之八铢半两。赤仄当千，榆荚荇叶，不失之大重，则失之大轻者，相去远甚矣。顾日久而敝，法敝则民玩，容有壅而不布者。今上迩岁既允滇中，按臣之请，又可科臣部臣之奏，乃颁降式钱行各省，直设法经理，一体鼓铸。给散行使，且于凡巧伪之徒，竞相规利，城社奸豪，阻挠钱法。置炉舟中，夜铸明散。任意低昂，希图兴贩者，罪各有差，而捕获者皆有重赏。法禁严矣。宣课等税，轻则尽数收钱，重则银钱中半，与夫大仓给放，商价钱二分兼支。既不病商，亦不扰民，惠泽流矣。然或通之，而辄以塞，或各以其方不相布者，未尽无也。论者谓宜握广铸之柄，申流布之令，收纳兼输矣。而又抑兴贩，以节夫钱之流，折当不行矣。
折当谓行钱所在，有以二当一，以三当二者，遂至以钱为无用而贱之。

而又严责成以疏夫钱之滞，斯钱之利可兴，而钱之弊可釐。弊釐则民宜，民宜则时从，即不必奇羡于目前而息出息入，足下足上，钱神不滞投金捐珠之化，且坐而致。若夫私钱之禁，则既有令而孔顗之言具在也。又何赘焉。

《大学衍义补》《铜楮之币》

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𥼷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𥼷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后世铸金为币之始，然皆因缘水旱以救济饥困，非专以阜通财货也。

又曰：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
臣按三代以前已有币而其币有三等，珠玉、黄金、
刀布是也。刀布则是泉布之制。后世公私通行，以钱而亦兼用金银珠玉，其原盖起于此。是三币也，人君守之，以府库通之，以财贿而以平天下之食货，调适其轻重高下，使之咸得其平。此所以有衡之名欤。后世所谓平准，其义盖出乎此。

太公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臣按后世之钱，其形质外圆内方，始此但未有文耳。九府即《周礼》所载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九官是也。九官皆掌财币之官而所掌者黄金、布帛、钱币三者，黄金以斤名，布帛以匹计，钱币以铢重。故凡货物之出入，其轻重以圜法均而通之，如黄金一斤该钱若干，帛一匹该钱若干之类，是以国家有所用度也。一切财货宝之以金，利之以刀流行之以泉施，布之以布，收聚之以帛，所谓金即方寸，重一斤者，所谓刀即管子所谓刀，为下币者，所谓泉，即圜法也。所谓布帛，即长四丈为匹者，郑氏谓言其器，言其用等语，于本文若不相类，臣不敢以为然。

司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
臣按布即泉也。泉即钱也。钱以权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贾也。故商贾阜盛，货贿而后，泉布得行，当夫凶荒札丧之际，商贾毕聚，而食货阜盛，亦得以济其乏，苏其困矣。故于是时，市无征税，所以来商贾，来商贾所以阜食货，然又虑其无贸易之具也，故为之铸金作钱焉。盖以米谷有丰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铜则无丰歉，可以人力为之，故为之铸钱，使之博食，以济饥也。周官此法，其亦汤禹因水旱铸金币之遗意欤。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
臣按《周礼》掌财之官，非一职而专掌钱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赍载之出入，泉府掌卖买之出入。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

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
臣按钱有文，其制始此。单穆公此言，乃后世论钱货子母相权之说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轻者子也。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贵贱相权而并行焉。盖民之所患有轻重，上则持操纵之，权相权而行之要之，患轻则作重，患重虽作轻，而亦不废重焉。子可废而母不可废故也。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臣按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黄者，然犹有刀布之属，秦一天下之币为二，止用黄金，并以赤金为钱耳。其他皆不用。

汉文帝除盗铸钱，令使得自铸。
臣按后世弛私钱禁始此。夫天生物以养人，如茶盐之类，弛其禁可也。钱币乃利权所在，除其禁则民得以专其利矣。利者争之端也。

是时，吴王濞即山铸钱，富埒天下，后卒叛逆。
臣按钱之为利，贱可使贵，贫可使富，蚩蚩之民，孰不厌贫贱而贪富贵哉。顾无由致之耳。所以致之者，钱也。操钱之权，在上而下无由得之，是以甘守其分耳。苟放其权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则凡厌贱而欲贵厌贫而欲富者，皆趋之矣。非独起劫夺之端而实致祸乱之渊薮也。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武帝时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得磨钱取鋊。
臣按秦世八铢失之太重，汉初榆荚失之太轻，武帝罢三铢钱铸五铢钱，最得轻重之宜。

元帝时，贡禹：请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以寸尺分裂。
臣按布帛以为衣，米谷以为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亡焉者也。顾欲以之代钱，则布帛不免于寸裂，米谷不免于粒弃，织女积缕以成丈匹，农夫积粒以满升斗，岂易致哉。况谷帛有用者也，钱币无用者也。孔琳之所谓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今分谷帛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由是观之贡禹此策，决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谷以代钱用者，官尚当为之禁制，况立为之法乎。

桓帝时，上书者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
臣按刘陶所谓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饥者，以无谷也。臣愿国家定市价，恒以米谷为本，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至于多馀，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则民无苦饥者矣。其馀货贿民之可以有无者，不必计焉。不特此耳，亦可因是以定科差，制赋敛，计工役。

吴孙权始铸当千。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
臣按后世铸大钱始此。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时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设为罔利之计，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己，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宜其卒不可行也。

南齐高帝时，奉朝请孔顗上书曰：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重钱之患在于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之弊在于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以盗铸，而严法不能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所以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四百馀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得货之宜也。以为开置钱府，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则府库以实，国用有储。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其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金银之属，细分之则耗，布帛之属，片析之则废。惟铸铜以为钱物，多则予之以多物，少则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银出于天，币帛成于人，钱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铜，天生者也，铜而成钱，则人为之矣。自古论钱法者多矣。惟南齐孔顗所谓不惜铜不爱工，此二语者，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也。铜出于天，吾无所惜工，成于人，吾无所爱，则其钱之为钱，体质厚而肉好适均，制作工而轮郭周正，造一钱费一钱，本多而工费，虽驱之使铸，彼亦不为矣。况冒禁犯法而盗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来，以铜为泉，或为半两，或为榆荚，或为八铢，或为四铢，不知几变矣。惟汉之五铢为得其中，五铢之后，或为赤仄，或为当千，或为鹅眼綖缳，或为荇叶，又不知其几变矣。惟唐之开元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当三，或以一当十，或以一当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变，惟其质制如开元者，则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伪滋，古钱之存于世者无几，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盗铸之伪物耳。其文虽旧，其器则新，律非无明禁也，彼视之若无作之者，无忌用之者，无疑销古以为今，废真而售赝，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为今之计，莫若拘盗铸之徒以为工，收新造之钱以为铜本，孔顗此说，别为一种，新钱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货，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请先敕所司，遣人分行天下，访缉盗铸所在，亲临其地，拘集其人，免其罪罚，就于其私铸之所，立场开炉，就用其徒以为工，作见丁著役著，籍定期给，廪以食之，置官以督之，如此则铸作之工，不徵于民而得之矣。次敕内帑精选唐宋以来真钱，如开元太平之类，得数百万，发下户部，分散天下，于阛阓市集所在，用绳联贯古钱百文，随处悬挂，以为式样，使小民知如此样者，是为旧钱，非此样者，皆俾其具数赴官，首告官为收之，每伪钱十斤，量偿以新钱六七斤，则民不失利，官得其用，如此则鼓铸之铜不求之民而得之矣。虽然贫民之家仅有千百之钱，恃此以为生计，一日无之则失所恃矣。官府改造动经岁月，彼安能待哉。请于未出令之先，预令内外帑藏拘刷无用之铜器，没入之伪钱，尽行迭赴开炉去处，照样铸造，一年之后，新钱既成，
方行倒换之令，倒换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伪钱尽矣夫。然则天下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剂今日之新规，行之既久，虽不能保其无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无害焉。所以为新制者，当如何曰每钱以十分为重，中间钱文必以古篆，或用年号，或别制佳名，其漫加识，以楷书二字，上书皇下书明，轮郭之旁，周回凿以花纹，每文计用铜十五分，剉磨之馀，去五而存十，新钱既成之后，又令天下输旧钱于官，以易新者，将所得旧钱周以细纹，如新钱制其漫，亦划以二字，或两旁，或上下，然后散之，仍诏告天下，非此二样，钱不许用，而又申明废铜赴官中卖之律，鉟销为器者有禁，漏出外国者有刑，如此则钱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兴作必约工计本，今耗铜而费工，其多如此，国家何利之有。臣故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之，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
臣按太公圜法，凡泉轻重以铢，今之一两，即古之二十四铢，计一钱则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则今一钱为古之七铢，以上凡造一钱，用铜一钱，此开元通宝所以最得轻重大小之中也。此后之钱如宋元、太平、淳化之类，皆仿此制，至今行之，后有作者，皆当准此，以为常法。

元宗开元二十二年，欲仿汉文，不禁私铸，敕百僚详议可否。录事参军刘秩议曰：管子谓刀布为下币，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夫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制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繇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不重禁，不足以惩息。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也。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汉文帝放铸而海内富庶，唐高宗私铸者抵死，邻保从坐，亦不闻其大治，何也。利之为利，处义之下，害之上，利以为人，则上和于义，而利在其中，利以为己，则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是故圣人之制事，无往而不以义，惟义是主，择其有利于人者而定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天地间为利之途辙孔多，钱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谓贫可使富，贱可使贵，死可使生之具，神通之物也。上之人苟以利天下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于旁落。上焉者不至，为刘濞以灭家，下焉者不至，为邓通以亡身，则利权常在上，得其赢馀，以减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赈贫穷，惠鳏寡，使天下之人，养生送死皆无憾，是则人君操利之权，资以行义，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获其利也。《易》曰利者，义之和，岂不信然，所谓操之之权，奈何。刘秩曰：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制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繇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繇乎是，是也。

宪宗元和中，敕禁私贮见钱，不许过五千贯。
臣按昔人有言，买田者志于吞并，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蓄钱者志于流通，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宪宗徒以钱重物轻之故，立蓄钱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铸钱，民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乃立监铸钱，凡民间铜器佛像皆毁以铸钱。
臣按世宗毁佛像以铸钱，毅然不惑，可谓刚明之主。

宋初，钱文曰：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后，又铸：太平通宝，自后改元，必更铸，以年号为文。
臣按铸钱，以年号为文，始于刘宋孝建。宋自开宝，每更一号，必铸一钱，故每帝皆有数种钱，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号，而铸十种钱。呜呼。铸铜以为钱，国固享其利矣，然铜炭于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于民，民得无受其害乎。矧供给官吏，监督匠役，镕液耗损，造作违式，辇运致远，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繇是观之，则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民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害，已我圣祖未建极之前，即创大中通宝，既登基之后，又铸洪武通宝，暨太宗铸永乐通宝，宣宗铸宣德通宝，百年之间，仅此四种钱，自时厥后，未闻有所铸造，然亦未见民用之乏，国用之亏也。

宋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国用日耗。
臣按刘秩有言，铸钱之用不瞻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繇在于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
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官，禁之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公钱不破则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矣。宋朝铸钱比前代为多，天下置监铸钱，总二十六处，计其最多之年，岁课至五百四十九万贯，韶州永通一监岁造八十万贯，他可知矣。大抵国计仰给于此，所以当时铜禁最严，销钱为器者有罪，漏钱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铜之严，所以致铜之多，铜多则贱，贱则易致，鼓铸虽烦，而民不至于甚困。王安石一变其法，而国用日耗，为政者乌可轻变成法哉。〈以上言钱〉

《周礼》：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四曰听称，谓以傅别。
臣按傅别谓券书也。称谓贷之以物责，谓责其所偿，此乃后世契券文约之始。特民间私相以为符验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券书以通货物之有无，与后世交会楮钞其用虽不同，而其以空文质实货，其原盖兆于是矣。

汉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县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贾，财或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请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臣按后世楮币肇端于此，然其用皮为币，用之以荐璧，以朝觐聘享，尔非以此为用也。其制虽与后世楮钞不同，然不用金银铜锡为币，而以他物代之，则权舆于此也。

唐宪宗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臣按此楮法所繇起也。然委钱而合券，以取而钱，与券犹是二物，非若今之钞，即以钞为钱而用之也。

宋太祖时，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所繇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寻制便钱务。
臣按此即唐人飞钱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于民之给受有停滞之弊，于钱之出入有减换之弊耳。

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
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益州交子务。
臣按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未有用他物者，用楮为币始于此，且楮之造始于汉，三代以来未有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简竹册，以书字，唐王玙乃用为假钱，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铜钱而为行使之币哉。作俑者寇瑊而成之者薛田，张若谷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伦之智与太公之法并行于天下，后世噫可叹也哉。

天圣中，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至神宗时，改交子务为钱引务。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换，谓之界，更换之际，新旧相易，上下相关，不免劳扰。我朝钞法一定而不更，可谓便矣。

神宗朝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以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臣按宋朝交会，皆是用官钱，为本至金元之钞，始取料于民，不复以钱为本矣。

高宗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会子，不特此也。又谓之钱引，又谓之关子，又谓之关会，其实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飞钱合券，特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盖执券以取钱，而非以券为钱也。宋自真宗以后，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后，东南始有会子，而始直以纸为钱矣。

高宗论交子之弊，曰如沈该称提之说，但官中常有百万缗，遇交子减价，自买之，即无弊矣。
臣按称提之说，犹所谓平准也。平准以币权货之低昂，而称提则以钱权楮之通塞。今世钞法，遇有不行，亦可准此称提之法。出内帑钱以收之，则流行矣。

绍兴末年，会子行未有两淮、湖广之分。乾道初，户部侍郎林安宅乞别给会子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越至他路。
臣按宋朝会子始有川引，其后又有淮会、湖会。呜呼。交会之设，以虚易实，以假博真，固非圣人以至诚治天下之意，而况又拘其地，以限之，惟欲足吾
用，不复顾义之可否，与民之有无，三代以前无此事也。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钞，自一贯至十贯五等，谓之大钞；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其后罢七年釐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换之。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书号，右书料其外，篆书曰：伪造者斩，告捕者赏。衡阑下书：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文移，及纳钱换钞，纳钞换钱等，官司四围画龙鹤为饰。
臣按楮币在唐谓之券，在宋谓之交会，而钞之名则始于此。今世钞式，盖权舆于兹云。考宋之交会，南渡后取纸于徽池，犹是别用纸为之，而印文书字于其上，金元之钞，则是以桑皮就造为钞，而印以字纹也。

元世祖，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其后，又造中统元宝钞。以十计者四等，以百计者三等，以贯计者二等。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
臣按元交钞之制，银五十两易钞千两，是银一两直钞二十两也。中统元宝钞，两贯同白银一两，其所直银亦与交钞同焉。

至正十年，诏曰：世祖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厥后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兹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民用匮乏。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十一年，又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既而海内大乱。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
臣按天生物以养人，付利权于人君，俾权其轻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为一人之私奉也。人君不能权其轻重，致物货之偏废，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况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哉。甚非天意矣。自宋人为交会，而金元承之，以为钞，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乎。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计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职矣。况上之人自为之哉。民初受其欺，继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黾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钱之息，并与其所费三五钱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亏国用，而致乱亡之祸。如元人者可鉴也。已然则钞法终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执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何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中古之世，周立圜法，亦兼以黄金布帛二者为言，虽以王莽亦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后世专用铜楮二者为币，而不准以金银，是以用之者无权而行之既久，不能以无弊，故其立法之始，未尝不善，然皆以不善终之。古今一律也。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百年于兹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革伪钱之策，臣既陈于前矣。所以通行钞法者，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盖自国初以来，有银禁，恐其或阂钱钞也，而钱之用不出于闽广。宣德正统以后，钱始用于西北，自天顺成化以来，钞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宝钞属镪之形，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以复初制之旧，非用严刑不可也。然严刑非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于一时，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于悠久也。盖本天之理，制事之义，以为民之利，因时立法，随时以处中，圣贤制事之权也。窃以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虽物生有丰歉，货殖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如此，则官籍可稽而无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无欺诒之患，商出途贾居市，皆无折阅之亏矣。既定此制之后，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银之成色，以火试，白者为准，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盖亦庶几焉。臣愚私见如此，盖因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量度以取中而取裁于上，非敢自以为是而辄变成法也，
可行与否。请询之众论而断以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