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四十九卷目录

食货典第一百四十九卷

赋役部艺文二

《较赋役策》宋·苏轼

自两税之兴，因地之广狭瘠腴而制赋，因赋之多少而制役，其初盖甚均也。责之厚赋则其财足以供，责之重役则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轻重厚薄，一出于地，而不可易也。户无常赋，视地以为赋。人无常役，视赋以为役。是故贫者鬻田则赋轻，而富者加地则役重，此所以度民九之所胜，亦所以破兼并之门，而塞侥倖之源也。及其后世，岁月既久，则小民稍稍为奸，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则虽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户之赋，官知其为赋之多少，而不知其为地之几何也。如此则增损出入，惟其意之所为。官吏虽明，法禁虽严，而其势无由以止绝。且其为奸常起于贸易之际，夫鬻田者，必穷迫之人，而所从鬻者，必富厚有馀之家。富者恃其有馀而邀之，贫者迫于饥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赋，有田者方其穷困之中，苟可以缓一时之急，则不暇计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又其奸民欲以计免于赋役者，割数亩之地，加之以数倍之赋，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数十年来，天下之赋，大抵淆乱。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赋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侥倖而免，则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侥倖者如此之众，则其不幸而受弊者从可知矣。三代之赋，以什一为轻。今之法，本不至于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赋敛为病者，岂其岁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于此欤。虽然，天下皆知其为患而不能去。何者。势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广狭瘠腴，而更制其赋之多寡，则奸吏因缘为贿赂之门，其广狭瘠腴，亦将一切出于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议，而臣以为此最易见者，顾勿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数，其所直之数，必得其广狭瘠腴之实，而官必据其所直之数，而取其易田之税，是故欲知其地之广狭瘠腴，可以其税推也。久远者不可复知矣。其数十年之间，皆足推较求之。故府犹可得而见，苟其税多者，则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则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赋少，其役轻，与夫人亡而赋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给其赋，重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实之直而书之契。则夫自今以往，贸易之际为奸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与凡赋之所宜多少，而以税参之。如此则一持筹之吏，坐于帐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虚实。不过数月，而民得以少苏。不然十数年之后，将不胜其弊，重者日以轻，轻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终也。

《上神宗皇帝书》前人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䲭，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役均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而为商贾，事势当耳。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论给田募役状》前人

元丰八年十二月某日，朝奉郎、礼部郎中苏轼状奏：臣窃见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而有司奉行过当，通计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之几十六七年，常积而不用，至三千馀万贯石。先帝圣意固自有在，而愚民无知，因谓朝廷以免役为名，实欲重敛，斯言流闻，不可以示天下后世。臣谓此钱本出民力，理当还为民用，不幸先帝升遐，圣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见其积，未见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当追探其意，还于后法中散之，以塞愚民无知之词，以兴万世无穷之利。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如退摊户绝没纳之类，及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闻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更相駮难，遂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盖有五利。朝廷若依旧行免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钱，因积所省，益买益募，要之数年，雇钱无几，则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其利一也。应募之名，正与弓箭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重犯法缓，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若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纾，其利三也。钱积于官，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恩德显白，其利五也。独有二弊。贪吏狡胥，与民为奸，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暂出应役，一年半岁，即弃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虑，见利忘患，闻官中买田募役，即争以田中官，以身充役，业不离主，既初无所失，而骤得官钱，必争为之。充役之后，永无休歇，患及子孙，此二弊也。但当设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决不可废。今日既欲尽罢宽剩钱，将来无继而系官，田地数目不多见在，宽剩钱虽有三千万贯石，而兵兴以来，借支几半。臣今擘画，欲于内帑钱帛中支还兵兴以来所借钱斛，复完三千万贯石上于河北、河东、陕西被边三路，行给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间，役减大半。农民完富，以备缓急，此无穷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马者，给田二顷半，以躯命偿官，且犹可募，则其馀色役，召募不难。臣谓良田二顷，可募一弓手。一顷可募一散从官，则三千万贯石，可以足用。谨具合行事件，画一如左。
一：给田募役，更不出租，依旧纳两税，免支移折变。一：今来虽以一顷二顷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临时相度添展亩数，务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获稍优，则其法坚久不坏。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无赏罚，则官吏不任其责，缪悠灭裂，有名无实。若有赏罚，则官吏有所趋避，或抑勒买田，或召募浮浪，或多买瘠薄，或取办一时，不顾后患。臣今擘画，欲选才干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属县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伦理，一州既成伦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转运提刑常切提举，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觉察，重赐行遣。
一：应募役人，大抵多是州县百姓，所买官田，去州县太远，即久远难以召募，欲乞所买田，并限去州若干里，去县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卖田，如系所限去州县里数内，仍及所定顷亩，或两户及三户相近，共及所定顷亩数目，亦可即须先申官令佐亲，自相验委，是良田方得收买。如官价低小，即听卖与其馀人户，不得抑勒。如买瘠薄田，致久远召募不行，即官吏并科违制分故失定断，仍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一：预先具给田顷亩数，出榜召人，投名应役，第二等以上人户，许充弓手，仍依旧条，拣选人材。第三等以上，许充散从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第等不及，即召第一等一户或第二等两户委保，如充役七年内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买到田，未得交钱，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得支钱，仍不抑勒。
一：卖田入官，须得交业与应募人，不许本户内人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须先勒本户人丁充役，如无丁，方别召募。
一：应募人交业承佃后，给假半年，令葺理田业。一：退摊户绝没纳等系官田地，今后不许出卖，更不限去州县里数，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顷亩，务令召募得行。
一：系官田，若是人户见佃者，先问见佃人，如无丁，可以应募。或自不愿充役者，方得别行召募。
右所陈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条伏，乞朝廷详议施行。然议者必有二说，一谓召募不行，二谓欲留宽剩钱斛，以备他用。臣请有以应之。富民之家，以三二十亩田中分其利，役属佃户。有同仆隶，今官以两顷，一顷良田有税无租，而人不应募，岂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无可疑者，宽剩役钱，本非经赋常入，亦非国用所待而后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费，终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无穷之利。如火铄薪，日减日亡，若用买田募役，譬如私家变金银为田产，乃是长久万全之策。深愿朝廷及此钱未散，立此一事，数年之后，钱尽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闻孝子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见称于万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苏绰为魏立征税之法，号为烦重，已而叹曰，此犹张弓也。后之君子，谁能解之。其子威侍侧闻之，慨然以为己任。及威事隋文帝为民部尚书，奏减赋役如绰之言，天下便之。威为人臣，尚能成父之志。今给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当优为武王周公之事，而况苏威区区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报。冒昧进计，伏惟哀怜裁幸。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罢详定役法劄子》前人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劄子奏：臣近奏为论招差衙前利害，所见偏执，乞罢详定役法，寻奉圣旨，依所乞。今来给事中胡宗愈，却封还上件圣旨，切缘圣旨本缘臣自知偏执乞罢，即非朝廷以臣异议罢臣。胡宗愈不知误有论奏，重念臣前来议论委是疏阔，又况衙前招之，与差所系，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决难随众签书，伏乞依前降指挥，早赐罢免。取进止。

《申省乞罢详定役法状》前人

元祐元年五月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申：右轼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盖缘所见偏执，是致所议不同，理当黜责。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异论，即乞早赐罢免，详定役法，差遣所贵，议论归一。谨具申三省，伏候指挥。

《论桩管坊场役钱劄子》前人

元祐元年六月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白劄子：应坊场河渡钱，及坊郭人户乡村单丁女户官户寺观所出役钱，及量添酒钱，并作一处桩管通，谓之坊场等钱，并用支酬衙前召募、纲运官吏接送雇人、及应缘衙役人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于别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户部于别路移用。如府界即县申提点司，提点司申户部，其有馀去处，不得为见有馀分外支破。其不足去处，亦不得为见不足将合招募人却行差拨，乞详酌指挥。

《论诸处色役轻重不同劄子》前人

元祐六年六月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白劄子：勘会逐处色役，各随本处土俗事宜，轻重不同，借如盗贼多处，以弓手耆长为重。赋税难催处，以户长为重。土人不闲书算处，以曹司为重。难以限定等第，一概立法，今来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即须将以次重役于第一等户内差拨。欲乞立下项条，贯诸处色役委本路监司与逐处官吏同共相度，立本处色役轻重高下次第，将容重役从上差拨，乞详酌指挥。

《再乞罢详定役法状》前人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奏：右臣先曾奏论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执政不以为然。臣等奏乞罢免，臣详定役法，奉圣旨不许。经今月馀，前所论奏，并不蒙施行，而臣愚惷，终执所见。近又窃见吏部尚书孙永奏，駮臣所论，盖是臣愚闇无状，上与执政不同，下与本局异议。若不罢免，即执政所欲立法无缘得成，况今来季限已满，诸路立法文字，节次到局，全籍通晓。协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乖异，必害成法。乞早赐指挥，罢免所有。臣固违圣旨之罪，亦乞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申省乞不定夺役法议状》前人

元祐元年七月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申：轼近奏乞罢详定役法，已奉圣旨依奏。窃见孙给事奏给前件圣旨，乞取孙尚书及轼所议，付台谏给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后罢其不可者。须至申乞指挥。右轼前后所论役法事，轼已自知疏缪，决难施行，所有是否，更无可定夺，只乞依前降指挥行下。轼自今月已后，更不敢赴详定所签书公事。伏乞早赐施行，谨具申中书省，伏候指挥。

《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前人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奏准：中书录黄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并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勾集；或排门抄劄；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校访闻人情安便。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给常平钱斛，限二月或正月，只为人户欲借请者及时得用，又令半留仓库，半出给者，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至于取人户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虑恐州县不晓朝廷本意，将为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谷，广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责严急，一如向日。置提举官，时八月二日，三省同奉圣旨，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结保，赴县乞请常平钱谷之时，方得勘会，依条支给。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强行抑配，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如有官吏似此违法骚扰者，即时取勘施行。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馀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今廊庙大臣，皆异时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况二圣恭己惟善，是从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稍加损益，欲行紾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如人服药，病日益增，体日益羸，饮食日益减，而终不言此药不可服，但损其分剂，变其汤，使而服之，可乎。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农民之家，量入为出，缩衣节口，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何所不至。况子弟欺谩父兄人户，冒名诈请如诏书所云，以此之类，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给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请领，未免于设法网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或云议者以为帑廪不足，欲假此法以赡边用，臣不知此言虚实，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说，不可不察。昔汉宣帝世，西羌反，议者欲使民入谷边郡以免罪，萧望之以为古者藏于民，不足则取，有馀则与。西边之役，虽户赋口敛以赡其乏古之通议，民不以为非，岂可遂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师不解，盖十馀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阙。况二圣恭俭，清心省事，不求边功，数年之后，帑廪自溢，有何危急，而以万乘君父之尊，负放债取利之谤。锥刀之末，所得几何。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今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前人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臣自熙宁以来，从事郡县，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详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问夷民，备见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户，岁出役钱至多。行之数年，钱愈重，谷帛愈轻，田宅愈贱，以至破散，化为下等。请以熙宁以前第一、第二等户逐路逐州都数而较之。元丰之末，则多少相绝，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户者一也。第四等已下，旧本无役，不过差充壮丁，无所陪备。而雇役法例出役钱，虽所取不多，而贫下之人，无故出三五百钱，未办之间，吏卒至门，非百钱不能解免，官钱未纳，此费已重。故皆化为游手，聚为盗贼。当时议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户数至广，积少成多，役钱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则所丧大半，雇法无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户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则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独有第三等人户，方雇役时，每户岁出钱多者不过三四千。而今应一役，为费少者，日不下百钱，二年一替，当费七十馀千。而休閒远者，不过六年。则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馀千，而今者并出七十馀千，苦乐可知也。而况农民在官，贪吏狡胥，恣为蚕食，其费又不可以一二数。此则差役之法，害于中等户者一也。今之议者，或欲专行差役，或欲复行雇法，皆偏词过论也。臣愚以请朝廷既取六色钱，许用雇役，以代中等人户，颇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合役空閒人户不及三番处，许以六色钱雇州手，分散从官承符人。此法未为允当。何者。百姓出钱，本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许尽用，留钱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纾中等人户之劳。法不简径，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缩。臣到杭州，点检诸县雇役，皆不应法。钱塘、仁和，富贵县分，则皆雇人。新城、昌化，将为贫薄，反不得雇。盖转运司特于法外创立式样，令诸县不得将逐等人户都数通比，其贫下县分，第一、第二等人户，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则户数猥多，以此涨起，人户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户，岂可承当第一等色役，则知通计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敕，诸州衙前投名不足处，见役年满乡差衙前并行替放，且依旧条，差役更不支钱，又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条定差，如空閒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钱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顾，皆所未晓，其馀缭绕不通又恐甚于前三番之法。《前史》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盖谓简径易晓，虽山邑小吏，穷乡野人，皆能别白遵守，然后为不刊之法也。臣身为侍从，又忝长民，不可不言。谨具前件条贯不便事状，及臣愚见所欲起请者，画一如左。
一、前件敕节文云：看详衙前自降招募指挥，仅及一年，诸州、路、军，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处。其应役年满衙前，虽且依旧支与支酬，勒令在役，然非乡户情愿充应。若向后更无人愿募，即乡户衙前，卒无替期。乃是勒令长名祇应，显于人情未便。今欲将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处，见役年满乡差衙前，并行替放，且依旧条差役，更不支钱。如愿投充长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钱，即令全行支给，却罢差充，仍除乡差年限未满人户，依旧理当本户差役外，其投募长名之人，并与免本户役钱二十贯文，如所纳数少，不系出纳役钱之人，即许计会六色合纳役钱之人，依数免焉。并仰逐处监司，相度见充衙前，如有虚占窠名，可以省并去处，裁减人额，却将减下钱数。添搭人重难支酬施行。
臣今看详前件敕条，深为未便。凡长官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钱亏少故也。自元丰前，不闻天下有阙额衙前者，岂常抑勒差充，直以重难月给，可以足用故也。当时奉使之人，如李承之、沈括、吴雍之类，每一奉使，辄以减刻为功。至元丰之末，衙前支酬，可谓仅足而无馀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减刻，多是不支月给，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乡差，全不支钱，而应募之人，尽数支给，又放免役钱二十贯，欲以诱胁尽令应募。然而岁免役钱二十千许，计会六色人户放免，则是应募日增而六色钱日减也。若天下投名衙前，并免此二十千，即六色钱存者无几。若只是阙额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则均是投名，厚薄顿殊，其理安在。朝廷既许岁免二十千，则是明知支酬亏少，以此补足，何如直添重难月给，令招募得行。所谓计会六色人户者，盖令衷私商量取钱，若遇顽猾人户，抵赖不还，或将诸物高价准折，讼之于官，经涉岁月，乃肯备偿，则衙前所获无几。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请暮获，岂不简径易晓。故臣愚以谓上件敕条，必难久行。议者多谓官若添钱招募，则奸民观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钱数。今来计会六色人户放免役钱，正与添钱无异。虽巧作名目，其实一般。大抵支钱既足，万无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宁以来，无一人阙额，岂有今日顿不应募。臣今起请，欲乞行下诸路监司守令，应阙额长名衙前，须管限日招募数足，如不足，即具元丰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来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钱雇募，即与本路监司商议，一面施行，讫具委无大破保明闻奏。若限满无故招募不足，即取勘干系官吏施行。如此，不过半年，天下必无阙额长名衙前，而所添钱数，未必人人岁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场河渡钱，非如今法计会放免侵用六色钱也。
一、前件敕节文云：看详乡差人户，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进减，放不常定，恐难以番次召募，不若约空閒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轻重，雇募役人，显见均当，兼可以将宽剩役钱，裁减无丁及女户所出钱数，欲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条定差，如空閒未及三年，即据未及之户以助役钱支募，候有户罢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满日差罢，今后遇有支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钱，除依条量留一分准备外，据馀剩钱数，却于无丁及女户所出役钱内量行裁减，具数奏闻。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挥，更不许。臣今看详诸役，以二年为一番。向来指挥，如空閒人户不及三番，则令雇募，是圣恩本欲百姓空閒六年也。今来无故忽减作三年，吏民无不愕然。以谓中等人户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别加宽恤，而六色钱幸有馀剩，正可加添番数，而乃减作三年。农民皆纷然相告，云：向来差役虽甚劳苦，然朝廷犹许我辈閒了六年，今来只许閒得三年，必是朝廷别要此钱使用。方二圣躬行仁厚，天下归心，忽有此言，布闻远迩，深为可惜。虽云量留一分准备外，据除剩数却于无丁及女户所出役钱内量行裁减，此乃空言无实，止是建议之人，假为此名，以济其说。臣请为朝廷诘之。人户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县无户有户，日日不同，加以税产开收，丁口进退，虽有圣智，莫能前知，当雇当差，临事乃定，如何于一年前预知来年合用钱数，见得宽剩便行减放。臣知此法，必无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来宽剩已行减放，来年不足，又须却增，增减纷然，簿书淆乱，百弊横生，有不可胜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户，正以应役为苦，而六色人户，犹以出钱为乐。苦者更减三年，乐者又行减放，其理安在。大抵户色钱本缘免役，理当尽用雇人，除量留准备外，一文不合桩留，然后事简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虑。盖逐州逐县六色钱，多少不同，若尽用雇人，则苦乐不齐，钱多之处，役户大优，与六色人户相形，反为不易。臣今起请，欲乞今后六色钱常桩留一半准备。〈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钱，其二年钱椿，留准备用。〉及约度诸般合用钱〈谓如官吏请雇人钱之类。〉外，其馀委自提刑、转运与守令商议，将逐州逐县人户贫富，色役多少，预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钱通融分给，令州县尽用雇人，以本处色役轻重为先后，如此则事简而易行，钱均而无弊，雇人稍广，中外渐苏，则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变矣。
贴黄。若行此法，今后空閒三年人户，官吏隐庇不差，却行雇募，无由点检。纵许人告，自非多事好讼之人，谁肯告诉。若有本等已上閒及三年未委，专以空閒先后为断，为复参用物力高下定差，既无果决条贯，今后词讼必多。
右谨件如前。朝廷改法数年，至今民心纷然未定，臣在外服，目所亲见，正为此数事耳。伏望圣慈与执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断而行之。若还付有司，则出纳之吝，必无成议，日复一日，农民凋弊，所忧不小。臣干犯天威，谨俟斧钺之诛，谨录奏闻，伏候圣旨。

《大雪论差役不便劄子》前人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劄子奏：臣伏见陛下发德音，下明诏，以大雪过常，煖气不效，农夫失业，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涣汗之泽，覃及方外。而诏下之夕，雪作不已，臣某备位近侍，诚窃感愤废食而叹，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来，发政施仁，无一不合人心顺天意者，当获丰年刑措之报，凤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为罚，殆无虚日，此岂理之当然者哉。臣诚愚蠢，不识忌讳，试论其近似者，而陛下择焉。臣闻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独台谏官数人者，主其议，以为不可改，磨砺四顾，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发耳。近闻疏远小臣张行者，力言其弊，而谏官韩川深诋之，至欲重行编窜，此等亦无他意。方司马光在时，则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没，则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诚尽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无我，亦岂有所主哉。使光无恙至今，见其法稍弊，则更之久矣。臣每见吕公著、安焘、吕大防、范纯仁，皆言差役不便，但为已行之令，不欲轻变，兼恐台谏纷争，卒难调和，愿陛下问公著等，令指陈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户，岁出钱几何，今者差役岁费钱几何，及几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长补短，约见其数，以此计算，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贪利，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充手分，须至转雇惯习，人尤为患苦，其费不赀，民穷无告，监司守令观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则何以感伤阴阳之和。至于如此，虽责躬肆眚，彻膳祷祠，而此事不变，终恐无益。今侍从之中，受恩至深，无如小臣，臣而不言，谁当言者。然臣前岁因详定役法，与台谏异论，遂为其徒所疾，屡遭口语，今来所言，若不合圣意，即乞便行责降，以戒妄言。若万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圣意行下，庶几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胜恐慄待罪之至。取进止。

《民政策六》苏辙

臣闻三代之时，无兵役之忧。降及近世，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至于今，而养兵兴役之事，皆不得其当，而可为之深忧。盖古者兵出于农，而役出于民，有农则不忧无兵，而有民则不忧无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岁之男子，岁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费不增，役起而人素具，虽有大兵大役，而不忧事之不集。至于兵罢役休，而无日夜不息之费。其后周衰，井田破坏，陵夷至于末世，天下无复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独责其税，而不任之以死伤战斗之患。天子有养兵之忧，而天下无攻守劬劳之民，以为大优，故调其财以为养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转输漕运、营建兴筑之事，又皆出于民。当此之时，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调，曰庸。租者，地之所当出；调者，兵之所当费；庸者，岁之所当役也。故使之纳粟于官，以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为兵之调，岁役其力，不役，则出其力之所直，以为役之庸。此三者农夫皆兼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于庸调。运重漕远，天子不知其费，而一出于民。民岁役二旬，而不役者，当帛六十尺，民亦不至于太苦。故隋、唐之閒，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此其为法，虽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养，然天下之役犹有可赖者，皆民为之也。及其后世，又不能守，乃始变法而为两税，以至于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过奔走之用，而不与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兴筑，有大漕运，则常患无以为使。故募穴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击刺战阵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国有武备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养之具，皆出于农也。而四海之游民，无尺寸之庸调，为农者常使阴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尝兼任养兵兴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当今之世，可谓极矣。臣愚以为，天子平日无事而养兵不息，此其事出于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后可使任其责。至于力役之际，挽车船，筑宫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败之危，天下之民，诚所当任而不辞，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费天子之廪食。然当今之所谓可役者，不过曰农也，而农已甚困，盖常使尽出天下之费矣。而工商技巧之民，与夫游閒无职之徒，常遍天下，优游终日，而无所役属。盖《周官》之法，民之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尽为近世之法，皆出庸调之赋，庸以养力役之兵，而调以助农夫养武备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复补。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当入。而其不役者，则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阙。盖圣人之于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无所取，惟其能缓天下之所不给而节其太幸，则虽有取而不害于为义。今者虽能使游民无劳苦嗟叹之声，而常使农夫独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为农之不便，则相率而事于末。末众而农衰，则天子之所独任者愈少而不足于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调，使天下无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纾农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于庸调之劳，其势不耕则无以供亿其上，此又可驱而归之于南亩。要之十岁之后，必将使农夫众多，而工商之类渐以衰息。如此而后，使天下举皆从租庸调之制，而去夫所谓两税者，而兵役之忧，可以稍缓矣。

《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劄子》前人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异同之议。其一谓诸州衙前。臣请先论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实。盖定差乡户，人有家业，欺诈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势必少。此则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乡户，必有避免纠决，比至差定，州县曹吏乞取不赀，及被差使，先入重难。若使雇募惯熟之人，费用一分，则乡差生疏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荡家产。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极畏之。此则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愿，自非惯熟，必不肯投。州县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当，动知空便，费亦有常，虽经重难，自无破产之患。此则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产单薄，侵盗之弊必甚于乡差。熙宁以来，多患于此。此则雇衙前之弊也。然则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则私家之害无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则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长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许免其馀色役。今若许雇募衙前，依昔日长名免役之法，则上等人户谁不愿投。诸州衙前例得实户，则所谓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窃谓虽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贡为助，易助为彻，要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于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其二谓诸州县役人。臣前已具论差雇役人利害，以为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户，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则兼行差雇为利实多。然则祖宗旧法与先帝近制，要为皆有所去取，唯当问人情之所便，更不当以新旧彼我为意，有所偏系也。臣观前后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执，或自前曾经议论，欲遂成其说，或见今观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济。右臣窃见元祐以来，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划削，而天下卒无一人以为非者。至于改募役为差役，建议之始，异论已多，逮今五年，终云未便。盖事之当否，众口必公，虽古圣人，孰敢违众。故臣愿朝廷采此众志，立定成法。臣昔于元祐三年任户部侍郎，窃见朝廷始议兼行差雇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钱雇募州役。是时特出朝旨，不问有司，断然必行，已而众皆称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晓，或暗昧不瞩至理，或偏系不肯公言，俟其同心，事何由济。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圣断，与大臣熟议，如有可采，依三年例断而行之。所贵天下之民速蒙利泽。不然，使中外杂议，动经岁月，大法无由得成，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胜区区，不知言之烦渎。死罪死罪。取进止。

《民赋序》前人

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已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剑之技以暴其乡党。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馀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郡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古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用多而税少。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少而税多。侥倖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记景德，田况之记皇祐，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馀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进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挠，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馀万，岁得钱数百万，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失而屡败，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于反掌。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閤门治生，而吏不敢呵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彀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今二圣览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