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

　第三卷目录

选举典第三卷

选举总部总论二

《叶时礼经会元》《选举》

论成周选举之法。孰不知乡举里选之为公，论三年大比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艺之重，然亦思周之选举。不属之他官而属之教官者。夫岂无意欤，盖必有以教之于平时，斯可以兴之于异日。既有以书之于每岁，斯可以考之于三年，且以乡大夫宾兴之制视之。三年，大比则合六乡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艺，有德行者为贤，则兴其贤；有道艺者为能，则兴其能。既有贤能之可兴。则乡老以三公之尊，乡大夫以六卿之贵。与夫六乡之吏，以士大夫之贤，以乡饮酒之礼，礼而宾之。夫以六乡之民，得与士大夫相酬酢，以贤能之可尊，而尊其人也，宾之。明日公卿群吏，乃以其书献之于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内史掌诏王治乃书其贰，将以诏王用之。夫以六乡之士，而可以当天子之拜，可以联祖庙之藏，是又以贤能之可敬，而敬其书也。所谓贤能者，曰德行道艺而已。六乡之民果何修而臻此，盖将自乡大夫以正月颁法教民之时，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艺也。党正以正岁属民读法之时，而所书者亦德行道艺也。族师所书虽曰：孝友睦姻。有学闾胥所书，虽曰：敬敏任恤。无非德行道艺中物。特于二十五家之闾，百家之族，凡有一行一艺皆书之。而未遽责其德行道艺之全备，尔不惟是。尔大司徒掌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所谓六德、六行、六艺者，即此物也。以至司谏虽非六乡之吏，而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彊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皆此物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则今日之兴者亦以此，平日之书者以此则，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为宾兴之地，兴之之日尚何负于宾，礼之隆哉大哉。成周之教不独六乡为然也。宫正之纠宫卫，必曰：纠其德行教之道艺，师氏保氏之教国子。必曰：教以德行，养以道艺。是无往而不为德行道艺也，而况于三年宾兴之选乎。然乡大夫既以大比而宾兴矣。又曰退而以乡射，五物询众庶者，盖将以是而示，人之激昂，而为宾兴之继也，射特六艺之一。物尔而有五物之分，一曰：和是其内志正也。二曰：容是其外体直也。三曰：主皮是其持弓矢审固也。四曰：和容则知容止比于礼。五曰：兴舞则知其节奏比于乐。郑氏曰：和载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兴舞，则六艺之射与，礼乐欤。盖射可以观德州长春秋会民，则以礼而射于党序，是以射择士也。乡大夫以射礼，而询众庶，则六乡之民又将因射而知自勉矣。故又曰：比谓使民兴贤，是民自知其贤，而兴之矣。出而使为之事，则民岂有不服者哉；使民兴能，是民自知其能而兴之矣。入而使治其事，则事岂有不理者哉。贤能之兴皆出于民，此乡举里选所以为公也。以所兴之人而还以治之，必能趋事赴功。而与民相劝助，故入；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也出；而在比闾为长者，此人也则是；在官临民者，孰非德行道艺之人哉。后世选举之法坏，人自科目始吁科目，岂能坏人。亦教之者，有以坏人也。郑司农谓兴贤，若汉举孝廉；兴能，若举茂才。不知汉之平时，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禄之学，则所举者皆利禄，教之以词章之学，则所举者皆词章。所教在此，所学在此；则所举在此。科目未足坏人才，而教化已先坏，人心术矣。后世言者，非不知乡举里选之为可复。然平时无德行道艺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艺之选，岂不迂哉。虽然成周以德行道艺教民，而司徒三物之教，惟六德、六行、六艺。尔道不知为何物；然则道之为教，非可一端名也。先王以教职而属之司徒。乡官不过画乡，遂理兵农，征财贿，掌山泽联关畿与。夫师田行役冠昏饮，射丧祭之法而已。成周以道教民之意，固隐然在此矣。孟子以五谷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使民养生，送死无憾。而为王道之始，韩子以士农工贾之民，父母兄弟夫妇朋友之位，推而至于宫室。桑麻粟米、蔬果、鱼肉之物，而归之道，化之原皆此意也。周人六乡之教，无非吾道中物，而六德、六行、六艺之物，实自吾道中来。异时，宾兴贤能出长入治，亦无非吾道之教，先王以道设教盖如此。后人不能以道化吾民，而区区欲以科目取士，尚何怪人才不如古欤。

《章俊卿·群书考索续集》

《汉唐制度》

选举之法，一变而为辟举，再变而为限年，三变而为中正，四变而为停年，五变而为科目。自隋始置进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经进士尤贵，其得人已盛，可为后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谓乡举里选者，犹曰乡里之选举云尔。唐则不然，举以礼部谓之贡举，选以吏部谓之铨选。其名同其事异，而其意于古有合，苟循其制而善用之。虽古所以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汉初为辟举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经学，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举，此其意又与周官考其德行道艺而宾兴之，岂遽相远然而举之于郡国而任之于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缪举。而不举者，有罚。其后举者，猥滥而妄，举者有罚则循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为限年之法，但使诸生试学文史，试章奏一切责之以课试，而贡举之渐兴也。当是时胡广、张衡已议其非；以为诏举孝廉，一以能诵章句节奏按为限，是为捐本而忘末。而魏氏之兴，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于古，以德行为先。而其弊乃至于纯任阀阅，不论贤愚；故刘毅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宋循袭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则中正之选岂不合古。然流弊之甚，历代厌苦反不若左雄课试之法行之十年号称得人。然则善法古者，又何必徇其区区之名也。九品之弊，权归吏部。刘毅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于是崔亮为停年。格士无贤否专以解，日月为断谓之年，劳甄升踵而行之史，谓魏之失才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时制尔，夫岂得已哉。崔亮停年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资格也。于时为讥，于今为用，是亦乌可少哉。观亮与甥刘景安书，亦以激于中正之弊，而为此尔。故格法创于魏，科目兴于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陈黯曰：进士科目自汉至唐为擢贤真知言哉。

《唐选举之弊》

当唐之时，言其选举之弊：一曰不求德行，而第考文章之末艺以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原，询乡曲之誉。汉世求士亦观其行硕文效试官武阅守禦。刘峣曰：国家以礼部为考试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驱驰于才艺不务德行。杨绾请因古制县令举孝廉，于刺史刺史升之礼部。柳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进士以诗赋取，不先道理明经以墨义考试，不举儒术选人，以书考殿最不专拟人物，各有旨义，著于史集以此知本者，然而不考其所以变之之由，则亦不足以为义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责之都。鄙之长，则天子所治者，六乡、六遂二百里之间尔。当此之时，四民皆世其业无越乎，分守其比闾之民修其德行而书之乡。大夫者，又非有后世骤贵峻拔之势。固亦无所觊觎，而其心术纯一，毁誉自不相冒。乡遂之官，下视所隶伍，伍相联朝夕相习，可以指数而心喻又不难乎。考察下而汉郡国杂置，然其僚佐皆自辟除。常岁所贡率二万口贡，一人不过贡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岁之久，按郡国所推荐一二，百人之贤否进退，虽在数千里之外亦无难者。自汉武稍稍裁抑侯国，秩二千石不许擅授。魏晋而降权益内移，故有敕用州簿郡功，曹者至于隋制，则一命以上之官，皆由朝授，由是朝授岁选动以万计，而后世爵禄益贵。奔竞成习，欲以无形之德行不可凭之毁誉，人人察之而冀其所得，岂不难哉。魏之中正曷尝不以德行为本，而流弊之甚。后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禄不行。郡县之权悉归朝廷，而欲效古贡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肇于汉兴于隋著于唐，而备于宋朝；此诚擢贤之路也，诚使收之以贡举，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与州县。严为考绩之法而徐考其后；岂不合于唐虞所谓：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实也哉，又奚至于舍本而徇末也哉。

《贡举》

高宗时，刘祥道言：岁入流千五百，经学时务比杂色人三分不及一。元宗时杨玚言：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过明经进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杂色入流之众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学馆曰：生徒，由州县曰乡贡，而杨玚言明经进士百人，二监生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而得第者无几，是言生徒不及乡贡也。进士科不过三十人，故杜祐言：进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经者十一二是进士，又不及明经多也。生徒不及乡贡，进士不及明经，明经进士又皆不及杂色入流，此其选数之大凡也。唐初，贡举属之考功。至开元移之礼部，所谓：主司皆有常人，则既预知之矣。不惟预知也，亦可预谒之；不惟预谒也，亦可预托之。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此岂复有真贡举哉。故有因权势以相倾夺，如牛李之党，由于钱徽典举之日，至于互相磨轧者四十馀年。于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矫时以为公者，则有嫌于贵而不得举者矣，如韩退之之序齐皞是也。有嫌于富而不得举者矣，如柳子厚与王参元书是也。幸而不出于私，则又不幸而入于矫。夫其娇者，必有所惩也，故观其矫而思其所惩之。由则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岂其有徇私之弊，而犹不失其收时望之利耶。若夫崔群之第缘，梁肃、杜牧之第缘，吴武陵、李商隐之第缘，令狐绹、卢肇之第缘，李德裕每每类此，亦何恶于请托哉。

《流品》

汉之用人不分流品，视其材能勋绩等而上之，无有限格。周勃以木强，申屠以蹶张，薛宣以书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级次第亦自有品节存乎。其间，其以明经进者，则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严助、朱买臣、疏广平当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进者，则多除太仆或中郎将骖乘，如夏侯英公孙贺卫绾之徒是也。张汤以法律进身，则先以法官处之，始为内史，后为廷尉，皆法官也。黄霸以入粟补官，则先以财赋处之，故始为卒吏后为均输长皆掌财也。虽其始有所分别，而积功累勋无不可任者。此汉官所以未免乎杂也。武帝始用儒者为宰相，革去军功刀笔之选，诚可为一代之良法。而其后惟意所用，亦不专用儒生。汲黯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盖有激而云终。汉之世，清浊混殽上下无别。以宦官典领尚书，以儒术直秘阁。尚书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补之，宜乎。丁邯耻以孝廉而为郎也。诚使汉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则虽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性理会通》《求贤》

龟山杨氏曰：三代两汉人才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专以言，故也今虽诏内外官与经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优其恩典不独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举之，而不由乡里之选。又无考察之实，与斯举者。随众牒试于有司，糊名誊录，校一日之长，不惟士失自重之义，且于课试之际。无以别异于众人，则所谓本其行者，亦徒虚文而已。谓宜别立一科稍仿三代。两汉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损益要之，无失古意而已。至于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类，非古制者，一切罢之。待遇恩数尽居词赋经义等科之上。庶使学者，尊经术惇行义。人人笃于自修，则人才不盛，风俗不美，未之有也。
五峰胡氏曰：人君联属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内选于九族之亲，礼其贤者，表而用之，以联属其亲；外选于五方之人，礼其英杰，引而进之，以联属其民。是故贤者，众之表，君之辅也。不进其亲之贤者，是自贼其心腹也；不进其人之贤者，是自残其四肢也。　古者举士于乡，自十年出。就外傅学于家塾。州序其学者，何事也。曰：六礼也。七教也，八政也。书其资性近道，才行合理。乡老、乡吏会合乡人于春秋之祭祀，鬼神而书之者也。三岁大比，乡老、乡吏及乡大夫，审其性之不悖于道也，行之不反于理也，质其书之先后无变也；乃入其书于司徒，谓之选士，选士学于乡校，其书之如州序，三岁大比乡大夫及司徒审之如初，乃入其书于乐正谓之俊士，俊士入国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以上观古道乐正，官属以时校其业之精否，而勉励之。三岁大比乐正升其精者于王，谓之进士。王命冢宰会天下之进士，论其资性、才行、学业，某可以为卿与，某可以为大夫与，某可以为士与。卿阙则以可以为卿者，补之；大夫阙则以可以为大夫者，补之；士有阙则以可以为士者，补之。三年一考其绩三考黜，其不职陟其有功者。是故朝无幸位，野无遗贤。毁誉不行，善恶不眩，德之大小当其位才之高下。当其职，人务自修而不侥倖于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进；人知自重而不轻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役于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风俗美；天下安宁，四方慕义，而疆场不耸也。
朱子曰：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非故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故其人才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之。汉室之初，尚有遗法，其选举之目，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魏晋以来虽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犹为近之。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其法备而意深矣。今之为法不然，其教之之详，取之之审，反复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无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虽或亦将有赖于其用，然彼知但为无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禄，则又何暇复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为何如哉。　朝廷设官求贤，故在上者，不当以请托而荐。人士人当有礼义廉耻，故在下者，不当自衒鬻而求荐。
东莱吕氏曰井田之制士与兵，国之重事皆取于农，工商不与。古者取士于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质朴，故也。
临川吴氏曰：古之为士者，苟可以仕；则选于里举，于乡。而长治其乡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资禄养。此古之士所以自安于内，而无愿外之想也。后世取士之法不一，虽存选举之名，而实与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实，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虚。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时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金史》《选举志序》

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秦、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以尽一时之才，苟足于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其来远矣。在汉之世，虽有贤良方正诸科以取士，而推择为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备宿卫，因被宠遇，以位通显。魏、晋而下互有因革，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歉，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金治纯驳，议者于是每有别焉。宣宗南渡，吏习日盛，苛刻成风，殆亦多故之秋，急于事功，不免尔欤。自时厥后，仕进之岐既广，侥倖之俗益炽，军伍劳效，杂置令录，门荫右职，迭居朝著，科举取士亦复汎滥，而金治衰矣。原其立经陈纪之初，所为升转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条而不紊，百有馀年才具不乏，岂非其效乎。奉诏作《金史》，志其《选举》，因得而详论之。

《元史》《选举志序》

选举之法尚矣。成周庠序学校，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举于乡，升于司徒、司马论定，而后官之。两汉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或奏对诏策，事犹近古。隋、唐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或兼用诗赋，士始有弃本而逐末者。宋大兴文治，专尚科目，虽当时得人为盛，而其弊遂至文体卑弱，士习委靡，识者病焉。辽、金居北方，俗尚弓马，辽景宗、道宗亦行贡试，金太宗、世宗屡辟科场，亦粗称得士。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袖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然当时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童子。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文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由直省、侍仪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仓庾、赋税任事者，例视冗职。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矧夫儒有岁贡之名，吏有补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易枚举，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县，所入之途，难以指计。虽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而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故其铨选之备，考覈之精，曰随朝、外任，曰省选、部选，曰文官、武官，曰考数，曰资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资，或优升，或回降，其纵情破律，以公济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今采摭旧编，载于简牍，或详或略，条分类聚，殆有不胜其纪述者，姑存一代之制，作《选举志》。

《大学衍义补》《清入仕之路》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
臣按成周盛时，用乡举里选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则奉大司徒之教，而兴举之也。其教云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是也。德存于心不可见，故考其行艺而书之。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则书其敬。敏任恤者，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则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则书其德行道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则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则于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为贤通夫六艺之道，而为能则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于是乡老及乡大夫、帅胥、师正长之属，合闾族、州党之人，行乡饮之礼用宾客之仪以兴举之。书其氏名于简册之中，献其所书于天府之上。谓之宾者，以宾礼敬之而不敢忽也。虽然岂但宾于乡而已哉。《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则在天子亦宾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时，贤能之书。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贵，亦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岂非贤才之生，乃上天所遗，以培植国家元气者乎。

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三代盛时，仕进有二道。有由乡学而进者，有由国学而进者。乡学则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国学则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马。乡学所教之士大夫，论其秀者，升之司徒则谓之选士，选者择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选而用之，则不给徭役于乡矣。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此二等皆谓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选士而为造士是乡学。所进者则用之为乡，遂吏。由俊士而为造士是国学，所进者，则进之于大乐正。大乐正于是乎，论其秀颖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大司马，焉是之谓进士也。既为进士，则大司马辨论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举其贤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论，然后授之以官，或以为司士，或以为内史之类。所谓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后予之以爵，或以为士为大夫；而进至于卿，所谓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后颁之以禄，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谓禄之也，此三代乡里选用之法。而所谓进士者，盖以其成材将进于朝，以用之故耳。后世取士不复此制，而亦以进士名其原盖出于此；其名虽同而其所以进之之实，则不同也。

汉高祖诏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虖，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臣按贤良极谏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后遂令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臣按乡举里选之法，后世所以不可行者，盖人情日伪，敢于为私以相欺公，于为党以相蔽。苟无试验之方，防察之政，纠举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则情伪日滋，而贤否不复可辨矣。仲舒所谓岁贡之法，贡其吏民之贤者。尔今所贡者，则学校之士也；今贡者，试不中有罚俸之比而无赏。然亦姑应故事而已。诚能振举祖宗之法，而加严于学校之教，提调之罚，考试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臣按今世科举，初场试士以五经四书，即此习先圣之术；终场策士以时务，即此明当世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者，给脚力廪给，即此续食计偕。

元朔元年，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烝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黜爵削地毕矣。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臣按汉世去古未远，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衒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虽无宾兴拜受之礼，犹存好贤敬士之心。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

元朔五年，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臣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贤良、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

孝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灾异，举士之始，其后日食星陨辄行之。

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其后，或遣谏议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禄大夫。举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

光武始诏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
臣按前此举士，无常时，至此始岁一举。

汉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
臣按明经之科，始见于此。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
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县，皆有之而以本处人充。俾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吏部凭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据阀阅不辨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历晋南北朝至隋选举之法，皆用之。至开皇中方罢。

晋武帝，诏州郡举秀异之才。
刘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
隋始置进士科。
臣按此，后世进士之科之始，盖始专以文辞试士也。夫三代以前，乡举里选之法，行取士专以德行为本。汉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之士，试以治道，然后官之。魏晋以降所举秀孝，犹取经术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虽其立法，未必尽善。然清谨之士，犹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为终身之累。至是隋有进士之举，始专试士以文辞，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虽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进士明经而已。然进士以声韵为学，不本经术明经，以帖诵为能；不穷义理，所谓德行者，不复问矣。

武后天授元年，策问贡士于洛阳殿，殿前试士自此始。
臣按此后世临轩策士之始。

元宗开元中，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
臣按此下第举人入学之始。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明经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
宋太宗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历代，科目得人，惟宋为盛，盖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故也。

仁宗时，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以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屡下诏书，戒饬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厚。欧阳修知贡举痛裁，抑之浇薄之士，不预选者，多毁修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臣按文章关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非徒取其能文而已。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才之所能，识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辅君泽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尝与其门人言，及科举文字之弊。熹叹曰：最可忧者，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夫。东晋末以文取士，所谓文者，出于众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祸且至于不可支持。况科举之文，乃国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为业者，其所关系岂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屡颁戒饬之诏，慎择主试之人，示之以趋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则文辞日流于卑弱，而国势随之矣。呜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间岁贡士法不便，诏礼部三岁一贡举。
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为常制，至今行之。

神宗时，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常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尔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谓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易，《诗书》、《周礼》、《礼记》，兼《论语》、《孟子》、《中庸》，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后世经义之始前此所谓明经者，试其墨书帖义，但取其记诵而已。未尝考其义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为人固无足取，及其自作三经专用己说。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无是理然。其所制经义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废言也。及其所谓士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义理，发以文采，徒缀缉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名虽正理，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欲革其弊，在择师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慎主司之选，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试士，始于唐武后。时宋初，沿之然皆试以诗赋。至是神宗始试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时苏轼为编排官，见一时举人所试策多阿谀顺旨，乃拟一道以进大略。谓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噫。观轼兹言，则知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而一时人心之邪正，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笔，付知举杜范曰：朕爰简儒彦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鉴旧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经学。欲其深纯词章，欲其典；则言惟合理。策必济时，毋以穿凿缀缉为能；毋以浮薄险怪为尚。参稽互考优劣，自分。庶使贤俊毕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时极矣。每遇大比，帝辄下诏崇雅黜浮。盖有以见夫士习之美恶，形于文辞之浮雅。文辞之浮雅，而实有关于气化之盛衰也。苏轼告神宗曰：愿陛下明诏有司试之以实学，博通经史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臣于今日亦然。

朱熹作贡举，私议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早夜孜孜惟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也。今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穷其一，而不及其馀。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及时务，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
臣按朱熹之议，虽未上闻，而天下莫不称诵。以为后世贡举之法，未有过焉者也。我太祖皇帝，于开国之初，即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至十七年，又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乡试，辰戌丑未年春会试。士各专一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如旧，惟《春秋》则宗胡氏；《礼记》则又加以陈浩集说焉。初场以初九日，试四书，义三道本，经四道，次场用十二日，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终场以十五日，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初场及终场未能者，许减其二道。呜呼，本朝试士之制虽不尽用，朱氏分年之议；然士各专一经，经必兼四书一。惟主于濂洛关闽之说，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务之要。而以论策试之，考其识见本末，兼该文质得中，虽不尽如朱氏之说，实得朱氏之意，于数百年之后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类，一切废绝前代之制度；如诗赋墨义之类，一切不用可谓简，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于千万年，而无弊矣。本朝科举参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谓明经宏辞，诸科一切革罢，惟有进士一科。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开乡试，明年春二月礼部会试，其解额以五百人为率，会试取百人；而所试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试格式。十八年会试止录士子，姓名乡贯而未刻程文录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开科取人，无额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镌定额两京十二藩，各随地产以差多寡。而会试如洪武初取士之数，又以北方学者文采不能自见，分南北中三数取人。正统壬戌于各布政司旧额上，量增之；而会试则加以半。景泰初，诏除科额以复洪武永乐之旧，寻复镌定比旧额稍增。礼部试则临期取旨，自是遂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为三岁一开科，至是三十馀试矣。科场条贯日增日密，一切病弊尽革，无馀。惟程试之文气，进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虽或气运之使然，习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当时题目无甚多，故士子专用心于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伦序，又得以馀力旁及于他经及诸子史。主司亦易于考校，非三场匀称者，不取。近年以来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据依，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顾其纲领体要处，反忽略焉。以此科场题目数倍于前学者，竭精神穷目力，有所不能给。故于策场所谓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者，可叹也已。然以科额有定数，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仿效成风，策学殆废间有一二。有策学者，又以前场不称略，不经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岂不以是哉其录出以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浅，拘泥𦆑绕不厌。士心录一出议论纷然，其所谓主意之说，尤为乖缪。凡其所命之题，专主一说谓之主意；殊不知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所能尽。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己之同哉。士子志于必得，谓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将圣经贤传之旨，旁求曲说，牵缀迁就，
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独坏士习其为圣经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题，士子主此以为文。今日为士子，既以此进身；异日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谓：缪种流传。今日时文之弊，殆类之也。然此又不但科试为然，而提学宪臣之小试，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题，尤为琐碎用是；经书题目愈多，学者资禀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学。所以几废而科举，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正统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子亲笔，有司稍加润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举子无一言于其间，殊非设科之本意。若夫考试之官，两京及会试皆出自朝命乡试则方面官先期访请。洪武以来，惟有学者是用，不问是何官职；虽儒士亦在所聘。后乃有建言专用教官者，其所礼聘无非方面之亲私，率多新进士少能持守一，惟监临官是听内外之权。悉归御史，凡科场中出题，刻文阅卷取人皆一人专之。所谓弥封誊录，殆成虚设；谨按科场旧例，分帘内外，以隔绝交通之弊。自帘以内考试官主之，自帘以外监试官主之，而提调官则兼总内外焉。然惟涖其事尔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预所以用巡按御史为监临官者特以纠察其不如法者尔。今宜敕有司，凡科场条贯必复祖宗之旧，所命题必光明正大切于人情物理；关于彝伦治道者，小录。所刻之文谓之程文，特录出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献上也。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不许代举子作，如有欠阙繁冗，稍加笔削可也。经书题目无甚凶恶字面，不必回避。初场经义四条以通三条，书义三条以通二条，为合格；否则不取五策。问目通以十事为率，非通五以上不在取数。会试则本数不足取，别数足之乡试；则此经不足，足以他经。凡解额惟限之不许过数；苟无足取者，宁欠无足。通场全无，然后短中求长，取以备数。如此则科目所得者，皆通经学古之士，而适于世用矣。更乞申明旧制，在外乡试俱照会试，及两京例不设监临官，其巡按御史止于科场外，严加纠察。士子欲入场者，专委提学宪臣考验，而亦不许他官小试。凡百执事不许用进士举人出身，人员恐有夤缘作弊，临晚给烛，虽唐宋故事。然今科场代笔换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给烛，而取减场，先期聘考试官，必详加询访，不许徇私滥举。许御史纠治，惟有学行誉望者，是取。不分有司教职，见任致事仍乞申严，帘内帘外之限不许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礼，惟送酒殽不必宴。会考试官阅卷去取，既定先将所取中卷，用其字号编定名第，一样三本封号印记。其一留以自备，其二以授提调。监试官至，期比朱墨卷相同，然后拆号各照所编定字号填榜，不许更易。又于各经各存备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参错，即随经用所备卷，依次补之，如此庶几科场少弊，可以得人而复祖宗之旧矣。又考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二千人；今则积多已踰四千矣。切恐数科之后，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数窃考，宋欧阳修作礼部唱和，诗序谓：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馀日。卷多日少恐不能无遗才。请下礼部议宽其日限，而移殿试于三月望日。庶几考试者，日力有馀得以尽其心，力精详文，理以为国家求才。〈以上科举〉

汉武帝时，太常孔臧等，议请太常博士置弟子。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臣按此太学生入仕之始，夫自汉置博士弟子。试通一艺者，补以官。其后唐人有学馆生徒之设。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岁贡生员，礼部奏于奉天门下，试中送国子监；肄业循资，送吏部选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为重；亦多得人。〈此学校岁贡〉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员也，所谓庶人之在官者，与下士同禄是已。是时，未有进试之阶至，秦弃儒崇吏，汉因之始有试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温舒为县狱吏，丙吉为鲁狱吏，龚胜为郡吏，赵禹为佐史之类。吏员入官其来久矣。本朝入仕之途科目，监生外有吏员，凡在外藩宪卫府州县任。自辟举以六年，或三年为满，限至部分拨在内，诸司以三年为考，依资格叙用。〈此吏员出身〉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朝选举之制，比汉唐宋为省科举之外，止有监学。历仕吏员资次二途，以
为常选。其他如经明行修贤良方正，材识兼茂，楷书秀才童子之类。皆兴废不常，惟任子祖宗。虽有定数，然皆出自恩典，或与、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孙入监，方有定例。故臣于入仕之路，独详进士之科，而兼及监生吏员者，以当世之所重者，在进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窃惟本朝。虽大封拜百官，亦未尝具服。拜贺惟于策士传胪之后，群臣致辞庆贺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由是观之，则祖宗所恃以求贤辅治之。具诚莫先于进士一科，是以百年以来，凡明治体建功业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施设，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宋人亦言豪杰之士，由之而进。夫唐宋取士以诗赋，多文而少实，尚足以得一时之豪杰，以为名臣。况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经语孟之文，用濂洛关闽之说。即汉人所谓经术，宋人所谓道学者也。为士者，诚专心于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择而谨取之，必名实相符，文质相称；然后得预斯选焉。其所得之人才，当不止于唐宋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