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

　第一百六十八卷目录

文学典第一百六十八卷

碑碣部艺文二

《碑解》宋·孙何

进士鲍源以文见借，有碑二十首，与之语，颇熟东汉李唐之故事。惜其安于所习，犹有未变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贶之碑，非文章之名也。盖后假以载其铭耳。铭之不能尽者，复前之以序，而编录者通谓之文，斯失矣。陆机曰：碑披文而相质，则本末无据焉。铭之所始，盖始于论，撰祖考称述，器用因其鑴刻而垂乎鉴诫也。铭之于嘉量者，曰：量铭。斯可也。谓其文为量，不可也。铭之于景钟，曰：钟铭。斯可矣，谓其文为钟，不可也。铭之于庙鼎者，曰：鼎铭。斯可矣，谓其文为鼎，不可也。古者盘盂几杖，皆可铭，就而称之曰：盘铭。盂铭、几铭、杖铭，则庶几乎正，若指其文，曰盘，曰盂，曰几，曰杖。则三尺童子，皆将笑之。今人之为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众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黄钺铭，不谓其文为黄钺也。崔瑗有座右铭，不谓其文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释者》曰：丰碑，斲大木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谓之桓。《植丧大记》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释者》曰：碑，桓楹也。树之于圹之前后，以绋绕之间之辘轳。挽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纵下之时也。《祭义》曰：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乎碑释者曰：丽，系也。谓牵牲入庙系，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纼贯碑中也。《聘礼》曰：宾自碑内听命。又曰：东西北上碑南。《释者》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考是四说，则古之所谓碑者，乃葬祭飨聘之际，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从石者，将取其坚且久乎。然未闻勒铭于上者也。今丧葬令其螭首龟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后儒增耳。尧舜夏商周之盛，六经所载，皆无刻石之事。管子称无怀氏封泰山，刻石纪功者，出自寓言，不足传信。又世称周宣王蒐于岐阳，命从臣刻石。今谓之石鼓，或曰：猎碣。洎延陵墓表碑，俗目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经见。吾无取焉。司马迁著《始皇本纪》，著其登峄山，上会稽，甚详。止言刻石颂德。或曰：立石纪颂，亦无勒碑之说。今或谓之峄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汉班固有《泗水亭长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陈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则乱之以铭，未尝斥碑之材，而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从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胜数。大抵皆约班蔡而为者也。虽失圣人述作之意，然犹髣髴乎古。迨李翱为《高悯女碑》，罗隐为《三叔碑》、《梅先生碑》，则所谓序与铭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复，曰：文考其寔。又未尝勒之于石，是直以绕绋丽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复古之士，不当如此。贻误千载职机之由，今之人为文揄扬前哲，谓之赞可也。警策官守，谓之箴可也。针砭史阙，谓之论可也。辩析政事，谓之议可也。祼献宗庙，谓之颂可也。陶冶情性，谓之歌诗可也。何必区区于不经之题，而专以碑为也。设若依时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则如班蔡之作，存序与铭，通谓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子之于名，不可斯须而不正也。况历代之误，终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于颍，以涉道犹浅，尝适野见荀陈古碑，数四皆穴其上。若贯索之为者。走而问故，起居郎张公观公曰：此无足异也。盖汉寔去圣未远，犹有古丰碑之象耳。后之碑，则不然矣。五载前接柳先生仲涂，仲涂又具道前事，适与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为碑者，久欲发挥其说，以贻同志，自念资望至浅，未必能见信于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为大言苟从而明之。则谤将丛起，故蓄之而不发，以生力古，嗜学偶泥于众，好其兄。又于何为进士同年。故为生一一而辩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于此者，甚众。吾徒乐因循而惮改作，多谓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则所得，不独在于碑矣。

《隋太平寺碑》欧阳修

右《太平寺碑》，不著书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几乎三王之盛，独于文章，不能少变其体。岂其积习之势，其来也。远非久而众胜之则，不可以骤革也。是以群贤奋力，垦辟芟除，至于元和，然后芜秽荡平，嘉禾秀草争出，而葩华美寔，烂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为文字浅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为。然视其字画，又非常俗所能。盖当时流弊，以为文章止此为佳矣。文辞既尔无取，而浮图固吾侪所贬，所以录于此者，第不忍弃其书尔。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书。

《唐韩愈罗池庙碑》前人

右《罗池庙碑》，唐尚书、吏部侍郎韩愈撰，中书舍人史馆修撰，沈传师书碑。后题云：长庆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实录》，长庆二年二月，传师自尚书兵部郎中、翰林学士罢为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迁吏部。碑言：柳侯死后三年，庙成。明年，愈为柳人书罗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愈作碑时，当是长庆三年，考二君官与此碑，亦同。但不应在元年正月。盖后人传模者，误刻之尔。今世传《昌黎先生集》载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为涉，荔子丹兮蕉黄，蕉下加子，当以碑为是。而碑云：春与猿吟而秋鹤与飞，则疑碑之误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书。

《唐元稹修桐柏宫碑》前人

右唐元稹撰文，并书其题云：修桐柏宫碑。又其文以四言为韵语，既牵声韵，有述事不能详者，则自为注以解之。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尔。古者刻石为碑，谓为碑铭，碑文之类，可也。后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谓之碑文。然习俗相传，理犹可考。今特题云：修桐柏宫碑者，甚无谓也。此在文章，诚为小瑕病。前人时有忽略，然而后之学者，不可不知。自汉以来，墓碑题云：某人之碑者。此乃无害，盖自此石为某人之墓柱。非谓自题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言碑，则于理何稽也。

《唐田布碑》前人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壮矣。承宣不能发于文
也。盖其力不足尔。布之风烈，非得左丘明、司马迁笔不能书也。故士有不顾其死，以成后世之名者。有幸不幸，各视其所遭如何尔。今有道史汉时事者，其人伟然甚著，而市儿俚妪，犹能道之。自魏晋以下，不为无人，而其显赫不及于前者，无左丘明、司马迁之笔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书。

《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苏轼

轼顿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载《辨奸》一篇，恭览涕泗，不知所云。窃惟先人早岁汨没，晚乃有闻。虽当时学者知师尊之，然于其言语文章，犹不能尽，而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谓知之尽而信其然者，举世惟公一人。虽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贵。《辨奸》之始作也，自轼与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谏，不论他人。独明公一见，以为与我意合。公固已论之先朝，载之史册，今虽容有不知，后世决不可没。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则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计，然使斯人用区区小数以欺天下，天下莫觉莫知，恐后世必有秦无人之叹。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轼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谢也。黄叔度澹然无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为颜子。林宗于人材小大毕取，所贤非一人，而叔度之贤，无一见于外者，而后世犹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减林宗，所贤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见，其信于后世必矣。多言何足为谢，聊发一二。

《答范蜀公》前人

颠仆罪戾，世所鄙远，而丈人独赐收录。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为荣幸，复何可否之间；而不肖生平不作墓志及碑者，非特执守私意，盖有先戒也。反覆计虑，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识其意。所赐五体书，谨为子孙之藏，幸甚。幸甚。无缘躬伏门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与曾子固》前人

轼叩头泣血言。轼负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窜，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伏念轼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虽不指言所属，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师人事扰扰，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呜呼，轼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轼既护丧还家，未葬，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似欲为行状未成者，知其意未尝不在于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则先君之意，永己不遂。谨即其遗书，粗加整齐为行状，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以告于下执事。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寔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与张君子》前人

某承欲令写先茔神道，如公家世，不肖以得附托为宠，更复何辞。但从来不写，除诏旨外，只写景仁一《志》，以尽先人研席之旧，义均兄弟，故不得免，其馀皆辞之矣。今若为公家写，则见罪者必众，唯深察悚息。不肖为俗所憎，独公相视亲厚，岂复惜一运笔。但业已辞他人，嫌若有所择耳。千万见恕。惠贶小团佳酝，物意两重。捧领惭荷。

《答吴子野》前人

文公庙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则已有文行之。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先伯父与陈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尝一日忘潮也。云：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论矣。然谓瓦厔，始于文公者，则恐不然，尝见文惠公与伯父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自尔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之言也。以文惠书考之，则文公前已有瓦屋矣。传莫若实，故碑中不欲书此也，察之。

《与潮守王朝请涤》前人

承谕欲撰《韩公庙碑》，万里远意，不敢复以浅陋为词。谨以撰成付来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其手书碑样，止令书史录去，请依碑样止模刻手书碑首，既有大书十字，碑中不用再写题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后更不用写诸官御位。此古碑制度，不须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样，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栏界之类，只于净石上模字，不著一物为佳也。若公已替，即告封此简与吴道人勾当也。

《与大觉禅师》前人

要作《宸奎阁碑》，谨以撰成衰朽废学，不知堪上石否，见参寥说禅师出京日，英庙赐手诏，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却请录示，欲添入此一节，切望仔细录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写一本付侍者。赍归上石也。惟速为妙碑上刻作一碑首，如唐已前制度，刻字额十五字，仍刻二龙，夹之碑身上，更不写题，古制如此。最后方写年月，撰人御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御。此乃近世俗气，极不典也。下为龟趺承之请，令知事僧依此。

《与宝月大师》前人

某启近递中，两奉书必达新岁，远想法体，康胜无缘，会集怅望可量，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丁宁，悟清日夜煎督，遂与作得寄去，不嫌罪废，即请入石碑，额见，令悟清持书往安州，求滕元发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栏界，只镌书字一味，已有大字额向下，小字但直写文词，不须写大《藏经碑》一行，及书撰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书一本，若有工夫入小横石，亦佳。黄州无一物可为信，建茶一角子，勿讶尘浼。

《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前人

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者，以房融笔授，故也。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而南华今无刻石者，长老重辩，师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以谓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盖推本其言，与孟轲氏合。其可不使学者昼见，而夜诵之。故具石请予书其文。唐史元和中，马总自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徙桂管经略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盖自安南迁南海，非桂管也。韩退之祭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节番禺，曹溪谥号，决非桂帅所当请。以是，知唐史之误，当以碑为正。

《答周益公》朱子

前者累蒙诲谕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论议。正平而措意深远。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吕子约录记，所被教墨，参互开发，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与闻焉。幸已甚矣。复何敢措一词于其间哉。然隐之于心，窃有所不能，无疑者。盖尝窃谓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窥度。然当其用事之时，举措之不合众心者，盖亦多矣。而又恶忠贤之异己，必力排之。使不能容于朝廷而后已。是则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恶之，况范欧二公。或以讽议为官，或以谏诤为职。又安可置之而不论，且论之而合于天下之公议，则又岂可谓之太过也哉。逮其晚节，知天下之公议不可以终拂，亦以老病将归，而不复有所畏忌。又虑夫天下之事，或终至于危乱不可。如何而彼众贤之排去者，或将起而复用，则其罪必归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孙。是以宁损故怨，以为收之桑榆之计。盖其虑患之意，虽未必尽出于至公，而其补过之善，天下实被其赐，则与世之遂非长恶。力战天下之公议，以贻患于国家者，相去远矣。若范公之心，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乐为之用。其自讼之书，所谓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谓之倾倒而无馀矣。〈此书今不见于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传也。〉此最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难者。欧阳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二者，各记其寔，而美恶，初不相掩，则又可见欧公之心，亦非浅之为丈夫矣。今读所赐之书，而求其指要，则其言若曰：吕公度量，浑涵心术，精深所以期于成务，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为诸贤，专取德望之偏。故范欧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诸子之贤，而攻之有太过者。后来范公虽为之用，然其集中归重之语，亦甚平平。盖特州郡之常礼，而寔则终身未尝解仇也。其后欧乃悔前言之过，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托为解仇之语以见意，而忠宣独知其父之心。是以直于碑中，刊去其语。虽以取怒于欧公而不惮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顾于愚见，有所未安，不敢不详布其说，以求是正。㐲惟恕其僭易而垂听焉。夫吕公之度量心术，期以济务，则诚然矣。然有度量，则宜有以容议论之异同。有心术，则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务，则必从善去恶，进贤退奸，然后可以有济。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势，日入于昏乱，下而至于区区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几有不能定者，则其前日之所为。又恶在其有度量心术而能成务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则亦信然矣。然范欧诸贤，非徒有德而短于才者。其于用人，盖亦兼收而并取，虽以孙元规，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规矩，亦皆将护容养，以尽其能。而未尝有所废弃，则固非专用德而遗才矣。而吕公所用，如张李二宋，姑论其才，亦决非能优于二公者。乃独去此而取彼，至于一时豪俊，跅弛之士穷，而在下者。不为无人，亦未闻其有以罗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荐王随、陈尧佐以自代，则未知其所取者，为才也耶。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谓范欧不足以知吕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贤，而攻之太过，则其所攻事，皆有迹显，不可掩，安得为过，且为侍从谏诤之官。为国论事，乃视宰相子弟之贤否，以为前却，亦岂人臣之谊哉。若曰：范吕之仇，初未尝解，则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进职秩，乃适在吕公三入之时。若范公果有怨于吕公而不释，乃闵默受此，而无一语，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内怀愤毒，不能以理自胜，而但以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笼络为之驱。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为此否也。若曰：欧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以自解，则是畏其诸子之贤，而欲阴为自托之计。于是，宁卖死友以结新交，虽至以无为有愧负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欧公之心，其忍为此否也。况其所书，但记解仇之一事，而未尝并誉其他美，则前日斥逐忠贤之罪，亦未免于所谓欲盖而彰者。又何足以赎前言之过，而媚其后人也哉。若论忠宣之贤，则虽亦未易轻议，然观其事业规模，与文正之弘毅开豁，终有未十分肖似处。盖所谓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于口耳。故潜于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讳。然者欧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屡见于书疏，非但墨庄所记而已，况龙川志之于此。又以亲闻张安道之言为左验、张实、吕党，尤足取信无疑也。若曰：范公果无此事，而直为欧公所诬，则为忠宣者，正当沫血饮泣，贻书欧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欧公之命，以为进退，若终不合，则引义告绝，而更以属人，或姑无刻石，而待后世之君子，以定其论，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于成文之中，刊去数语。不知此为何等举措，若非实讳此事，故隐忍寝默，而不敢诵言。则曷为其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处文辞之实，欧公丁宁反复之论。而但取于忠宣进退无据之所为，以为有无之决，则区区于此诚，有不能识者。若摭实而言之。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贤之罪，而其后日诚，有补过之功。范欧二公之心，则其终始本末，如青天白日，无纤毫之可议。若范公所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者，尤足以见其心量之广大高明。可谓百世之师表，至于忠宣。则所见虽狭，然亦不害其为守正，则不费词说而名正言顺，无复可疑矣。不审尊意，以为何如，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赐镌晓，千万幸甚。后书诲谕，又以昭录不书解仇之语，而断其无有。则熹以为吕公拜罢，范公进退，既直书其岁月，则二公前憾之释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则昭录书成，欧公固已不为史官，而正献忠宣又皆已为时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吕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于欧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后世之公论，有不可诬者。是以启今日之纷纷耳。如又不然，则范公此举，虽其贤子，尚不能识。彼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欧公之深。或者过为隐避，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无也。墨庄之录，出于张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记欧公四事，以为得之公孙当世，而子约以为绍兴舍人所记，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语意，实有后人道不到处。疑或有自来耳。若谈丛之书，则其记事，固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然而此病在古，虽迁固之博，近世则温公之诚，皆所不免。况于后世，虽颇及见前辈，然其平生踪迹，多在田野，则其见闻之间，不能尽得事实。宜必有之，恐未可以此，便谓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诚为太过，然欧公此言，尝为令狐父子，文字繁简而发。初亦无大美恶，但似一时语势之适然，不暇择其拟伦之轻重耳。故此言者，虽未敢必其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数条，不足深论。然偶因馀诲之及，而并讲之。使得皆蒙裁正，则亦不为无小补者，唯是所与子约书中疑学道三十年，为后学之言者，则熹深惑焉。而尤以为不可以不辨不审，明公何所恶于斯言，而疑之也。以道为高远元妙，而不可学邪。则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当然之理，犹四海九州百千万人当行之路尔。非若老佛之所谓：道者，空虚寂灭，而无与于人也。以道为迂远疏阔，而不必学耶。则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间，起居动息之际，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顷刻而暂废。故圣贤有作立言垂训以著，明之巨细精粗，无所不备，而读其书者，必当讲明究索，以存诸心，行诸身而见诸事。业然后可以尽人之职，而立乎天地之间。不但玩其文词，以为缀缉纂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诵夫子之言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而夫子是之，则学道云者，岂近世后学之言哉。若谓：欧公未尝学此，而不当以此自名耶。则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而溯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则于《易》、于《诗》、于《周礼》、于《春秋》，皆尝反复穷究，以订先儒之谬，而本论之篇，推明性善之说，以为息邪。距诐之本，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虚浮信惑妖妄者，又远甚其于《史记》，善善恶恶，如《唐六臣传》之属，又能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固非一端。其它文说，虽或出于游戏翰墨之馀，然亦随事多所发明，而词气蔼然宽平，深厚精切，的当真韩公所谓仁义之人者。恐亦未可谓其全不学道。而直以燕、许、杨、刘之等期之也。若谓：虽尝学之而不当自命，以取高标揭己之嫌耶。则为士而自言其学道；犹为农而自言其服田；为贾而自言其通货。亦非所以为夸，若韩公者至，乃自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则其言之不让，益甚矣。又可指为后生之语，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谕者。盖尝反复思之，而竟不得其说。恭惟明公，以事业文章，而论世尚友。其于范欧之间，固已异世而同辙矣。至于博观今昔，考订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黄者，且于六一之文，收拾编汇，雠正流通，用力为多，其于此事，必不草草。况又当此正道湮微，异言充塞之际，馀论所及，小有左右，则其轻重厚薄，便有所分。窃计念之，已熟而处之，亦已精矣。顾熹之愚，独有未能无疑者。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于有道，所恨伪学，习气已深，不自觉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则熹不胜，千万幸甚。

《泰山都尉孔宙碑》董逌

汉《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书其序，举孝廉历元城令，泰山都尉，此其所居官也。曰：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汤之罪己，昔人谓汉世近古，犹简质如此。以禹汤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类，谓罪己，尤不得施于此也。且宙之善，不过当引过，自居不以予人，然便为罪己，亦于书，何取汉世文物。至东京衰陋已如此，尝怪三代文字之盛，其见于钟鼎简册，不入诗书，尚多有之。浑厚尊严，如冠剑大人黼黻，以朝坐清庙而走群后，使人仰俛有愧后之人。拘迫自囚，如饿隶羁虏，左右望畏而愁叹喑呜之气。乡人悲咤，又如宦竖宫妾，寀讳忌之甚。则俳谐如庸倡笑侮，求说一时，故皆不得逞夫熊牟射虎，气已贯金石矣。其放矢复沓，则意已避石。故不能中也。文章以气为主，君子养气配道，与义死生，威武不得移之。故其言深纯浑厚，放乎江海之津者，使人望洋乡，若不得其涯涘也。彼其肯低首求售，顾一切忌讳，牵挛自拘，遑遑然求合而不得也。《诗》称文王克昌厥后，其在武王明发不寐。其在《书》则曰：无若商王受古人于文，无忌如此，其气固已盖天下矣。宜见者耸动，吁可畏而叹也。余读屈原书，以朕自况周秦六国间，凡人相与言，皆自臣也。秦汉以后，禁忌稍严，文气日益凋丧，然犹未若后世之纤密周细。求人功罪于此也。昔左氏书，子皮即位，叔向言罕乐得其国，叶公作顾命。楚汉之际，为世本者用之，潘岳奉其母，称万寿以献觞。张永谓其父柩大行届道。孙盛谓父登遐萧惠开对。刘成甚如慈旨竟陵语顾宪之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鲍照于始兴王，则谓不足宣赞圣旨。晋武诏山涛曰：若居谅闇，情在难夺，夫顾命大行慈旨，谅闇德音，后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况与称臣对客，自汉已绝于此。况后世多忌，而得用耶。颜之推曰：古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人实远。但缀缉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对偶，避讳精详，贤于往昔之推当。北齐时，已避忌如此。其谓缀缉疏朴，此正古人奇处。方且以避讳精详，为工音律对偶，为丽不知文章，至此，衰敝已剧。尚将伥伥求名人之遗迹耶。吾知溺于世俗之好者，此皆沈约徒隶之习也。

《庐陵王铭》前人

世传宗资〈阙〉文谓古无，是而丰碑本以下，繂其说信也。尝考吴均齐春秋。王俭谓石碑不出礼，典起宋元嘉颜延之为王琳碑石，又考杜叔廉书仪，则谓碑石自魏司徒缪袭改墓刻石以识，因以述其德行。昔颜之推论碑铭，皆不及此，乃知不显著于书者，或不得尽考也。尝见南朝得王戎墓铭，凡数百言。其首书晋司徒尚书令安丰元公之铭，其后张率得威斗何承天，以为必甄丰求其识，得石具如承天说。然其制已备于汉，岂特魏晋间耶。蔡邕铭论曰：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代已来，咸铭于碑。余见邕之为灵表墓硬碑，便知诸人论之不详，皆不足信于世。庐陵王碑叙述，惟谨微觉烦碎，然书画简古，为足贵也。

《田弘正家庙碑》前人

唐文敝至韩愈始变，而知所守，后世学退之者，惟欧阳永叔，独探其源。余考《田弘正碑》，盖其杰然自出，拔乎千百岁之上者。永叔尝得此碑，以校集中误字三处，曰：御，训事嗣考其所出，杂比成章，错综而不乱，信其有得于此。又曰：降，以命书奉我王明，必以集为误者，余则不得信于此也。以降命书不得如集所传，天明施于君，为不类。不若王明之切当而有据也。今碑为非，是则不可谓天明以降，为工于集所著，而传则不可碑。虽既定其辞，而后著之石。此不容误，谬然古人于文章，磨鍊窜易，或终其身而不已。可以集传，尽为非耶。观其文，当考其词义，当不然后择其工于此者从之，则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谓：是人不敢异其说，况碑为当世所书人。岂可尽告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遗槁与刻石，异处甚众，又其集中有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后窜改之也。呜呼，知退之者，益少。今惟文忠为得其要，其说犹然其下一等，又可知矣。

《徐偃王碑》前人

《徐偃王碑》，昌黎韩愈撰。《徐放书碑》，故在集中，以其文相校不失，盖碑近而传者众。故得不误，愈于此碑序事，淹该华实，不似黄陵等碑，错杂无序。骎骎上薄汉周，不造其极。则不止魏晋宋齐，糠秕殆尽，略无馀习，可谓至矣。昔人尝谓：公于文，浑然一出于己，不蹈藉前人，横骜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馀家。因号其山为徐山。此即范晔《汉书》，全用其语偃西王母事。尽录《穆天子传》，朱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则愈于文，盖亦未尝不用前人语，但使人不觉如己出也。其曰：故制朴角，昔人尝改为桷。《淮南子》曰：尧朴角，不斲素题，不枅愈于书，无不用也。

《平淮西碑》前人

唐平《淮西碑》，翰林学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方，得于定武。余感而叹曰：明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昔韩愈受诏为文，开凿浑元，索功元宰。盖精金百汰，愈鍊愈坚。其植根深，其藏本固，发越乎外，其华煜然，不可掩已。自汉以后，无此作也。帝子不慧过量，其夫且娇奼之，苟以大功尸于私室。夸耀宠灵，要求命数，惟意私之。则破其碑，以仆于道。时君世宰暗愚自将，则受以改命。文昌庸伍，安知为文气质衰陋，无复经纬。虽组织求丽，而纲领失据。正如江左俗学，以丽偶自矜。借使一时女子无知朝廷之间。君臣论议，又出一女子下耶。借使在朝无人，庸鄙暗劣。文昌其可承诏为此哉。昔李商隐读愈《平淮西碑》，谓如元气正赖，陶化庶类，而当时不容。况一日得行其道，吾知其不得存矣。或谓：不叙愬功，考其言用，夜半至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士卒。岂尝泯没无传，顾愈以裴度决胜庙算，请身任之。帝黜群议，决用不疑。此其所取远矣。刘禹锡知名于时，尝忌愈出其右。贞元长庆间，禹锡随后以进，故为说，每务诋訾，且谓文昌此碑，自成一家。其自快私意如此，又谓柳宗元言愈作此碑，如时习小生作帽子头，以紃缀其文，且不若仰父俛子，以此为上下之分。宗元尝推愈过扬雄，不宜有此语，皆禹锡妄也。

《罗池庙碑》前人

文公叙罗池事，亦既异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诘，圣人閟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观其隐，自理得之。然不以示人，恐学者惑也。昔殷人尚祭祀事，死以生其敝，小人以鬼则立教，御俗可不慎耶。尝观文公守儒道甚严，以世教为己任。其论武陵，谢自然事勇决果断，不惑于世。可谓能守道者，至罗池神，则究极细琐，惟恐不尽。岂亦蔽于好奇，而不能自已耶。

《为李文叔书罗池碑》前人

罗池之文至矣，来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为神误矣。昔欧阳文忠学文公，而知至者，尝评《田弘正碑》，衔训嗣事为讹，必曰：事嗣则语，参错而杂比，故能起而振也。余读此碑，至牛系轭下，引帆上樯，益知简鍊，差择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谓：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疑碑之误。此最退之用工处，不知何故反于此疑之。考衔训事嗣，退之便是一体，得于彼而失于此，盖亦不思也。

《跋泰山碑》元·黄溍

《泰山碑》字多磨灭，唯二世诏，《粗完峄山碑》亦有此诏，盖当时欲使来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为，故皆刻此诏于其后也。

《跋峄山碑》前人

欧阳公谓峄山无此碑，观杜子美赠李潮诗，则欧阳公之前无此碑已久。新斋李公尝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学，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旧本，可宝也。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宋濂
赵之赞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坛山崖石间。世传为周穆王书。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迁镇阳，过赵，始遣人访得之。今刘庄者，因凿移郡厅，笔力雄峭，有剑拔弩张之势。其吉日字，往往与周淮父卣伯，硕父鼎齐侯，镈钟诸款识合，实二千年奇迹也。欧阳文忠公家藏金石遗文甚多。其最远者，唯毛伯、伯囧二敦铭，及此文而已。赵明诚继著《金石录》，独以笔画类小篆为疑。今用周宣王时石鼓文考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当时与古文蝌蚪书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耳。明诚已信石鼓为周人之书，何独于此而疑之耶。濂既手摹刻于浦阳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辩。

《跋韩国华神道碑》何乔新

右宋谏议大夫《韩国华神道碑》，富弼彦国撰，王圭禹玉书国华，魏国公忠献公之父，而富王二公尝与忠献公同居政府，其文与书皆可传也。富公以勋业名世其文章不多见。今观此碑，叙事质而不俚，赡而不秽。殆非稚笔所及。盖宋之诸君，崇尚儒雅，公卿百执事，率用文学之士，故士大夫争自淬砺于学问。在当时，虽不以文名，其文亦自有以过人，如富公。是已，自元以来，所用以为公卿大臣者，第取其体貌，瑰梧音吐洪畅，而以文学进者，十不一二焉。故虽耳目近事，亦懵无所知，不独误以伏腊为伏猎，杕杜为状杜而已。或讥其然则谀佞者。又从而解之曰：夔龙稷卨所读，何书绛侯灌婴厚重少文者也。执用人之柄者，遂以为当然而不之怪。呜呼，以卿相之位，而委诸不学无术之人，宜夫治之不古若也，悲乎。

《题元祐党籍碑》前人

《元祐党籍碑》一卷，蔡京元长所书也。崇宁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诸贤，乃籍司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为奸党。请徽宗书而刻之，又自书颁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后世。京之意，盖欲污蔑诸贤，使其子孙亦有馀辱也。抑岂知公论之在人心者，终不可泯。至于摩挲遗刻，历数姓名，粲然若繁星之丽天。虽其子孙，亦以祖父得与涑水伊川联名为荣，曾不以为辱也。呜呼，爱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谓谬用其心矣。碑之所列，德业无闻者，居多。然赖此碑之存，而天下后世知其为君子之党。是则京之诋之，乃所以誉之也。欧阳子有言：彼谗人之致力，仍借誉而揄扬，岂不信哉。霅川沈炜以其祖名在党籍惧，久而磨灭，特取家藏榻本，重刻于石，行人司副姑苏周君得此卷，出以示予，瞻仰之馀，肃然起敬。因识于下方。呜呼，世之恶直丑正，彷佛于京者，览此碑尚亦自省哉。盱江何乔新识。

《季子墓碑考》都穆

吴延陵《季子墓》，在常州江阴县西申浦墓，故有碑。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自昔传以为孔子之笔，其大径尺，体势奇伟，考之唐开元中元宗，尝命榻其书。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萧定重刻石延陵庙中，今碑之存者，乃宋崇宁二年，知常州事朱彦立。盖刻之者，屡矣。欧阳永叔好集古文，其论此碑本之太史公书，谓孔子平生未尝至吴，不得亲铭季子之墓。又谓：其字特大，非简牍所容。后永叔有赵明诚者录古金石，多至二千，而此碑不与，遂使好古之士，不能不置疑其间。穆尝读越绝，见其中载越王句践，躬求贤圣，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则孔子固尝历吴至越，其书近古言，似非伪。岂太史公未之见耶。况春秋之时，贤如季子，固圣人之所与今观十字之间，辞约意博，宛然鲁史之法。有非圣人不能及者。盖不必亲登其墓，而后表之，亦未可知也。但观之笔以竹，而纸以代简。则自汉始及观古法帖，亦有是文。大不逾寸，而多二言。庶几竹简之书，宋黄伯思号称博物，定其非伪。今碑字若此，岂真是耶。抑后人转相传摹，扩而大之，又未可知也。虽然元宗尝命榻本，则唐以前已有刻石，而其来远矣。又岂后人所敢议耶。监察御史谢公琛巡历吴中，谓穆：吴人颇知稽古。命知县事王君鉼俾考其说。遂著之云尔。

《题元祐党碑》倪元璐

此碑自靖国五年毁碎，遂稀传本，今获见之，犹钦宝箓矣。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毁，名不可灭也。嗟乎，乌知后人之欲不毁之，更甚于京乎。诸贤自涑水，眉山数十公外，凡二百馀人。史无传者，不赖此碑，何繇知其姓名哉。故知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觉诸贤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阙里碑略记》钟惺

登岱讫谒阙里孔庙孔林焉，其地不可以山水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览言也。其事其文，不可以图史诗记言也。然其树与碑之胜，亦乌能掩哉。树在庙曰：桧。林曰：楷。吾不得而桧之、楷之矣。而姑以为桧，以为楷也。碑皆在庙，有东汉元嘉钟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九世孙，即融父，有曹子建《颂梁鹄书》，鹄，字孟黄。尝得罪魏武帝，命书碑自赎，悬书帐中，《受禅碑》亦鹄笔，今传为元常，亦非也。唐则《武德碑书诏》及祝辞数条，不知谁手。有《孙师范庙碑》，有《开元碑》，李邕撰文，张廷圭书，书亦皆隶以北海真行之妙，而《庙碑》定以篆隶为庄，不敢自用虚心敬事，如此碑，皆弘整可以善，后而碑侧多宋元题名，往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鹄碑阴书门生故吏姓名，出鹄一手，篆额皆妙拓者，概未之及，又有齐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额上存碑剥尽，才得数十字。唐大历《新门碑》，裴孝智撰文，裴平书，完好可读，缺一角趺断，今用以支门。予强拓之，不数年，无孑遗矣。宋元佳手甚多，它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寿，而皆为墙壁间物，计其后治屋坏垣，皆当落劫念林树天年，而此独失，职金石之寿，不如木物理，甚失其平孔庙孔林，不与岱始，而能与岱终。碑与树有力焉，吾友王永启将督学齐鲁，固此数物，司命命所司饰之。乾明、大历二石，吾尤为告秦庭之急，请勿与言山水，言登览，言图史诗记，一以学政发之，不能不听，听而后自出方略，与前后妙迹，随其完缺而拓之，釐为数卷，曰：阙里碑册。勿漏勿滥，有伦有脊，此盛德事也。

碑碣部艺文三〈诗〉

《羽林恩召观御书王太尉碑》唐·张说

陇首名公石，来承圣札归。鱼龙生意态，钩剑动铓辉。字得神明保，词惭少女徽。谁家羽林将，又逐凤书飞。

《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得灵字》孙逖

刻石记天文，朝推谷子云。箧中缄圣札，岩下揖神君。语别梅初艳，为期草欲薰。往来春不尽，离思莫氛氲。
《同观陈十六史兴碑》〈并序〉高适
楚人陈章甫继毛诗而作史兴碑，远自周末，迨乎隋季。善恶不隐，盖国风之流，未藏名山，刊在乐石，仆美其事，而赋是诗焉。

荆衡气偏秀，江汉流不歇。此地多精灵，有时生才杰。伊人今独步，逸思能间发。永怀掩风骚，千载常矻矻。新碑亦崔嵬，佳句悬日月。则是刊石经，终然继梼杌。我来观雅制，慷慨变毛发。季主尽荒淫，前王徒贻厥。东周既削弱，两汉更沦没。西晋何披猖，五胡相唐突。作歌乃彰善，比物仍恶讦。感叹将谓谁，对之空咄咄。
《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原注相国制文〉杜甫
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秾花发，春帆细雨来。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

《朱放自杭州与故里相使君立碑回因以奉简吏部杨侍郎制文》刘长卿

片石羊公后，凄凉江水滨。好辞千古事，堕泪万家人。鵩集占书久，鸾回刻篆新。不堪相顾恨，文字日生尘。

《饯司农宋卿立太尉碑了还江东》于鹄

追立新碑日，怜君苦一身。远移深涧石，助立故乡人。草色荒坟绿，松阴古殿春。平生心已遂，归去得垂纶。
《徐孺亭马上口号》〈并序〉权德舆
钟陵东湖之南，有亭，亭中有二碑，一则故曲江张公所制徐徵君碣；一则北海李公所制放生池碑。嚱夫二君子久随化往，而二文之盛传于天下。贞元初，余为是邦从事，每将迎郊劳多，经是间，且以其尚贤好生，皆醇仁之首也。因叹不得与二贤同时论文：变损益，亭址圯坏，苔篆磷趺，古风如在。感旧依然，而通馗在侧，平湖在下。波流毂击，日月无穷，因于马上口号绝句诗一首，以寄愀怆。

湖上荒亭临水开，龟文篆字积莓苔。曲江北海今何处，尽逐东流去不回。

《岣嵝山》韩愈

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

《王思道碑堂下作》刘禹锡

苍苍宰树起寒烟，尚有威名海内传。四府旧闻多故吏，几人垂泪拜碑前。

《读峄山碑》张继

六国平来四海家，相君当代擅才华。谁知颂德山头石，却与他人戒后车。

《立碑》白居易

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傍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我闻望江县，曲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没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御制段太尉碑》薛存诚

葬仪从俭礼，刊石荷尧君。露迹垂繁字，天哀洒丽文。诏深荣嗣子，海变记孤坟。宝思皆涵象，皇心永念勋。雅词黄绢妙，渥泽紫泥分。青史应同久，芳名万古闻。

《韩碑》李商隐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呜呼圣王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经堕泪碑》任翻

羊公传化地，千古事空存。碑已无文字，人犹敬子孙。岘山长闭恨，汉水自流恩。数处烟岚色，分明是泪痕。

《御制段太尉碑》叶元良

多难全高节，时清轸圣君。园茔标石篆，雨露降天文。义激忠贞没，词伤兰蕙焚。国人皆堕泪，王府已铭勋。揭出临新陌，长留对古坟。睿情幽感处，应使九泉闻。

《送翰林张学士岭南勒圣碑》司空曙

汉恩天外洽，周颂日边称。文独司空羡，书兼太尉能。出关逢北雁，度岭逐南鹏。使者翰林客，馀春归灞陵。

《庚戌过浯溪读中兴碑》李曾伯

峿山一何青，浯水一何绿。上有唐朝碑，苍崖与天矗。清庙仿遗音，灵武号实录。其笔走风雷，其文贵金玉。曾经两贤手，足耀千载目。后来纪名氏，前镵后且续。岂无黄绢词，中寓白圭读。一词不敢措，我惧此碑辱。虽然勿泥古，咏叹岂不足。岳将降甫申，吾皇车攻复。将墨东海水，且汗南山竹。勒功岱嵩顶，岂曰清溪曲。

《太平顶读秦碑》元·郝经

岱宗太平顶，磨崖与天齐。左列则天颂，右刻张说辞。文采与书法，不离近代规。汉封宛在，周观东秦坛夐出。绝顶西坛，前圆平值。中峰突兀，上有始皇碑。年深雨渍百裂馀，析作两峰蹲半规。面阳数字仍可辨，隙缝重衔苔藓皮。中间隐约见制，可完好可辨。惟臣斯拳如钗股，直如著，屈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当时风雨有馀怒。岂容夸石独在兹，秖应神明爱尤物。不肯轰击常护持，昔年韩文公曾赋《岣嵝诗》，字青石赤，皆传闻漫为咨嗟，涕涟洏何如。亲登泰山日观峰，光怪特见，绛气缠金虹摩挲。细读秦相碑，天门高咏来清风。乃知山灵不相负，夜宿天边不忍去，醉倚云窗重回顾。

《县令尹侯亨夫德政碑诗》郝仪

赫赫圣皇，思愈民瘼。岂无多士，承宣祗若。于惟尹侯，洵美且都。荐膺膴仕，名实胥符。蕞尔小邑，民贫土瘠。侯之戾止，秉心无斁。抚我疮痏，闵我耕桑。衣之食之，弦诵琅琅。瞻言百里，河水㳽㳽。乃决乃防，乃正疆理。有弊斯革，有利斯存。民用实繁，载笑载言。既奠我居，又宽我力。伊谁之功，惟侯之德。侯云遄归，我思何极。何其有极，徵诸石刻。

《赠镌碑王生歌》张宪

太湖之水通吴淞，绿波冷浸青芙蓉。巨灵神斧斫不去，帝命留与历代贤圣鑴奇功奇功，旷世信希有。至德乃可齐不朽，嗟哉王生习此艺。功德不逢长袖手，虞黄欧揭牛毛多。笔端佞语如悬河，银钩铁画衒奇丽。天下匠石劳砻磨，王生手握三寸钢。肥深瘦浅能自量，神椎轻重心应手。白蠹食铁森成行，词严笔劲逼晋汉。学士何人美词翰，窅亭五彩护龟趺。峙立通衢人不看，人不看恐泪垂。晋朝羊公今为谁，高山深水苦自置。后世谁人想，见之王，生王生女，当知功德岂在多文辞。君不见延陵季子碑上，仅十字千载，万载生光辉。

《赤乌碑》明·钱岳

名刹高开沧海边，丰碑新建赤乌年。悲凉断刻三江底，想像雄文六代前。潮落雁沙看古篆，月明虾渚吊枯禅。中兴赖有周郎记，回首吴陵惨草烟。〈周郎谓周弼〉

《过驻节桥读东阜刘远夫公碑文有感》杨慎

溪尾水沄沄，峰头正夕曛。含悽经驻节，洒泪读遗文。桥南花如浣花好，桥北油油生碧草。草色逐年新花开，又一春可怜东阜客，今作北邙尘忆昨。锦江离别处江边，手折垂杨树千里。还乡不见君断肠，邻笛山阳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