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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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典第四百十六卷

史学部总论三

《性理大全》《论史学》

程子曰：古者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其善恶皆见于后世。自秦罢侯置守令，则史亦从而废矣。其后自非杰，然有功德者，或记之。循吏与夫凶忍残杀之极者，以酷见传，其馀则泯然无闻矣。如汉唐之有天下皆数百年，其间郡县之政，可书者宜亦多矣。然其见书者，率才数十人，使贤者之政不幸而无传，其不肖者复幸而得，盖其恶，斯与古史之意异矣。　司马迁为近古书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纪本、尚书，但其间有晓不得书，意有错用却处。李嘉仲问：项籍作纪如何？曰：纪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问：班固尝议迁之失，如何？曰：后人议前人，固甚易。　史迁云天与善人，伯夷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颜何为而夭，蹠何为而寿？指一人而较之，非知天者也。　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亡戴天之雠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徵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徵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白入于齐，以国系齐，明当立也。又书公伐齐纳纠，纠去，子明不当立也。至齐人取子纠，杀之，此复系子者，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与徵之事全异。　客有见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曰：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涑水司马氏曰：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但恨延寿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耳。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闻。如《伯夷序传》，引盗蹠是也。若孔子，虽颜子之夭，只说不幸短命，死则知盗蹠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刘氏问：马永卿近读何书？对曰：读西汉到《酷吏传》。曰：班氏特恕杜张。何也？曰：太史公时，汤周之后，未显至班氏。独以为有子孙以赎父罪，故入列传。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辄，没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论者，以谓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后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后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于此，极有深意。张汤之后，至后汉尤盛。有恭侯纯者，虽王莽时，亦不失爵。至建武中，历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传》，以张纯之故也。曰：是时杜氏之绝已久，而亦不入《酷吏传》何也？曰：杜张一等人也，若独令张汤入列传，则世得以议矣。故并贷杜周，此子产立公孙泄之义也。永卿退而检左氏，郑卿良霄字。伯有既死，为厉国人大惧。子产以谓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乃立公孙泄。良止以止之，公孙泄，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郑杀子孔，子孔虽不为厉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后非义也。恐惑民故，立泄使若自以大义存，诛绝之后，不因其为厉也。　《新唐书》序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岂有繁简也？意必欲多则冗长，而不足读；必欲其简，则僻涩，令人不喜读。假令《新唐书》载卓文君事不过止曰：少尝窃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载此事乃近五百字，读之不觉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补于天下后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谓之文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也。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唐书·进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且《新唐书》所以不及两汉文章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也。又反以为工，何哉？然新旧唐史各有长短，未易优劣也。
朱子曰：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　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　或谓《五帝纪》所取多古文，《尚书》及大戴礼为主，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农见《易大传》，乃孔圣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不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录，遂使《史记》一书如人有身而无首，此尚为知所考信邪？　司马子长动以孔子为證，不知是见得，亦且是如此说？所以吕伯恭发明得非细，只恐子长不敢承领尔。　《史记》亦疑当时不曾得删改脱槁。《高祖纪》记迎太公处，称高祖此样处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号？《汉书》尽改之矣。《左传》只有一处云：陈桓公有宠于王。　或谓史迁不可谓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历代世变，即六国表序是其极致，乃是俗人之论。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当时论者所共言。如贾生、公孙弘、新垣平之徒，皆言之，岂独迁也？　问：《伯夷传》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当初何尝指望孔子出来发挥他？又问：黄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长陵，此是大事，所以书在后？曰：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如此等是也。　《伯夷传》辨许由事，固善然。其论伯夷之心，正与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视苏氏之古史，孰为能考信于孔子之言耶？　或以史迁能贬卜式，与桑弘羊为伍，又能不与管仲？李克为深知功利之为害，不知六国表所谓世异变成，功大议卑，易行不必上古《货殖传》，讥长贫贱而好语仁义，为可羞者又何谓耶？　或谓迁言公孙弘以儒显为讥，弘之不足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谓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则彼所谓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汉书》，不合要添改《史记》字，行文亦有不识。当时意思，处如七国之反《史记》所载，甚疏略却都是汉道理。班固所载虽详便，却不见此意思。吕东莱甚不取班固，如载文帝建储诏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不为豫哉？固遂节了吴王一段，只于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盖陪字训贰，以此言弟则可，言兄可乎？今《史记》中却载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汉纪》，有学《春秋》之意。其叙传云：为《春秋》考纪。又曰：迁史所载，皆是随所得者。载入正如今人，草槁如郦食其踞洗。前面已载一段末，后又载与前说不同。盖是两处说已写入了，又据所得写入一段耳。《汉书》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妇人做底文字，亦有载当时狱辞者。秀才文章，便易晓当时文字多碎句难读。《尚书》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齐整了。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陈寿检拾而为《蜀志》，故甚略。孔明极是子细者，亦恐是当时经理王业之急，有不暇及此。　《晋书》皆为许敬宗胡写入小说，又多改坏了。东坡言：《孟嘉传》陶渊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处。东坡此文亦不曾见包扬。因问《晋书》说得晋人风流处好，曰：《世说》所载说得较好，今皆改之矣。载记所纪其祖先之类，特甚疑。其故臣追记而过誉之。问：班史、《通鉴》二氏之学如何？曰：读其书自可见。又曰：温公不取孟子取扬子，至谓王伯无异道。夫王霸之不侔，犹珷玞之于美玉。故荀卿谓粹而王驳，而霸孟子与齐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异也。　《史记功臣表》与《汉史功臣表》其户数先后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当以传实證之，不当全以《史记》所传为非真也。如淮阴为连敖典客，《汉史》作票客，颜师古谓其票疾而以宾客之礼礼之。夫淮阴之亡，以其不见礼于汉也。萧何追之而荐于汉王，始为大将。若己以宾礼礼之，淮阴何为而亡哉？此则《史记》之所载为是。三代表是其疏谬处，无可疑者。盖他说行不得若以为尧舜俱出黄帝，是为同姓之人。尧固不当以二女嫔于虞，舜亦岂容受尧二女，而安于同姓之无别？又以为汤与王季同世，由汤至纣凡十六传。王季至武王才再世，尔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孙纣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岂不甚谬戾耶？《通鉴》先后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时而记之，或因事而见之。田和迁康公《通鉴》载于安王十一年，是因时而纪之也。《史记》载于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见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节，《史记》以为湣王，《通鉴》，以为宣王。《史记》却是考他源流来，《通鉴》只是凭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张敬夫说《通鉴》有未尽处，似此一节亦可疑。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后来他自做却败。温公《通鉴》凡涉智数险诈底事，往往不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如陈平说。高祖间楚事，亦不载上一段，不若全载了，可以见当时事情。却于其下论破，乃佳又如亚夫得剧孟事，《通鉴》亦节去。意谓得剧孟不足道，不知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辈亦系轻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万人，只缘吴王败后各自散去，其事无成。温公于此事却不知不觉载之，盖以周休名不甚显，不若剧孟耳。想温公平日叵耐剧孟，不知温公为将设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论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吕氏大事记》周赧后添系秦，亦未当当如记楚汉事，并书之项籍死后，方可专书汉也。　《通鉴》文字有自改易者，乃皆不用《汉书》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馀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　胡明仲看节《通鉴》文定，问：当是温公节否？明仲云豫让好处，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简子云真义士也。今节去之是无见识，必非温公节也。　《通鉴》例每一年成，数次改年号者，只取后一号，故石晋冬始篡而以此年系之。曾问吕丈，吕丈曰：到此亦须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系年，下面注所改年号。　或谓温公旧例年号，皆以后改者，为正此殊未安。如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夺汉太速。与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陈之意恐不可以为法。此类尚一二条，不知前贤之意果如何耳。　问：温公论才德如何？曰：他便专把朴者为德，殊不知聪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于己，才者能有所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谓之圣人，则圣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说得偏谓之，不是不可。问：温公言聪明彊毅，之谓才聪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尧舜皆曰聪明，又曰钦明，又曰文明，岂可只谓之才？如今人不聪明，更将何者唤作德也。　问：温公以正直中和为德，聪明彊毅为才？曰：皆是德也。圣人以仁智勇为德，聪明便是智，彊毅便是勇。　问：诸儒才德之说。曰：合下语自不同，如说才难，须是那有德底，才高阳氏才子八人，这须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将才对德说，则如周公之才之美样，便是有才更要德。这个合下说得自不同。又问：智伯五贤。曰：如说射御足力之类也。可谓之才。　《通鉴》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议更法首，便有斩敌首、降敌两条赏罚后面方有此两句。比类之法，其实秦人尚战功故。以此二条为更法之首。温公却节去，之只存后两句。比类之法遂，使读之者不见来历。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问：温公《通鉴》不信四皓辅太子事，谓只是叔孙通谏得行，意谓子房如此则是胁其父。曰：子房平生之术，只是如此。唐太宗从谏，亦只是识利害，非诚实。高祖只是识事机明利害，故见四人者辅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为之矣。叔孙通嫡庶之说，如何动得他？又谓高祖平生立大功业过人，只是不杀人，温公乃谓高祖杀四人，甚异。其后一处所在又却载四人，又不信剧孟事，意谓剧孟何以为轻重。然又载周休其人极无行，自请于吴，去呼召得数万人助吴。如子房剧孟，皆温公好恶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温公此样处议论极，纯因谕章惇言，温公义理不透。曰：温公大处占得多章，小黠何足以知大处？　胡致堂云《通鉴》久未成书，或言温公利餐钱故。迟迟温公遂急，结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　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稽古录》有不备者，当以《通鉴》补之。温公作此书，想在忙里做成，原无义例。　《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宫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接续读去，亦好末。后一表其言如蓍，龟一一皆验。宋莒公历年《通谱》与此书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　《唐鉴》欠处多看底辨得出始好。　《唐鉴》多说得散开无收杀，如姚崇论择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说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贬其说？　或谓史赞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于功德兼隆，则伤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赞其功德之美，无贬他意。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　范《唐鉴》首一段，专是论太宗本原，然亦未尽。太宗后来做处尽好，只为本领，不是与三代便别。　问：欧阳以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赞之，无乃太过？曰：只为欧公一辈人，寻常亦不曾理会本领处，故其言如此。　范氏以武王释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诛高德儒，此亦据他眼前好处，恁地比并也。未论到他本原处，似此样且宽看，若一一责以全，则后世之君不复有一事可言。　范《唐鉴》第一段论守臣节处不圆，要做一书补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资质浑厚，说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疏多不入理，终守臣节处于此，亦须有些处置，岂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议论，岂不为英雄所笑？　《唐鉴》白马之祸，欧公论不及此，　《唐鉴》意正有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　吕伯恭晚年谓人曰：孙之翰《唐论》胜《唐鉴》要之也。是切于事情，只是大纲却不正了。《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杨炎二税之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法云尔他也。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　五代旧史，温公《通鉴》用之，欧公盖以此作文，因有失实处，如宦者张居翰当时，但言缓取一日则一日，固二日则二日，固欧公直将作大忠，说得太好了。　致堂管见方，是议论《唐鉴》议论弱。又有不相应处，前面说一项，事末又说别处去。　子由古史舜纪所论三事，其一许由者，是已然当全载史迁本语，以核卞随务光之流，不当但斥一许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许由冢，则亦明其实有是人，亦当世之高士，但无尧让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苏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杀舜，盖不知其有无，今但当知舜之负罪引慝，号泣怨慕，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与夫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父母，欲使之未尝不在侧，欲求杀之则，不可得而已尔。不必深辩瞽象杀舜之有无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归之，则苏子虑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启而天下归启，则苏子又讥其避之为不度，而无耻于是。凡孟子史迁之所传者，皆以为诞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质其有无，然苏子之所以为说者，类皆以世俗不诚之心度圣贤，则不可以不之辨也。圣贤之心，淡然无欲，岂有取天下之意哉？顾辞让之发，则有根于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据。则虽卮酒豆肉，犹知避之况乎？秉权据重而天下有归己，之势则亦安能无所惕然。于中而不远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释，则不获已而受之何？病于逆避之，而幸其见舍，则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强取之，乃为逆偃然。当之而彼不吾归，乃可耻耳。如苏子之言，则是凡事之为辞让者，皆阴欲取之，而阳为逊避。是以其言，反于事实，至于如此，则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为疑。今不复论至益之事，则亦有不能无惑于其说者。殊不知若太甲贤而伊尹告归，成王冠而周公还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罢此类多矣。当行而行，当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苏子盖贤共和而又何疑于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则当遂有之而不可归归之。则为不度而无耻，则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父子之心，而杨坚夫妇所谓骑虎之势也。乃欲以是而语圣贤之事，其亦误矣。　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吕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然子由此语虽好，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犹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诗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极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此，亦众所共知，何必马迁然？迁尝从董仲舒游《史记》中，有余闻之董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尽用孔子之语作传，岂可以子由为非，马迁为是？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斯亦惑之甚矣。　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后刘聪石勒诸人，皆晋之故臣，故东晋以君临之，至宋后魏诸国则两朝平，书之不主一边，年号只书甲子，　问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之正者，如秦西晋隋则统，而不正者如蜀东，晋则正而不统者，曰：何必恁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讼狱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可随他做，如何恁地论？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馀，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太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某尝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修，后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编年号相续，此等处须把一个，书帝书崩，而馀书主书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态？此等处只合书甲子，而附注年号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帝几年，吴青龙几年之类，方为是。又问：南轩谓汉后当以蜀汉年号继之，此说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汉是正统之馀，如东晋亦是正统之馀也。又问：东周如何？曰：毕竟周是天子。又问：唐后来多藩镇割据。则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阔，所不服者只河北数镇之地而已。　问：宋齐梁陈正统如何？书曰：自古亦有无统时，如周亡之后，秦未帝之前，自是无所统属底道理，南北亦只是并。书又问：东晋如何？书曰：宋齐如何比得东晋！又问：三国如何？书曰：以蜀为正，蜀亡之后无多年便是西晋，中国亦权以魏为正。又问：后唐亦可以继唐否？曰：如何继得？　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急须焚之。　纲目于无正统处并书之，不相主客，通鉴于无统处，须立一个为主某，又参取史法之善者，如权臣擅命多书以某人为某王某公范，晔却书曹操自立为魏公，纲目亦用此例，　扬雄荀彧二事，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汉侍中光禄大夫，而参丞相军事，其死乃是自杀，故但据实书之，曰：某官某人自杀。而系于曹操击，孙权而至濡须之下，非故以彧为汉臣也，然悉书其官亦见其实，汉天子近臣而附贼不忠之罪，非与其为汉臣也，此等处，当时极费区处不审，竟得免于后世之公论否，胡氏论彧为操谋臣，而劫迁九锡二事，皆为董昭先发，故欲少缓九锡之议，以俟他日徐自发之，其不遂而自杀，乃刘穆之之类，而宋齐丘于南唐事亦相似，此论窃谓得彧之情矣。　因说通鉴提纲例，凡逆臣之死，皆书曰：死至于狄仁杰。则甚疑之，李氏之复，虽出于仁杰，然毕竟是死于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随入死例，书云：某年月日狄仁杰死也。　伯恭大事记辩司马迁班固异同处，最好渠一日记一年，渠大抵谦退，不敢任作书之意，故《通鉴》《左传》已载者，皆不载，其载者皆《左传》《通鉴》所无者耳，有太纤巧处，如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人，伯恭少时被人说他不晓事，故其论事多指出人之情伪，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东莱吕氏曰：史官者，万世是非之权衡也。禹不能褒鲧，管蔡不能贬周公，赵盾不能改董狐之书，崔氏不能夺南史之简，公是公，非举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国家者，皆设史官典司言动，凡出入起居发号施令必九思三省，奠而后发，兢兢慄慄，恐播于汗简，贻万世之讥，是岂以王者之利势而下制于一臣哉？亦以公议所在，不得不畏耳。汉绍尧运置太史令，以纪信书，而司马氏仍父子纂其职，轶材博识为史臣，首迁述黄帝以来，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号实录，武帝乃恶其直笔，刊落其书。呜呼！亦惑矣！公议之在天下，抑则扬，塞则决，穷则通，纵能削，一史官之书，安能尽柅天下之笔乎？
问马迁既汉武时人，必能详纪武帝，故实及观武纪，止言封禅祷祀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书中，固有录及武帝者，然《封禅书》不过，又述武纪所言，《平准书》又何独详述武帝生财法？至律书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迁谓夫子《春秋》于定哀也，辞微亦须略，举弘纲而或详载或不载，既自不同，若武纪尤可疑者，潜室陈氏曰：《史记》不专为汉史，乃历代之史。故其纪汉事略于《汉书》，而纪武帝事独详，若《封禅》《平准》二书，虽谓之南史家风可也。　问：汉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沟洫刑法，皆为立志而选士之法，最为近古，何乃不为立志？曰：汉书缺典，处兵无志，选举无志，为太史公未作得此书。故孟坚因陋就简，　问：太史公作《史记》上自唐虞而八书之作，止言汉事，班孟坚作《汉史合纪》，汉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书未必皆言汉事，独《平准书》专言，武帝其赞说古今汉志，虽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独《古今人表》专说古而不说今，自悖其名，先辈尝讥之，中间科等分别人物又煞有可议，此却班史之赞，画蛇添足矣。
顾充历朝捷录东周七国后秦论
周自西辙转东而王迹扫地陵，夷至于威烈之际，泯泯棼棼，幺不振，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以为九鼎之法而已，三晋强梁弁髦，其君瓜分其国，固王法所不贳者，周天子不能讨，已失大司马九伐之法矣。而又命为诸侯以宠秩之，是何异于开门而揖盗乎？故紫阳作纲目，托始于此，以见坏法乱纪，自王朝始也。其后安王立，而田和即求，为诸侯噫，相彼盍旦，尚犹患之，谓求所不当求也，况诸侯而可求乎？盖尤而效之，周亦无辞于田氏耳。烈王之时，六国互峙，百派分波，争涸其源，四疆来侵，攘肌及骨，未闻有西归以受好音者，而齐威特举朝礼天下，同舌而贤之，其空谷之足音，晦暝之日月，与秦败三晋之师，显王赐以黼黻之服，长其桀鷔然，而诸侯弗齿也。孝公发愤修政，而刑名之说始于商鞅之佐秦，禁网牛毛，令严弃灰田开阡陌，而使之富，背弃仁义，而使之诈，以故民安于战斗，狃于攘夺，颉颃相高力甲诸国，而秦始称王矣，山之东，山之西，谈士云起，狙诈如星，仪秦辈掉三寸不朽之舌，以簧鼓天下，今日说合从，则欲悉虑以摈孤秦，明日说连横，则欲拱袂，而臣六国心心有主，喙喙争鸣，如群儿一饼兢获自矜以争相雄长斯时也。齐有孟尝，赵有平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皆飞仁扬义，秣马厉兵，谟臣盈室，武将连横，相与计图弱秦。吾意函关，虽大拳泥可封也。然楚怀客死，徒自切齿腐心，而三城既得之后，终不思以只矢贯函谷之西，而每每割地赂秦，如抱薪救火而亡，所以互相救卫之道，在六国亦蚩蚩然，唯知有秦焉耳，噫！向使六国之君，申盟结好，如率然在山雍渠，在原首动尾，应一唱五从，并力西向，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而卒不悟，惜夫赧王献地，秦灭东周，姬氏八百六十七年之祀遽尔终斩，当时诸侯无有仗义，以责及秦者，而韩魏二君，捐廉弃耻，反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之，而卒昧鲁仲连之计，迨至郊见上帝，而秦亦侈然以帝自居矣。噫！孰知异人逃归，不韦隐计，而柏翳之嗣已潜移于宫阃之中乎？吕政以眇眇之身，奋六世之馀烈，执敲朴以鞕笞天下，自此无岁不干戈，无人不介胄，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先灭韩，次灭赵魏，次之楚，次之燕，又次之而齐，之四十馀年不受兵者，亦附于松邪！柏邪之歌，军声所临，百举百克，破纵擅横，吞嚼八区，子顺曰：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斯言验矣，初并天下，自号始皇，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夷，封建于郡县，走凶奴于远方，灰诗书于烈焰，埋儒生于尘土，合兵器于金人，自以二世三世而可以万万世也，然阿房筑怨，长城筑愁，张诽谤之，网以镌磨锻鍊其民，若薙氏之芟草，既蕴崇之，又行火焉，骄悍自高，以执雠黔首而天下皆吞舌侧目，不敢谁何而土崩之势，已兆于立国之初，沙丘行诈，胡亥袭尊，恣其刻薄之性，挈宇宙而鼎镬之，然座未及煖，而胜广之徒，奋其白梃，偏袒大呼，而天下从之，如流水谪戍彊于五霸，闾阎逼于戎狄，而先人蒙霜雪，冒矢石，尺攻寸取之地，复散而为六国，且以鼠窃狗偷而不足忧也。及王纲不纽天地瓦崩，始空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之手，以禦之，而楚沛席捲之师，直捣关外，当是之时，上有高枕肆志之主，下有指鹿为马之奸，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而上不知迨阎乐，作乱于望夷，而为王弗许为侯，弗许与妻，子为黔首，又弗可得而胡亡而秦亡矣。项羽啸兵西噪，杀戮已降，而数世之业一旦殒殕，如摧枯折朽之易，不亦可为万世之长，笑哉！夫周自威烈而后，以残颓之弱祚寄命于方张之虎喙，尚绵绵延延，远过其历，而六国以万乘之强，不能支一秦之师，暴秦以天下之强，竟卖亡于谪戍之卒，此其故何耶？盖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六国唯不知所以自强，而秦又以其强者而虐用之，固自亡之道也。故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宋齐梁陈隋总论

予观五代之将兴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馀，朝脱臣班暮居黄屋得之，何无难也？五代之将亡也，以天下位庇一身，而不足朝华夕悴变，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盖闻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势可以挈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而又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则暴者虐者，逞私快志，纵耳荡目于亿兆之上，其能久污天位乎？间有舍其尺短采其寸长，非无彼善于此者，而帝王之德未之闻，要之皆不足录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而尚衰于末路，又况其龊龊者乎？故使梁有不纳叛之隋文，则侯景可无台城之危，陈有禁像寺之宋文，则蒋帝可无私祐之祀，宋有乐求成之梁武，则邑里可无萧条之惨，齐有重本宗之陈文，则诸王可无屠剥之凶，奈之何所短者不能用所长？而地丑德均五代同术也，佛老之好，陈武踵梁，武之愚也。骨肉相残，孝元效齐，明之忍也。弑君攘位，齐明蹈刘，劭之逆也。君子曰：与乱同事者罔不亡。又曰：与败同辙者罔不覆。数主有之矣，又其甚也。废帝肆恶于宋，而东昏肆虐于齐者，为尤悖后主，极欲于陈，而炀帝侈乐于隋者为益深，蠹世殃民，梯炎絓祸，固桀纣之赤帜，幽厉之翘楚也，近则丧元于其臣，远则委命于其敌，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灼灼验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涤瑕荡秽，若拨曀霾而扬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若援斯世于浊淖中而饮之以清冷之水也。然则为五代之君者，如之何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陈宣之俭质，运以齐武之公明，益以宋文之致治，以保隋炀之富强，庶乎其得之耳？

汉唐宋总论

自夏商而后语，有道之长而享历绵永者，莫过于周，其后裂而为七分，而为三迭，而为五吕，窥嬴牛易马与？夫朝并暮析彼君，此臣纷纷若岁馀之闰，无容喙矣。由周而后，凝命之久者，又莫过于汉唐宋，而要之制度之创也，世殊规模之建也，代异又不可以不考也，断蛇奋旅秦苛歇矣，晋阳举旂隋恶除矣，而攘位于孤寡，曹马之狐媚焉耳。南阳举事，东都烈矣，灵武反旆旧物收矣，而依栖于临安，晋元之江左焉耳。单于来朝，蛮夷率服矣，王会有图秦越一家矣，而俘肉于金元，怀悯之臣妾焉耳。汉唐岂宋所敢仰窥哉？然观家法所立之最善，则彼杂霸杂夷之治，尚秕政也，观高曹向孟之称贤，则彼吕氏武氏之祸，鸣牝鸡也，对语分羹，手刃同气，何如遵母后之教者之为？厚六经表章，仅为美谈文体三变，号称复古，又何如文星聚于昴，以兆伊洛湖关之学者为正脉哉？故虽七制迭，承大纲允正，三宗继美万目以张，而终不若致治之，正如许将所谓远过汉唐者也。嗟夫！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治，汉唐宋之治也，岂真不可为三代哉？用非其人，治有时而敝耳，故汉以节义是矣，而激烈成风，唐以纪纲是矣，而威令不肃，宋以忠厚廉耻是矣，而懦耎弗振，由此以治而亦由此以敝，由此以兴而亦由此以亡，法则是，人则非也。君人者能起敝以维风，更化以善治，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而古治复矣。

史通

山谷称《史通》《文心雕龙》皆学者要书，余观知几指摘前人极其精，覈可谓史家申韩矣。然亦多轻肆讥评，伤于苛刻，《浮词篇》云：《汉书》：萧何知韩信贤，贤者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淮阴堕业，无行盈满，速祸以贤为目，不能无谬。夫贤之为言，异于人云耳，而辄律之以儒行责之为圣人，不已甚乎？《人物篇》云：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采而编之为列传首。夫迁书与经典并行，世多其书，辄弗论著，而复责之，以编纂不亦复乎？《辩识篇》云：彰善贬恶，不避强禦，若董狐南史者，上也。编次成书，郁为不朽，若丘明子长者，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当盛周绾史职，与董狐南史未知先后，而抑居丘明子长之下，此何据乎？《杂说篇》：李陵与苏武，书观其文体，不类西汉，迁史编于李传中，斯为谬矣。今李传并无其书，且陵书为齐梁拟，作迁亦何从逆睹之乎？其最甚者，夫子谓昭公知礼，则讥其饰，智矜愚爱，憎由己称颜子殆庶，则讥其曲垂，编录不能忘私，至尧之幽囚，舜之野死，益为启所诛，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一以汲书为据，勇于信冢中之断简，轻于悖显，行之六经，几盖小人之无忌惮者哉？且自云因王充之问，孔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夫充之浅妄亦何足法也。

史通所载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记甚多，然渐就湮没，如《晋书》不行沈约而行唐太宗，《唐书》不行刘煦而行宋祁，世俗识真者，少古书散轶，正坐是耳，史通所载多有其名。今备疏之《谯周古史》，考荀悦《汉行》，状陈寿益部《耆旧传》《楚国先贤传》，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萧大圜《淮海乱离志》，和峤《汲冢纪年》《西京杂记》《三辅黄图》，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南徐州记》《晋宫阙名》《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赵岐《三辅决录》，沈莹《临海水土记》，周处阳羡《风土记》《桑钦水经》，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常璩《华阳士女记》《会稽典录》，辛氏《三秦志》，罗含《湘中记》，潘岳《关中记》，陆机《洛阳记》《建康宫殿记》，扬雄《家谍谢承家语》，挚虞《姓族记》，殷敬《世传》，孙氏《谱记》《六宗系传》，杨之山《哀牢传》，顾协《琐语》，谢绰《拾遗》，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杨松介《谈薮韦昭洞记》郭子横《洞冥记》，王子年《拾遗记》，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协《文心雕龙》，李充翰林《论挚虞文章》，流别《祖台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

世说注所载史目

《史通》

所载尚未该备，梁刘孝标注《世说》，自汉魏吴诸史子传地理之外，如晋氏一朝，诸史及诸公列传谱谍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又齐梁以上书也，谱谍别传，姑不暇及，馀书亦疏其目，已见史通者不载，谢承《汉书》，张璠《汉纪》，薛莹《后汉书》，刘向《别录》，环济《吴纪》，梁祚《魏国统》《曹暪传》《魏末传》，朱凤《晋书》，虞预《晋书》，刘谦之《晋纪》《晋后略》，曹嘉之《晋纪》，邓灿《晋纪》《晋惠帝起居注》《晋安帝纪》《晋百官名》《晋诸公赞》，摰虞《世本》，车频《秦书》《赵书》《名士传》《江左名士传》《海内先贤传》《逸士传》《江表传》，萧广济《孝子传》《文士传》，华峤谱叙《晋世谱》，杜笃《新书世语》《竹林七贤论》《八王故事》《高逸沙门传》《名德沙门题目》《永嘉流人名》，周祇《隆安记》《浦南记》，荀绰《冀州记》《三秦记》《丹阳记》《扬州记》《陈留志》《南州异物志》《襄阳记》《豫章旧志》《浔阳记》，张资《凉州记》《西河旧事》《东阳记》《永嘉记》，会稽《土地志》《会稽郡志》《会稽后贤记》《洛阳宫殿簿》《神农书》《五经通议》《文字志》《文章叙录》，挚虞《文章志》《妇人集》《妒记》，青乌子《相冢书》《相牛经》。

群书备考论史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古之文也，简以达今之文也，烦以塞。又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烦而志寡。曾南丰曰：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事，其义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东皋子曰：见辱于市人，越宿而已忘，见辱于君子万世而不泯。苏老泉曰：甚矣！秉史笔者之难也。见闻有限则弗遍，意见先入则多偏，野史杂记多恩怨，好恶之口滥，述谀碑多，故吏门生之笔好恶，或关于时说否臧，或碍于世家知几，愤于十羊九牧，韩愈卒于窜，定不全皆有以也。
蓬莱道山地至清也，册府芸香职至华也，披阅金匮，石室之珍储，讨论鸾台凤阁之故，实儒生之至荣遇也，夫苟一私，缠缚百事，顾畏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头白有期，汗青无日，居是职者亦难称矣。
尝爱孙盛作《晋春秋》，质以大司马之威，而不变。吴竞撰《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褚遂良之是非，必纪魏谟之善恶必录，虽以天子临之，而不失其职，古人正直若此，数子者可矣。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故史佚居三公之次，博闻强记，备天子之遗忘，其在列国，齐之太史，鲁之克，晋之董狐，史苏史黯，皆有记言记事之职者也，鲁春秋始，同列国一经，孔子之笔，遂与吴越春秋之类相天渊，左氏之传其义例洵有可称，诚足以羽翼圣经而为史家之巨擘矣。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曰编年，曰纪传，曰实录。而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二曰起居注，三曰日历，四曰臣僚事状。观刘知几三长之说，袁松五难之说，与夫三等四患之说，史岂可易作哉？汉有司马迁继父谈为太史，作《史记》，褚少孙补之裴骃解之班固苏子由讥之，班固之父彪尝续，司马迁《史记》，固因之作《前汉书》，吕东莱以左传拟之，洪容斋以英茎咸韶比之，而范晔郑樵讥之，虽以曹大家之补志为之羽翼，而颜师古为之注释，亦不能尽正其讹，此刘知几所以有《史通》之作也，范晔作《东汉书》，自负无愧良史，刘昭补注之，而晁氏陈氏多讥之，由此而言，则班史失之同范史失之诞诚然矣。其后荀悦仿左氏之体，而作《前汉纪》，袁宏剪范晔之秽，而作《东汉纪》，皆有可观陈寿之志《三国》，王通数称其书，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浅使无习，凿齿诸人正之，则大统几于不辨矣。《晋书》以何法盛等？十八家之史未善，唐命房乔等再加撰，次而文多骈丽，有失史体。《南北史》成于李延寿，温公以佳史称之，然多详于北而略于南，盖当时两朝分错，国各有史，南朝则沈休文撰《宋书》，裴子野更删为《宋略》，江文通有《齐志》，萧子显更为《齐书》，而梁陈二史又成于姚思廉父子，北朝则魏收有《魏书》，李百药有《齐书》，令狐德、棻苏绰、牛弘皆修《周史》，《隋书》则魏徵总其事，而同修述者颜师古孔颖达也。韦述撰《唐书》，刘煦复增减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梁唐晋汉周皆有史，宋薛居正辈尝修之矣，欧阳修以其烦猥失实，重修之，而藏于家。后朝廷取付，史监谓之《新五代史》，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焘有《通鉴长编》，陈仲微有《二王本纪》，陈桱有《通鉴续编》，揭傒斯有《宋辽金三史》，惟陈桱之编为知《正闰元史》，尝作于胡粹。中洪武间，命宋濂等纂修，亦既有成书矣。宋司马公本春秋之法，始自威烈王，终于五季，集为《资治通鉴》，胡文定复有举要补遗之作，所以救其失也。刘恕复有《通鉴外纪》之书，所以补其缺也，朱晦翁继麟经之后，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作为纲目，金履祥之通鉴前编，得朱子之意者也，本朝之续纲目，续朱子之遗意者也。
作史之法，贵词简而事明，义严而纪备，《春秋》经文止三万言，虽无左氏作传，其书亦不至于晦漏而难读也，迁固之书，可以拍肩左氏，范晔以下互有得失，惟朱紫阳纲目足以步麟经之后，尘然自昔纪载编集非出一手，首尾多不相照，纲目仍之，或不免此病，姑以一事言之。汉景帝四年中，皆以冬十月日食，今纲目并书于夏秋之后，盖编缉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故误系之岁末耳，至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多差，则纲目虽不可悉指为门人之作，亦不可遽指为未脱稿之书，要与同志共订，虽脱稿而未及修补，亦若诗传有新旧说之未折衷者也，其纲之不合，凡例者虽得徐昭文为之考證，而目中之当删缉者尤多。近日续纲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间，其文几半于旧世之君子当更订削之。按《左氏传》春秋自隐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十年为十七卷，盖近则闻见多而事详远，则纪传寡而事简理，固然也。今日史册非一人所集，纪籍俱存然，以宋史校唐则几倍，以唐史校汉则加烦，谓非史笔之日，下而校削之未精乎。自刘元城谓事增文省为《新唐书》之病说者，承之至谓以文之烦省论史，为儿童之见，殊不知《新唐书》之病，正以其文虽省而事则郁，而不彰耳，若能不加烦文，而事不晦，自是史家所难。观欧所论马蹄逸犬之文，皆可见虽孔子所谓辞达而已，《中庸》所谓简而文者，皆可借为作史之案者也，古之胜今于斯一验。

何乔新椒丘文集诸史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一代之史必属一代之人。故有唐虞之史臣，而后有典谟之浑噩，有孔子之大圣，而后有春秋之谨严，苟非明足以周万物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岂足以任其责哉？粤自麟经绝笔，史学寥寥，司马迁易编年之法，为纪传之体，上起轩辕，下终汉武，《史记》作百三十篇，扬子云称其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如游侠之谈，而论六国之势，则土地兵甲以至车骑积粟之差，可谓辨矣，而莫不各当其实，是辨而不华也。叙货殖之资，而比封侯之家，则枣栗漆竹以至籍槁鲐鲚之数，可谓质矣。而莫不各饰以文，是质而不俚也。上自黄帝，下讫汉武，首尾三千馀年，论著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国则据左氏，言秦兼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贤人，则冠之于传首，晏婴善与人交，则愿为之执鞭，其不虚美？可知陈平之谋略，而不讳其盗嫂受金之奸，张汤之荐贤，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隐恶？可知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班固所以议其失也。
至固，删定史迁之书成，父彪未就之业，起于高帝，迄于王莽，作《汉书》，凡百卷，范晔称其不激诡，不抑抗，瞻而不秽，详而有体，如公孙弘矫饰之诡，行则实其钓名之言，东方朔诙谐之诡谈，则鄙为滑稽之雄，此不激诡之体也。盖宽饶之事，主抗言为狂瞽者也，则以为邦之司直，梅福之去官，抗节而从所好者也，则以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体也。相如之风雅而及于临邛奔亡之事，则以为淫靡之戒，张禹之传授而及于后堂声色之乐，则以为乖僻之箴，此赡而不秽也。贾谊政事之书，载其万言，皆切于世事，董生贤良之策，载其三篇，皆明于经术，此详而有体也。然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以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此傅元所以讥其非也。范晔之作《东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笔势纵放，奇变不穷，如两都官制之详，独行逸民之传，盖云备矣。然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论隗嚣则辞多虚美，传方术则事多不经，不免于后人之议焉。
他如荀悦省前汉之繁而为《汉纪》，袁宏剪后汉之秽而为《编年》，体制近古辞，约事详然，既不逮夫左氏之富艳，复不若《史记》之盛行矣。
陈寿之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有益风化，文中子称其依大义削异端，司马公喜其叙事，高简而有法，不言曹操本生，而载夏侯渊及惇于诸曹中，则见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贵，乡公书卒而载司马昭之奏，则见公之不得其死也。然帝室之胄而以寇书之老，瞒奸雄而以帝觅之，以觅米之怨不立丁仪之列传，以父髡之恨而短诸葛之将略，不能逭君子之讥焉。其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萧常作续，汉书皆以尊昭烈之正统，而抑魏吴之僭号惜，夫习氏之书亡逸而常之史疏略也。
《晋史》始有十八家之制作，而成于唐臣之纂录，然好采诡异语，多骈俪贬晋之亡也，且有鳌坠三山鲸吞九服之言，即协夫咏歌之辞，贬惠王之失御也。且有溽暑之气，方闻淫哇之音，罕记即协，夫表奏之语，此其失也。
沈约之《宋书》号为博洽，载魏晋以来之事，故不免失于限断之讥。
萧子显之《齐书》，喜自驰骋，尤多雕刻藻绘之变故，不免其文益下之诮。
《梁陈书》撰于姚思廉，然言辞卑弱，故学者罕所传习也。
《后魏书》撰于魏收，然褒贬任情，故时人号为秽史也。《后周书》撰于令狐德棻，而多非实录。
李延寿之《南北史》，司马公喜其叙事简劲，贤于正史，但恨其不作志书，使制度不见耳。
魏徵之《隋书》，论者谓其不当，载王劭袁充两传，惟录其诡辞妄说也。
《唐书》旧史则刘煦之所纂，新史则欧阳修宋祁之所修，以李义甫许敬宗之奸邪，而与长孙无忌同传，柳宗元刘禹锡之阿附，而与韩愈同传，此旧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而后小人也，刘蕡之鲠直而载之，文苑阳城之卓异而概之，隐逸此旧史之失也。新史易之，所以取大节而弃小节也，然委任不专，体制不一，故纪有失，而传不觉，传有误而纪不知，予夺无定论，纪载无定，统此所以未惬人之意也。
欧阳修作《五代史》，立例精密，取春秋法文，简而能畅，事增而不赘，其为论必以呜呼发之，盖以乱世之书，故致其慨叹之意也。观其书名，曰《家人传》，则帝王正家之义见矣。曰《梁臣传》《唐臣传》，则忠臣不事二君之义昭矣。曰《死节传》，则节义著矣。曰《一行传》，则高尚见矣。自谓夫子作《春秋》，因乱世而寓治法，予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则其托意亦甚高矣，议者以为功不在马迁之下，又谓笔力驰骋，无驳杂之说，岂虚语哉？司马温公复纪传而为编年，总历代而为通鉴，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二年，为书二百九十四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生民之休戚者，罔不毕载，删述去取亦莫不有深意焉，首书命三晋为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辩，四皓为惠帝，立党制，其父以明父子之义，鲁仲连射书聊城之事，公则略之而不书，曹操分香卖履之，微公则讥之以示贬，谓褚遂良无谮刘洎之语，谓陆贽无报窦参之意，韩休必不至德，李林甫颜真卿必不至为贼，草奏凛凛乎？人道之大经，其有关于风化如此也，曹参遵何之约束，正以箴熙宁大臣，变法之失，贾山所言从谏拒谏，正以讥熙宁大臣同己之非，苏秦纵横之说，本不足取也，存其事于书者，欱见当时利口之覆邦家也，啬夫之辩给驰骋亦不足存也，公之深辩而不释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无益也，惓惓乎！治道之要务，其有益于政事也，又如此信夫为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秦汉以来所未有之书也，惜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纪武后之年黜中宗之号，屈平之不见，取扬雄之反见，称未免后人之讥也。
若夫子，朱子之作纲目也，岁年有远近，详书甲子以纪之，则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国统有离合，特书正统以别之，则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有始终兴废，灾祥沿革之正例者，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变例者，皆大书以提要，则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有追原其始，遂及其终者，有详陈其事，备载其言者，皆分注以备述，则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发潜德之幽光，诛奸谀于已死，春秋之后一人而已，自今观之，秦汉晋魏之僭王则别之，使天下知僭伪之不得其正，亦春秋诛吴楚之法也。宋齐梁陈之分治则卑之，使天下知传授之不得其统，亦春秋黜五霸之义也。卫贬号曰侯曰君，岂非《春秋》杞伯杞子之例乎？取留侯招四皓以定太子，岂非《春秋》嘉首止之意乎？扬雄本仕于汉而曰莽大夫，诛阿附也，陶潜本没于宋而曰晋徵士，表贞节也，书孟轲之去齐，伤吾道之不行也，贬仁杰以系周恶臣道之不立也，汉史曰：幸大学而改幸。曰：视虽天子必有师也。唐史曰：尚公主而更尚。曰：适虽贵当执妇道也。然朱子之作是书，岂出于私见臆说而已哉？纲仿《春秋》而兼采众史之长，如书曹操之自立则仍范晔之文，书韦耿之讨贼亦本范晔之意，尊昭烈之正统，则取习凿齿之论也，存中宗之纪年，则本范太史之说也。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论，如书卫鞅之受祸，则取胡氏之论，书秦割地之和韩魏，则本苏氏之说，述秦赵会于渑池，则杨龟山之议也，述张良误中副车，则程子之辩也，质诸人心而无疑，参诸鬼神而无愧。信夫！可以接春秋之坠绪也。至若陈子桱之续通鉴也，其间如书李重进以谋反，而君臣之分明书劾里钵之世袭，而夷狄之祸，兆尊先圣则书孔宜之官，重道统则书周程之卒，建炎之大书则法中宗，绍晋之特笔，祥兴之纪年，则见有宋天命之未，绝然纪三皇则多诡异，不经之谈，书辽金则失内夏外夷之义，建隆分注，无异五代之君，虚中之死，不纪其谋金之节，君子不能无憾焉。
苏子由之古史，所以正迁史之讹舛也，迁纪首于黄帝，而遗伏羲少昊古，史则增之，迁传孔门弟子而略琴牢陈亢，古史则载之，荆轲刺客之辈尔，迁有不欺其志之美，古史则正之，西门豹循吏之流也，迁史抑于滑稽之列，古史则正之，迁谓宰我从田常，古史则订其误，迁谓子贡变易五国古史，则辩其非传，穰苴而不知考据之乖次，古史则删之而不存，记虞卿而不知履历之先后，古史则考之而不舛，且其序首言圣人之于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又有得于圣心焉。章衡之《编年通载》，始自唐虞讫于治平，首国号庙谥以表元系，日月以记事，其书吕后称制之年，系之少帝黜则天擅政之号，列之中宗者，惧后世改元据位，僭伪假真而失正也，其书后妃世子之废立者，惧后世登庶黜冢，徇爱灭公而失顺也，其书将相大臣之善恶者，惧后世恶直丑正，诡谀而失任也，其书四夷君长之逆顺者，惧后世恃安忘危，穷凶起难而失备也。至如志灾异以示戒，去符瑞以防怠明，卒葬以正终始，皆所以权衡褒贬，会成史法，以便观览焉。大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彰，善贬恶不避，强禦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刊，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才高学博，名重一时，若周之戍夫，楚之倚相，此其下也。昔刘子元著《史通》四十一篇，以商论前史之得失，自迁固而下，皆讥焉。然观其书可予者，十有三四，可贬者，十有五六，其讥前人之失，谓司马体失录烦，谓班固谙练该密，谓项羽不当为本纪，谓陈涉不当为世家，其论确矣。至自述作史之法，乃欲撰《都邑志》于舆服之上，撰《方物志》于食货之首增，《氏族志》于百官之下，增《方言志》于艺文之外，不亦赘乎？其言曰：作史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史通》一书，贯穿古今，不可谓无学矣。三为史官，再入东观，不可谓无才矣。疑古惑经之类，得非识有所不足耶，有志于汗青者宜戒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