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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四百十四卷目录
史学部总论一
后汉荀悦申鉴〈时事〉
梁刘协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
隋书经籍志〈正史 古史 杂史 霸史 起居注 旧事 职官 仪注 刑法 杂传 地理 谱系 簿录〉
唐刘知几史通〈六家 载言 本纪 列传 天文志 艺文志 五行志 杂志 论赞 断限 载文 言语 简要 隐晦〉
皇甫湜文集〈编年纪传论〉
后汉荀悦申鉴〈时事〉
梁刘协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
隋书经籍志〈正史 古史 杂史 霸史 起居注 旧事 职官 仪注 刑法 杂传 地理 谱系 簿录〉
唐刘知几史通〈六家 载言 本纪 列传 天文志 艺文志 五行志 杂志 论赞 断限 载文 言语 简要 隐晦〉
皇甫湜文集〈编年纪传论〉
经籍典第四百十四卷
史学部总论一
《后汉·荀悦·申鉴》《时事》
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宜于令者。官以其日。各书其尽。则集之于尚书。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书诡常。为善恶则书。言行足以为法式则书。立功事则书。兵戎动众则书。四裔朝献则书。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则书。公主大臣拜免则书。福淫祸乱则书。祥瑞灾异则书。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梁·刘协·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唐虞流于典谟，夏商被于诰誓。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䌷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人之羽翮，纪籍之冠冕也。至从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节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正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宏辨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蹖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徵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惟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至《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徵，或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又撮略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国体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铨评昭整，苛滥不作矣。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纪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元讥《后汉》之冗烦，皆此类也。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谓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喣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烦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皆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隋书·经籍志》《正史》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郑书之说，推寻事迹，似当时记事，各有职司，后又合而撰之，总成书记。其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迄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故断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馀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纪传，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后，始命曹大家续成之。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及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寿卒后，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诏河南尹、洛阳令，就寿家写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古史》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谓之古史。《杂史》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悯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遣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霸史》
《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参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起居注》
起居注者，录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春秋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已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注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近代已来，别有其职，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后，编而次之。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于此。《旧事》
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春秋传》曰吾视诸故府，则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万民之约契与质剂，以逆邦国之治。然则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职，又总而掌之。汉时，萧何定律令，张苍制章程，叔孙通定仪法，条流派别，制度渐广。晋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馀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馀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缙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职官》
古之仕者，名书于所臣之策，各有分职，以相统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数凡从正者。然则冢宰总六卿之属，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数，先后之次焉。今《汉书百官表》列众职之事，记在位之次，盖亦古之制也。汉末，王隆、应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汉官仪》等书。是后相因，正史表志，无复百僚在官之名矣。缙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于世。宋、齐已后，其书益繁，而篇卷零叠，易为散亡；又多琐细，不足可纪，故删。其见存可观者，编为职官篇。《仪注》
仪注之兴，其所由来久矣。自君臣父子，六亲九族，各有上下亲疏之别。养生送死，吊恤贺庆，则有进止威仪之数。唐、虞以上，分之为三，在周因而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宾、军、嘉、以佐王安邦国，亲万民，而太史执书以协事之类是也。是时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汉兴，叔孙通定朝仪，武帝时始祀汾阴后土，成帝时初定南北之郊，节文渐具。后汉又使曹褒定汉仪，是后相承，世有制作。然犹以旧章残缺，各遵所见，后此纷争，盈篇满牍。而后世多故，事在变通，或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而或伤于浅近，或失于未达，不能尽其旨要。遗文馀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见存，以为仪注篇。《刑法》
刑法者，先王所以惩罪恶，齐不轨者也。《书》述唐、虞之世，正刑有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周官》：司寇掌三典以刑邦国；司刑掌五刑之法，丽万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逆于邦国；内史执国法以考政事。《春秋传》曰：在九刑不忘。然则刑书之作久矣。盖藏于官府，惧人之知争端，而轻于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罚僭滥。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灭矣。汉初，萧何定律九章，其后渐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晋初，贾充、杜预删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时，又取故事之宜于时者为《梁科》。后齐武帝时，又于麟趾殿删正刑典，谓之《麟趾格》。后周太祖，又命苏绰撰《大统式》。隋则律令格式并行。自律已下，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汉律》久亡，故事駮议，又多零失。今录其见存可观者，编为刑法篇。《杂传》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则诸侯史记，兼而有之。《春秋传》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臧纥之叛，季孙命太史召掌恶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约，涖其盟书，登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而又闾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者能者，而献其书。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自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汉初，始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馀皆略而不记。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地理》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变迁。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周则夏官司险，掌建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观祆祥。秋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知利害，辨九州之图，使同其贯。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扰邦国，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及土会之法。然则其事分在众职，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实总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书盖亦总为史官之职。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序，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县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池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之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士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馀记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之上，自馀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谱系》
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书》称别生分类。《传》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亦史之职也。秦兼天下，划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得《世本》，叙黄帝已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其《邓氏官谱》及《族姓昭穆记》，晋乱已亡。自馀亦多遗失。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簿录》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事寻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其先代目录，亦多散亡。今总其见存，编为簿录篇。《唐·刘知几·史通》《六家》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为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卲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元舒所选汉魏等篇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王卲《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体制，乃似《孔氏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璅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
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非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晋《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赧王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卲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列于《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耀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抑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策谋，因之谓《战国策》。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馀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案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可嗤乎？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拟议荀袁。是为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乘，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目名之《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纪》。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放依《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纪传、群分皆以类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为其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插杂言〈世本国语国策等〉，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以下缺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纪，以续前篇。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已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史止定公，《纪年》下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汉书》而已。
《载言》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纲纪，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叙，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今古。是同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独无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仿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切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本纪》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王，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王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缪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王，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项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缪。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亦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后来作者宜准于斯，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号，止入传限，是以弘嗣《吴史》不纪，孙和缅求故实非无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国，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为鱼贯，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魏澹〉李安平〈李百药〉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世之读者幸为详焉。如《彦渊帝纪》载沙苑之捷，《百药帝纪》述淮南之败。
《列传》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为名。非唯羽之僭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对曰：不然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如项羽者，事起秦，馀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闰位容，可列纪；方之骈拇，难以成编。且夏殷之纪不引他事，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折，为列传不入殷篇。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纪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三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知矣。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若陈馀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自兹以后，史氏相承，述作虽多，斯道多废，其同于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寻附出之为义，扳列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得厕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为小。盖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称多故也。窃以书名竹素，岂限详略，但问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纪信沮授，陈宫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并能传之不朽。人到于今称之，岂假编名作传。然后播其遗烈也，嗟乎，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问死无遗迹，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纪其名而虚传，班史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胜纪哉？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盖为此也。《天文志》
夫两曜百星丽于元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犹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读者竟忘其误搉而为论，未见其宜。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切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所占，京房李合之所候。至如荧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折，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若乃体分濛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辄编之于策书。故曰：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其间唯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颇觉其非不遵旧例，凡所记录多合事宜。寸有所长，贤于班马远矣。《艺文志》
伏羲以降文籍，始备迨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论其妄载事等，上篇〈谓天文志〉续汉，已还祖述。不暇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且《汉书》之志天文、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文字既少，披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既而后来继述其流日广，天文则星占月会浑图周髀之流，艺文则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踰三箧自成一家史。臣所书，宜其辄简而近世有著。《隋书》者乃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复一门，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于宋主得之矣。《五行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坏。又语曰：太岁在丑，乞浆得酒；太岁在已，贩妻鬻子。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梁师之营鵩，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于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轧，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谷，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后。之祥柱树黄雀新都之谶，举夫一二，良有可称。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雨、霜雹、大水、无冰其所證明实，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候螟
，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襚，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徵。旻穹垂谪，厥罚安在，探赜索隐其可略诸。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所略，盖亦多矣。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董仲舒以为成元年无冰之应，今案札子作乱在宣十五年。
夏徵舒之搆逆，当夫昭代。
仲舒以为昭九年陈火之应，今案楚灭陈在宣十一年。
楚庄作霸荆国始僭称王，
桓三年日有蚀之，既京房以为楚庄称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称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庄始？又鲁桓薨后世历五君，而楚庄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应之邪，
高宗谅阴亳都实生桑榖。
刘向以为高宗怠于政事，故桑榖之异见。案桑榖自太戊时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于亳。
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
仲舒以为成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时，宿在毕晋象也。案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
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
僖三十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向以为是时公子遂专权。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柄，废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刘向以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专权自恣。至于杀君，故阴胁阳之象见。釐公不悟，遂终专权。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时也。遂即东门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恶也。
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耶？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大为，国菽为强，草鹙著素色，负蠜匪中国之虫。
《春秋·庄公》二十九年有蜰，刘歆以为蜰负蠜也，刘向以为非中国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泽，淫风所生。是时庄取齐女为夫人，既入淫于两叔，故蜰。至按负蠜，中国所生不独出南越。
鸲鹆为夷狄之鸟。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鸲鹆来巢。刘向以为夷狄之禽。〈按：鸲鹆，中国皆有，唯不踰济水耳。〉事见周官
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
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鲁宋弑君。易许田、刘歆以为晋曲沃，庄伯杀晋侯京。房以为后楚严称王，兼地千里也。
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严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刘向以为夜中者，即中国也。刘歆以为昼象夷狄。刘向又以为域生南越，刘歆以为盛暑所生，非自越来也。
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其理。言无准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乎？自汉中兴，已还至于宋齐其间。司马彪、臧荣绪、沈约、萧子显相承载笔，竞志五行，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凡所论辨，务守常途，既动遵绳墨，故理绝河汉。兼以古书从略，求徵应者，难该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必精审也。然则天道辽远，裨灶焉知日食？不常文伯所对，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飏识魏祚于黄龙，董食徵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诸竹帛，其谁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后来追證，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者矣。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呜呼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言，受嗤千载也。
《杂志》
或以为《天文》、《艺文》虽非汉书，所宜取而有广闻，见难为删削也。对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来书，自可触类而长于，何不录？又有要于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圆首方足，含灵受气，吉凶形于相貌，贵贱彰于骨法，皆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缠，苟详其孔穴，则砭灼无误，此养生之尤。急且身名并利，亲疏自明，岂可近昧形骸？而远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语言各异。大汉輶轩之使译导而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且事当灾运，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既艺文有志，何不为方言志乎？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探孟轲之语，用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深所未晓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虽递补所阙，各自以为工搉而论之皆未得。其最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龙蟠，帝王表其尊极兼复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且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故。齐府肇建诵魏都以立宫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阙。故知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至如两汉之都咸洛，晋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齐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两都，此并规模宏远名号非一。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金石草木缟纻丝枲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观之者擅其博学，闻之者骋其多识。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筇竹传》。节
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晋，迄于周隋。咸亦遐迩来，王任土作贡，异物归于计，吏奇名显于职方。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孙馀庆，所钟百世无绝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不识，其先籍谈取诮于姬后。故鲁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裔，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胄相承，子孙蕃衍。及永嘉东渡，流寓扬越，代氏南迁，概从华夏。于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华壤边民，中外相杂。隋有天下文，轨大同江外山东，人物殷凑，其间高门贵族，非复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盖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如休文宋籍，广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释，老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惟此数条粗加，商略，得失利害从可知矣。庶乎！后来者择其善而行之。《论赞》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曰：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炳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题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焉。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搉。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以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误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濡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誇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元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耳。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赞曰：万石君之为父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省文可知也。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马迁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以使少理小者，则张之以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史》〈萧子显李百药〉，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与议夫简要者矣。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断限》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乎司马氏。按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惟留汉目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其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但固之舛駮，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途。《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为叹息。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惟二袁、刘、吕而已。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夫汉之有董卓，犹秦之有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汉史，何太师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赞生于季末，自相吞噬。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他记，则无宜重述。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刊水运，下列高王，惟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自五代称制，四海殊风，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氏。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魏窃亦自号真君。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耶？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预魏氏而横加编载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如班书《地理志》首，遂全写禹。贡一篇降为从书，持续前史。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惟录其章名。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若四裔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盘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闻。徙居诸如此说者，求之历代，何书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他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之所闻，陆士衡有云：虽有爱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惟萧子显近诸。然必谓都无其累，则吾未许也。《载文》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埒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以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书，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辞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列传，不其谬乎？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馀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伪谬雷同，搉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所谓虚设也，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则不然，至如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元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此所谓厚颜也。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惟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圭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黜败，则斗筲下才，罪不容贵。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出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此所谓自戾也。夫国有否泰，世有汗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猗欤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臣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时，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此所谓一概也。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刱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毕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若乃类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沉鱼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未尽机要。惟王邵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家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鉴，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乱臣逆子惧。凡今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真实，亦可使夫雕虫小伎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言语》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难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辨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衡、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迨魏汉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比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而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寻夫战国已前，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用体质，素美何以覈诸至如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转车时俗之谚也，蟠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说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梗概者也。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为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若《梁史》载高祖在围中见萧正德而谓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东王闻世子方见杀，谓其次子诸曰：不有其废君，何以兴皆其类？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其中辨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书〈魏收牛弘〉，必谓彼土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文，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也。
王卲撰《齐志》，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
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叉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
至如周太祖实名獭魏，本索头故。当时有童谣曰：狐非狐，貉非貉，樵犁狗子齿断索。又曰：獾獾头团栾，河中狗子破，尔苑又西帝，下诏骂齐神。武数罪状如此，事难可弃遗而《周史》以为其事非雅，略而不载，赖君懋编录，故得权闻于后。其事不传于北齐，因而埋没不尽亦多矣。
是以董狐《南史》齐首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也。近有燉煌张太素、中山郎，馀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李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人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嵇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于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久长，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荀《纪事》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时，与两仪而并存，经千载而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简要》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前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繁富，迨晋已降流宕逾远，必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于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簬蓝
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常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本纪》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纪之与传，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近史记传欲言人居哀毁损，则先云至性纯孝；欲言人昼夜观书，则先云笃志好学；欲言赴敌不显，则先云武艺绝伦；言人下笔成篇，则先云文章敏捷。此则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谷梁传》曰：骊姬以酖为酒，药脯以毒。献公曰：奚来？骊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将食之，骊姬谗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识也。覆酒于地，而地烦；以脯与犬，犬毙。骊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于为君！又《礼记》云晋将伐宋，使觇之。见阳门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则既载事迹，又载言语也。又近诸史人有行事美恶者，皆以具其纪传，中续以赞论，重述前事，此则事迹既书赞论又载。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公羊传·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能获免者盖十无二三。
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无此也。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郤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类逆者。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仓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尽馀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罟钓，必收所留者？惟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损，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沈在矣。嗟乎！既损之又损，而元之又元，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摰所不能言鼎也。